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改荣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0）

正定古称常山、恒州、真定，是古代河北中南部的政治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是路、府、州、县的治所，建有府、县两级文庙。正定府文庙位于今正定县城内常山东路路南，是古代河北境内规模较大的府学之一。2019年6月，为配合府文庙外围环境整治工程，受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委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府文庙原址区域进行了文物勘察，在戟门南侧约50米处发现明代《重建真定府庙学之记》石碑一通。此碑为青石质，断裂为三块，碑座已失。碑首高115厘米，宽134厘米，厚53厘米，雕三条龙互相缠绕，碑额正中阴刻“重建真定府庙学之记”9字（图一）。碑身高315厘米，宽130厘米，厚50厘米，碑文为楷书，共21行，满行51字，共807字（图二）。除碑体断裂处个别文字残缺外，保存基本完好。碑文详细记述了明弘治八年（1495）至十年（1497）正定府文庙的修缮情况。下面结合相关文献，对碑文所涉及的此次修缮情况进行考订，乞请方家教正。

图一 《重建真定府庙学之记》碑额拓片

图二 《重建真定府庙学之记》碑身拓片

一、碑刻录文

该碑文在光绪《正定县志》中有收录，只是题名为《重修正定府庙学记》，且无撰文、书丹、篆额人及立碑时间。与出土碑文相对照，县志录文略有差异，但不影响对碑文的解读。

为便于研究，现将碑文抄录如下。其中，加□文字为碑上残缺据县志补齐者，【】内文字为县志与碑不同者，（）内为县志所缺录字。

重建真【正】定府庙学记

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知制诰、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东海徐溥撰文」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姑苏李杰书丹」

正议大夫、资治尹、太常寺卿钱塘林章篆额」

二、碑文考释

该碑由时任内阁首辅、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徐溥撰文，碑文详细记载了明代弘治年间真定府文庙修建的缘起、建筑规制等，现将相关问题考述如下。

1.府文庙修建的缘起

府文庙修缮的主要发起者是时任真定知府张琡。据碑文，张琡，平凉人，成化丙午即成化二十二年（1486）任真定知府。但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定府志·职官》中则记为：“张琡，陕西盩厔人，弘治元年（1488）任，升山西右参政”，所载张琡的籍贯、出任真定知府的时间皆与碑文不符。查明代《陕西通志·凤翔、汉中、平凉三府乡贤》载：“张琡，字文璧，镇原人。少颖悟，有干局。成化辛卯乡举，壬辰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尝查定、魏二公敕赐芦滩额外地，奏属有司，以供官厂薪费。升真定知府，兴修学舍，积粟赈饥。”镇原，明属陕西平凉府，“府东北。元镇原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初，降为县，来属”，而盩厔县属陕西西安府，“府西南”。可知《正定府志》所载有误，应以碑文为准，即张琡为陕西平凉人，出任真定知府的时间为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七年（1494），张琡由直隶真定知府升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仍掌管真定府事。

从碑文中可知，张琡始请于前巡抚都御史史琳、巡按御史张闻，后请于现任都御史高铨、巡按御史田奫。

巡抚，明、清地方长官，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始以朝臣巡视地方，安抚军民，事毕复命，即或停遣。自宣德五年（1430）始各省专设，遂为定员。景泰四年（1453），加都御史衔。乾隆《正定府志》则载：“巡抚，明正景间无专官，成化八年（1472）定巡抚正定都御史，以保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隶之。”按照《正定府志·职官》的记载，史琳为浙江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弘治五年（1492）任真定府巡抚都御史；高铨为江南江浦（今江苏南京江浦区）人，弘治九年（1496）继任。关于高铨的籍贯，清《江南通志》载：“高铨，字宗选，江都人（今江苏扬州市），成化己丑进士”，《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所记与《江南通志》一致，故《正定府志》记载有误。

巡按，巡按御史的简称，为明、清都察院专差御史之一。“巡按，旧志云自洪武时以久任御史一人分遣巡历郡县，后此岁以为常，此则刺察正、顺、广、大四府及正、神、定三卫，并各千户所。”监察御史虽官仅七品，但出为巡按，名曰“代天子巡狩”，故称其任职为“代”。《正定府志·职官》中记有张闻，称其为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人，弘治七年（1494）代，但未见田奫的相关记载，而有“田渊，陕西洛川（今陕西洛川县）人，进士，弘治十年（1497）代”。查《陕西通志·临洮、庆阳、延安三府乡贤》有“田奫，洛川县人，成化辛丑进士，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田渊。”故可知田奫、田渊应为同一人，弘治十年代。

按此，史琳、张闻任上，张琡“鸠工聚财，相地营制”，“既有端绪”后，都御史高铨、巡按御史田奫陆续到任，张琡复申前请，修缮工程继续，直至“丁巳之秋而成”。由此亦可知田奫代真定巡按御史应在弘治十年（1497）秋天之前。

碑文还提及张琡的继任者熊达。按乾隆《正定府志·职官》载：“熊达，江西南昌人，弘治十年任”，所载熊达的籍贯与到真定府任职的时间均与碑文一致。

2.文庙建筑规制

文庙又称文宣王庙、孔庙，是祭祀孔子的纪念性建筑，同时也是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庙建筑是封建社会礼制建筑的一部分，因受礼制的规范而具备严格的等级规制。正定府文庙属于府级文庙建筑规制。据光绪《正定县志》记载，府文庙宋以前建置已不可考，宋熙宁三年（1070）龙图阁学士吴中复创修，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四年（1371）知府郭免重建，之后至本碑文所记弘治八年（1495）大修之前共经历过六次大修：正统、景泰年间各有一次修葺；天顺三年（1459）增修明伦堂，增建斋庐号舍；天顺五年（1461）增建尊经阁及梯云步月楼；成化四年（1468）知府邢简重修大成殿、东西庑、神厨、戟门；成化十一年（1475）知府田济修重建堂斋、学门、仓库、号舍、四斋，拓宽东路钟灵坊。

本碑文所记的此次修缮工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重修，如大成殿、东西庑、大成门、棂星门等；第二类为增建，增建了观乐亭、泮池、泮桥等；第三类为改建，如明伦堂、退省堂、东西四斋、号舍等。其中泮池、泮桥的增建和退省堂的改建在清《正定县志》与《正定府志》中均无记载，可补史料之缺。

按碑文，此次重修后，文庙建筑规制为：大成殿八楹，东西二庑共七十余楹，大成门六楹，棂星门四楹，三殿之后筑土为台，台上建尊经阁六楹，改建明伦堂、退省堂为六楹，东西四斋各四楹，号舍六十楹。

关于此次对府文庙的重修，光绪《正定县志》卷十一《学校》记曰：“弘治八年知府张琡按图籍复学之侵地十之三，改建明伦堂为楹六，东西建观乐亭，又鼎新文庙，立名宦乡贤祠，大学士刘健为记。”不仅记载了此次府文庙的修缮和名宦、乡贤祠的设立，还提及大学士刘健曾作记。刘健，字希贤，洛阳人，《明史》有传，弘治四年（1491）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1498）进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他的《正定府重修文庙记》也收录在光绪《正定县志》中。文载：“庙自礼殿廊庑，神库神厨，以至尊经有阁，名宦、乡贤有祠，学自讲堂斋舍，以至观乐之亭，教官之廨宇，列以重门，缭以周垣。”但目前尚未见到刘健之碑，或已毁不存。

与刘健文相较，徐溥碑文中未提及名宦乡贤祠。

综合以上史料和此次发现的徐溥碑刻记载，真定府文庙在弘治八年至十年（1495—1497）重修，重修后的建筑布局为坐北向南，中轴线上建筑主要有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大成殿、尊经阁等，中轴线两侧有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二庑、观乐亭等建筑。

明代尊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国各地设立府、州、县三级文庙，同时文庙的建筑规制日益完备，“庙的位置或在学的前部、或偏于一侧，其主要建筑的布局形制如下：前设照壁、棂星门和东西牌坊形成庙前广场；棂星门前或棂星门内设半圆形水池，称为‘泮池’；棂星门之内是大成门，大成门内为大成殿和两庑，大成殿之后设启圣祠，以上是孔庙的祭祀部分……（中轴线）两侧则布置名宦祠、乡贤祠和师生教学用房”。真定府文庙同上文所述的明代文庙建筑规制基本相符。

真定府文庙棂星门、大成殿、泮池、泮桥等建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存，20世纪70年代被拆毁。

三、碑文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考释

1.撰碑人、书丹者、篆额者

撰碑人徐溥（1428—1499），《明史》有传。字时用，宜兴（今江苏宜兴市）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1479）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弘治五年（1492）八月任当朝首辅。十一年（1498），皇太子出阁，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有《谦斋文录》四卷流传于世。徐溥性凝重有度，居内阁12年，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

书丹者李杰（1443—1517），《明史》无传。《国朝献征录》卷33有《礼部尚书李杰传》：李杰，字世贤，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市）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累升侍读学士，历南监祭酒，官至礼部尚书，以忤刘瑾去位。刘瑾伏诛后，李杰在明武宗的起用之列。正德十二年（1517）闰十二月卒。卒年75岁，谥文安。

篆额者林章（1430—1510），《明史》无传。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林章字以成，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少贫，性警慧，尚书于谦悦之，因偕至京师，遂获以书翰直内阁，授中书舍人。历任礼部员外郎、郎中。成化间预修《英宗实录》，累迁为太常寺卿。弘治时预修《宪宗实录》《大明一统志》及《续通鉴纲目》。

2.徐溥撰文的时间

按碑文，此次府文庙的修缮工作自弘治八年（1495）春开始，至弘治十年（1497）秋完工，张琡应是在修缮完成后请徐溥为记，故碑文中详细记述了此次修缮的结果。但张琡于弘治十年（1497）十二月离任：“改除管真定府事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张琡为河南左参政”，故碑文中又有“若修废补弊使常存而不坏，则又望于今日继其任者南昌熊侯达焉”句，也就是说，徐溥撰文的时间应在熊达到任之后。

又，碑文末罗列了同时参与此工程的诸多官员，其中有“元氏知县常清”。据乾隆《正定府志·职官》记载，弘治年间在元氏任知县的有三人，先后为“宋诜，东昌人，举人，弘治年任”“常清，济宁人，举人，弘治年任”“李岩，博平人，弘治十一年任”。按常清先于李岩为元氏知县，其任期应在弘治十一年（1498）之前。

综上所述，徐溥撰写此文的时间应在张琡离任、熊达上任之后。碑文落款处的“时大明弘治十二年”应是立石的时间而非徐溥撰文的时间。

随着正定城市改造及府文庙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的开展，府文庙旧址附近陆续发现与之相关的碑刻，如2000年位于府文庙旧址北侧的正定县中医院在挖门诊楼地槽时，于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5通碑刻，其中元代《真定路乐户记》碑由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玄撰文，李黼书写，徐奭篆额，碑文记述了元代真定路学礼乐户的诸多情况，是研究元代礼乐教育的珍贵史料。此次发现的明弘治十二年（1499）《重建真定府庙学之记》碑详细记述了正定府文庙在弘治八年至十年（1495—1497）的一次修缮工程，勘误了史料记载，补充了史料记载之缺，为我们研究正定府文庙的建筑规制、历史变迁提供了翔实而精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