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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巡回教育研究

2022-05-20范杰

今古文创 2022年17期
关键词:民国时期社会教育

【摘要】 民国时期,为推行社会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江苏镇江推行的“电化巡回施教车”的基础上,于1939年推设“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详细规定了巡回施教车的组织与施教办法,施教车采取灵活的巡回施教方式,通过播放灯片、开展览会、化装表演、举办歌咏会等对民众施教,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 民国时期,巡回施教车;社会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7-005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7.017

民国时期大多普通民众难以受到系统地学校教育,“在我国四万四千万以上的全民众中,亦只百分之三的优越阶级能享受得到,其余百分之九十七的民众,只得立于学校大门之外,浑浑噩噩,在愚昧的状态中生活”[1],民众识字率低、没有科学的知识涵养,这种教育弊端急需解决,于是一种可以被普通民众所享受的教育即社会教育应运而生,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涵盖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外的所有有目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受到战事、施教场地、人员、经费和施教设备的影响,大规模、有序而持久的社会教育活动难以进行,所以建立巡回施教队,开展流动的巡回施教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为更好地发展社会教育,推动巡回施教队的施教,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设巡回施教车,按照一定组织计划加以施教。目前,涉及巡回施教车的研究很少,而巡回施教车作为民国时期巡回施教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其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了解社会教育特别是巡回施教,因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巡回施教车作一初步研究探析。

一、巡回施教车产生背景

(一)推行社会教育,普及民众知识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教育弊端不断,大量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基本教育。为提高民智,巩固统治,民国时期最早在1912年提出通过讲演的方式推行社会教育“惟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讲”。[2]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最初的社会教育司下分设三科,其中第三科掌管通俗教育、讲演会、巡回文库等。随着政府的推动、地方的积极响应,全国各地因地制宜的学校、讲演所、图书馆设立起来,尤为注意的是各种“巡回教育团体”的开设,如巡回演讲团、巡回文库等。不设置固定施教场所,以施教、宣讲人员为一团体,或者以某一施教设施为主题,如以借阅图书为中心的巡回文库或以放映电影、灯片为中心的巡回电影团等,以其没有固定场所、固定施教时间这种新颖的施教模式,巡回施教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这种巡回式的施教模式为巡回施教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电影、幻灯事业的发展,为巡回施教车的开展奠定实践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电影传入中国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最早将电影与教育事业结合起来的学校是金陵大学“1920年美国棉作专家郭仁风应聘来华,在金陵大学设棉作推广部,他从美国带来了幻灯机、电影放映机、电影摄影机及手摇留声机、发电机等设备,摄制了许多幻灯片,并使用留声机,到南京近郊农村宣传和推广棉花改良品种,从而拉开了中国高校进行电化教育的序幕”[3]。

以播放电影、幻灯、播音为主要方式的电化教育在全国实践起来,这种教育方式成为巡回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为巡回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践可能,颁发了《各省市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组织通则》来规范巡回施教中的电化教育问题,电化教育与巡回施教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巡回施教车的主要施教方式。

(三)江苏镇江电化教学巡回施教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教育,尤其是电化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电化教学巡回施教车就是1937年最先在江苏省镇江设置装置并推行运用。1937年,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十多年的刘之常受到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教育厅长周佛海和镇江民教馆长赵吉士的指示,首先在江苏镇江推行巡回施教车,后镇江沦陷遂驱车前往长沙并向各地推行。[4]镇江电化巡回施教车初期取得的良好成效,推动着这种施教方式在其他地区的实践,并走向由教育部主导施行、推向各地实践的局面。

二、巡回施教车组织条例及基本情况

1939年2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教育部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施教办法》,以政策法令的形式正式规定了巡回施教车的基本施教办法。

(一)巡回施教车基本组织概况

巡回施教车全称为“教育部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设主任一人,总理全车事务,并由教育部委派;主任下分设干事、施教员、机务员,都由主任负责聘任,实行聘任制,除干事一人外其余各设三名。[5]对达到一年以上聘期的,在上车工作前投保人寿保险。工作人员一律随车住宿、膳食。干事主要负责制定全车的施教计划、预算、决算、工作报告等文书事项,不负责具体的施教任务。巡回车施教员主要负责如通俗讲演、电播教学、灯片教学等具体的施教任务。机务员则是负责驾驶、管理维修汽车和协助教具搬运装置等事项。各单位人员分工明确,在车主任的带领下协同合作,促进巡回施教车的高效施教工作。

为了营造良好的施教环境及氛围,对工作人员的衣着、日常作息时间及精神面貌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全车没有固定的施教时间,一切工作与休息时间均须按照巡回施教当地的工作安排。缺乏具体的工作时间要求容易造成工作人员的懈怠,因此,全车要求工作人员最迟入睡时间不超过12点,每日六点起床。为展示良好的工作面貌,要求他们在工作时间必須穿着统一的制服,“干事、施教员、机务员春冬藏青色,夏秋土黄色,工友一律青色,以国货为原则”[6]。为保持工作人员良好的精神面貌,要求他们在早起和临睡时都要默读三遍“工作同志愿词”,激发工作热情、坚定施教信念,以达精神振奋、工作顺利之目的。

(二)巡回施教车结构

“车长二丈(市尺),阔八尺,高一丈,重七吨”[7],巡回施教车结构复杂精密,车身骨架使用最上等的干燥柳桉木,外部以21号白色不锈钢铁皮包裹,以1英寸×4英尺的柳桉木作为底板,并铺上上等的琥珀纸。为方便识别和施教活动的开展,司机驾驶室顶部用五块夹板以黑底黄字构画“巡回施教车”五个字。车身左右各有六扇窗户,车顶设下粗上细的八尺钢管用作升降国旗,在车顶栏杆右后方,开扶梯门装置一个活动扶梯,外部车身全部以深青色作为底色,金色包边。为方便施教,随车还设有讲映设备包括电影幕支架、影幕、放映灯、发电机、扬声器、电源插等。

三、施教情况及相关成果

(一)主要施教方式

民众教育巡回车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施教。第一,通过播放电影、灯片、开展通俗演讲等进行施教。第二,举办各种展览会,展览相关图画、标本、模型等,给以民众以直观的教育体验。第三,联合当地的社会教育机关,举行化装讲演,将施教内容赋予生动的讲演之中,增强民众的接受度。第四,举行歌咏会,编撰相关歌曲,邀请歌咏团加以传唱,歌词朗朗上口,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便于理解。第五,发动施教地的宣传团体协助施教车,加以宣传施教。总的来说,巡回车施教方式多种多样,能够顾及到不同受教程度的民众,形式新颖有趣,能够吸引民众主动前往受教。

(二)被施教地参加施教预备事项

为保证施教工作的顺利开展,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要求巡回施教车到达的县属协助巡回车施教,积极准备各种施教事宜。

县属被要求在巡回车到达前、到达时、施教时以及巡回施教车离境前做好详细的工作安排。巡回施教车到达前,相关县属要准备好施教的场所,要求能容纳4000人以上,且地质坚实能够接通电源处;为施教车工作人员预备膳食及办公的场所,同时预备影幕架为施教车播放电影、幻灯做准备;积极征约参加施教的人员,并为巡回施教车的到来清理沿途障碍物,通知警士维持秩序等。施教巡回车到达及施教时,相关县属须协助其布置施教场地、宣传通知民众参加巡回施教车的施教活动。巡回施教车驶离时,要协助搬运教具,并为巡回施教车题词册上题纪念文字。

(三)巡回施教车到达县属参加施教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的施教活动不是单边地教也不是参与施教县属民众单边地学,而是需要巡回施教车与相关县属的人员共同参与的双向施教,是相关县属人员在巡回车施教员的带领下共同施教的一种活动。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9年1月颁定《教育部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到达县属参加施教办法》[8],要求凡施教车到达县属的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教职员工均须积极参与施教,施教内容均须围绕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的施教目标。由于受巡回施教车施教方式的影响,灯片、电影的播放都需要电力,因此,施教区被分为电源区及无电区,参照不同施教办法。但因图画、戏曲不受电力影响,所以两区施行办法一致,要求机关团体至少参加一张以白布彩色画为主的图画活动,又要求每机關学校都组织一戏曲组,并自备道具于街头进行杂耍。巡回施教车要求电源区各机关团体派出1人参与3分钟的限时通俗讲演,外派3人参与歌咏活动,要求以民间曲调为主并向现场听众解释歌词大意。电源区自行制作灯片,施教时带至巡回施教车放映,优秀作品由施教车留存带至其他省巡回讲映。而无电区各机关团体仅需各组织5人于施教日在分配地点自行演讲歌咏。施教巡回车工作结束后,参与施教机关团体分别填写报告单进行考核,最终由政府指派人员撰文记录当地的施教情形。

(四)施教路线

巡回施教车施教地点主要按时间分为三段,第一段即为1938年十月江苏镇江在抗战沦陷前,其施教地点主要划定在镇江市区以内。镇江沦陷后,划定为对外巡回施教第一期(即第二段),自1938年2月到6月间,施教地点遍及湖南、贵州、四川境内,从长沙出发经常德由晃县入贵州境内,后进四川经成都到达乐山,这是为巡回施教车施教第一期。第二期(即第三段)从1938年7月至12月,由乐山出发,主要施教于川渝境内,但由于川渝境内地势险峻、途路崎岖,第二期均为水路而非陆路,经岷江到达长江,因此改巡回施教车为巡回施教船继续施教。

(五)施教成果

由于受到施教方式和施教地点的影响,不同省市显示出不同的施教成效。根据上文两期施教时限来看,从1938年2月、3月至12月两期施教结束,有以下收效:

由于受到电力及车外施教人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参与歌咏表演及讲演成为最主要的方式,这两种施教方式,便于车外人员准备参与,不需要具备类似于杂耍、绘画一类的特殊技艺,成为最便捷的施教方式。且由于巡回施教车、巡回施教船停经四川境内时间最长,到达县属最多,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施教方式,四川车外人员参与施教的人数都是最多的。

从受教人数来看,两期巡回施教取得以下成效:

同样,由于受到施教方式的影响,战时教育影片讲映会这种通俗的施教方式成为举行次数最多也是受教人数最多的施教方式,受教人数达到了882300之多。战时民众常识展览会、战时电播讲演歌乐会的受教人数次之,但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评价

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作为民国时期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促进了战时社会教育的发展。首先,巡回施教车同时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包括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科学教育、农业教育等等,不仅灌输了民众的民族思想,还成为传统社会教育方式的一种补充。其次,巡回施教车作为一种灵活的施教方式,不仅能达陆路所能到达之地,如遇陆路不通,可改陆路为水路,以巡回施教船沿江沿河而行,到达更为偏僻之地施教,使施教范围更加深入,随停随教。最后,巡回施教车的施教活动是一种双向的活动,它不仅仅是巡回施教车施教员的单向教学也是施教地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员的共同教学,它要求当地的有关人员积极准备、共同参与,极大提高了巡回施教车的施教效率,也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所接受。

尽管如此,巡回施教车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的弊端。首先,没有固定的施教场地,以巡回施教车作为载体,巡回施教路程中油费消耗高,车辆的维护也是一笔开销,且每到达一施教地须有关县属花费人力、财力、物力积极筹备相关施教事宜,不能长期重复利用。其次,巡回施教车的巡回施教这种方式,不能保证对施教地施教的教育连贯性,当地民众在接受施教后很快遗忘受教内容,难以达到施教目的。最后,巡回施教车实施规模较小,仅仅局限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使得巡回施教车的教育影响很小,只能作为社会教育的施教的一种补充形式。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作为一种新颖的施教方式的尝试,有力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以车作为载体,按照相关路线,巡回施教的方式对当代教育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参考文献:

[1]陈礼江.民众教育的意义及其特质[J].教育与民众,1933,5(1):55.

[2]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01.

[3]杜光胜.民国时期江苏省电化教育发展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178.

[4][6][7][8][9][10]战时施教标准[M].1939:1-74.

[5]教育法令汇编(第5辑)[M].重庆:正中书局,1940:9.

作者简介:

范杰,男,汉族,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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