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 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得益于全球分工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信息时代的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数字和信息资源的精准掌握、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等，这些因素最终表现在人口和人才的聚集上，尤其是青年人口和人才的聚集。进一步说，未来城市竞争力体现为聚集人口和要素资源的能力，而不是仅看GDP的增长。

一方面，城市升级发展，提升竞争力需要着眼于城市人口结构调整。目前城市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少子化趋势，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增大劳动力负担成本，城市将面临老年人口供养及相关经济资源匮乏的挑战，城市活力下降。因此，城市未来发展需要更年轻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青年人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性要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指出，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内生动力并非源于实物资本投资，而是源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增长，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它同时能够增加其他经济要素投入的收益，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1］。青年处于生命历程的上升期，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规模稳定的青年人才可以提升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为其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动力，也是未来科技创新、数字化和智能化开发的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强大的消费能力及其贡献力是城市消费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青年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意愿强，对时尚敏感，对品牌消费、高品质消费及高效便捷的网络消费表现出更高的需求。他们是教育、培训、住房、旅游、时尚、健康等产业的消费主体，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作为经济新增长点的夜经济、体验经济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些消费特征能够极大促进城市消费升级，增强城市活力。

但也要看到，随着城市的转型和升级，青年面临诸多生存及生活风险。城市高强度和过度工作状态蔓延，导致青年身心“过劳”；城市非常态竞争加剧，导致青年压力过大、焦虑、安全感缺失；经济收入差距导致青年阶层分化，无法获得发展的均等机会。更值得注意的是身心残障和女性等边缘青年，他们在城市中面临更多困难。

近年来，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政策话语主要见诸于各种媒体报道中，本文认为，青年友好型城市是指为了适应城市转型与升级发展，满足城市新阶段功能性变化，突出青年主体性，充分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发展主体加大投入、激活城市要素、改善城市环境，创新城市政策，为青年创造发展空间，提供公共服务和优惠政策，从而实现青年与城市互构共赢的新型城市形态。那么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和功能特征是什么，如何建构有活力和效力的指标体系，这对明晰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深层内涵及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现状

国外友好型城市研究较多关注老年人和儿童，但从城市角度关注青年发展及从青年角度理解城市，并探索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维度的研究很少。在美国，到2009年为止，40多个社区制定了青年总体规划，规划侧重社区实体间的合作及青年参与，但没有注意到物理环境对青年的重要性，也没有引起城市规划者的普遍重视和参与，因此学者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物理环境，特别是与安全、自然获取可持续相关的环境［2］。澳大利亚学者也关注了相似的问题，他们利用“开放街区地图”收集与儿童和青年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数据，根据对专门创建的城市要素列表分析，并与政府开放数据进行比较，总结出青年友好型城市包含的七大维度，包括教育和照顾、交通流动、娱乐与运动、文化活动、会见与常去场所、安全和数字化连接等［3］。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学者对青年友好型城市维度的阐释涉及了更广泛的面向，他们将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概括为四组重要的维度，即生活、娱乐、工作/学校、健康/福利。生活指标指青年人口如何通过青年组织提升潜力并发展青年生活，如何使城市对青年来说是安全和可行的；娱乐指标包括城市为青年讨论和激发灵感而提供的公共和主题空间，诸如摄影公园、电影公园、自行车公园、音乐公园等；工作/学校指标关注城市青年如何获得工作或教育；健康/福利指标主要指青年如何在城市健康生活，促进体育发展。在实践层面，通过制定青年法规，设立竞争和奖励规则来加强每个地区青年发展和赋权，并在一些城市试点青年友好型城市相关项目［4］。此后的研究更加重视为儿童·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推广和发展提供研究依据，学者关注儿童和青年友好型城市管理和建设两方面，通过个案研究考察儿童和青年友好型城市管理和建设情况，包括普遍社会福利计划的提供、学校课后保育服务、儿童和青年事务专门机构的设置、与相关部门专家密切合作情况，以及儿童和青年参与社区方案设计情况等。研究者同时指出，在建设儿童·青年友好型城市方面，可以采取更加全面和多边的方式，设立奖励制度及对儿童·青年友好型城市进行认证［5］。

还有部分研究并没有以青年友好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但目标仍然是青年如何在城市更好地就业和求学。2016年，美国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就业目的地指数，旨在为年轻大学毕业生选择适宜就业城市提供参考。这一指标体系以人口、经济和生活质量为中心，包括受教育程度、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种族和民族多样性、酒吧和餐馆、娱乐和艺术场所、公共交通使用、租金和赚钱能力共9个指标［6］。测量结果表明，排名靠前的城市拥有47%～55%的22～35岁、具有学士学位的年轻人口，而从全国来看这一比例只有30%。这说明拥有良好条件的城市需要也能够吸引大量青年。该研究机构还发布了大学目的地指数，这一指数基于地区文化、人口和经济质量，包括青年失业率，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城市多样性，青年劳动参与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工作者比例，租金，无须汽车即可轻松进入城市，艺术和娱乐，酒吧和餐馆9个指标［7］。

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总体来看，学术研究滞后于地方实践。2010年上海世博会，青年广泛参与成为一大亮点，会议期间发布了《海宝宣言》。宣言提出青年友好型城市将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这是青年与城市互动的新观念和新路径。2016年江苏南通确立建设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城市战略，2017年进一步提出创建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小镇（园区）的四个维度：行政友好、经济友好、文化友好、生态友好［8］。此后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尤其是“新一线城市”纷纷出台人才新政，包括落户、住房、人才公寓、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优惠政策，目标是吸引高层次人才及大量青年在城市落户。这些实践虽然没有具体界定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内涵和指标维度，但已触及青年和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学术研究领域，有研究关注到“新一线城市”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动因和政策创新。研究认为，“新一线城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病”困扰城市发展，制度性和结构性排斥的城市环境阻碍青年融入城市，以及城市产业升级需要青年加入，因此，多数“新一线城市”的政策都集中在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上，包括空间友好、住房援助、户籍、收入保护、就业促进和政务服务等［9］。2017年，国家颁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从国家层面为青年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2021年1月，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十四五”时期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纵深实施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这些文件的发布推动了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对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路径的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青年发展规划与城市积极推动的青年友好型新城市建设目标一致，应建立二者耦合机制，一方面加强政府、社团、社会方面协同发展，注重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衔接；另一方面推动青年发展项目的实施和保障，建立完善的青年友好型城市监测机制［10］。

以上研究表明城市宏观环境与青年发展的相互关系，然而城市是否“友好”还取决于青年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感的生成。有学者认为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紧密相关［11］，在研究者看来，社会质量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青年得到的社会经济保障越多，获得感越强。社会凝聚力越高，青年获得的社会网络支持越多；青年社会交往成本降低，社会凝聚力内化为青年的获得感就成为可能。城市社会包容度越高，青年获得感越高，换句话说，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能使青年发展权利得到尊重，感受到的排斥感和疏离感减少，从而提高青年在城市的获得感。最后，青年感受到的社会赋权越高，获得感越强。

国内外相关研究提供了对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学术探讨和地方实践，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启示，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研究并未明确研究的理论视角，因此指标维度难以呈现城市与青年发展的实质关系。二是指标设定缺乏青年主体性思维，导致指标体系的目标指向不明确，针对性不强，反映青年特征的指标也有限。三是研究涉及的指标维度缺乏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导致指标体系包容性不够强。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结构化理论作为视角，来探索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功能特征和指标体系的建构。

二、理论内涵与功能特征

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了青年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而缺乏“以人为本”的视角。单纯从城市变迁的结构主义视角理解，或者单纯从青年这一行动者视角来诠释，都未能全面探究青年友好型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形态的真正内涵。结构化理论意在表明青年的实践及其与城市结构性因素间的深入互动才是城市变迁的根本动因。

在结构化理论中，一方面，结构是一种资源和规则，对个体既有制约作用，也有构成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具有“使动性”［12］。正是由于结构的这种特性，才能在社会生活的日常情境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行动。如果没有“结构”介入，具有例行化特征的行动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行动者是所有具有认知能力的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结构环境拥有大量知识，他们对结构的认知能力植根于实践意识［13］，行动者借助实践意识和例行化实践能够再生产社会结构。换言之，结构和行动并非两个相互独立、彼此割裂的二元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外在于行动者而是体现在行动者的各种实践中［14］。进一步说，在一定时空中，被合理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建构层面的发展机制与个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是分不开的［15］，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机制更像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16］，社会结构就是通过惯习的特殊逻辑来影响和塑造行动者，使行动者具有客观化规则的特征；行动者的实践也同时作用于社会，这也体现了行动者的主体性特征。

结构化理论的引入打破了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分割，使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城市与青年同样具有结构化特性。中国城市变迁是一系列结构变迁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变迁使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城市的制度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在很大程上生产和再生产着青年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活模式及行为模式。对城市而言，青年是理性化的行动者，他们进入城市各个领域，从外在于城市的客体到城市建设的主体，城市与青年相互建构。具体来说，一方面，城市能为青年提供发挥能动作用的空间、平台和保障条件；另一方面，青年优越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够产生不可限量的经济社会效益，这对城市升级发展来说尤为重要。总的来说，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包含两个相互作用的维度。首先从城市结构层面来看，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政策选择，如何建立一个弹性的城市物质和社会环境以促进青年与城市良性互动是首要问题。其次从行动者层面来看，作为能动主体的青年如何能够在这个弹性空间中通过实践意识促进城市变迁，同时如何有效地表达自身需要，并从城市中获得政策或制度的回应与解决，是对前一问题的回应与补充，这两个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功能特征可概括为主体性、包容性、参与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五大特征。主体性表明，青年友好型城市中的青年具有能动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主体性，强调城市和青年是两个主体，二者是依附共生关系；二是微观层面的主体性，强调关注青年需求，解决青年问题，厘清青年发展的痛点。这是人本理念的回归，既区别于以往过于注重城市单一发展的路径，也不是单一强调对青年发展的关注，而是一种二重性特征的主体性，是结合城市发展背景和推动青年发展，二者互惠共赢。包容性与参与性也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青年友好型城市应该接纳所有的青年，既包括一般青年、青年人才，同时也包括残疾青年、女性青年等相对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有渠道表达自身需求，并且能够用行动实践服务社会；其二，包容性和参与性更强调对不在中心的边缘群体应该给予更多重视和关注，发现这类群体发展的盲点。城市政策需要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参与渠道多样化，这样才能保证城市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覆盖面。流动性是指人口、人才流动、物质资源流动和资金流动的持续性，这些资源的不断更新和流动是创造青年发展环境的基础，它会随着青年的行动投入城市建设和升级发展。可持续性则强调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实力和支撑条件，本质上反映了城市环境及要素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实际状况。可以说，一方面城市可持续性领域越稳固，城市支持青年发展的力度越大；另一方面伴随着青年迅速发展，需求增加，也可进一步促进城市可持续性层面的软硬件提升。

三、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建构

1.建构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模型

根据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和功能特征，研究设计了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模型，这一模型表明指标体系设计的思维认知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模型

青年友好型城市是城市转型的阶段性产物，更是城市创新升级的结果，它实质上是要改变传统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导向，强调城市—青年二重主体性共存的发展理念，从单一强调城市主体性到重视融于城市的青年的主体性，这种城市发展理念契合了青年与城市之间存在的共生、共赢关系。

具体而言，主体性、包容性、流动性、参与性和可持续性等五方面功能特征展现了青年友好型城市的五个时代特性：主体性强调人本导向，包容性强调平等共享，流动性强调资源支撑，参与性强调接纳融入，可持续性强调基础保障。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功能特征事实上表明了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五方面目标愿景，也就是五种城市建设的亚类型发展目标，即主体性城市、包容性城市、流动性城市、参与性城市和可持续性城市，这些发展目标从不同侧面诠释了如何准确理解和合理看待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想类型”。

主体性城市把青年为本作为城市发展的中轴，并以此为基础来拓展青年与城市的互惠关系，由此看来，青年人口、青年人才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青年群体的带动性显而易见。包容性城市主要关注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利益，关注青年的差异型需求，尤其是部分职场女性青年、失业青年、残疾青年等，他们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和外界心理挤压，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缩小城市的“服务鸿沟”。流动性城市主要关注的是城市资源的流动性，体现在两个领域，其一是关于青年的社会流动，其二是关于青年的资源流动，城市的社会流动强调的是如何为青年创造出更好的向上社会流动的空间，为青年的成长发展提供机会。城市的资源流动注重的是与青年相关的各项资源流动，如青年人口资源流动、青年人才流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数据流等，这些青年内外交汇的资源流动越频繁、越高效、越具规模化，城市的流动性就越快，青年发展空间也就越大。参与性城市侧重的是如何建立机制性的措施积极引导青年适应、融入、参与社会，形成一类社会共同体。参与性城市塑造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文明状态，也是一种城市社会治理策略，具体指向的是青年如何有方向、有路径、有保障地服务于城市，倡导青年参与实际上孕育了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可持续性城市是对基础生活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质增效，为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城市服务，直接或间接地为青年宜居宜业创造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实质上，这五种城市建设的亚类型发展目标是对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内容分解和分类回应，在此基础上，二级指标可以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类梳理。

2.建构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内容要素模型

通过建构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模型，逐步确立了整体框架，厘清了指标体系的内容要点。具体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反映城市如何与青年建立友好型互动关系，如何有效回应青年需求，如何精准发现青年的“痛点”，如何逐一解决青年所面临的难题。就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过程来说，首先是城市对青年群体的各种投入，其次需要衡量城市环境和要素带来的影响和效应，由此创建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内容要素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内容要素模型

具体来看，内容要素模型的整体框架由青年友好型城市的二重竞争力组成，包括城市内核竞争力和城市外在竞争力。前者指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城市发展主体持续加大政策投入、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创新投入等，为青年创造发展机会和竞争机遇，青年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性角色和竞争性地位，也同时获得更大的发展驱动力和成长空间。后者指在城市发展主体的外围区域，主要是城市的动力要素和分类环境产生的效应和影响。动力要素一般包括经济社会要素和城市政策要素，经济社会要素产生的是系统效应，强调经济社会在宏观系统层面发挥的作用；城市政策要素则特别关注围绕城市发展所制定实施的各类政策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领域相比，城市政策要素则更注重城市运营、城市治理等相对微观领域的作为和贡献，它能够产生人口、人才、产业、资金等的聚集效应。分类环境影响通常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和就业创业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能够为青年创造宜居环境，而就业创业环境则是创造宜业环境，对于青年来说，如果没有城市内外环境持续改善做铺垫，青年的发展无疑会受到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素和环境作用反映的是城市外在竞争力。

由此可见，青年友好型城市通过城市内核竞争力和城市外在竞争力的培育来建构青年与城市的互构互惠关系，一方面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培育改善环境、持续增加投入，来激励和引导青年成长发展、释放活力、发挥才干、创新创业；另一方面通过青年的整体发展，带动城市转型升级。二者形成一种良性协同发展状态，以实现城市与青年共生共赢的目标，这也是青年友好型城市不同于以往城市形态和城市驱动要素的内因所在。

3.建构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指标体系

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等级，涵盖67个指标，其中一级指标5个，即青年友好型城市亚类型分类及其相应的功能特征，分别是主体性城市、包容性城市、流动性城市、参与性城市、可持续性城市；二级指标14个，重点突出城市发展进程中青年的主体性，城市的社会包容性和资源流动性，城市青年的社会参与和主动融入，以及青年发展所面对的经济社会、宜居宜业等环境要素，这些内容对应的是青年人口、青年人才，社会公平、社会包容，人才流动、数据流动、物流，组织参与、社会参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宜业环境、创新环境、宜居环境；三级指标48个，包括数量规模型指标和质量结构型指标，还有部分综合指数型指标。同时，在采用一部分总量型指标基础上，吸收一部分均值型指标，形成一个系统性、整合性、综合性的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

（续表）

4.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评估方法

首先，构造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计算特征向量及进行一致性检验。本文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体系权重计算，通过专家赋值，采用1～9标度法比较各层级两两相邻指标的重要性，并赋值形成判断矩阵，随后使用方根法计算矩阵相应的特征向量W和最大特征值λmax，通过一致性检验，即当矩阵满足CRk=CIk/RIk＜0.1时［其中CIk=（λmax(k)-r）/（r-1），RIk作为不同阶数的随机一致性指标数值，该值查表可知］，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能够保证获得相对精准可靠的指标权值。在此基础上，计算所有层级指标的单排序权值，从一级指标开始，逐级对指标相应权值计算加权，接着计算不同指标相对总体指标的层级总排序权值，即为相应指标权重。据此得出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的比较判断矩阵、矩阵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经过计算得到的各级指标比较判断矩阵的CR数值均小于0.1，通过一致性检验，符合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要求。

其次，在上述结果基础上，根据逐级深入原则进行权重加权计算，可获得三个级别所有67个指标的权重值。

再次，使用指数化法对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数据标准化。在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数据由于其量纲有所差别，所以需要先使用无量纲化方法处理类型不一的多项客观数据，这样得到的标准化指数结果能够比较不同城市在任一指标下的相对位次和具备的竞争实力，进而发现数据在对比城市的相对地位。本指标体系涉及的客观数据通常包括单一客观指标和复合客观指标两类。本文采用指数化法，对客观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结果。指数化法的计算公式：Xi= xi/ x0i，其中，Xi是标准化后的数值，即Xi为xi指数转化后的数值，xi为客观数据（原始数值），x0i为对比样本城市中客观数据的最大数值，Xi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指数值。

最后，计算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评估指数。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评估指数分成总体评估指数和分项评估指数两类。经过各指标权重计算及其相应指标数据指数化之后，得到了消除量纲影响的标准化指标可比数值。在此基础上，通过三级指标客观数据标准化转化为指数进行相应加权处理，由此获得三级指标评估指数，进而将三级指标数值合成二级指标数值，再将二级指标数值合成一级指标数值，在取得对应的各个分项评估指数基础上，根据相应层级指标数值计算即可得到指标体系总体评估指数。（限于文章篇幅，评估方法的具体计算过程及其相应表格没有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四、结论：青年友好型城市及其指标体系的展望与启示

对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相关讨论是对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滑、人口红利窗口期缩短、老龄化加深、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等紧迫问题的回应，本文在结构化理论基础上讨论了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功能特征及指标体系建构。

值得强调的是，要始终保持理论导向的嵌入性，避免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建构的碎片化。现有以“城市”为主题的指标体系强调的侧重点各异，既有内容上保持连续性主题的指标体系，如“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也有内容指向不时发生变化的指标体系，如“国际化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即使前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指标框架，也会对指标或指标体系局部修正。换言之，任何一个指标体系要想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精准认知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就需要引入理论导向，以此来避免指标的零星组合导致的指标体系碎片化。因此，建构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体系需要坚持理论导向，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真实需求，以及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这种思维贯穿指标体系全部设计环节，形成整合性思路，使指标更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

此外，本文从结构化视角探讨指标体系建构，意在重新反思青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将“人”重新拉回城市发展的核心。青年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对城市发展起着核心推动作用，但也需进一步反思，不能忽略生命全周期，应从仅关注单一年龄群体友好型向全年龄群体友好型转变，在城市发展中体现代际融合的视角，这将是未来研究着眼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