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杨

记得第一次听说建功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十多岁的我贪玩，刚发表处女作，混进家乡一个“滨风文学社”疯玩，认识一位区船厂的兄长，有一天这位姓陈的兄长拿着一本《小说月报》，问我，认识封面人物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 兄长说：“叫陈建功，北海人。 ”

可能是我在中外名著小说世界里认识太多的“名人”了，对所谓的“名人”，大多不以为意。 后来的几年，听说陈建功回乡出席过一些活动，但我都没有主动去围观，合影、签名之类，不是我喜好的。直到我婚后翌年，一九九八年，家乡的作家协会在市迎宾馆组织一个小说改稿会， 建功老师在会上突然点名要认识我，说是听他的姑妈说，某某某（就是鄙人）也喜欢写小说。这第一面，建功老师便对我说：“有啥作品可以寄我。 ”建功老师回京后不久，我把刚发我一个短篇小说的省刊寄：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中国作家协会建功老师收。 但至今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回音。或是他忙，或是因那刊物、作品没能入他的法眼。

建功老师“行政化”后，亦即1995年由北京作协调到中国作协当官以后，好像几乎不写小说了。作家们都传他在一个颁奖会上充满自嘲的即席发言，说：“八十年代我算是一个领奖的‘专业户’，现在我是个颁奖的‘专业户’了。”的确，八十年代初开始，建功老师的中短篇小说风靡一时，先是煤矿生活的悲喜剧，后是北京平民生活的悲喜剧，如《盖棺》《丹凤眼》《找乐》《鬈毛》《前科》《耍叉》等等，却同时又有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篇章，如《飘逝的花头巾》等，用王蒙的话来说，“这个作家擅长用‘两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