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平 程艳 任世梅

引 言

“纵观巴赫金一生学术活动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和具体问题,可以发现,它们大都和外位性思想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徐岱、龙玉霞，2010：153)。有学者指出，巴赫金外位性理论经历了理论初期的提出、中期的转折与深化和后期的明确四个阶段①。从中，我们发现巴赫金对于审美主体关注的重心经历了一个从作品内转向作品外的过程：在初、中期，其审美框架概念中虽然包含了读者②，但是关注重心却是作品的作者，他是以“主人公与作者两者之间平等的这种新型审美关系才给接受者留下直接价值评判的空间，体现接受者的主体性的”(陈涛，2013：75)。就是说，该理论在论证中读者并不是其关注的重心，在巴赫金主要研究的文学现象中，关注重心作者——就其功能和意识来讲——只在小说内，由于其与主人公的平等对话关系，他的作者相当于作品中的另一人物或叙述者，他的作者外位也就是叙述者对人物的外位或一人物对另一人物的外位。后期，巴赫金对审美主体关注的重心转向读者，并由于读者“理解却是建立在认识(诠释)基础上的创造性行为”(徐岱、龙玉霞，2010：157)，其审美主体的外位性从早、中期作品内作者及其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转向、延展并突出到作品外的读者及其与作品内行为主体的对话关系。这就说明了以前分析复调作品的文献为什么只关注复调本身，而不真正站在复调的外位去审视并理解复调(主要原因是受到巴赫金早、中期外位性理论相关研究的限制；当然，也可能受其复调理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忽视了他后期的理论贡献；还由于传播、翻译和研究的滞后性等其他因素)。尽管如此，外位性理论却为本文如何理解复调提供了两条重要启示：这一理论中作者超出主人公的观察视角及其语境，启发了我们采用非复调视角，“统揽”“超视”复调作品，避免只专注于复调本身；“它(外位性理论)是对文学阅读活动中读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一种正确估价,即建构性、未完成性”(邱运华，2006：114)，作为读者在应对复调结构的未完成性中生成并构建出完全有别于复调结构本身的新意。我们认为，复调的多重声音及其平等对话显示了对传统认知追求确定性意义的一种颠覆态度，但是，其平行结构产生作品意义不确定性不能算作读者对复调结构的理解。从语义学的角度看，理解就需要得出确定性意义的东西，否则就不能理解。理解复调结构，应当采用非复调的办法，利用读者站在复调作品的超视外位，统揽复调作品的格局，寻求复调结构的确定性意义。其思路是，复调结构作为作品语义的隐含表现形式，应为突出作品主题服务，研究复调结构并设法得出其为作品主题服务的确切意义，才能算是对复调结构的解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非复调”与谢明琪(2017：138-142)的“非复调”不同，他的非复调所论述的《防守》中主人公卢仁的“作者”是纯作品内的人物：父亲、棋父和妻子，而本文还关涉审美主体另一端——读者。

统揽复调作品 理清复调结构

非复调解读复调结构，首先要利用读者的外位性，统揽复调作品，理清复调结构，为解读做准备。

“复调”二字本是音乐术语，它被巴赫金用来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征。在巴赫金看来，之前欧洲小说都是在作者的控制之下，尽管其中有不同人物说话，但它们都是为作者的创作目的服务，都是作者的喉舌。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则摆脱了作者的控制，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与作者平起平坐(这种各自独立的声音及其对话就像音乐中的复调一样，故也称为“复调”)。由这样叙事多声部组成的叙事结构叫复调结构。

分清复调结构。第一，分清“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本文指涉的复调结构属前者，不属后者。像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布朗宁的叙事长诗《指环与书》，作者、每个叙述者的叙述独立成章，且叙述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互不干涉，叙述同一件事，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复调结构明显。微型对话指的是“对话渗透到每个词句中,激起两种声音的斗争和交替”(巴赫金，1988：118)。“形式上的‘微型对话’则是一种话语层面的双声语,内容上的‘微型对话’则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即主人公内部思想矛盾构成的自我内心独白”(肖锋，2002：71)，它不能在小说整体结构里起框架支撑作用。而大型对话则指“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巴赫金，1988：114)，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生活中人类思想的对话关系；二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董小英,1994: 185)，因而它能在小说整体结构里起框架支撑作用。第二，分清复调结构的构成部分是否“平等”对话，如果是，则属复调结构。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叙述结构，有学者将该篇定为复调结构的小说(李铮，2004：44)。本文认为叙述者“我”把魏连殳和房东老太太俩人物的话语放入引号内，并没有给予他们平等对话的叙事地位。

掌握复调结构特征。理清复调作品中彼此独立的部分，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虽彼此独立，但至少一定会产生某种排列关系，这就是复调结构特征。常见特征有：框架结构：《坎特伯雷故事》用总序的故事套香客们叙述的故事。圆环结构：《指环与书》长诗分为12部：第1部以诗人之口叙述其发现一本1698年发生在罗马一起老夫杀死少妻案件的法律文书；第2至第11部，案件中的直接、相关和非相关人物分别叙述案件；第12部又回到诗人之口，叙述案件审判的余波。并置结构：这种结构比较庞杂，其中主要有二分结构，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和列文毫不相干的两条主线，《塔基尼亚的小马群》里婚姻出轨和山中扫雷事故毫不相干；三分结构，《尤利西斯》(乔伊斯，2011)中的三个人物分三部分并置在一起,记录了这三个现代社会反英雄一天的生活，它们相互独立，前三章以斯蒂芬为核心；从第4章到第17章,以主人公布鲁姆为核心；小说的最后一章,即第18章以莫莉为核心。通过综合聚焦、人称和视角等叙述手段，构建出由斯蒂芬部分的叙事比较清晰明了、经过布卢姆部分的既清晰又模糊、最终到莫莉部分的模糊和混乱的渐进叙事结构。四分对位结构，如《喧哗与骚动》，没有总序做构架，直接由4位叙述者分别承担一章叙述同一个康普生家的故事。四分不对位结构，如《洪堡的礼物》(贝娄，2014)的叙事结构可以划为4部分：1-3章，西特林以内心独白方式对洪堡一生的总体回忆，夹杂着他的见解、评论和思考；4-23章，开始清楚叙述不久前的过去,但前部分也密集夹杂着许多西特林的潜意识，主要是他的情感和当时的困境；24-40章清楚叙述不久前去马德里前后发生的事件，夹杂少许对往事的回忆；第41章，叙述不久前他安置好洪堡的舅舅,重新埋葬洪堡，叙述完全按时间线性发展顺序。结构特点：对过去的过去事件的叙述是以现代的非线性的完全不规则的无逻辑叙述方式(方式1)，而对过去事件的叙述是以最传统的线性向前发展的叙述方式(方式2)，并且方式1逐渐向方式2过渡。

利用读者的超视语境 有效匹配复调结构

复调结构是一种待解的服务于主题意义表达的话语，其结构特征，一眼视之，具体直观，就像图腾一样，但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就像“诗歌中的脸、文学中的脸和艺术中的脸……都在遮蔽、掩盖、躲避；但与此同时，也在解蔽、揭露、参与”(陈永国，2021：51)，形式直观但意义遮掩，这就要依赖处于外位读者的“超视”语境，实施揭蔽。但是，语境并没有逐一标上与哪个复调结构匹配的标识，匹配往往有一定难度。读者需要在作品中获得或提炼出主题语境，并寻获联系语境，经过一段比较复杂的认知过程，才能有效匹配。有的只一次性操作就可以完成匹配，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需反复或补充语境(本文只列一次性和补充语境匹配的实例)。

解读复调结构的语境主要有两类：主题语境和联系语境。随时随地皆语境，语境需要选择，其思路是：首先，复调结构要为作品主题意义的表达服务③，准确掌握核心主题作为解读的语境是首要任务，它规定了寻找复调结构意义的方向。虽然叙事作品的主题语境容易捋出，有的甚至很容易与复调结构相匹配④，但绝大多数作品很难一眼看出主题与复调结构之间的一致性，于是就需要补充语境使之相关联，称之为联系语境。联系语境必须既有与复调结构一样的形态特征，达成形式上匹配，克服之前的不匹配，为后面能够用隐喻阐释复调结构做准备，同时又能与主题语境相联系，暗含主题方向上的语义素，达成主题语境在意义上与复调结构的契合，且能为复调结构的意义在主题方向上确定范围。

例如，《喜福会》的复调结构是四四对仗、对位结构，它含有美籍华裔女性在去美国前受男权的压迫、在美国遭种族歧视的核心主题。但一眼视之，这主题与复调结构之间找不到一致的东西，得到中国文化中麻将的联系语境，四四对仗对位的复调结构与两代华裔女性不幸状况就可匹配了，打麻将具有小说复调结构四四对仗对位的形式；同时，因为在打麻将的过程中，牌是被打麻将之人操控，故而打麻将暗含“受操控”的语义素，能与美籍华裔妇女受操控不幸命运的主题联系起来，使本来看似不匹配的主题与复调结构匹配了。

由此总结出语境与复调结构匹配的三个步骤：发现复调结构与主题之间无明显匹配(也不排除有明显匹配，本文略之)；发现联系语境提供的形状与复调结构的形状一致；发现联系语境暗含与主题一致的语义素(见下图)。

图1 复调结构与语境匹配认知过程示意图

一次性匹配到位举例：匹配《洪堡的礼物》复调结构与语境。首先找到其核心主题：美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洪堡成名很早，20世纪30年代因发表《滑稽歌谣》而誉满天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搬离纽约格林尼治村文人圈，迁往新泽西的偏远乡村；50年代初，全力帮助斯蒂文森竞选美国总统失败，试图以“传统人文精神与高雅文化艺术”重塑美国的理想归于破灭；最终在60年代因心脏病死在纽约的一家低等公寓里。刚从大学毕业的西特林曾是洪堡的粉丝，在洪堡的提携下步入文坛后，获得成功，却背弃了师生情谊，还对妻子丹妮丝不忠。身边许多人都想从他身上捞钱，女友莱娜达、文化骗子萨克斯特、社会流氓坎特拜尔，律师向他索取巨额的离婚诉讼费，这一切使他耗尽钱财，处在破产边缘，贫困潦倒寄居在一间廉价公寓里。幸亏洪堡的遗嘱使他继承了遗产，否则他也会沦为乞丐，悲惨而死。该小说叙事从模糊到清晰的渐进式复调结构与其美国文人深刻危机主题语境没有直接联系，需要联系语境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大树。“不久前的往事是主干,往事中的回忆和联想是大小枝杈和树叶”(胡海兰、蒲隆，2002：157)。此处“大树”具备两个功能：一是它与该小说的复调结构形似。繁茂树叶的第一部分不见大小枝杈，那是西特林的意识流在肆意流淌，洪堡的一生缠绕着他，是他心头永远解不开的结；从第二部分开始至末尾，便看到大小树枝、枝干和主干，在二、三部分的枝干上，根据密度依次看到树叶密稀，这是现实的描述中夹杂着大量的回忆；最后部分完全是树的主干，没有任何回忆。二是树作为生物，又作为表义话语，就有“生命(力)”“生存”语义素，树和文人都属生物，“文人”同样含有“生命”和“生存”语义素。这样，《洪堡的礼物》从模糊到清晰的叙述渐进性复调结构，通过联系语境“树”的形象，与小说美国文人的危机主题语境有效地关联起来。

补充语境匹配举例：匹配《尤利西斯》复调结构与语境。

第一次匹配。《尤利西斯》的反英雄核心主题明显，小说利用传统英雄的名号反讽现代社会的反英雄形象。《尤利西斯》塑造的不再是《奥德赛》中敢作敢为的高大英雄，而是庸碌无为、畏首畏尾的卑微的普通人。斯蒂芬不再是帖雷马科能够漂洋过海、寻父回家、敢于接过父亲重担的有为青年，而是一个“散漫”“活泼”“对传统的宗教和文化的怀疑或抛弃，同时对未来倍感迷茫失落”(吴庆军，2006：132)，思想丰富，怀才不遇，采取不了任何行动的平庸之人。布鲁姆不再是尤里西斯，而是一位38岁的相貌平常的犹太男子，靠兜揽广告为生，到处受人奚落；身为男人，却没有了男人气概，发现妻子移情别恋无可奈何,不时用意淫、手淫、爱吃带有臊味的牲畜下水来宣泄非理性的冲动；作为犹太人后裔，种族身份使他缺乏公民主体意识，与爱尔兰中产阶级为伍使他自惭形秽。莫莉不再是《奥德赛》中的珀涅罗珀，她躺在床上，乱想自己过去的风流韵事,她与3个人的奸情和性爱，还有一个她初恋时的男友马尔绍中尉，如此等等，是个不知羞耻的以性爱淫乐为生活目的的女人。

但是，《尤利西斯》从叙事清晰到模糊的复调渐进结构，与反英雄主题语境没有直接联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疑似可以作为联系语境。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三块：超我、自我、本我。道德法律是人的超我境界，理性处于支配地位，表现为清晰的思维；生存、性欲和私密欲望，是内心最底层的本我，是人的非理性内在本能，表现为混乱的思维；由此两种力量斗争与冲突决定而表现出来的自我，是现实中人格表现，混乱与清晰思维交织。超我、自我、本我的人格表现分别对应三个核心人物从叙事清晰有序到模糊无序的复调渐进结构，高度形似。

精神分析论还含有与反英雄主题一致的语义素：交锋与压制/屈服：自我是超我和本我交锋的战场，交锋过后，要不本我压制了超我，非理性的精神状态占上风；要不本我屈服于超我，理性占上风。反英雄也是英雄，有崇高理想，为理想而斗争(交锋)，但摆好阵势，还没开打，便立刻泄气了(屈服了)，英雄成了反英雄。作为联系语境，精神分析论就这样将叙事从清晰到完全模糊的复调结构与反英雄(斯蒂芬、布卢姆和萝莉)主题语境有效地关联起来。

补充语境与复调结构匹配。从第一次匹配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说的是一个人的意识产生的人格结构，而《尤利西斯》中是3个核心人物，我们如何理解结构中的另外2个人物？二是《尤利西斯》的反英雄主题都含有“交锋与压制/屈服” 语义素，这3人都经历超我、自我、本我三部分人格过程吗？如果有，又将如何理解他们的反英雄人格？

回答第一个问题还需补充其他语境。结构主义叙事学先驱、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Propp)提出了对童话进行结构分析的核心概念“功能(function)”。普洛普举例说,1.皇帝送给主人公一只鹰,鹰载着主人公到另一王国;2.一位老人送给苏成一匹马,马驮着苏成到另一王国;3.巫师送给伊恩一只小船,船载着伊恩到另一王国;4.公主送给伊恩一个戒指,戒指里走出一个年青人,他带着伊恩到另一王国。这里,角色不断变化,但动作都是相同的,这种动作就叫做功能。从中可以看出，人物的功能是故事中稳定不变的因素,由谁执行或叫什么名称对故事没有影响，只要是那几个步骤的动作或行动是那样的就行了(胡亚敏，1987:74)。

据此，本文认为小说中人物其实只是功能的符号，斯蒂芬、卢姆超和莫莉，与其说作为3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可以分别作为一个现代人超我、自我和本我功能的符号。一个人的意识在不同阶段或视角去观察，就会表现得截然不同，就如斯蒂芬、布卢姆和莫莉表现的那样。此外，他们在小说的某个部分见面，也可理解为一个人物不同人格之间在进行对话或交锋。至于是一个还是三个人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斯蒂芬和莫莉究竟是否可以分别担负起布卢姆的超我和本我功能，如能，那么这三个人物就是一个现代人不同人格在不同阶段的反映。

回答第二个问题：《尤利西斯》反英雄主题都含有“交锋与压制/屈服”语义素，斯蒂芬和莫莉部分也经历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人格过程。然而，如前所述，斯蒂芬和莫莉部分从小说整体叙事视角结构上看，可以分别作为布卢姆的超我和本我的表现，为展示他一个现代人处于自我阶段的这位反英雄人物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尊重人格表现的实际并没有分别将斯蒂芬和莫莉部分绝对超我化和本我化。斯蒂芬部分使用较为偏重理性的叙事，扫描斯蒂芬超我意识即现实社会的力量及其对他的影响，虽然这部分还描述了他的本我意识，例如强烈的摆脱遗传和家庭羁绊意识以及民族、文化独立崇高意识，但是两者冲突之后，斯蒂芬就屈服了，于是，我们读不到他为自己民族和文化独立而奋斗的叙述。莫莉部分叙事直接凸显了人物本我内心，偏重非理性叙事。尽管如此，叙述还显示莫莉超我理性的组织叙事能力以及社会阅历等。由此可以明白，超我莫莉看不起布卢姆和与她偷情的那些人，但本我的性欲和物质欲又使她欲罢不能，恐怕在她还认为丈夫布鲁姆还好的同时，甚至可能认为与情人玩刺激更好。

整理出理解复调结构的意义

利用联系语境的形状与复调结构特征的一致或相似，读者就可以用隐喻的方式使复调结构特征的确切涵义表面化、具体化。此处仅列几例前文提及并匹配成功已经具备解读条件的作品。

《喜福会》复调结构的主题意义。两代华裔妇女的不幸(主题语境已经提供)，已经通过联系语境中国麻将(其功能就是把复调结构的形状转换为主题意义中的语义素)得到了“被操控”语义素，通过隐喻，才能实现四四对位复调结构所要配合其主题表达的确切语义：美籍华人两代女性，其不幸命运早已注定，她们就是打麻将之人出的每张牌，在男性支配女性的母国与男性和白人文化均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不论是在赴美前对男性逆来顺受与否，还是在美国既对男权逆来顺受或/和对种族歧视反抗与否，她们皆处于被支配地位，丧失自己选择行动方式的权利，只能遭受男权或/和白人文化的霸凌。

《洪堡的礼物》复调结构的主题意义。大树作为生物，不是单独由主干、枝干和枝杈就可以存活的，它必须长出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得到营养，树才能生存生长。《洪堡的礼物》的复调叙述结构就是一棵大树，在描绘这棵大树的结构主干时，叙事受到时间、地点和事件的限制，通过叙述过去的事件，营造一种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林林总总的事件讲述了美国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被边缘化的故事，他们处于一种受愚弄、被支配、受惊吓、受折磨的极度生存危机的状态。作者又让西特林描述这棵树的枝叶为叙述结构这棵大树提供光合作用的重要部分，西特林不时躲开对过去现实事件的叙述，从而开拓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叙述过去事件的过去，在那里，叙述者彻底自由了，“可以海阔天空地思想,纵横无忌地议论,针砭时弊,臧否人物”(胡海兰、蒲隆，2002：158)，使叙述包罗万象、博览贯通。同时，西特林作为人物，也可随意追忆友谊、爱情，大谈文人志向，想象纵横驰骋，甚至还可以大谈享乐、性爱，袒露自己内心的黑暗，对恩师见死不救……，生活的放荡无底线，似乎是在忏悔并寻求良知的救赎，使这个在现实中濒临死亡危机的人物，在回忆和独白中得到新生。贝娄通过大树叙述结构的构建，让这颗叙述之树枝粗叶茂，使其获得了生命力。18世纪的歌德还知道“让上帝直接参与到浮士德的救赎中来，但更加强调人的自爱自强之重要”(胡一帆，2019：24)，而20世纪的贝娄面对流行的文人危机，却让西特林仅靠回忆、独白来维系文人的生命，这就显得多么无奈与可笑！

《尤利西斯》复调结构的主题意义。该小说复调叙事结构象征布卢姆一个现代人物的内心矛盾并屈服于现实外部环境的人格状态，也就可以象征人类人格，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在现代、后现代以及遥远的未来，面对现实环境表现出的反英雄趋势。此外，从小说首部斯蒂芬部分积极的本我成分屈服于消极的超我成分，经过中间主体布卢姆部分难以分清本我或超我中积极还是消极成分的屈服，到莫莉尾部积极的超我成分屈服于消极的本我成分，构成一个动态的人格结构链，象征着人类反英雄模式的道德底线屡屡被突破而且在不断下降，反映了乔伊斯内心深度的绝望与悲哀。

结 语

非复调解读复调结构需要读者外位性去超视作品，寻获联系语境。首先要善于发现联系语境，往往那些看似一下子解释不了或很反常的复调结构，正是有效寻找联系语境的关键契机，只要牢记联系语境在主题语境和复调结构之间的关系,反复尝试问答就可得到突破。譬如，对于复调结构中彼此独立的部分，有时就不能以复调理论中的“平等”关系视之，此角度是平等的，彼角度可能就不平等了，怎么不平等的？再譬如，本应该享有在结构中的平等地位，却被排斥在结构之外，为什么？再继续追问，就会为发现联系语境提供方向。善于发现联系语境还需认识到，表面的语境很重要，不要轻易忽视。此外，外位性超视作品需要读者广开语境来源和储备，需从作品内外，寻获语境。在作品内寻找联系语境，注意结构与语境在层面上的一致。对于已经被解读得多的经典作品的复调结构，就要更多地寻找作品外部语境，方可有新的解读。

注释：

①关于巴赫金外位性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可以参考以下3篇文献：1.龙玉霞.2010.走向人类学诗学——巴赫金外位性思想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龙玉霞.2010.巴赫金外位性思想的研究现状[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66-70.3.徐岱，龙玉霞.2010.复调的生成——外位性思想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52-158.关于该理论四个阶段的划分，参见龙玉霞博士论文(本注释前文)目录。

②比如，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翁》一书里，巴赫金指出：“审美主体，即读者和作者(他们是形式的谛造者)所处的地位。”邱运华.2006.外位性思想与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110。

③当然不排除复调结构不为作品中的核心主题服务，或者不排除为公理或普世价值服务的情况，对此一篇文章难以覆盖，故而没有被列入讨论范围。

④例如《安娜·卡列尼娜》是部两条线索彼此毫不相干的双线整体结构小说。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握伦斯基的线索,写贵族妇女安娜与丈夫卡列宁的悲剧故事, 安娜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另一条是列文与吉提的几经波折,终成眷属的幸福爱情故事。就爱情主题来讲，彼此毫不相干的双线整体结构与这两种爱情结局是匹配的，因为悲剧爱情与幸福爱情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