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对《正蒙》的注解，其作为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作。《注解正蒙》是清代《正蒙注》研究的鼎足之作，探讨两书在训诂术语、训释特色等方面存在的异同，从其间管窥王夫之的训诂的主要内容、主要特色，揭示二者的训诂成就，对其贡献与缺失进行归纳。

【关键词】 《张子正蒙注》;《注解正蒙》;训诂;对比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7-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7.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和李光地〈注解正蒙〉训诂对比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110555074）。

《正蒙》是张载一生的学术总结，也是理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对《正蒙》的注解，其作为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收录在《船山全书》中。由于当时政治原因、社会因素和本书的自身特点，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直至1956年由章锡琛完成的该书标点本在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后，推动了研究的兴盛，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

对本文而言，《张子正蒙注》对正解正读张载《正蒙》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比李光地的《注解正蒙》，可以从中分析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和李光地《注解正蒙》训诂方面的异同和得失，对其贡献与缺失进行归纳。

《注解正蒙》为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所撰，共二卷，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是研究张载《正蒙》思想和《正蒙》清代注释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保留了大量清代古人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规范，这对研究清朝音义学衍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载《正蒙》义奥难解，李光地的注解则多疏通、阐发张载未详言之意，且对于先儒对文意解读的互异之处，一一辨明是非，四库馆臣认为其是明初以来诸家注释中的“善本”。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大都局限于研究李光地的思想，并联系所处时代背景、理学学术氛围做探讨，来比较李光地与朱子哲学思想方面的异同，但缺少从文本语言本身出发的训诂学方面的研究。这意味着，本论文对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以及李光地《注解正蒙》训诂方面的对比分析，既能填补学术空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又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一、相同之处

（一）字词解釋和串讲文意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和李光地《注解正蒙》都进行了字词解释，且具有随文释义特点。 如《正蒙》：“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张子正蒙注》：“尽其用之谓器，无动非礼，则立人之道尽矣。”东汉许慎《说文》：“器，皿也。”段注：“器乃凡器统称。”王夫之用“器”之本义，解释为“才能”。再如《正蒙》：“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张子正蒙注》：“感者，交相感;”“遇者，类相遇。”王夫之解释“感”即相互交织而感觉，“遇”即同类而相遇。

《正蒙》：“ 从心莫如梦。梦见周公，志也;”《注解正蒙》：“梦者，思勉所不及，故曰‘从心。”李光地解释梦见周公之人，是与他有同样志向，不再梦见了，即不再向外寻找了，所谓顺从自己内心。《正蒙》：“‘先进于礼乐者也;备而后至于礼乐，‘后进于礼乐者也。”《注解正蒙》：“此解‘先进、‘后进为急于行、缓于行之义。”李光地解释“先进”指不使德行具备就勉强制定礼乐，为“急于行”。“后进”指等到德行具备然后再制作雅正之乐，为“缓于行”。

王夫之和李光地都通过串讲文意讲解词句，阐明段落关系，理清思想脉络。如《正蒙》：“困而不知变，民斯为下矣;不待困而喻，贤者之常也。”《张子正蒙注》：“未尝处困而能喻乎道，贤矣。然困常而常，则喻其当然，而屈伸动静之变有不察者。”王夫之串讲文意认为：从未处于困境却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是贤人的举动，进一步指出要动静屈伸来适应变化。再如《正蒙》：“ ‘乐骄乐则佚欲，‘乐宴乐则不，能徙义。”《注解正蒙》：“骄乐则纵于佚游，佚游则湛于宴乐，终于不能徙义，故曰‘损矣。”李光地通过文意串讲释义：奢侈淫乐的人因为养成这种习惯，就会不断放纵自己而无节制，然后沉溺于宴乐。行为处事就不会让人感觉踏实正义，从而体现李光地主张人遵循德性的规范，克制因气质而带来的私欲，做个有道德的君子，成就自己的德性人格。

（二）术语

1.谓。术语“谓”，与“谓之”区别在于解词的内容不同。凡言谓者，都是用来解说词语意义的范围或比喻映射的事物，可以译为“是指”“指的是”。如《正蒙》：“无我而后大”。《张子正蒙注》：“而云无我者，我，谓私意私欲也。”王夫之用术语“谓”定义“我”为具有私意私欲之人。再如《正蒙》：“成童学之。”《注解正蒙》：“成童，谓十五以上。二十而冠。”李光地也以术语“谓”释义“成童”为十五岁以上青少年。

2.犹。用“犹”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某一语境中意义相通，可被译为“等于”“等于说”。《广韵》：“犹，似也。”《传》：“犹，若也。”如《正蒙》：“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张子正蒙注》：“通乎死生犹昼夜也。”王夫之用术语“犹”比喻人的生死如昼夜自然轮回一样，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

再如《正蒙》：“昼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昼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气易，犹人一寤寐而魂交……气交为春，万物糅错，对秋而言，天之昼夜也。”《注解正蒙》：“寤犹春，寐犹秋，而反言之者，互文以相发也。”李光地同样使用“犹”比喻人醒着时候就像春天，睡着时候就像秋天，反言之，寤寐相当于人身体的昼夜，春秋又形成了天的昼夜，因此“寤寐”与“春秋”互文，互相阐发，互相补充。

二、不同之处

（一）字词解释

1.开篇对“太和”的解释不同。《正蒙》历代注者多受其影响，把张载的“太和”也解读为“气”，即气本论。王夫之认为太和是一种极为和谐的根本状态，不论周围的事物如何变化，太和始终是最根本的状态，即太和本体论，并不是气本论。李光地则受到朱子把张载“太和”与《中庸》相联系的影响，与一般注家认为“太和”是指“气”的说法不同，认为张载是“以和言道”，准确地道出了张载“太和”范畴的实质。

当然，李光地能够把张载之“太和”与《中庸》之“和”联系起来，与朱熹用《中庸》“发而皆中节”之“和”来理解张载的“太和”有一定关系，从而对李光地有一定启发。以朱熹解张载，是李光地注解《正蒙》与王夫之注解的不同之处，也是清代注的一个特色。

2.“诚”的解释不同。李光地在《诚明篇》首先认为，“诚”是天德。他说：“诚者，天德也。”其次，李光地认为“诚”也是圣人之本。“诚者，命之道而圣人之本，在天与在人一也。”李光地把“诚”看作圣人最重要的德性，即“圣人之本”，并认为这是天与圣人共同具有的德性。但王夫之首先认为“诚”是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天地的真实存在和客观变化：“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这一认识没有超越前人，是儒家学者普遍认同的看法。

（二）术语

船山先生敢于突破旧说，勘正注解不当之处，随文释义，深入挖掘语言文字的言外之意，呈现出鲜明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

“当作”是校勘术语，解释音无关涉而改易字之误，为“字误”;音可相关义绝无关者，为“声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多用“当作”校勘，体现了严谨的训诂思想。

校正字误如《正蒙》：“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张子正蒙注》：“‘僻当作‘辟。”王夫之校正“僻”为“辟”，《说文》：“僻，辟也。”即躲，设法躲开之意。《论语·朱熹集注》：“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若此处“僻”为“辟”，与“便佞”相应，释为逢迎谄媚，语义更清晰明确。

校正声误如《正蒙》：“厚于人私也。称其才，有意忘物，随其等，无骄吝之弊，斯得之矣。”《张子正蒙注》：“有意忘物。当作‘财。”《说文》：“财，人所宝也。” 王夫之指出“才”为“财”，在此处释为“财富”，与前文“厚于人私也”之动词“厚”相对，更合文意。再如：《正蒙》：“‘离为干卦，‘于木为科上槁，附且躁也。”《张子正蒙注》：“‘躁，当作燥。一阴附于两阳，熯之而燥。”《说文》：“燥，干也。” 在此处王夫之指出“躁”为“燥”，即干燥之意，与后文指出木之本性为燥热对应，更加具体合理。

术语“貌”都是用為形容词和动词等，说明被释词语表示等性质或状态，可译为“……的样子”。《正蒙》：“气坱然太虚。”《注解正蒙》：“‘气坱然太虚，是其本体然也。”《张子正蒙注》：“坱然，犹言滃然，充满盛动貌。遍太虚中皆气也。”王夫之以描述法释“坱然”，以术语“貌”标注在后，表示阴阳二气充满于太虚之中，充盛，云气腾涌的样子。

（三）注音方式

《张子正蒙注》注音方式以指出声调、术语“如字”为主，《注解正蒙》则以读如、直音法为主。

如《正蒙》：“‘不见而章，已诚而明也。”《张子正蒙注》：“‘见，如字。”此处王夫之取“见”读其最常用的读音“jian”。再如《正蒙》：“简，略也，无所难也，甚则不恭焉。”《张子正蒙注》：“难，去声。”此处王夫之指出“难”为去声。

如《正蒙》：“聚百顺以事君亲，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注解正蒙》：“古音‘畜字，读如‘嗅，与‘孝字、‘好字音皆相近。”《孟子·梁惠王下》：“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李光地此处用读如法为“畜”注音，“畜”即热爱、喜爱之意。再如《正蒙》：“‘博依，善‘依永而歌乐之也;”《注解正蒙》：“乐，音岳。”李光地用同音字“岳”注音“乐”。

（四）增补史实、注释典故

王夫之比李光地注解的内容增补了史实、注释了典故。如《注解正蒙》：“‘立贤无方，此汤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张子正蒙注》：“初行放伐之时，必且疑贤者之效尤，汤唯无求固其位之心，故天下安之。汉诛功臣，宋削藩镇，皆昧屈伸之义而己私胜也。”，此处王夫之增加了汉初刘邦诛杀功臣，和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昧削弱了藩镇割据的势力的史实，进一步指出这样只是赢得了私胜而已。由此例证应该像商汤一样，在加强君权时不应忽略任用贤达之人的方法。

再如《正蒙》：“以杞包瓜，文王事纣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溃，尽人谋而听天命者与！”《张子正蒙注》：“杞柳为筐也，瓜易坏者，包椷而藏之，使无急坏。”“以杞包瓜”语出《周易·姤》：“九五，以杞包瓜。”“杞”，杞柳，这里指杞叶（宽大）。此句犹说，以杞叶包瓜。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九二有刚中之才在下。两者本不相遇，犹如杞叶高居，瓜为地属。九五求贤而下，下贤则应之，犹如杞叶从高落下而能包瓜。王夫之用“以杞包瓜”喻示周文王的求贤礼仕的态度，深入剖析蕴藏的含义，加深人们对原文对理解，更符合作者本义。

同时王夫之还详细地注释了“武王伐纣”的典故：“文王受西伯之命，以德威镇天下……而执中无难，非汤、武之所可及与！”这里增加了周文王代替周纣王行仁义之道的举措相关史实，指出文王不发动战争，而是凭借德威让天下信服延至商朝，是人谋。王夫之还补充道：在文王死后，纣王仍然暴政，并且天命不可违，最终武王伐纣灭商。从而进一步表达其观点：在尽人事之后，天命仍然要听从天的旨意。顺应天的本性，才能得到民众拥护。

（五）哲学思想

李光地在注解《正蒙》的时候，比较注重诠释和阐发其中论及修养工夫的道德实践。他主要从立志、守礼、勉学、完养、诚敬和乐、持重改过等修养条目展开。同时，也表现出了他重视德治的政治思想：不恃法制禁令，提倡以仁德化民，虽然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传统，但也与李光地生活的特殊时代有关系。

纵观《张子正蒙注》，其的重点内容是对承继天道基础之上的人道的阐述，亦即“天人相继”。“气”“神”“性”三个术语出现的次数最多，事实，《正蒙注》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气”“神”“性”三大范畴展开。反过来，这三大范畴所所统摄的内容完全可以代表《正蒙注》的主要内容，如从天人的角度来划分三者，“气”明显属于天，“神”是天人兼有，而“性”则属于人，因此，这三者能够维系、稳定“天人相继”。

因此，李光地更注重诠释和阐发关于修养工夫的道德实践的哲学思想，而王夫之侧重承继天道基础之上的人道的阐述，亦即“天人相继”的哲学思想。

综上，通过对比分析《张子正蒙注》和《注解正蒙》的注释，注解的详略和思想倾向是造成两者不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王夫之随文释义，逐句详尽地进行训释，但李光地立足于段落大意，解释得相对简略。注解的详略也造成了王夫之和李光地在使用训诂术语丰富程度和增补史实、注释典故方面的异同。杨方达认为李光地的《注解正蒙》“自出心裁，阐明要旨，多发前人所未发，但略而不详。初学者或未能得其条理。”《注解正蒙》五万余字，除去《正蒙》原文两万余字，李光地的注解文字比张载原文稍多，相比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的注解，“略而不详”确实是李注的一个特点。

其次，王夫之和李光地的注解思想倾向不同。李光地经常以朱子学的“前理解”视域去注解《正蒙》的，作为清初朱子学的领袖人物，李光地注解张载《正蒙》的时候，不少地方表现出了“以程朱解释张载”的倾向。以程朱之说为最终准则，来评判张载的学说的价值。在张载与程朱有异的地方，或者程朱对张载曾经有过批评的观点上，大多仍然坚持以程朱评判张载，表现出强烈的朱子学立场。

《张子正蒙注》基本上是依照《正蒙》的思路前进的。其中，王夫之有发挥之处，也受自己易学哲学体系的影响，但这都是为更好地注解《正蒙》服务的。王夫之在《正蒙注·序论》和注文中，多次表达了“张子之学，无非《易》也”的观点，并且《易》对张载的思想影响也很大，这都是为更好地注解《正蒙》服务的。因此，王夫之以《易》解《正蒙》，其训释在《正蒙》基础上有所发扬，博采众长，具有自己的特点。

通过与李光地《注解正蒙》对比研究，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在注明读音、校正勘误、增补史实上见解独到，以严谨的训诂精神注释《正蒙》，对研究《正蒙》的贡献是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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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佳燕，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