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_参考网

1909年

2022-05-19汉家

山西文学 2022年5期

1909年的达拉马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动乱。国际上多位政治观察家指出，如果在短期内无法制止这场动乱，那么达拉马极有可能爆发内战，从而造成国家的永久性分裂。

动乱由一个叫贝斯纳的莫劳克族年轻低阶军官引起，他的家族拥有惊人的财富，其投资遍布整个诺比克洲，财经界甚至传说这个家族的生意已经做到了遥远的亚洲，有相当可靠的人士证实，在中国山西的潞安、泽州等地享有煤矿开采和冶铁权的长兴公司的大股东，就是该家族的某个成员。

贝斯纳从小就对家族生意不感兴趣，而是热爱军事，向往军旅生活，期望能够在军队中有所建树。为参军一事，他和父母一度闹翻，有段时间他从家中搬了出去，以示自己坚定的志向。没过多久，他的父母就妥协了，他终于如愿以偿，怀着不切实际的抱负参了军。

众所周知，以达拉马的现状而言，军队向来就不是莫劳克人的地盘，贝斯纳家族几乎无法在军界施加任何影响，这就注定了贝斯纳的从军之路自开始就不会顺利，但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的这条路岂止不顺利，简直是一条通向了魔鬼的黑暗之路。

1908年10月24日，陆军步兵中尉贝斯纳被逮捕和审问，由此开启了达拉马动乱的序幕。有证据表明，确实有陆军军官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对达拉马素来怀有敌意和领土野心的邻国哥波利。军方经过秘密调查，认为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贝斯纳就是这个叛徒——他是卑鄙的间谍，是一个危险的敌人。

此事件的高度敏感性和破坏性不亚于在达拉马的社会生活里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贝斯纳事件不仅牵扯到他本人的家族，更涉及到四千多万莫劳克人。贝斯纳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莫劳克族的大部分民众就认为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是把持军方权力的摩美人对莫劳克人的一次政治迫害。因为在贝斯纳身后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所以该事件得以持续发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一部分充满民族偏见的摩美人通过贝斯纳事件再次确认了莫劳克族的所谓卑劣本性——原来这个民族除了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之外，竟然还向邻国泄露军事情报，叛变国家，这简直是所有莫劳克人的耻辱。他们认为本案绝不能受到贝斯纳家族的舆论影响或者被莫劳克族邪恶的民族主义抗议所操控，而应该从严判决，最好尽快枪毙叛徒贝斯纳，这个败类丝毫都不值得留在達拉马的国土上。

随着判决的临近，贝斯纳事件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两族的领袖和知识精英在各自掌控的报纸上展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社会气氛日渐紧张起来。两族的对立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严重，莫劳克人普遍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

为了安抚莫劳克人，身为摩美人的达拉马国王萨加斯七世发表了公开谈话，表示此案事关国家安全，资深的军事法官将严格按照达拉马的法律进行审理和判决，请两族民众相信法律的公正，绝不允许任何势力非法干涉审理过程。谈话的最后，他呼吁人民要不分民族地团结在一起，千万不可被失当的民族情绪所绑架，从而导致社会陷入对抗和混乱。

萨加斯七世在国民中具有神一般的权威，无论是莫劳克人还是摩美人，都敬爱这位年近六十的国王，他的这番谈话暂时平息了两族之间的争论和指责。差不多就在国王发表谈话的同时，首相布雷塔勋爵也发表了公开讲话，他向人民保证此案将得到公正审理，绝不会受到任何势力、家族和组织的干扰和影响。

此后，是两族民众近乎于寂静般的等待——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其间两族控制的报纸一反原来的情绪性论调，只是相对客观地报道一些官方偶尔透露的关于审理进程的零星新闻。

1909年1月27日，贝斯纳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罪名为叛国罪（属轻判，这得益于政府里莫劳克族高官们坚持不懈的抗议和广大莫劳克族民众的抗争性舆论）。

判决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莫劳克族的诸多领袖和知识界精英都表示此判决是一次赤裸裸的民族迫害，强烈要求立即重新审理，如果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莫劳克人就将进行无预警的街头抗议行动。

相当多的摩美人对这个判决也感到极为不满，他们普遍认为既然定为叛国罪，就应该严格按照法律判处贝斯纳死刑，二十年徒刑判得太轻了，该判决不仅严重违背了达拉马的法律精神，更怯懦地助长了莫劳克人的无耻气焰。

要想认清贝斯纳事件的实质，就得对莫劳克人和摩美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必要的梳理。在一千多年前，摩美人在达拉马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王国，国内有一小部分莫劳克人，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摩美人的统治，两族相安无事。当时达拉马国的位置在如今达拉马境内的东部，大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莫劳克人也有一个王国，它紧紧毗邻着达拉马国，位于如今达拉马境内的西部，也大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莫劳克人的国王极为残暴，横征暴敛，人民怨声载道，从8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莫劳克人逃到达拉马国，自愿接受摩美人的统治，两国因此常有摩擦。到了13世纪末，摩美人索性发动了一场战争，彻底击败了莫劳克人的国家，其国土被达拉马吞并，就此莫劳克人全部成为了达拉马国王的子民。

战后，达拉马国的版图基本就是如今的模样，在西部以莫劳克人居多，东部则是摩美人的传统生活区域。自此，两族虽然再未爆发大规模的争斗或对抗，但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民族矛盾，主要原因在于，莫劳克人在政治上属于“二等公民”，社会生活里备受摩美人的歧视。

十九世纪末，达拉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名义上仍由摩美族的国王进行统治，实际上权力在内阁，从此达拉马国步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宪法规定全体达拉马人不分民族和阶层，人人平等。比较过去，莫劳克人的社会地位确实得到了大幅提高，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摩美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莫劳克人依然未享有和摩美人同等的政治权益。

国王萨加斯七世宅心仁厚，博学多才，他不仅会写诗，还是一个水利工程专家。

萨加斯七世在少年时就继承了王位，他成人后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娶莫劳克人玛多丽为妻，这一决定打破了国王只能娶摩美族的贵族女子为妻的传统习惯，受到了摩美族中极端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批评，但国王并不理会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意孤行，终将玛多丽娶入了王宫，使她成为了达拉马国的王后。

国王此举受到了莫劳克人无上的尊敬，在精神上极为有效地安慰了莫劳克人。需要说明的是，国王与玛多丽的结合基于非凡的爱情，而非政治性的考量，两人婚后非常恩爱，但也必须承认，国王的这桩婚事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政治效果，它使莫劳克人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敬爱达拉马国王，然而好消息总是伴随着坏消息——

国王的婚事也伤害了很多对莫劳克人怀有民族偏见的摩美人的心。

从人口上讲，摩美人有六千多万，比莫劳克人多两千多万。如今人口流动已成为常态，但还是有一半的莫劳克人住在西部，大部分摩美人则住在东部。

莫劳克人信仰本民族的托尔教，绝大部分摩美人信仰新教。

莫劳克人具有经商的天赋，国内的大资本家大都是莫劳克人，而贵族全都来自于摩美族。

虽然摩美族的人口众多，但受教育的程度偏低，他们除了贵族之外，基本上都是平民，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左派的社会党领袖就是摩美人，其党员也大部分来自于摩美族。

摩美族的官员数量高于莫劳克族，掌握大权的高官常常出自摩美族的贵族阶层，但近年也有不少高官出自莫劳克族，并且莫劳克族的官员群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摩美人政治势力的制衡力量，尽管目前这种力量还不够强大，但已经引起了摩美族高官的重视和忧虑。

两族间的官员长期存在着黑幕内的政治搏斗，只是由于政客们的斗争手段都较为巧妙和隐蔽，所以这种半公开的双方各自带有民族偏见的政治性博弈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大，从未造成任何爆炸性的民族冲突事件。

军队里的民族问题最为严重。

摩美人一向把持着军中所有的高级职务，他们偏执地认为，一个摩美人不应该接受一个莫劳克人的命令;他们坦言这支军队在历史上就是由摩美人建立的，所以现在也应该由摩美人来领导它，这是达拉马军队的历史传统，而这传统是由摩美族先辈的鲜血所铸就的。

达拉马的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摩美人手中，在如此僵化的军队体制里，成千上万的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抱负的莫劳克族士兵以及低阶军官几乎没有任何升迁的可能，他们对于军队事务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在达拉马，军队代表着国家的荣誉和历史上的荣光，不容有一丝亵渎，尤其是摩美人，对军人更是极为尊敬。摩美人在经济领域已经失去了主导权，也只有在军队里，摩美人才能保有本民族的高贵尊严。

莫劳克族的士兵和军官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莫劳克人对于达拉马国的忠诚毫无价值，因为摩美人永远都不会给予莫劳克人真正的信任。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无论莫劳克族的军人怎样勇敢和优秀，都别想升到中尉以上的军衔——永远都别想。

满怀理想的贝斯纳在被捕前正是中尉军衔，这已经是莫劳克人在军队里所能升到的最高军衔了，也就是说，贝斯纳中尉的升迁之路已经到头了。大部分摩美人认为贝斯纳是因为在军中升迁无望，所以报复国家，最终成为了一个叛徒。

大部分莫劳克人（包括著名的知识分子、广受尊敬的宗教界人士以及政界和商界的领袖）认为本案的实质是一起邪恶而肮脏的民族迫害事件，表面上针对的是个人，其实是摩美人（以军中的摩美族反动势力为首）公然对全体莫劳克人进行的一次民族侮辱。他们觉得本案如同一封民族宣战书，未来势必会造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所以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莫劳克人应该同仇敌忾，坚决粉碎摩美人的阴谋，彻底结束莫劳克人长期以来被摩美人敌视、侮辱和迫害的历史，从而享有与摩美人同等的公民权利——

本属于每个人的基本而正当的权利。

将贝斯纳送上军事法庭的是战争大臣格莱雷将军，他五十七岁，身材不算高大，脸部瘦削，长着一只长长的喙形的鼻子。

很难看到格莱雷将军的笑容，他的表情时常保持着一种冰冷的严肃。他的眼神里总有一种仿佛责备般的意涵。与人争辩时，他蔑视所有的对手，言辞尖刻，好像不带任何多余的感情。他举止僵硬，说一不二，是一个严厉的内阁大臣，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兵。

格莱雷将军对自己在摩美族里的声望感到非常陶醉。

他给旁人以无比坚强的形象，内心却充满了严重的不安全感，深怕政府中有人（如果有这个人，那么他认为此人一定是莫劳克人）会陷害他或者军中会出现危险的间谍（如果有这个间谍，那么他认为此人一定是莫劳克人），所以他总是处于一种时刻准备反击各种阴谋的临战状态。

1908年9月，陆军觉察到内部出了间谍，调查随之展开，格莱雷将军主导着调查的方向并作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决定。

有证据表明，贝斯纳中尉可能就是这个间谍，这些证据并不十分有力，它们大多建立在一些合理的怀疑和旁证上，但不幸的是，贝斯纳是一个莫劳克人。虽然所有参与调查的军界人士没有明说，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相信一个所谓的真理，即如果军中真的有一个间谍的话，那么此人必定是莫劳克人——此人也只能是莫劳克人。

格莱雷将军下令逮捕了贝斯纳，但他拒不认罪。

贝斯纳事件发酵后，绝大多数莫劳克人都认为贝斯纳被冤枉了，他被军中的摩美人所迫害，成了民族偏见的一件牺牲品，但这种舆论越强大，格莱雷将军就越认为贝斯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就越不会放过他。

格莱雷将军无论如何都要将贝斯纳定罪，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格莱雷将军在本案中没有明显的私利，贝斯纳的军衔和影响力更完全威胁不到他的政治前途）。格莱雷将军继续派人搜集证据，在这过程中，有的调查人员涉嫌伪造了部分证据，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格莱雷将军知悉此事，但是如果重审本案，这些肮脏的伪证就非常有可能击垮格莱雷将军一向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或许他还会被判刑，其政治生命也就宣告死亡——

如果这一切成真，那么对于摩美人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绝不能接受的地狱般的现实。

格莱雷将军有一个非常摩美人的弱点，那就是他对于摩美族荣誉的歇斯底里式的捍卫——這是一种变态的民族精神洁癖。他深切地明白，如果重审此案并改判贝斯纳无罪，那么这结果就等于判了自己死刑，而更为可怕的是，他热爱的军队将因此蒙羞，从而军威大失。

以贝斯纳家族为首的莫劳克族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抗议，要求重审本案，其间得到了托尔教总祭司艾加尼特和族内多位领袖的支持。支持重审的民众被社会舆论称为“重审派”，与此相对应，支持格莱雷将军的民众被称为“有罪派”。

“重审派”的联盟主要有：几乎全部的莫劳克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托尔教教士、大资本家、外国的一些知名人士、极小部分声称秉持公正立场的摩美人（多为叛逆的贵族青年和知识界的精英）、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

“有罪派”的联盟主要有：几乎全部的摩美人（包括绝大多数贵族和大量的底层民众）、君主主义者、退役军官、国家主义者、老派人士、极小部分莫劳克人（多为激进的爱国者或军队的崇拜者）。

两派的阵营里，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都相当的复杂，整个达拉马社会因为本案而被撕开了无数道伤口。

1909年4月29日，一位曾经参与调查贝斯纳的军官（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摩美人）匿名公布了一份关于伪造证据的说明材料，所述内容逻辑清晰，对军队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信度极高，这份材料使要求重审的呼声更为高涨（据传，贝斯纳家族向这位军官支付了一笔惊人的报酬）。

事发后，军队内部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多位参与此案的军官被停职、审讯和关押。

至此，再也没有一个达拉马人可以置身事外了，人们都必须自愿或被迫选择自己的立场——都必须选边站。

在如此强烈的社会对抗氛围里，任何一个达拉马人，不论他或她是莫劳克人还是摩美人，也不论他或她属于哪一个党派或公民团体，他或她都必须就贝斯纳事件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否则他或她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重压，同时也会被自己的良心所折磨。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在家庭、朋友、同事和仆人之间造成了大量的矛盾和对立，社会被严重撕裂。

《每日新闻报》是莫劳克人办的报纸，背后有大财团进行支持，是“重审派”最具分量的宣传阵地，该报集合了一大批莫劳克族的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上支持贝斯纳的重要人士。

莫劳克人韦勒斯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也是“重审派”在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他在报纸上针对贝斯纳事件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和评论，而且列举出十几项应当重审的理由，这每一项理由都仿佛不容置疑和辩驳。他的笔杆子既锋利无比又具有崇高的道德感召性，常常令支持贝斯纳的民众读后血脉偾张，大呼过瘾。

他认为支持格莱雷将军的都是一些过时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并不值得惧怕。格莱雷将军在他的眼中是一个“无能的刽子手，令人恶心的说教者，真正的国家叛徒，重度精神病人和昏庸的军中独裁者”。最易怒的支持者，毫无例外都是他的铁杆读者。

有些摩美人放出了话，说要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宰了韦勒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为安全起见，就开始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

他写好了一封遗书，就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他没有因此而感到畏惧，而是在文章里更加肆无忌惮地抨击“有罪派”，他称那些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摩美人为“垃圾、狗屎和人类的杂种”。他在文章中写道：“……因此，达拉马也像任何野蛮国家一样，存在着一个由无赖和强盗组成的腐朽不堪的高级军官阶层，这些无赖和强盗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自由，对莫劳克人公开进行政治迫害，无耻地谋求摩美人的最大利益，从而将国家推入了社会分裂和民族对抗的绝望境地！”

谁都看得出来，听到暗杀消息前的韦勒斯只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辩论对手，而现在的他则变成了一个喷射着复仇烈焰的莫劳克族战士。

与韦勒斯针锋相对的是《新世纪报》的主笔格纳奇伯爵。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他并不承认，自认为属于带有保守倾向的共和派），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个放荡不羁的贵族，一个三流的抒情诗人，一个疯狂的硬汉。

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贝斯纳是一个危险的间谍并且对判决结果大为不满（判得太轻了），按他的想法，“应该绞死贝斯纳100遍——少一遍都不行！”

他称韦勒斯为“《每日新闻报》养的猪猡”，称支持重审的莫劳克人是“贪财的魔鬼、诈骗犯和逃跑大师”。他每天都在报上打笔仗，在60天里写了55篇关于贝斯纳事件的文章，这些文章就像一发发愤怒的炮弹，充溢着强烈的民族偏见——如果不是民族仇恨的话。

他的言论深深地刺激了那些与他同样偏激的莫劳克人，他在上班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冲他怒吼的莫劳克人，他们骂他：“刽子手！”“摩美人去死！”“打倒格莱雷！”“杂碎！”

他面对骂声不发一言，只是面无表情地快速穿过人群。

时刻不离他左右的是他的挚友库德曼，此人也是他的崇拜者和贴身保镖（有传闻说，他们是一对同性恋情侣），随身带着两把左轮手枪——

它们都装有满满的子弹。

贝斯纳事件在劳工党阵营也引起了震荡，以奥洛尼斯为首的一少部分劳工党坚决支持重审贝斯纳案。

奥洛尼斯具有冷峻的政治性格，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对贝斯纳的判决是最怯懦的司法谋杀……格莱雷将军是达拉马反动势力的代表，是一个永远躲在暗处的阴谋家，他早年镇压过莱登市的工人罢工游行……他是一个恶魔，他的双手沾满了劳工党的鲜血……”

劳工党里只有少数党员支持奥洛尼斯，一些党员认为格莱雷将军固然邪恶，但贝斯纳也只是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子弟，劳工党不值得为一个社会蛀虫而挑战绝大多数摩美人，而且更关键的是，劳工党的大多数党员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摩美人，他们虽然口头不说，但心里多多少少都怀有对莫劳克人的偏见，如果劳工党的核心人物选择站在贝斯纳一边，那么必定会使相当数量的摩美族基层党员感到失望，甚至会觉得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无情地抛弃了他们。

奥洛尼斯是摩美人，但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贝斯纳，他相信贝斯纳是无罪的，铺天盖地的民族情绪丝毫都没有影响他的判断——他只信仰真理和正义。

奥洛尼斯大无畏地以劳工党人的身份呼吁重审，这使他迅速受到了莫劳克人的爱戴，而一些摩美族的极端分子则对他恨之入骨。奥洛尼斯的老父亲是一个支持“有罪派”的顽固的沙文主义者，他对儿子劝说无效后，竟然登报声明与奥洛尼斯断绝父子关系（奥洛尼斯加入劳工党时，虽然他的老父亲也激烈反对他的这个政治选择，但仍然小心维持着脆弱的父子关系），社会上顿时舆论哗然。

观点较中立（较倾向于支持“重审派”）的《达拉马新闻和评论》认为，以当前的局势发展，很可能将在短期内引发全国规模的“重审派”的示威抗议活动，此抗议活动必然会刺激“有罪派”，进而激起“有罪派”的全力反击，而承受巨大压力的军队内部也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政府内阁或许会急速垮台——

总之，未来极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动乱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个噩梦终于在1909年8月19日变成了现实，在10月初达到疯狂的顶点。

示威游行首先發生在加利埃市，它位于达拉马西部的中心位置，是莫劳克人传统的居住区。大约有十万莫劳克人浩浩荡荡地向市政厅出发，高呼着“强烈要求重审！”“贝斯纳无罪！”“严惩格莱雷！”“摩美人去死！”以及其他一些激烈的口号。

抗议的怒火不到一个星期就覆盖了整个达拉马西部，每天都大约有50万莫劳克人走上街头，倾泻着心中的愤怒。8月24日，首都维恩特率先爆发了摩美人的抗议游行，近30万摩美人向着市中心金色的国会大楼进发，人们高喊：“枪毙贝斯纳！”“格莱雷将军万岁！”“打倒莫劳克人！”“拯救达拉马！”“军队万岁！”

游行中，摩美人将格莱雷将军当作了救世的圣人，而莫劳克人则将贝斯纳中尉视为了民族英雄。

游行规模不断扩大，罢课、罢工和罢市在各地相继发生并快速蔓延，局势不可避免地趋向恶化，已经濒临失控的边缘。

8月28日之后，两族各自的游行队伍开始形成对峙并引发多起暴力事件，一波接一波的街头骚乱开始成为常态。游行示威中，各地的居民们都立场鲜明地为各自所支持的派别送上面包、水和其他补给品。

在首都的摩美人游行队伍里，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摩美人突然举起一条写着“我是摩美人，但我与莫劳克人并肩战斗”的标语，他先是遭到了本族人的嘲笑，继而被十几个极端分子残忍地殴打致死。

在王宫里，萨加斯七世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王后玛多丽则忧虑重重，脸上常有泪痕。据国王身边的人透露，王后认为政府和军队过于不公，处处打压莫劳克人，并且埋怨国王没有进行有效干预，一气之下，王后已经连续三天没有与国王说话了，此种情况还从来没有在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中出现过。

据可靠消息，军队中十几位极端仇视莫劳克族的少壮派军官试图发动一次政变，格莱雷将军听闻后以自己在军中极高的威望和无私的个人勇气和平地瓦解掉了这次密谋，使政变胎死腹中。此举至关重要，否则达拉马将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后果不堪设想。

托尔教总祭司艾加尼特和新教大主教莫拉克斯分别发表了公开信，两封信的内容非常相似，皆呼吁两族人民要保持克制，强烈谴责一切暴力事件。

达拉马东部与西部作为两族的大本营，原本形成了地理上的隔离，但随着示威游行的扩大，两族的游行队伍开始频繁攻占对方的地盘，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在达拉马工业高度发展的当下，流动人口大增，传统上两族各自居住的地区里也居住着大量异族民众，因而极易引发恶性的街头冲突，从而造成更多的民族对抗事件。

10月5日，维恩特发生了近100万人的示威游行，其中摩美人大约有70万，其余的民众为莫劳克人。游行中，摩美人齐声高唱《天佑达拉马》，莫劳克人则以歌曲《莫劳克人的朝阳》来对抗（极小部分支持莫劳克人的摩美人唱起了《国际歌》）。

双方剑拔弩张，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出动了60个骑兵中队，三个旅的步兵身穿作战服，监视着游行队伍的一举一动。首相布雷塔命令没有他的指令，绝不允许向人民开枪，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两族的游行队伍不断发生肢体冲突，直至造成了重大的骚乱，更危险的是，个别破坏分子（两族人皆有）竟然主动袭击军人，这直接引发了军人向游行的民众开枪（现在已经无法查清是哪个军人先开的枪，也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或政府领导人公开承认是自己下达了开枪的命令）。

枪声响起后，两族的游行民众都组成了人墙，以抵抗军队的冲击。

据一位参与镇压的士兵在多年后回忆，这些无畏的人们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前进，但很快他们就被成片地扫射在地。

一部分军人开始进行自发的镇压行动（大部分军人没有向民众开枪，有不少官兵甚至选择了撤退），他们的确阻止了一场危险的暴乱，但也枪杀了近2000名游行民众，这里面既有莫劳克人，也有摩美人，但他们都是达拉马人——都是国家的公民。

事发后，出于相同的理由——对枪杀民众事件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两族的内阁大臣以及其他部门的高官纷纷辞职，这旋风般的众多辞职行为，使达拉马的政府系统瞬时陷入空前的混乱当中。

1909年10月9日凌晨，哥波利对动乱中的达拉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哥波利已秘密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战争动员，集结了150万兵力，总共57个步兵师，外加10个骑兵师，官兵们大部分是莫朗肯人，作风凶猛而顽强，他们都深信灵魂不灭和轮回转世，所以视死如归，能疯狂地投入任何危险的战斗）。

达拉马军队在全国瘫痪的状况下仓促应战，伤亡极其严重，共有25万人战死，10万人负伤，8万人被俘或失踪。不到三十天时间，哥波利的军队就占领了达拉马的大部分国土，格莱雷将军在克伦湖战役失败后开枪自杀，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战死沙场。

首相布雷塔带领剩余的达拉马军队在未被侵略者占领的西部地区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萨加斯七世则不得不流亡国外，这场战争史称“十月战争”。

1910年2月初，诺比克洲十几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合国军，这支军队与首相布雷塔指挥的达拉马军队共同与哥波利的军队进行战斗，经过四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和国际社会的全面施压，终于将侵略者赶出了达拉马的国土。

战争中，莫劳克人与摩美人协同作战，一起抵抗侵略者，在国难中建立了一种至为珍贵的民族友谊。战争结束后，两族民众尽弃前嫌，共倡和平，达拉马因这场残酷的战争而神奇地消灭了两族间的宿怨与新仇，从此两族相安无事，避免了国家的分裂。

回头来看，共有三个历史因素造成了1909年的达拉马动乱：

诺比克洲各国接连不断的民族解放运动对长期受到民族压迫的莫劳克人所施加的影响;新一代莫劳克人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经济成就使他们具有了与摩美人对抗的资本，推动他们要求与摩美人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而摩美人对于莫劳克人取得的经济成就则感到了恐慌，其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这就使摩美人的立场更加趋于强硬;新闻媒体在达拉马已经发展成熟，当时共有五十多家報纸和刊物，拥有广泛的立场各异的读者，它们共同参与催生了这场全国性的噩梦。

在贝斯纳家族的努力（行贿）下，1910年1月，贝斯纳被哥波利的占领军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几天后他就与情妇私奔到了巴西。

这个被莫劳克人视为英雄的人，身材瘦小，鼻梁塌陷，下巴突出，留着短络腮胡，不大注重穿着。单从外貌上看，他显得相当平庸，但只要是和他深交过的人，都会谈到他的砒霜一般刻毒的言辞，这大概是他本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他的情妇是艾莎·斯特维男爵夫人，她是一个略胖的、常常赌两把的、叽叽喳喳的女人。贝斯纳非常爱她——简直是着魔般地爱着这个庸俗不堪的女人。

人们无从知道贝斯纳在被捕后都想了些什么，只知道他拒不认罪，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间谍，则无人真正知晓，如同一个永恒的谜。哥波利官方从贝斯纳被捕后就否认他是哥方的间谍，表示从不知道贝斯纳这个人，并不无讽刺地指出，哥波利军方绝不会对这类低阶军官出卖的情报感兴趣。

贝斯纳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对他相当反感，在他们眼中，贝斯纳就是一个到处惹事的纨绔子弟，不务正业，参军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推掉管理家族生意的责任，这样就能继续无聊地混下去。

贝斯纳到巴西后做起了染料生意，他做得很棒，发了一笔大财。他终于发现自己天生就是一块经商的料，而非战场上的军事天才。

四十多年后，他通过中间人与达拉马官方进行了一次充分的沟通，沟通的结果相当正面，官方允许他回国并承诺对他以往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扫清政治障碍后，他和夫人艾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的贝斯纳，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掀起任何波澜，除了某些热衷于怀旧的长者之外，人们已经平静地遗忘了他。

莫劳克人和摩美人早已融合在了一起，关系非常友好，民族矛盾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问题，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达拉马人不再关心生活中的贝斯纳了，他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被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他距离当下过着安稳日子的达拉马民众越来越遥远了。

贝斯纳回国后，隐居在首都郊区的一座豪华庄园里。

他平时最喜欢读历史书籍，尤其喜欢读与他息息相关的那段动乱的历史。他边读边笑，只是笑得非常难看——笑得像哭。

维恩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姆访问过隐居中的贝斯纳，当时贝斯纳已经七十六岁了，艾莎夫人在半年前离开了人世，他刚从这场悲痛中走了出来。

夫人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人知道他有多么热爱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就像没有人知道曾经的他是否背叛过他的祖国。

卡姆和贝斯纳聊了不少历史问题，贝斯纳始终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但并无多少抱怨。

贝斯纳的脑筋非常好使，只是记忆力出了点儿问题，常常把六十多年前说成三十多年前，经卡姆提醒后，他先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后就向卡姆郑重道歉，那是一种过分严肃的不正常的道歉，弄得卡姆非常尴尬。

访问中，最让卡姆感兴趣的是贝斯纳一口咬定不是他造成了贝斯纳事件，甚至该事件也不是由他所属的莫劳克族造成的——

真正造成贝斯纳事件的只是一个名字，只是“贝斯纳”这个名字，是这个名字引发了所有的一切，引发了一切的悲剧，而这些悲剧都与他无关，只与“贝斯纳”这个名字有关。

访问后，贝斯纳的荒诞观点被卡姆写成一篇短文，发表在了《观察家报》上，但反响平平。贝斯纳在第一时间就读了这篇文章，读后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找卡姆来谈一谈这篇文章——他只是沉默无语，他沉默无语的样子就像一具苍老而忧郁的僵尸。

直到五年后，也就是贝斯纳临终之时，他突然在一个夏末的夜晚让自己的大管家找来了卡姆。

床上的贝斯纳艰难地举着那张五年前的报纸，断断续续地对卡姆说，他当时的观点完全错了，现在自己总算想清楚了，那绝不是“贝斯纳”的错——绝不是这个名字的错，因为名字是无辜的，也许这世上所有的名字都是无辜的，“去他妈的名字！去他妈的贝斯纳！”

贝斯纳虽然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但卡姆大约懂了他的意思。

卡姆问他，如果动乱不是由一个名字引发的，那么是由什么引发的呢？

贝斯纳的身体虽然非常虚弱，但他还是竭尽所能地大笑了一声，接着用力地说：“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你问得好，我告诉你……你听好了，引发动乱的只是一个年份！这个年份就是‘1909年……就是这个年份！可恶！！就是一个年份而已……”说到这里，他歇了一会儿，然后鼓了鼓气，又说：“陷入动乱的也不是达拉马，而是年份陷入了动乱——这见鬼的年份！仅仅是个年份！！……是‘1909年陷入了动乱，而不是国家陷入了动乱！只是这个年份捣的鬼！！可恶，这可恶的年份……我发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知道今年的年份是多少！没有人知道！！……全都蒙着呢！就像没有人知道1909年是否真的结束了一样！哈哈，全都蒙着呢！！全都是蠢货——全都是废物，全没救了！！全完了……哈哈，哈哈……卡姆，你能告诉我今年的年份吗？！……你想好了再回答，可别糊弄我……”

卡姆还没来得及回答，贝斯纳就去世了。

没有人知道卡姆将如何回答贝斯纳，因为他并未说出自己的答案，人们一般认为那些未说出的话就是不存在的话——

卡姆在贝斯纳去世后就不再使用日历了，我的意思是说，自从他的那句“不存在的话”诞生之后，他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的人类纪年了——

他也总算想清楚了。

从此，卡姆时常无缘无故就老泪纵横（他偶尔面无表情地向窗外张望，看着远处时隐时现的山峦和一根时时刻刻都在冒烟的大烟囱），他开始厌恶所有的镜子，固执地认为达拉马在最近的两百年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动乱，而古代摩美族的人数极少，他们身处社会的底层，大部分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小部分是裁缝和补锅匠，该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贵族，历来受到多个异族的统治，从未占据过国家权力的中心，到了七世纪末，摩美族就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至于“莫劳克人”，只是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欧的考古学家根据一个庞大的古墓和数处遗址而提出的一种假设——一种对于该地古代先民的学术性假设，就连“莫劳克”这个词也是学者们模仿哥波利的“莫朗肯族”的族名发音而发明的，没有一个学者敢断定地球上存在过莫劳克人——

一切都是学术性的假设。

事实上，在被称为“达拉马”的土地上，以笨拙而勤快的罗特族人居多，而“达拉马”这个地名，也是十多年前国际上几个研究原始信仰的人类学学者为研究方便而共同起的一个临时名字，该地名只具有范围有限的学术意义，它从未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领域，也就是说，它从未被实际使用过，与国家边界和行政区划更是毫不相干……

天知地知，这世上还没有一种事物能够准确无误地对应（重合）上另一种事物，即使是真正的相似也是非常罕见的，但受人尊敬的维恩特大学的卡姆教授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像那个胡言乱语的老乞丐贝斯纳了——是贝斯纳！就是那个沿街乞讨的老家伙贝斯纳！！

贝斯纳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光棍，是一个对所有镜子都感到恐惧的可怜的老疯子，此人时常无缘无故就老泪纵横，直到去年夏末的某个炎热的夜晚，他竟然疯疯癫癫地去逗一条从格莱雷家族走失的疯狗，结果被这条狗咬断了脖子。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本可以置之不理的格莱雷家族出于同情心，妥善地安葬了贝斯纳——安葬了这个老乞丐。

知道这件事的人们无不称赞格莱雷家族的高尚教养，而那条名叫“艾莎”的疯狂的母狗也被它的主人悄悄处以了“极刑”。

事已至此，时光依然飞逝。

几十年后，一直拒绝使用人类纪年的卡姆活到了八十八岁，最终因脑溢血突发而猝死家中。

戏剧性的是，卡姆在生前留下一份遗嘱，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镌刻“1909年”这几个字，其余则全为空白。

卡姆的子女虽然糊里糊涂，不明白父亲这样做究竟有何用意，但还是照他的遗愿办了。有几个卡姆的学生在参加葬礼后，轻佻地认为他们的老师已经重新认同了人类的纪年，但对于为何是“1909年”而非其他的年份，却仍是一头雾水。由此他们只能生出一种痛苦的困惑，这种困惑之所以是痛苦的，可能正是因為他们仅仅是困惑于这种困惑的本身或者不知自己到底为何而困惑，但这种困惑又是真实的，并非虚无，只是它根本就无从说起，也无法就它本身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研究或辩论。

【作者简介】汉家，本名贾墨冰，1975年生于太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人民文学》《花城》《大家》《散文》《黄河》《山西文学》《青年作家》《都市》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象三部曲”和散文集多部。出版有《汉家文章》《火车大劫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