健钧

西藏扎什伦布寺供奉的强巴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像。

西藏，山川壮美，曾孕育出象雄文明，诞生过吐蕃帝国，繁盛着一朝又一朝的宗教文明。这些历史的片段，都将珍宝遗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2021年，全國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在西藏拉开了序幕，西藏的文物家底也渐渐被摸清……

阳光从天窗处洒落进来，隐约能够看到游动的浮尘，浸满酥油味道的经殿中，空气都流动得十分缓慢。年轻的扎西多吉埋头蹲在地上，仔细清理着手中的木佛。

“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是有历史的。”说话时，扎西多吉手里的动作并没有放缓。虽然微黑的面庞上依然留有些许的稚嫩，可在文物鉴定方面，扎西多吉已是专家了。

积淀的灰尘被他小心翼翼地刷去，佛像的本来模样渐渐清晰。接下来，扎西多吉将处理佛像上的烟熏痕迹，由于长时间被供奉着，烟熏火燎中，佛像变得黑乎乎的，只有个别地方，露出原先的色彩。随着刷子的左右摆动，一小行铭文露了出来，扎西多吉拿起放大镜，仔细地辨别着这些细密的文字。“是永乐年间的，跟我之前想的一样。”扎西多吉咧嘴笑了，尽管神色有些疲惫，但遮不住眉眼间流露出的那分得意。

自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展开以来，扎西多吉大部分的时间都如今天这般。虽然忙累了些，但扎西多吉的内心很满足。曾有人问：“你们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作为本民族的子弟，我希望能通过文物，让更多的人，让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西藏。”

虽然已经预估到普查工作的艰难，但直到亲身参与后，扎西多吉才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艰苦的程度。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面积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形复杂多样、景象万千，有高峻逶迤的山脉，也有陡峭深切的沟峡，还有冰川、峡谷、盆地、戈壁等多种类型的地貌。这片土地上，曾孕育出象雄文明，诞生过吐蕃帝国，此后在元、明、清代，与内地之间进一步加强关系后，朝廷的恩赏接连不断，这些都决定了西藏拥有着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各类文物。只是，与内地大多数文物都是集中保存于博物馆、纪念馆有所不同，西藏的文物相对分散，有些在博物馆，有些在寺院，这对于普查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

拉萨市的普查工作，或许是其中最为方便的。作为自治区首府，拉萨不仅交通便利，还集中了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等众多文物保护和收藏单位。这些单位大多都有自己的文物鉴定和管理团队，对馆藏文物的清点和登记相对容易些。而阿里、山南、那曲地区以及日喀则市、林芝市的状况则要差一些，这几个区市不仅地理环境恶劣、人口稀少，而且文物收藏单位也异常分散，扎西多吉和他的同伴们几乎是用脚丈量了那些土地，缓慢而细致地进行着普查工作。

自前往阿里、山南等地展开普查的那天起，扎西多吉就将这段持续至今的行程戏称为“寻宝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开展过3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但却从未摸底过可移动文物。西藏这方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不仅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普查工作，而且也从未建立过完整的档案。因此，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希望能够借着这次普查的东风，对藏于各处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清点、登记和建档。

包括扎西多吉在内，普查办的所有成员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布达拉宫等处文物部门抽调的精兵强将，无一例外，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他们撒开脚丫子，在西藏大地上为国宝奔走，往往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

按照扎西多吉的统计，自己和同伴们几乎跑了全自治区的所有地区，去了700多座寺庙、800多处文物收藏单位，信息采集了十万多条，其中九成文物都在寺庙中。哲蚌寺、桑耶寺、大昭寺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大寺只是少部分，更多的寺院位于偏僻之地，有些建于高山之上，有些“藏”在幽谷之间。交通的不便让普查人员吃够了苦头，很多地方别说车到不了，甚至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只能骑马或者徒步前往目的地。

扎西多吉清楚地记得，有次去吉隆县贡塘乡普查，一行数人骑着马，在寒风中踏上了进山之路。据说当年莲花生大师受赤松德赞之邀入藏时，途经于此，见山清水秀、风景明媚，于是欣然将此地命名为“吉隆”。沿途的风景的确很美，山峰起伏绵延，溪谷中的河水清澈见底，只是扎西多吉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像他这样的城里人平时很少有机会骑马，整整5个小时，扎西多吉始终提心吊胆着。到目的地时他们一行人早就精疲力竭了，但工作丝毫耽误不得，众人连口酥油茶也没顾上喝，强打着精神，就开始了文物信息的采集。

此次文物信息的采集之细，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记录文物的名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包含数量、来源方式、入藏时间、藏品编号、收藏单位名称这14项基本指标项，此外还有11类附录信息以及照片影像资料、收藏单位基本情况。

“你很难确定一座小小的寺院里会藏有多少宝贝。”扎西多吉说。因此，即使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寺院，普查工作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这也意味着，很多时候，普查队员需要在寺庙或者是周边的民居里借宿几天甚至几个月。在扎西多吉的印象里，有住处都算好的，有一次他们去阿里普查，那个寺院位于荒野之中，最后几位普查队员只得露宿在寺院的天台上，将就了好几夜。

这些也就罢了，无处不在的危险才是最大的敌人。定日县巴松乡的绒布寺，位于珠穆朗玛峰下，地势高峻，空气含氧量也很低。刚到绒布寺时，5100米的海拔和刺骨的寒意让自幼在西藏长大的扎西多吉也直喊“受不了”。

比高原反应更危险的是迷路、暴风雪以及山体滑坡。从事文物普查时间最久的索珍大姐就曾经遇到过一次。那次也是下乡作普查，她骑着马行于山间，突然几块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不好，这是山体滑坡的预兆！长期的户外工作经验让索珍敏锐地感觉到危险，她第一反应是跑。就在此时，一直很温顺的坐骑忽然受惊了，一声嘶鸣，便沿着崎岖的山路飞奔。索珍被从马背上颠甩了下来，受伤不轻。但这已是万幸，惊马让索珍躲过一劫——数分钟后，大块的石头夹杂着草皮、泥土沿着山坡飞滚下来，将那一段山路彻底吞没。直到如今，谈到当年那幕，索珍依然显得惊魂未定。

漫长的寻宝路上，这样的危险不胜枚举。就在前不久，工作组的巴桑卓玛等人在去阿里的途中，因车辆突然出现故障而差点坠入山谷。虽然很多人都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普查队员相互之间很少谈及这些，他们认为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相较于同伴所经历过的，也许真算不上什么。

寻宝之途艰辛而充满危险，甚至还有不理解。西藏的文物九成都藏于寺庙，敲开寺庙的大门，其实也是一个难题。最初僧众对工作组的到来并不欢迎，甚至有些抵触，排斥文物普查。部分僧人認为，“文物普查只是政府用来摸清庙里家底的借口罢了，等查完了寺产，回头一纸征调函发过来，所有的宝物就得全部上缴。”

一些僧侣也并不关心什么是文物，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他们只知道那是大德高僧加持过的圣物，是自己朝佛拜佛的对象，是信仰的寄托，所以谁也不能动。

扎西多吉说：“在我们眼里的文物，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法器或者佛像。只有理解他们并尊重他们的信仰，同时与他们多交流、多沟通，才能够渐渐地让他们接受你。当他们明白了文物普查的意义，知道了寺院里的那些文物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有着16年工作经验的郎布杰在工作组中最善于与寺院僧众沟通。每到一处，他都会认真地为僧人讲解文物与历史、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耐心换来的是僧人态度的改变，从刚开始的有所抵触，到后来主动邀请工作组去寺院进行文物普查登记。

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扎什伦布寺。

“走进去，你总是能够收获惊喜。”扎西多吉如此感慨。在普查中所发现的大批文物中，不仅有瓷器、玉器，还有众多精美的内地佛教造像。这其中，“明代永宣造像”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有着宽平的面部、平直细长的双目，那莲座的上下花瓣排列对称，连珠纹间距也是疏密匀称，造像正北面的镀金质厚发亮，装藏封底十字交杵上施有釉质或者朱砂颜料。妩媚的造型和繁缛的装饰，再配以精湛的制作工艺，让人过目难忘。而刻有的“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六字题记则为这些佛像添上浓厚的历史感。

 萨迦寺的经书墙。经书约有8.4万卷，若要细细研究这些经书目录，要花上100年时间。

古格王国遗址是一座规模宏伟、面积浩大的高原古城，为研究西藏历史和古代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61年，古格王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岂止这些，寺院里的佛像墙上，那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佛陀、罗汉，在数十年、上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时间里，它们就那样默默地聆听经文、享受香火。

公元8世纪的合金释迦牟尼坐像，风格古朴，工艺精湛，有印度吉尔吉特造型的特点，亦为此次文物普查工作中的新发现。

工作的开展是按照区域来的，先边境再内地。之所以普查工作会先从边境诸县展开，是因为文物局在调查中发现，西藏不少寺院的文物安全存在问题。有些小寺院也就三五个僧人，距离边境也就一山之隔，可寺里的文物价值却很高，没有什么安保设施，也没有什么防护手段。由于那些文物“只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此寺院也不会将之藏于深院。僧人和信众唯一在做的，就是“依靠信仰”来保护这些佛像、圣物不被盗走，而并没有其他太多的文物安全保护观念。若有不法分子起了歹意，他们就能够轻易地盗取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并将之走私贩卖到海外。

对现状的担忧，使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一直不断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他们希望通过拍照登记、采集数据、建立档案等工作，来构建科学的文物保护体系，使得每一件文物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子身份证”。此举不仅有利于摸清西藏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杜绝文物的流失。

不过，在西藏文物工作者的内心深处，最为关切和忧虑的，并不是这些文物的安全问题，而是其现状。在普查中工作组发现，大多数寺院里的僧人们对于文物没有太多的认识，保护意识淡漠，导致许多珍贵文物因平日里的疏忽大意而遭到损坏。譬如在某寺院，普查队员们发现大批珍贵的唐卡就那样随意地积压堆放在箱子里，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还有一些唐卡，由于长期挂悬，平时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修补，因而在卷杆的自重和地心引力的牵拉下，画布部分已经出现严重的脱线现象。这些让普查办的工作人员们感到痛心。

在普查登记的同时，普查队员们也在努力纠正寺院日常活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譬如唐卡这种珍贵的艺术品，不应该积压置放在木箱里，而是应该合理科学地归整。“也许只有加大普及力度，让包括僧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我们将更多的文物保护概念和经验传授给寺院，情况才可能得以改变，但这需要时间。”扎西多吉谈到此问题时，也显得很无奈。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花个三五年的时间，把西藏境内分散收藏的文物彻底摸清楚。”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曲珍馆长说出了西藏所有文物工作者的心声。

萨迦，在西藏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名。在元朝，萨迦五祖之一的八思巴因深得元朝统治者信任而在萨迦建立地方政权，掌管全藏。这里的萨迦寺，也因此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寺中藏有“贝叶经”、《大藏经》，还有元代坛城壁画、古瓷器等价值连城的文物，被称为“第二敦煌”。

以仲曲河为界，萨迦寺分南北两寺。北寺始建于1073年，以萨迦为名，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萨迦派。后遭到破坏，如今已荡然无存，空留昔日追忆了。

南寺的修建，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在进兵西藏前，曾欲召见当地威信最高者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萨迦四祖）。当时路途不便，双方使者往来互通，最终在1244年，贡噶坚赞率侄子八思巴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面见阔端。一路行来风霜雨雪，于1247年到达凉州，与阔端商议西藏归顺相关事宜。此后，贡噶坚赞写信给西藏各派高僧和贵族，说服他们接受了元朝对西藏归顺提出的条件。

忽必烈建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即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并于l260年封八思巴为“国师”。1269年八思巴受封为萨迦法王，成为当时佛教僧侣最高领袖，同时掌管宣政院，管理西藏相关事务。

西藏博物馆馆藏文物。

此时的萨迦五祖法王八思巴，作为帝师追随在元朝皇帝身边，通过萨迦本钦对西藏地方进行管理。本钦意为“代表皇帝和帝师的随从”，由喇嘛的命令和皇帝的圣旨来封授。

首任本钦为释迦桑布，他协助法王八思巴管理教派土地、寺院等财产，并管理地方事务。也因此，萨迦派掌管宗教和政治，萨迦寺也就成为当时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由此，西藏结束400年的分裂，实现了13万户和3个藏族聚居区的统一。

1265年，法王八思巴辞别元朝皇帝，从元大都返回萨迦北寺，以设置各管理机构等官衙。2年之后，即1267年启程回大都，途经拉萨杰日拉康休整时，八思巴盛赞杰日拉康殿堂庄严。而一路送行的萨迦本钦释迦桑布在回到萨迦之后，征调13万户民工，仿照杰日拉康的式样修建。朝廷当时也从内地征调工匠相助，耗时8年，于1295年终于完工，这就是现在的萨迦南寺。

萨迦南寺的修建，本就是为八思巴及萨迦本钦等官员提供居住和办公场所。而汉、藏各方工匠的协力，也使得萨迦南寺成为汉藏风格融合的建筑典范。

这座达1.47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平面呈方形，外有护城河蜿蜒。绕寺便见以红、黑、白三色粉刷的外城墙，高8米，最厚处可达3米。四角楼巍峨耸立，均衡对称，几乎坚不可摧，是我在藏地所见的唯一的寺院围合体系。

绕寺途中，不时会遇到一些藏民绕寺转经。一圈又一圈边行边念诵经文，为家人平安祈福，保佑身体健康，来年五谷丰登。累了，便坐在墙下阴凉处，解开背囊，取出水壶茶杯，撕开食物吃喝。小孩子玩耍，大人聊天解闷，俨然是一派人间烟火气息。

寺外人间，寺内则是规律整齐，肃穆庄严，俨然两个世界。

萨迦南寺正门，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和外墙粉刷不同，里面是醒目的黄色。窄窄的门洞，成工字形，有闸门一处。出乎意料的是，在过道顶部，竟然还有一处堕石洞，这对一所寺院而言，实在是少见。

进入萨迦南寺，眼前豁然开朗，便可看到拉康钦莫大殿（又称幻化大雄宝殿），大殿屋顶中央便是“根吉仁”（胜利宝瓶）与两侧孔雀，正是映日而华彩，藏地而名寺了。

笔者曾因工作原因到访过萨迦寺，并由管委会副主任落珠托美（普巴金刚上师）引领我一探寺内珍宝。落珠托美向我介绍，萨迦南寺当时作为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法王八思巴及本钦的居住与办公场所，完全是以城防为要而修建的一座“城池”。动工之时，便参考了元朝时期城池结构，无论是布局及设计，都充分侧重于战争时期的防御功能。

相信每一个来到萨迦南寺的人，都知道其被称为“第二敦煌”，寺内国宝级文物数不胜数，更凭此享誉中外。自然，我也期待能够亲眼目睹珍品，而这一切，则需要落珠托美的引领，非此不可为。

自17岁出家，落珠托美一直生活、学习在萨迦南寺，至今已32年，对于寺院內的一切，他了如指掌。在他的引领下，我从拉康钦莫大殿外院进入内院，穿过一扇铁环门，走过甲钦堂，来到内院。

进入大雄宝殿，只见经堂内有40根红漆大柱直托殿顶尾架，观来错落有致，更显大殿壮观。中间4根大柱尤为粗壮，其周长3.9米、直径1.21米，承柱的莲瓣纹石柱，则周长5.2米、直径1.66米，如鹤立鸡群，独显其品。落珠托美告诉我，据传它们皆为元朝皇帝所赐，分别为黑滚血柱、忽必烈柱、野牛柱及老虎柱。外有经文包裹，常有藏民以头触柱，以为所求。

在落珠托美的指引下，我注意到大殿坐东朝西的书架上，便是法王八思巴的母亲玛吉贡杰所建的意所依（佛教用语），乃用金粉写绘而成的《大藏经》。坐南朝北的书架后，能看到“慧海经山”经书墙的一角，其包括上万卷以泥金银、朱砂为墨手抄的甘珠尔、丹珠尔佛经，以及历史、医药、天文、历算、地理、文学、名人传记等方面的古籍。

落珠托美告诉我，萨迦寺“慧海经山”经书墙，是公元13世纪法王八思巴时期于幻化大雄宝殿所建佛的语所依（佛教用语）。所有经典皆用金、银、珊瑚、象牙、海螺、珍珠及各种珍贵宝石研成墨汁，在质地为青蓝色和黄色的传统藏纸上书写而成。

所藏经书长至2米，最小的也有四五十公分。内容是佛陀的经典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以及西藏的各种文化论典等。另外，当时的萨迦寺还是整个藏族聚居区的译经院，因此，很多印度原版经书也都保留了下来。

我想，任何人来到此处，自会生敬畏之心。在面前的，不仅是国宝级的文物藏书，更是历代先贤的智慧结晶。我所耳闻，萨迦寺藏书之多，居西藏诸寺院（庙）之冠，可谓无出其右。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落珠托美在前，我紧随其后，绕过书架，掀帘进入，见到名闻天下的经书墙，又是另一番景象。远远观去，甚是震撼，西墙正面及南、北两面以经书为墙，直达殿顶，从下至上，几十米的通道内，计8.8万余部，为世所罕见。当地有一句俗语：“萨迦寺外墙可动，慧海经山内墙不会动。”据传每逢灾难或战争，“慧海经山”会自动排列成凹凸不平的样子，太平时期又自动恢复整齐。

而经书墙中最著名的则是巨型经书。落珠托美引我走到通道尽头，只见一面装饰华丽的箱子，这便是《博德甲轮马》，宽1米、长2米、高60公分，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经书。因其上下夹板由珍贵木材制成，嵌有8个铁环，故又称“铁环经书”。落珠托美告诉我，此经书是13世纪法王八思巴建造，为八思巴与大雄宝殿的语所依。

有一说法，此经书是由一位老阿妈写就;另一说法，此经书是由4位比丘书写。无论是谁书写，内容为般若八千颂，字体笔画粗如8岁儿童手指，用黄金书写而成。整部经书需由4名大汉同时使力，方能搬动。

走过经书墙，顺时针转至大殿中央栖檐形佛龛前，可见到萨迦寺镇寺之宝“右旋白法螺法号”，它是元朝皇帝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器。落珠托美告诉我，《颂萨迦诗集》中曾记载，此法号乃佛陀在世时所用，被视为“八吉祥之首”，尤以白色的右旋法螺最受尊崇。佛经上讲释迦牟尼说法时声音洪亮，犹如大海螺的声音响彻四方，所以用它来代表法音。现置于黑木匣中，是萨迦寺的镇寺之宝。寺中僧人视其胜于生命，只有在宗教吉日才开启木匣，捧出法螺由高僧吹奏。

另一件国宝级文物，则是梵文“贝叶经”（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据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被视为稀世之宝。

唐卡画师绘画的过程，如同严肃的宗教仪式一般。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数据显示，自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以来，西藏共有登记在册的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1295处，其中近九成为寺庙，初步估测有可移动文物百万件以上。

我在落珠托美的引领下，来到寺院角落一所不起眼的小屋，见到了萨迦寺所藏梵文“贝叶经”21部。其中以《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最为珍贵，是用墨汁书写梵文于贝多罗树叶上串缀成集，共270页（缺第22页）。“贝叶经”字迹工整有力，上下经板及经书内彩绘佛陀、菩萨、度母诸像，色彩绚丽，婀娜多姿，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

在我为“贝叶经”赞叹不已时，落珠托美笑着对我说：“来到萨迦寺，还有一国宝不可不见。”他领我走向院中角落，不多时，便见到解脱梯，通向殿顶平台。原来，这41级解脱梯是从萨迦巴钦颇章掘出的伏藏品。后萨迦工匠尼玛扎西于梯上附着了铁板，起到加固和保护的作用。据说，如果一口气攀到顶端，则预示今年身体健康。的确，我看到许多人都是一口气攀登上去的。攀上此梯，可达大雄宝殿二楼（即拉康孜）。从外表看来，仅是一排寻常的木板，有一木门紧锁。

落珠托美取出钥匙，打开坛城殿门，我进去一看，却是另一番天地了。原来，这里藏有元朝时期绘就的100多部坛城壁画。平台的西面和南面为二排长廊，南廊墙上为元明时期绘的有关萨班及八思巴形象的壁画，西廊墙上为早期坛城壁画。壁画以朱红、石绿等矿物颜料绘制，至今色彩鲜艳。

在由木板中倾泻而入的光线下，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地面上散放着做藏香的材料，麻袋零乱堆放。但这并不能够遮盖面前的精美壁画，移步转目间，千般多姿，万般绚烂，令人叹为觀止。我不免感慨：国宝如许精美，却藏于如此简陋之处。落珠托美告诉我：“原来还没有这些木板遮挡，壁画任由风吹日晒。直至1947年，寺院才筹集资金，为坛城壁画建立木板以避风雨。”

提起西藏，除了雪山、高原、佛寺，人们大概还会想起五彩斑斓的唐卡，其亦是西藏的文化符号之一。那一幅幅的唐卡，承载的不仅仅有信仰，还有历史、文化、科学以及解开西藏文化的密码。

曾有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释，从藏语的字义上理解，“唐”字的含义与空间有关，表示广袤无边，在藏文中具有辽阔、平整、广阔的意思，“卡”则是助词。恰如其名，唐卡追求精致艺术，如广阔的平原一样，无论在什么角度来欣赏，都能够清楚看到每一个细节。

不仅是布达拉宫，市内包括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甚至远在日喀则的萨迦寺，都藏有数量颇多的唐卡珍品。我很好奇：为何寺院所藏唐卡如此众多？当我就此请教西藏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巴桑罗布时，他告诉我：“在西藏文物普查过程中，九成的文物收藏在寺院，唐卡更是寺院所藏数量较多的文物种类。”

对于唐卡，巴桑罗布说起来如数家珍。他研究唐卡始自1998年，当时西藏博物馆正在筹建，罗布林卡包括唐卡在内的文物要交接到博物馆，巴桑罗布正好参与了此项工作。当时交接过来的唐卡有4000多幅，他那时对唐卡的认识不深，只是觉得唐卡很精美。

1999年，巴桑罗布成为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小组成员，对唐卡开始深入研究，逐渐发现唐卡不仅有精致漂亮的外表，背后更有很多信息——其卷轴、造型甚至轴套，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巴桑罗布告诉我，大众所了解的唐卡，是西藏的绘画唐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材料的日益丰富以及文化交流的愈加频繁，丝绸、刺绣、贴花、堆绣等各式唐卡开始出现。

论起唐卡的起源，我向多位当地人请教，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写在布上的文告是唐卡最初的形式，后来演变为宗教绘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唐卡是壁画艺术的延伸，至今在拉萨各寺院的壁画上，仍可见当时绘画艺术的繁荣。

现存最早的唐卡是11世纪的阿底峡师徒唐卡，描绘了阿底峡大师仲蹲巴及其两大弟子，现存于西藏博物馆。

巴桑罗布在西藏佛教协会第一次见到这幅唐卡。当时佛协有一批旧藏品，要捐给西藏博物馆，巴桑罗布是文物接收小组的成员之一。据他回忆，这幅唐卡是从一个大的木箱子里拿出来的，里面还有佛像。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箱中文物取出，交到文物接收小组成员手里，并一一拍照、登记。

箱中100多件文物当中，有一半是唐卡，阿底峡师徒唐卡是最小的一幅。它看起来很不起眼，没有装裱，只剩下画心，并且烟熏严重、画面模糊，仅能确认唐卡的题材是阿底峡师徒，但不能确定年代。后经初步鉴定，在这幅唐卡的画心背面有藏文题记，记载由仲蹲巴加持。巴桑罗布告诉我说：“这几个字意味着，唐卡曾经由仲蹲巴大师开光，而仲蹲巴恰恰是11世纪西藏嘎当派的一位宗教领袖。”

尽管有题记，但工作人员还是有些疑问，只能将这幅唐卡先运到博物馆，再加以详细研究。后来人们发现这幅唐卡在原来画面的基础上有重绘的痕迹，这说明唐卡的确是11世纪的。巴桑罗布说：“画师对唐卡做过一定的修复，但唐卡画面布局整体保留原状，没有大的改变。”

这幅阿底峡师徒唐卡，从艺术特色及绘画的风格上分析，受波罗艺术的影响较深，画面布局简洁，突出人物形象，色调沉稳。这也正是17世纪之前的唐卡风格。17世纪之后，唐卡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各地的画师被召集至拉萨，从事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众多寺院的绘画工作。而布达拉宫收藏的唐卡，大部分皆为此时期画师的作品。

由分散至集中的变化，使得西藏各地不同的唐卡风格统一。西藏唐卡之风格，在18世纪之后为清朝皇室所赞赏，至今故宫收藏的大量唐卡作品，也是此时期由西藏宗教领袖进献的礼品，其绘制精美绝伦，又被称为“藏画”“吐蕃画”。也正是在此时，中原的宫廷、民間画师也开始了唐卡绘制，时称“京画”。从外观而言，京画与藏画并无二致，汉藏融合是这时期的绘画基调。而唐卡也由此出藏地、临中原，为清朝皇室贵胄所喜爱了。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秘书长）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