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怡 ,宁致远 ,吴 非

(1.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2.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引言

新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强力的支持。这种支撑作用具体表现在: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提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力;从中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产业植入了数字化基因,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的新格局;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有效地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活力,为企业打好生产效率提升和运营风险降低的组合拳奠定良好的基础。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发展数字经济”,以达至“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的效果。这意味着,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已然在顶层设计得到了广泛重视,这将有助于实体经济补短板塑成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

根据埃森哲《2020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的统计数据,近年来不少企业纷纷把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应时势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 年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比前两年上涨了35%。可以看出,不少企业加快了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融合渗透,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塑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行驶在数字化转型快车道上的企业总体表现平稳,个别领跑企业甚至在疫情下业务逆势增长,这都表明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融合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成为未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金融资源持续投入是推动数字化创新和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现实层面亦是如此。伴随着金融业的持续发展,资金大量涌入获利较高的(泛)金融部门,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学界在概括相关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将此形象地凝练为金融化。虽然金融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基础,但微观层面上企业的金融化使其利润不再单纯受限于传统的经营渠道,而更多地来源于金融资产配置。在经济增速降速换挡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收益率的“剪刀差”更是进一步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企业对于以金融资产配置赚取利润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需求,容易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主营业务运作效率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利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因此,对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探讨如何引导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有效支持,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尚无文献直接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两个概念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推论两者可能存在的内在关联机制。一方面,企业金融化行为能够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具有一定的蓄水池效应。进一步地,现金流充裕使得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无后顾之忧,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如若企业过度偏好金融资产配置(金融化),在资源边界约束下,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挤出数字化转型项目。特别是,在当前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企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的畸形“剪刀差”背景下,将驱使企业强化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进一步降低对数字化创新和运用的重视程度,进而抑制数字化转型。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于“企业金融化-数字化转型”范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并不充分,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探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鉴新方法测度数字化转型强度。本文采用企业上市年报附注中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无形资产占比来刻画数字化转型的水平与程度。第二,基于“现金流与融资约束”“研发产出与实体资产配置”等差异化机制,旨在识别企业金融化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第三,深入刻画金融化现象影响数字化转型中的非对称效应。在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下,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如何? 在不同的产权和科技属性下,绩效是否有所差异? 进一步地,不同期限结构的金融化活动,对数字化转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将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提供合乎中国实践的经验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新时代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少企业顺应时势抓住发展窗口,不再简单满足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来优化工作绩效,而是主动做出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和运用的前瞻性战略抉择。其特征表现为,企业加快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型数字技术工具的步伐,在不改变企业主要性质和功能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资源约束边界,提升了企业主营业务绩效。进一步地,伴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融合程度的逐步深化,既有利于满足客户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也有助于企业提质增效,对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均有所裨益。

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信息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其广泛运用对企业的资源配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近年来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实体经济低迷的状况并存,企业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至能有效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企业金融化格局日趋明显。进一步地,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其投资重心更多地倾注于金融领域,企业的经营行为也随之改变为注重投资收益,从而降低其对投资包含数字化在内的实体项目的偏好,导致企业转型难以迅速实现。

在企业资源边界宽松的情况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并不具有蓄水池功能,反而会在碰到财务困境时进一步加剧对数字化转型的挤出。依据西方传统的企业金融化理论,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两种效应。一是蓄水池效应,即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由于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在其面临不利的外部冲击时,能够通过及时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所需资金,从而对企业实体项目投资形成良好支撑。二是挤出效应,即在企业资源约束具有明显边界的情况下,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与其他实体项目投资(如数字化转型项目)形成一种替代关系,如若企业金融化水平较高,则意味着企业投入实体项目的资源将会相应减少。特别是,近年来金融等行业利润远高于实体行业的现实特征,导致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比蓄水池效应更为明显。这种挤出效应并不一定随着企业现金流的充裕而减弱。当企业资源边界较为宽松的情况下,由于对自身财务状况较为乐观,并不需要通过蓄水池以应对不时之需,其投资行为更可能会受到金融业超额回报率的驱动,进而加大金融资产投资规模以攫取高额回报。此外,由于期限较长的金融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为可观,企业可能会偏向长期金融投资。随着金融资产投资(特别是长期金融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比提升,其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挤出效应将更为明显。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由于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项目多为长期投资,短期快速变现成本相对高昂。一方面,企业难以通过出售金融资产迅速回笼资金以满足其实体(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融资需要。另一方面,有鉴于长期金融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比实体项目收益率更优,在两者无法同时兼顾的情况下,企业更有可能优先金融资产项目而牺牲实体项目投资,从而对数字化转型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在企业实体投资强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金融化会更显著地冲击这类投资行为,使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显著降低。当企业加大实体投资强度时,需要将大量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实体项目。加之实体项目普遍投资期限较长,一旦后续资金支持不到位,将迅速抬升其机会成本。换言之,在实体投资强度较高的情况下,不仅要求企业拥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也对资金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不同资源之间存在互补、替代等关系。因此,在资源约束边界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与实体投资存在一定程度“非此即彼”的关系。企业如若提升金融化水平,大量资源将会被配置到金融资产项目;而流入实体投资项目的资源显著缩减,使得企业在拓展实体项目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依循上述理论逻辑,当实体项目投资强度较高时,企业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实体领域,通过多方面努力,确保能够持续提供较稳定的大量资金作为支撑。在此情况下,如若企业选择提高金融化水平,一方面,企业不可避免地将部分精力投放于金融领域,同时减少对实体项目的关注程度,不利于对实体项目进行全流程监测,也不利于实体项目的优化;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企业宝贵的资源将势必被挤占,当企业的实体项目投资强度较高时,导致金融化水平的边际提高对实体项目的边际挤出效应将更为明显。因此,企业金融化将在较大程度上冲击企业的实体投资行为,而实体投资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这就使得,企业金融化将不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设备升级的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数字化转型。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说1。

假设1: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主要基于2007—2019 年中国A 股全部上市公司的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企业的股票交易数据与财务数据分别在CSMAR、RESSET 与WIND等数据库平台搜集并下载得到。数字化转型指标通过对企业年报内容的相关内容汇总统计后形成,年报文件来自巨潮资讯网。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在总体中剔除了金融类与房地产类企业。(2)为了保证指标的连贯与可靠,分别剔除了总体中包含的ST、ST、IPO 当期以及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企业样本,只选取在2007—2019年至少存续5 年的企业。(3)为了规避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定量尺度的变量都进行了双侧1%Winsor 缩尾。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Digital

)。囿于数字化转型这一微观现象出现时间较短,当前绝大部分文献偏重对其进行理论阐释,而本文更注重对其进行可测度性的量化处理。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借鉴张永坤等、祁怀锦等的研究,通过对前期研究的总结以及对部分公司年报文本的审阅,聚焦于附注中无形资产部分,尤其是当某项无形资产明细含有“软件”“网络”“平台”等关键词时,将其归入到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无形资产中。在此基础上,本文再将特定公司特定年份的年报归纳得到的数字化无形资产的金额进行汇总,从而计算出其在无形资产整体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最终形成该公司该年度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为消除项目筛选偏误,上述过程本文采用JavaBox 工具自动爬取以及手工复核的双重查验。2

.

解释变量——企业金融资产占比(

L.Financial

)。本文借鉴Denis et al.、张昭等的研究方法,以特定企业当期持有金融资产规模与其总资产之比来表征其金融化水平。具体金融资产则包括会计资产项目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净额、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衍生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3.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研究主要从财务状况和投资行为两个方面展开。在财务状况方面,金融化与数字化从根本上都对企业的资源产生了较高的需求,进而可能出现由于过度金融化对数字化进程的挤出作用,因此从现金流丰裕程度上来考察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确当的。鉴于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客观现实以及部分前期研究关于金融化与融资约束的论述,考察金融化是否会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影响其数字化转型行为也是财务状况路径的重要表现方面。与此同时,就投资行为方面而言,有鉴于大量关于金融化(脱实向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期研究结论,以及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更侧重于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在实体资产投入水平变化的考量,因此选择了研发支出和实体资产配置比例两个机制变量,共同衡量金融化如何通过改变企业投资行为从而影响其数字化转型进程。

4.控制变量。为进一步挖掘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多种因素,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准确度,本文通过借鉴与筛选,选定了一组控制变量,其符号说明如下:

Age

代表企业年龄,

Age

代表年龄平方项;

Asset

代表企业总资产,

Lever

代表企业总杠杆,

HERF

代表股权集中度,

ROE

代表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Tobin

-

Q

为托宾

Q

值;

DUAL

代表两职合一,即一人兼任董事长与总经理时取1,反之为0;

Qfii

代表境外机构持股比例,

Audit

代表审计意见。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拟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具体结构如下:

其中,

Digital

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Financial

表示企业的金融化水平。

CVs

指代上述控制集,

ε

为随机扰动项。为凸显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的时滞同时降低反向因果扰动,后续验证中一般将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故符号为(

L.Financial

)。此外,为了进一步降低内生干扰,本文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经济解释

(一)基准回归

表1 基于“企业金融化-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本文采用递进式的策略进行回归。模型(1)中仅对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进行了控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在模型(2)中将控制变量集纳入考量,

L.Financial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表明即使纳入控制变量集,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冲击作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异。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观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是否存在拐点,模型(3)中纳入了金融化的平方项(

L.Financial

×

L.Financial

),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两者间的影响为线性关系,

L.Financial

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由此,本文的假说1 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1 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 稳健性检验

通过基准回归的检验,本文已初步验证了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负向关系,但这一结论有可能基于模型变换、样本归纳以及变量选择等问题而达至相异的结果。基于此,本文拟进行两项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这一关系。

1.从时间角度出发,考察上述结论的远期特征。分别以滞后2 期、3 期和4 期的金融化变量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的同时,分别以前置2 期、3期、4 期的数字化转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结果列于表2。研究结果发现,表中各个模型其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即使从远期特征的角度观测,企业金融化对其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影响也难以消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准结论的普适性。

表2 延长时间窗口的回归结果

2.从样本选择的角度出发,剔除原观察期内(2007—2019 年)发生了重大金融事件冲击的年份以及特殊行政区域,从而使结论更具有普适性。事件冲击具体包括2008—2010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及其后两年以及2015 年中国股灾以及后续两年。行政区域剔除了直辖市以及东部区域,其中直辖市因其通常具有特殊的政治结构,可能对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之间的关系产生干扰,而东部地区则长期处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前列,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在本部分中拟将这一部分剔除后重新审视两者之间更为普遍的影响关联机制。通过上述样本筛选后,本文再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其结果详列于表3。结论表明,在剔除了部分样本后,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基准结论的显著成立并非受到非常规事件冲击而产生的特殊结果,而是一个具有较强稳定性,符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现状的特征事实。与此同时,在剔除东部企业样本后,回归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其显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仅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基准结论中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负面影响的结论。

表3 剔除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五、企业金融化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机制路径

表4 的实证结果基于现金流和融资约束这两条主线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较高的现金流强度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持续支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为充裕的现金流能显著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避免因为资金保障不到位而导致转型滞后甚至中断,从而有助于促进数字化转型。从模型(2)～(3)可以看出,在现金流较高的组别,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反之,现金流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没有通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企业金融化的介入不仅没有发挥蓄水池的作用,还会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当企业现金流较为充裕时,由于当前金融资产收益率比实体项目更为可观的大背景下,企业对于投资金融项目无疑具有较高的偏好。加之,管理层的收入与企业当期收益密切相关,而实体项目经济兑现期较长,这更是驱使企业将手头宽裕的资金投入到金融项目套利。进一步地,随着投入金融项目套利的资金规模增长,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体系将会逐渐适配金融投资模式,进而将降低对实体项目(如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对数字化转型形成了强烈的挤出。另一方面,当企业持有的现金流较为紧张时,此时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并没有促使企业将金融化的收益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是促使企业选择将为数不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项目中获利,从而对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支撑效应,模型(3)中

Financial

的系数为负且并没有通过统计性检验即为明证。在模型(5)～(6)融资约束较强时,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意味着其囿于资金紧张将无法为实体(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行之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并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在此背景下,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并没有发挥蓄水池的功能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反之,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项目(数字化转型)的挤出效应,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更为举步维艰。

表4 企业金融化、财务状况与数字化转型的机制识别检验

表5 基于投资行为考察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关于企业投资行为,本文主要通过研发支出强弱和实体资产配置高低进行表征。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和实体资产配置的增长,能够为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设备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而对数字化转型有所裨益。当企业处于研发支出强度较高、实体资产配置较多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发挥着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与企业金融化对其他实体项目(数字化转型)的挤出效应密切相关。值得指出的是,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一方面亟需企业提振数字化研发强度,提升数字化创新水平,进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较好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加强实体资产配置,通过对现有设备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更好适配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需要。然而,由于企业资源约束边界难以有效突破,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挤占数字化研发和数字化设备购置的资源,从而对数字化转型造成显著的减益效果。进一步地,金融化还会引导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战略逐步向金融投资偏离,这无疑将会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错位,叠加效应下对数字化转型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在企业研发投入支出较多和实体资产配置力度较大的情况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的边际增长,对其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表5 企业金融化、投资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的机制识别检验

六、拓展性研究

无论是企业金融化水平还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往往同企业属性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但前述普适性的研究并没有将企业的结构性差异考虑在内,进而使得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有所钝化,无法有效捕捉在面对同等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冲击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化的后效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前述“企业金融化-数字化转型”范式中,一方面对嵌入企业属性进行异质性检验,另一方面将企业金融化的期限结构特征纳入考量,以期更好解读脱实向虚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作用(回归实证结果参见表6～7)。

表6 基于企业属性的异质性检验

表6 基于企业属性视角对“企业金融化-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在“国企-非国企”组别中,国有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反之,非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具有国家信用背书,其在传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次序中处于优先地位,因此拥有较为充裕的金融资源。加之,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福利与企业利润率密切相关,受到金融项目收益率高昂的驱动,其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将富余的资源投放至金融项目,以从中攫取更为可观的收益。然而,随着金融投资规模的增长和金融收益的逐步增加,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决策体系都在潜移默化向金融领域转移,原本应当配置于实体项目的资源也可能被挪用至金融投资,无法保证支持实体(数字化转型)项目资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较为严格的资源约束边界,仅依靠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因此,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地,即便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造成了挤出,但囿于其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高科技-非高科技”组别来看,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反之,非高科技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并不显著。为更好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高科技企业往往加速数字化转型。然而,由于高科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投入高、风险高、期限长等特征,与传统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高科技企业通常面临资源约束问题。在此情况下,高科技企业难以在金融投资与数字化转型之间两者得兼,其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势必将挤占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资源,挤出效应下将对数字化转型形成减益效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高科技企业并不是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要义,因此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7 的实证结果是基于金融化期限差异进行的检验。企业金融领域投资存在不同的期限结构,仅满足对企业金融化进行总括性的解读,有可能遗漏部分重要信息。据此,本文进一步对企业金融化指标降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长期金融化水平的提升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而短期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并不显著。虽然长期金融化的投资收益较高,且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现金流回报,但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其流动性较差,这就对企业甄选金融投资项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日常操作中,企业往往较难平衡长期金融投资项目的收益性和流动性,这将进一步加剧具体实践中的流动性问题。因此,如若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冲击和自身经营状况的影响,企业实体项目发展不确定性加剧而亟需更多资源支持时,有可能因为长期金融投资难以及时变现进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导致实体(数字化转型)项目发展持续性受到冲击,从而并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虽然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较高,但其变现成本较低,即便企业短期金融化在一定程度对实体(数字化转型)项目形成挤出,然而在实体(数字化)项目亟须资金支持时,企业能较为容易地将短期金融项目变现,从而支持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短期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相互拮抗的,因此企业短期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7 基于长短期金融化的异质性检验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对数字化转型创新性识别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对脱实向虚进行治理的大背景,解读“企业金融化-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关联机制和传导路径,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第二,从传导路径来看,企业金融化能够基于现金流、融资约束、研发支出、实体资产配置等四个维度,对数字化转型形成减益效果。第三,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冲击作用,对于不同属性的企业而言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效应。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长期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并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

本文为治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和引导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具体来看:第一,把握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统筹推进数字化实践探索,破除阻碍数字化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机制障碍,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活力,以期更好提升数字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释放实体部门的生产潜力并有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构建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需要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融资状况有全局性的判断和把握,给予企业长期的资金支撑,这将有助于充裕企业的现金流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破除企业数字化发展瓶颈。进一步地,通过疏堵并举的方式,切实缩减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性需求,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并对数字化转型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以支持企业的实体项目创新和投资作为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着力点,特别是,着力营造有利数字化创新的生态环境,激励企业迈出加快数字化创新的重大战略步伐,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健全企业金融化的全口径监管体制。鉴于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数字化转型造成强大的负面冲击,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分类施策压实各方责任,精准“问症”此类企业的金融化行为,针对性地加大监管力度,推动金融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具体而言,可以借助先进数字化技术手段,与时俱进发展监管科技,构建和完善企业金融化的动态监管机制。特别是,加强对信贷资源流向、流量和流速的全方位监督,通过对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进行穿透式监管,切实引导企业将主要营业重心回归于实体领域,更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

(感谢广东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