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很早就有，一般上溯到春秋战国。《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安阳出土三颗铜玺，标为商代，虽然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其中一颗图案与商代铜器上所铸族徽相似，可能就是商代作品，或者是西周作品。

商代甲骨卜辞一般有卜人具名，可以说这批卜人便是最早的篆刻家。但不是印章，不算数。

古代制作印章的人，历史上都没有姓名。三国时代曾有印工杨利、印工宗奍，见《三国志注》。原文是“印工杨利从仲将（韦诞字仲将）受法”，《广印人传》读破句，误题“杨利从”，应更正。杨利、宗奍既然是著名的印工，他们一定是自篆自铸的专业工作者，这可算真正的篆刻家了。可惜那时只当他们是普通工人，社会上还未把印章铸造看成一门艺术，自然谈不到印学（那时有所谓“相印法”，用法术来占吉凶，纯是迷信东西，与印学无涉）。

中世纪有些封建帝王为了重视国玺，命令当时文学大臣书写玺文，如后唐庄宗命令冯道书写玺文，宋英宗命令欧阳修书写玺文，……刻者是谁，史无明文。冯道、欧阳修只会篆，不会刻。刻的人只会刻，不会篆。今天讲印学史，当然数不到他们。

会篆会刻的印学家，应该首先推北宋的米芾。

过去讲印学史的，或者认为明代文彭、何震是印学的开山祖师。或者认为元初赵孟頫是第一位印学家。赵孟頫精篆书，擅长印学，特别是细笔朱文印，姿态柔美，比较专门，为后世所推重，称之为“圆朱文”。但未听说他是自己刻的。当时所用印材，一般是铜、玉、牙、角、水晶、黄杨之类，质地坚硬，不易受刃。文人只写不刻，也是常情。世称米芾各印出于亲镌，我起初不相信。但是米芾讲究篆书是事实。上海博物馆藏《绍兴米帖》，是他篆书代表作。再看米芾自用各印，多数刻划粗拙，与同时代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所用印章刻划工细完全两样。说他自己动刀，是有理由的。

与赵孟頫同时的吾丘衍，年纪小于赵孟頫十八岁，两人是文字交，很要好。“倒好嬉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孟頫做大官，吾丘衍在杭州设私塾教书过活，人品也高。吾丘衍著《学古编》，其中主要部分《三十五举》是最早出世的一部印学的理论指导书。我们从夏溥所写《学古编序》了解到吾丘衍有关治印的事实，如说：“……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印提新笔书甚快，写印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可证也。”又说：“……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赵吴兴（孟頫）又晚效先生耳。”夏溥只说吾丘衍写印，未说刻印。今天能看到吾丘衍印，恐怕只有杜牧《张好好诗》墨迹后面吾丘衍篆书观款下所押“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两颗白文印，纯用汉印体制，肯定是他自篆，但不是自刻。有夏溥的话为证。夏溥推崇吾丘衍说“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赵吴兴晚效先生”，可能也是事实。

赵孟頫、吾丘衍两人同时，可定为第二辈印学家。

第三辈印学家无疑是元末王冕。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这一发明，对印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两代印学大发展，与花乳石的应用大有关系。不过，王冕仅仅是个浙江诸暨九里山中卖画过活的穷书生，声望不高，对当时文艺界影响不太大。我们从他流传下来的画梅墨迹卷轴中看到他自用各印：“王冕之章”“王元章”（大小两方）“元章”“文王孙”“姬姓子孙”“会稽外史”“方外司马”（或释句曲司马，误）“会稽佳山水”，皆是白文。“竹斋图书”是朱文。各印拟汉铸凿，无一不佳。“会稽外史”“右外司马”“会稽佳山水”三印奏刀从容，意境更高，不仅仅参法汉人，并且有他自己的风格。印学到王冕时代可说已经成熟了。可惜流传不广。王冕的姓名，由于“儒林外史”开头说到他，所以出名。他的印，很少人看见过。

明代中晚期大名鼎鼎的两位印学家文彭与何震，当然是第四辈的印学家了。印学到他们的时代，不但成熟，已开始跨进鼎盛阶段，在我国文艺园地中开出了一朵灿烂的鲜花。文彭年辈较长，后世推崇他为印学的开山祖师，不是偶然的。但文彭治印，起初也是只篆不刻。《印人传》说：“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箑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嘱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李文甫名石英，见《印人传》后附印人姓氏）。后来文彭无意中在路上遇见驴子驮着几箩筐青田石，他全部买来，用作印材。从此专用青田石治印，方便不少。

每一门学问，总是积累好多人好多次的经验，逐步形成，逐步发展过来的。印学创作，从米芾至文彭、何震五百年中间的发展过程大略如上述。我把他们分成四辈，四个阶段，是否妥当，在坐有不少博雅宏达的专家学者，请求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