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洋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石家庄）

［提要］随着各项政策文件的出台，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地位不容忽视。同时，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引擎，拥有较大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潜力，研究其中等收入群体基本情况对三地“有效扩中”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HFS数据对京津冀三地中等收入群体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并针对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对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引言

近年来，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主张陆续出台。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要求，到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描述第一步目标时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远景目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得到关注。与此同时，京津冀城市群拥有着大规模的人口，承担着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国家新增长极的使命，研究其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以及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对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构建橄榄型收入结构、成为经济增长新驱动力有着重要意义。

从我国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科学测度的研究来看，国内许多学者借鉴国际标准，提出符合国内国情的界定标准。在绝对标准方面，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以2010年为基期，将中等收入群体界定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2.2万～6.5万元区间的群体；国家统计局曾采用的定义方式是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在相对标准方面，杨宜勇等（2016）结合我国收入差距大的特点，根据2014年城乡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到80分位数之间作为2014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将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5%～120%、121%～200%、201%～350%分别界定为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高群体。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路径研究中，大多数从宏观经济、制度因素等角度进行阐述。首先，经济增长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首要因素，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经济增长要具有更强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王一鸣（2020）认为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和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应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为主攻方向，挖掘新动能。其次，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杨凤娟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收入分配一直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宏观因素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但微观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所以要实现“有效扩中”就不能忽视个体因素的影响。李春玲（2018）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教育是实现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群体迈进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劳动力之间市场竞争力的不同，进而造成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不合理，无法形成橄榄型结构。刘志国（2021）通过logit模型证明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城镇户籍等均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具有积极效应。

本文基于CHFS统计数据，分析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职业以及收入等基本情况，总结河北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选取的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选取京津冀城市群的视角，将中等收入群体与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相结合，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全面系统地对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2）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紧扣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研究京津冀尤其是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为缩小地区间差异的政策建议实施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现状

（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结构

1、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中等收入的定义和界定，由于缺乏科学的数据资料和精确的统计分析，目前学界尚无统一权威的标准，因此只能利用学者目前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曾采用的定义方式，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扣除价格因素之后，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 2017和CHFS 2015估算京津冀2014年和2016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表1所示。（表1）

表1 京津冀中等收入比重一览表（单位：%）

从所占比重来看，北京和天津的中等收入比重接近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河北省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与北京和天津地区相差20多个百分点。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2014年显著提高，其中天津增速最快，增加了15%，北京增长了13%，然而，河北增速只达到了9%，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差异进一步拉大。

2、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根据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报告中中等收入群体结构的划分方法，将家庭总收入中位数的75%～20%、121%～200%、201%～350%界定为中低、中间和中高收入群体，用该方法计算北京、天津、河北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如表2所示。（表2）

表2 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结构一览表（单位：%）

理想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层级构成形态应该是中间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主流，而中低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占比低于中间收入者。从表中可以看出，北京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结构接近理想状态，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较低，中高结构的人群略低于中间部分，这说明北京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较为稳定，经济环境不稳定时，其滑落至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较低；天津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结构，中间收入群体占比更高，处于理想状态，其内部差距较小，内部结构较为理想；河北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结构稳定性与北京、天津地区相差较大，其中等收入群体多为刚刚迈入中等收入下限的人群，但当发生较大的经济波动时，这部分人群会有滑落至低收入群体的风险。

（二）京津冀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状况。收入结构是反映京津冀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状况的重要参数，在现阶段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是主要成分，如表3所示。（表3）

表3 农村和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结构一览表（单位：%）

从北京地区来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达到56.12%，转移性收入占23.52%；对于北京城镇居民来说，薪酬不只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等转移性收入是北京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天津地区与北京地区相似，转移性收入占比很高，但财产性收入较其他地区而言相对较小。从河北地区来看，工资性收入均为其农村和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性支出占比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河北的中等收入群体转移性收入比重明显低于北京和天津地区，公共保障方面存在地区间差异；河北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与北京地区相差较大，应丰富河北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从城乡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较各地区城镇居民比重偏低，收入来源较为单一，收入结构不够均衡。收入来源的单一化会导致该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例如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居民在面临下岗、失业的问题时，会因为没有充分缓冲而直接掉队。

（三）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特征。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划分，而可支配收入与就业质量、教育等因素有关。因此，京津冀三地中等收入群体除比重和结构外，在教育水平和就业质量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教育质量，如表4所示。从不同收入阶层对比来看，北京、天津、河北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收入的增加在持续提高，并且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整体教育水平与低收入群体的绝对差距要大于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从不同地区来看，河北的中等收入家庭整体教育水平要明显低于北京和天津地区，而教育是与收入相关的重要因素，这也间接导致了河北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群体内部结构不合理。一般情况下，低收入与较少的人力资本相关，河北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整体教育质量与北京天津相比相差较大，教育质量不高也阻碍了河北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行列迈进的步伐。（表4）

表4 京津冀各收入家庭平均高中学历以上人数系数一览表

就业质量，如表5所示。从各收入阶层来看，中等和高收入家庭在就业质量上占有明显优势。体制内工作的社会保障较为健全，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并且我国体制内工作还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会继续影响子女的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对低收入阶层的流动起重要作用。从地区比较来看，北京和天津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质量要远高于河北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体制内人数比北京、天津少0.11个人。与此同时，还发现河北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质量低于北京低收入群体，这可能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对相关人才的需求较大、提供可供选择的岗位相对较多有关。（表5）

表5 京津冀各收入家庭平均体制内人数系数一览表

二、河北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河北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结构与北京天津的差距较大。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多的人才和物质资本向北京、天津这样的大中城市聚集，集聚的循环累计效应导致北京和天津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河北对中等收入群体很难构成吸引力，京津冀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平衡，河北与北京、天津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差距较大。而通常认为当一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60%以上时，社会较为稳定。然而，如上所述，从总体来看，目前京津两地中等收入群体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河北省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相比北京低30个百分点。除此之外，河北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使得河北的中等收入群体不能如北京和天津群体一样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功能，也不利于河北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

（二）主要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结构存在差异。河北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与北京和天津地区收入结构相比，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河北的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大部分是刚刚迈过中等收入下限的群体，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当遇到较大的经济波动时会导致一些人员滑出中等收入群体而跌入低收入群体。

（三）家庭教育投资不足，就业质量不高。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有助于打破收入阶层流动体制性障碍，是促使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重要因素。从上述分析可知，河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投资上明显不足。除此之外，河北就业质量与天津和北京地区相差较大。体制内的工作可以使中等收入群体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及较高的工资水平、相对稳定的就业。河北省内具有可替代体制内的高质量就业工作机会不多，这大大限制了河北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优化，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建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扩大河北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考虑宏观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个体因素以及地区间的差异，对症下药，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一）提高河北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收入结构。首先，河北有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应提升农村群体的收入，促进更多的农村居民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既要继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营主体培育，发展新型农场经济，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基础，也应促进农村劳动力要素在京津冀地区的自由流动，培育发展开放型、流动型劳动力市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做到“精准扩中”。其次，在中等收入群体结构中，家庭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之后有一段脆弱期且面临着倒U型的退出风险，而河北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刚刚迈入中等收入范围下限的中低收入群体占比重较大，一些经济波动导致的收入下降会使得一些人员滑出中等收入群体、跌入低收入群体，在提升河北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还应改善其收入结构，增加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降低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风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河北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所提升，但相较北京而言占比较低，因此应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整体优化京津冀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加快京津冀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惠安互通，发展平稳、健康、协同的投资市场。

（二）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就业质量对低收入群体向中等阶层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协同发展对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首先，河北应充分发挥地区的产业优势，以创新赋能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提升北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演化的同时，还应尽快构建天津和河北的产业分工体系，利用北京优质的科技资源打造河北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依托雄安新区等承接合作平台，在重点领域率先整合。其次，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机制方面，应加强京津冀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加强三地企业间的项目对接。再次，应持续推进就业创业，完善京津冀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创业政策，拓展就业渠道，为中低、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最后，还应有效缓解产业升级和就业吸纳的冲突，通过“高就业弹性+低技术复杂度”的产业组合在提高就业质量的同时，维持中等收入群体较高的就业数量。

（三）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刚刚迈入中等收入下限的人群不掉队。在教育方面，应深化京津冀三省教育协同发展。继续推进雄安新区高等教育高标准、高质量起步，保障“建三援四”项目的稳步推进，加强天津市与雄安职业教育的深度合作。加强基础教育合作，加快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学校共同体建设，通过健全针对化帮扶机制保障河北的教育扶贫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河北的人力资本，增加河北的高质量、高技能、高水平人才，保障刚刚迈入中等收入下限的人群不掉队，使更多人群进入中等或中高收入的行列。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增加河北城乡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北京、天津地区农村中等收入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促进低收入者迈入中等收入范围。不断加强社会保障，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落实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推动养老保险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扩大养老保险统筹范围，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完善低收入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稳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待遇，协调完善京津冀区域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统筹协调京津冀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可以提升中等收入者的获得感，有利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成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