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施德群

摘 要：节庆活动是地方文化重现的重要情境，在地方认同构建、居民幸福感提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广州迎春花市参与者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发现节庆活动参与者在涉入程度和涉入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活动涉入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影响参与者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向认同三个方面构建地方认同。同时，活动涉入对参与者的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组织活动方可以通过影响生活满意度和正向情感来提高参与者的幸福感。

关键词：活动涉入;地方认同;幸福感;节庆参与者;迎春花市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2）05（b）--05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旅游产品的内容及形式有了更多样化的需求。节庆活动作为现代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新颖的形式、富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内容迅速吸引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目光。同时，以其增加城市经济效益、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等功能性特点备受各大城市追捧。因此，近年来全国催生了大量节庆活动，如啤酒节、动漫节及各类先人诞辰等。

前人关于节庆活动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相关研究，尤其在节庆活动的文化传播价值、目的地形象塑造等方面。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不断消解及融合，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的境况尝试或拒绝社会融入，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不断重构。节庆活动作为地方文化重现的重要情境，是一种构建人们地方认同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以广州传统民俗文化节庆活动迎春花市为案例背景，探讨社会不同群体在参与节庆活动过程中，不同活动涉入程度和涉入前因是如何影响地方认同构建及人们的幸福感，以期理解节庆活动涉入与地方认同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1.1 关于活动涉入的相关研究

关于涉入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Sherif和Cantril提出的“涉入”概念，即个体感知外部刺激和外部情境与自身相互关联的程度，关联程度越高，感觉涉入程度越高，对该刺激和情境的关注度就会越强烈;反之，则涉入程度越低。随着学者专家对涉入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概念从心理学领域被拓展到市场营销领域，运用于消费者心理和有形产品上。Zaichkowsky（1985）和Engel、Blackwell Miniard（1993）认为涉入度是指消费者受到特定情境的影响，对产品产生的兴趣水平及感知到的产品重要性，这种心理受到个体需求、兴趣爱好等的影响。其后，学者的关注点从有形产品转向无形产品，将涉入理论运用到休闲旅游领域，并从旅游涉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游客意愿、目的地形象感知、体验满意度、旅游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到节庆活动方面，张翔竣（2008）以妈祖文化节为背景，调查游客涉入程度与旅游体验程度之间存在的关系，指出游客涉入程度越高，对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越高，幸福程度也越高。雷嫚嫚（2013）探讨了不同性格特征的民俗节庆游客在活动涉入程度和涉入前因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除节庆活动娱乐性和重要性、个人兴趣、民俗节庆知识等因素外，游客性格特征对节庆活动涉入程度也有显著影响。张琼锐（2019）基于环境知觉理论，构建了“文化氛围-旅游涉入”模型，探索了宗教文化节事中游客心理涉入和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

1.2 关于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

人、地方和心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并由此产生了地方性、地方性认同和地方认同等概念。地方性源于某个地方本身，是指地方呈现出来的独特性;地方性认同则是人们对这种独特性产生的情感偏好，甚至情感满足;地方认同更强调个体在地方获得的归属感，并进一步产生了地方依附。Korpela（1989）指出，地方認同是个人在调整与地方关系时构建而成，通过社会、文化和情感意识建立一种归属感，形成个人对地方的认同。孙九霞、周一（2015）概括了地方认同的四个特性，即人对地方的熟悉感、人对地方的情感偏好、地方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人在地方的自我表达。地方性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个体与地方之间关系构建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但是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其先后顺序存在差异。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归属感的产生（地方认同）要早于地方性的情感偏好（地方性认同）;对于城市新居民及旅游者而言，先是对地方性的了解与偏好，随着接触的增多、认识的加强，产生了归属感，也就是地方性认同早于地方认同。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线，都是个体与地方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节庆活动是地方性的情境再现和集中表达，其对城市新居民和游客的吸引力远大于当地居民，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遵循地方性认同到地方认同的心理构建过程。

1.3 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幸福是什么？各领域学者未能达成一致，但是中外主流观点均认为幸福感的基础是“快乐”。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Andrews Withey提出的幸福感概念。Diener（1999）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产生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认知是对生活整体状况的满意程度，情感则是对生活体验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反馈。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其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相应地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越多。随着学者对幸福感研究的深入，个体潜能和生命意义的实现也被纳入幸福感的概念范畴内。Seligman（2020）和张天问、吴明远（2014）指出幸福感不仅包含愉悦的生活享乐，还应包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活动体验。在节庆活动中，参与者通过参与活动，体验地方特色，从而获得意义，因此这一概念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节庆活动参与者在与地方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幸福感。

综上所述，前人在活动涉入、地方认同及幸福感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三部分研究较为分散，缺乏内在连接，且聚焦于节庆活动参与者的研究较少，加上节庆活动作为城市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对其主要参与者（城市新居民和游客）社会融入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以节庆活动为案例背景，以活动参与者为研究对象，探索节庆活动涉入对参与者地方认同及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从明清时代，广州的花卉文化就已形成，成为我国最为著名的“花城”。春节期间“行花街”是指人们逛迎春花市，它是珠三角地区甚至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等地一项规模较大的传统民俗，是人们心中最有年味、最有仪式感的节庆活动。每年从年前二十八至大年初一凌晨结束，以其独特的花卉文化、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备受人们的喜爱。广州流传着“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派，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的歌谣，足以见得人们对迎春花市的喜爱与重视。1956年，广州将分布与大街小巷的花铺集中起来，立起花架、搭起牌楼，成为“迎春花市”。其后，迎春花市的规模不断扩大，1960年4个、2005年10个、2012年13个、2020年12个，迎春花市的参与者逐年增多。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迎春花市“一区一花市”调整为“一区多点”，在全市11个区设置了超过150多个现场售卖点，尽管如此，仍然不能阻挡人们“行花街”的热情。因此，选择广州迎春花市作为研究的案例背景。

综合采用一对一深度访谈结合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近五年参加过迎春花市的人们开展调研活动，筛选出30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最后共获得有效访谈记录28份。其中，广州本地世居居民8人、广州新居民（因工作、学习、养老等原因定居广州的外地人）15人、游客5人（见表1）。访谈时间为30分钟左右，采用一对一的结构化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参与迎春花市的原因、过程（涉入度及涉入前因），迎春花市参与前后的意识、情感及行为方面的变化（地方认同），在迎春花市的收获和体验（幸福感）等。除此之外，通过网络搜索，在各大网站论坛、微博、公众号等渠道搜集人们对迎春花市的感受，以更加全面广泛地了解人们参与迎春花市的感受，尝试从中分析不同群体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如何构建地方认同及了解他们的幸福感体验。

3 迎春花市参与者活动涉入分析

目前，学界最常采用的涉入度测量表是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CIP）和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PII）。结合节庆活动的特点，采用CIP量表中的变量（产品重要性、产品娱乐性、风险可能性及后果、社交能见度）作为这部分访谈的主要问题，同时增加了个人兴趣和节庆知识相关问题。为了便于受访者理解，对原本通用性的词句描述调整针对迎春花市的题项，以提高访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访谈记录，整理出以下结果。

3.1 不同参与者在迎春花市的涉入度高低有明显差异

在本次深度访谈中，涉入度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参与者的比例高达60.7%，高于男性参与者。这是因为迎春花市作为一种广府文化特色浓郁的节庆活动，其鲜花题材和喜庆的节日气氛对女性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且春节期间多数女性在家庭活动安排方面起主导作用。因此，女性在春节前更关注包括迎春花市在内的各类活动相关信息，尤其对适合全家老少参与的活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参与意向，也更容易认同迎春花市的象征意义，故女性在迎春花市中表现出更高的涉入程度。年龄方面，中老年参与者占受访者总数的60%以上。其中，31～50岁的中年参与者最多，占比39.3%，这是因为中年作为家庭支柱，是春节期间为家庭添置花材的主力，尽管迎春花市中各类产品的价格略高于平时，但是出于平时工作繁忙的补偿心理，更愿意参与全家活动，其价格敏感性也较低;年龄超过50岁的老年参与者比例为21.4%，由于年长者拥有更多关于地方文俗的记忆和情感，因此较为偏爱像迎春花市一样的节庆活动。而且老年人更看重迎春花市的象征意义和节日氛围，所以老年人比青年群体表现出更高的活动涉入程度。在参与者类型中，新居民表现出较高的活动涉入度，可能是因为新居民离开故乡在广州定居后，生活丰富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其在与广州地方融入过程中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更乐意参与迎春花市，不仅丰富生活体验，还能更加积极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迎春花市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新元素，改革创新活动内涵和表现形式，都让新居民更乐于参与、更易于融入，但是创新后的迎春花市打破了该活动的传统，有别于世居居民记忆中迎春花市的模样，挑战了他们对广州传统文化的坚守。教育水平分布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较多，占比超过80%，他们获取迎春花市信息的渠道更多，对信息的接受程度更高，因此拥有更多关于迎春花市及广州民俗节庆的知识，能更好地挖掘和认同迎春花市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其迎春花市的活动涉入程度也相对较高。从受访者职业分布方面来看，各行各业的参与者都有，且不同职业之间在迎春花市的涉入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3.2 迎春花市的重要性及娱乐性、个人兴趣和节庆相关知识与涉入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

根据访谈结果，迎春花市的重要性和娱乐性对参与者的活动涉入程度有显著影响，即人们认可迎春花市的意义和价值，认同其重要性，活动涉入程度越高;当迎春花市的娱乐性增强时，也会提高人們的活动涉入程度。但是这一结论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青少年群体（年龄小于30岁）更在意迎春花市的娱乐性及新潮元素与传统民俗的碰撞，这一点在信息涉入阶段就有明显体现，表明青少年群体可能选择性忽略迎春花市关于传统民俗的相关信息，而更关注一些新奇有趣的潮流元素。中老年群体主要包括世居居民与新居民中异地养老者和因工作等原因长期定居广州的人。世居居民对迎春花市已经很熟悉，看重迎春花市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对他们而言，逛花市买年花就是春节年俗的一部分;对于新居民而言，迎春花市的意义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有所变化，初来广州很多人参与迎春花市是由于好奇和新鲜感，通过花市喜庆热闹的氛围感受别样的民俗，这一阶段主要处于信息涉入阶段。其后，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对城市的了解加深，则过渡到产品涉入阶段，即迎春花市相关信息不再过度关注，但更认同迎春花市的重要性，通过参与迎春花市的方式来欢度春节。

个人兴趣和对相关节庆知识的掌握情况对迎春花市的活动涉入程度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个人对传统民俗越感兴趣，对迎春花市的涉入程度就会越高;反之，兴趣越低，涉入程度越低。人们对传统民俗的兴趣高低影响其对相关民俗知识的获取多少，影响其对该节庆活动重要性的认知情况。因此，人们掌握的迎春花市的知识越多，就越清楚迎春花市在广州春节民俗中的重要地位，其活动涉入程度也会相应提高;反之，了解得越少，涉入程度则会相应降低。

3.3 社交能见度、风险可能性及后果对涉入程度影响因人而异

根据访谈结果发现，社交能见度和风险可能性及后果对涉入程度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社交能见度主要表现在通过参与活动彰显自身的特点和品味，以吸引别人的关注。在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中，社交能见度对青少年和年长者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年人群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少年而言，探索猎奇是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展现自我是当代青少年的主要标签，通过参与迎春花市探索与平日学习生活不一样的活动体验，通过参与迎春花市感受与体验展现自身品位和性格特点，获取更多关注度，寻找同类朋友圈，满足当下青少年的社交需求。对于年长的世居居民和城市新居民而言，尽管他们参与迎春花市的原因动机不同，但是迎春花市的社交能见度对他们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正向影响。年长世居居民对老广州的传统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通过参加迎春花市不仅是添置花材、丰富生活体验、迎接新年，还像是一种对老广州身份、立场的坚持;年长的城市新居民有着迫切的地方融入需求，通过参与迎春花市，了解更多地方文化习俗，寻求自身与广州之间的更多联系，同时其在广州的社交需求也能得到极大地满足，既能与故乡老友谈论迎春花市，又与广州的新朋友有了共同的谈资，并在社交过程中，自身会产生一种较为明显的心理暗示，即他们已经融入广州这座城市。在不同类型的受访者中，游客需要特别关注。随着网络社交时代的到来，游客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旅游打卡、发朋友圈获得阅读量及点赞是现在旅游行为最突出的特点，因此社交能见度对游客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风险可能性及后果主要表现在担心参与活动无法达到预期及由此带来的麻烦。在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中，风险要素对年长者的影响最为低微，主要是因为年长者对迎春花市的期望不高。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要素对活动涉入程度的影响越显著，可能是由于高学历的参与者对风险的感知能力较强，因此在迎春花市前期会关注更多相关信息，明确自身参与迎春花市的真实意愿，他们能够产生较为清晰准确的活动预期，由此带来的风险也就较低。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活动涉入程度越高。对于其他受访者而言，该要素对迎春花市的涉入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4 参与者活动涉入对地方认同和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4.1 不同参与者在迎春花市产生的地方认同存在较大差异

迎春花市是珠三角地区甚至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等地的一项特色民俗节庆活动，在人们心中，迎春花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逛花市意味着缺少了一丝年味，因此逛迎春花市就是参与者逐步构建地方认同的过程，但是迎春花市对不同参与者的地方认同影响方式和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一，验证了不同参与者在地方性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的时间顺序差异。世居居民先对广州产生了归属感，迎春花市是地方的一部分，增强了其对广州的归属感，然后才意识到迎春花市是广州特有的地方文化，并逐渐树立迎春花市是广州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意义，即先有地方认同。后有地方性认同;对于新广州人和游客而言，先对迎春花市这一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俗活动感兴趣而参与活动，然后随着民俗知识和地方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步建立迎春花市、春节和广州之间的连接，形成一种通过迎春花市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的想法，即先有地方性认同，后有地方认同。第二，受教育程度、节庆知识和个人兴趣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三个方面都影响到人们对迎春花市相关信息的关注度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缩短了人们对迎春花市的了解认知过程，加速了地方认同的形成与构建。第三，随着参与迎春花市次数的增多，其地方认同感增强。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参与次数增多，对迎春花市、春节民俗和广州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更容易建立与地方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说明人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有效促进地方认同感的构建。

4.2 活动涉入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情感、认知和意向，对地方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迎春花市不仅是一个以花为题材的交易市场，还是人们沉浸地方文化、感受新春氛围、寄托新年祝愿的地方。因此，迎春花市活动涉入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情感、认知和意向三个层面，从而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第一，涉入程度对参与者的情感认同有显著影响，但世居居民和新居民之间差异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素与和睦团圆、喜庆热闹的场景相关联，与迎春花市作为春节民俗的重要部分及喜庆热闹的气氛相一致，很容易被新居民和游客接受和认同。尽管表达情感的途径不同，但是入乡随俗通过迎春花市表达新年寓意，在情感上也是异曲同工的。因此，不同类型的受访者在情感认同方面差异并不显著。第二，涉入程度越高，参与者对迎春花市的认知、认同感越强。涉入程度越高，意味着参与者在信息涉入、产品涉入和决策涉入方面都与迎春花市建立了关联，即更关注迎春花市的信息、更乐意购买迎春花市的产品及更认同迎春花市的意义价值。因此，参与者对迎春花市的认知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其认知、认同感也越强。第三，新居民和游客更乐意向其他人推荐迎春花市，意味着其意向认同更高。这可能与新居民和游客更容易感知迎春花市和其原籍地春节节庆之间的差异，更认同迎春花市的地方性特色有关。而世居居民对迎春花市过于熟悉，加上近年外来文化冲击带来的花市变化，逛花市也变得不再那么新鲜，甚至年味也越來越弱。因此，提到最有地方性的节庆活动，世居居民显得很随意，新居民和游客则愿意向他人推荐迎春花市，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向认同感更高。

4.3 迎春花市涉入程度对参与者幸福感有显著提高效果

迎春花市参与者在节庆活动后产生了一定的活动效益，继而对其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第一，活动涉入程度越高，参与者获得的效益越多。居民（包括世居居民和新居民）参与者对迎春花市的涉入度越高，意味着他们掌握迎春花市的信息越多、兴趣越浓及对价值的认同感越强，更容易沉浸其中发现逛花市赏花景的乐趣、更乐意通过迎春花市增进家庭关系、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等。因此，他们获得的家庭关系效益、生活体验效益、社交效益等更多。游客对迎春花市的涉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他们获取了更多迎春花市和民俗节庆的相关知识信息，明确自身参与活动的目的与意义，建立了合理的活动预期，也更容易对地方文化产生认同感，但是与居民不同，游客在活动后对迎春花市的描述多集中在活动表现形式及效果上，而非内在心理感受。因此，游客获得的活动效益主要在于满足了他们的社交需求，其次是生活体验需求。第二，活动涉入通过影响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和正向情感两个维度来提高其幸福感。迎春花市每年举办一次，丰富了人们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增强了春节这一传统民俗的仪式感，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生活回忆。因此，受访者在迎春花市后对幸福感的描述，多使用一些正向情感和满意的词汇，说明迎春花市对参与者的正向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5 结语

节庆活动是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为地方文化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再现情境。迎春花市是一项具有地方春节印记的民俗节庆活动，不同参与者在涉入程度和涉入前因方面存在差异，并通过从人们对迎春花市的情感、认知和意向方面影响其地方认同感和幸福感。由此可见，节庆活动是人们构建地方认同、提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但是，本文聚焦于参与者迎春花市的受众，未将组织者、传媒工作者等纳入研究分析范围。因此，下一步将选取更多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也将采用更加客观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展开研究，以便更加全面理解人与地方互动过程中，涉入程度对地方认同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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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嫚嫚.不同性格的民俗节庆游客涉入程度及涉入前因差异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张琼锐.宗教旅游地文化氛围对游客旅游涉入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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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Involvement of Festival Activities on Participants’ Local

Identity and Happiness

Guangdo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

ZHANG Jing SHI Dequn

Abstract： Festival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external carriers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y are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enhancement.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one-to-on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Flower Fair for Spring Festival in Guangzhou ， it i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and mode of the involvement of festival participants， a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etween the involvement of activities and local identity， which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ognitive identity， emotional identity and intentional identity of participants. Meanwhile， their involvement of activities also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articipants’ happiness which was enhanced by improving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s by the activity organizer.

Keywords： the involvement of activities; local identity; happiness; participants in the festival activities; Flower Fair for Spring Festival

基金项目：2021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感知、认同与创新：网络时代节庆青年参与者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构建”（2021WQNCX182）;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地方文化节事活动涉入对异地养老者地方认同与社会融入影响研究”（2019GWQNCX051）。

作者简介：张静（1987-），女，汉族，安徽宿州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展企业管理、活动策划与组织;

施德群（1986-），女，汉族，浙江平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展经济与服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