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华　［西］罗德里戈•穆尼奥斯•卡布瑞拉

摘 要：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初进入鼎盛期。随着它的发展，大量中国生丝与丝织品经由菲律宾运往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白银则通过墨西哥流入菲律宾，最后进入中国，形成了早期跨区域性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流通。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漳州、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利马等地的发展，也加速了东西方的人口流动，增强了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地区人口结构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华文化也得到了有效传播，推动了早期海外汉学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拉丁美洲;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丝绸之路

1564年11月，西班牙殖民者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1502—1572）带领探险队抵达菲律宾，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西班牙人据点。1565年，奥古斯丁修会修士乌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1508—1568）带领圣佩德罗号帆船从菲律宾返航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开辟了连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16—17世纪初通过该航线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但主要以中国生丝与丝织品为主，故该航线也被称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

西方学界关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研究较多，波拉哈（Woodrow Wilson Borah）、 索札（George Bryan Souza）等学者对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由墨西哥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数额进行了估算，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整体规模。法国学者肖努（Pierre Chaunu）与西班牙学者希尔（Juan Gil）则根据原始文献整理了马尼拉政府当时所收缴的关税税额数据，为估算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提供了依据。①相较于西方学者，国内学者更关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晚明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全汉昇、张铠、彭信威等学者的著述具有代表性。②近期的研究中，李庆将肖努与希尔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了整合，并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在文献方面对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李庆：《晚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规模及历史走向——基于“货物税”（almojarifazgo）文献的数据分析》，《中國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依靠以英文为主的第三方文献，而对西班牙语原始文献的利用率较低，因此对于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全貌的呈现尚有所欠缺。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中外史料，尤其是尚未被国内学者所充分利用的西班牙语文献，对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以及16—17世纪初以中国生丝与丝织品为中心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通过对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全貌的把握，从经济、文化等层面分析其历史影响。

一、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拉丁美洲、菲律宾、中国三方密切相关。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多处银矿，1540—1550年拉丁美洲贵金属产量迅速提高，运往西班牙的白银、黄金与珠宝数量增加了64%。（ Guillermina del Valle Pavón，“Los mercaderes de México y la transgresión de los límites al comercio pacífico en Nueva Espaa，1550-1620，”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n° 23 （2005），p.216.）1581—1600年，秘鲁波托西银矿每年平均产银25.4万公斤，墨西哥每年产银7.43万公斤。（ 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页。）银产量的剧增使其发生贬值，美洲银矿被发现以前欧洲金银比价在1∶10～1∶12之间，17世纪中叶比价达到1∶14～1∶15。（ Charles Ralph 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n：Centro de Estudos，1963，p.2.）然而，16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的金银比价为1∶6 左右，70年代稳定在 1∶7～1∶8左右。（ 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第81页。）两地白银价值的不对等使中国商品在西班牙殖民地的价格显得格外低廉，赋予了西班牙人对中国商品的强大购买力。然而，西班牙殖民者过分专注于财富的掠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其美洲殖民地物质资源匮乏。西班牙政府还对美洲殖民地纺织品行业的发展进行了限制，导致丝织品供不应求。1536年墨西哥第一任总督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1490—1552）开始在墨西哥种植桑树，养蚕并生产丝绸。1540年普埃布拉成为总督辖区内最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1548年西班牙王室授权该地区生产丝织品，使其成为墨西哥主要丝织品生产地。然而，到了1570—1630年，西班牙政府开始限制殖民地纺织品行业的发展。（ Mariano Bonialian，“La seda china en Nueva Espaa a principios del siglo XVII.Una mirada imperial en el Memorial de Horacio Levanto，”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n° 35 （2017），pp.150-151.）16世纪后，供应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丝绸主要产自西班牙的托莱多、格拉纳达、穆尔西亚、瓦伦西亚与塞维利亚，为保护本国利益，1596年西班牙政府禁止墨西哥地区养蚕。该规定给墨西哥轻工业带来了重创，导致丝织品紧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不仅使西班牙人强大的购买力在贸易中发挥优势，还能满足拉丁美洲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解决丝织品紧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 1567 年菲律宾首位总督黎牙实比得知 “中国商人每年都运送生丝、毛织品、钟、瓷器、香料、铁、锡和染色棉布，以及其他小商品到菲律宾群岛出售，贩回黄金和蜂蜡”。（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 1493-1898， Vol.2， Cleveland：The Arthur H.Clark Co.，1903-1909，p.238.

）在对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所了解后，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将菲律宾未来的发展寄托在对华贸易上。这一时期，中国丝织品产量增长，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奠定了物质基础。明初苏州吴府江县种桑1.8万株，宣德年间增至4.4万株，17世纪下半叶达到了10万余株。（ 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桑田面积的扩大提高了蚕丝产量，带动了丝织业的兴盛，丝织品种类繁多且品质优良。 此外，历经多年的开海、禁海之争后，明朝在隆庆初年宣布福建地区部分开放海禁，船只可前往“东西二洋”进行贸易。

以上几个因素是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并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根据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两港货物进港税的总和，可判断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趋势。

根据表1，1591—1615年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货物进港税总和持续上升，中国货物进港税在其中所占百分比平均为52.7%，1611—1615年高达75.9%。这表明，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极为迅速，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达到第一个高峰。明朝灭亡后， 江南地区激烈抵抗清军，人口减少，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影响了生丝与丝织品的供应，加之顺治十三年（1656）清政府颁布海禁，使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一度陷入危机。17世纪末中拉海上丝绸之路虽开始复兴，但因大规模白银开采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并没有恢复到17世纪初期的贸易水平。据估算，16—17世纪初期比索的购买力是20世纪初的10倍，18世纪中叶约为20世纪初的5倍。（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444页。）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最为繁荣，而中国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中拉海上丝绸之路迅速进入发展期的原动力。

二、以墨西哥为中心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初，菲律宾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不受限制，西班牙王室免费给船只发放通行证，允许商船任意装载白银和货物，商人可以自由往返两地。16世纪70年代起，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不仅驶往墨西哥，还进一步向南到达利马，运送大量中国商品。墨西哥、危地马拉、巴拿马、秘鲁等殖民地商人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大帆船貿易获利。16世纪末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墨西哥为中心的生丝与丝织品贸易网络。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严重损害了西班牙的利益，因此西班牙王室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其发展。1575年马尼拉设立了皇家银行，开始收缴税金，通行证也不再发放给个人，贸易开始正规化。1582年费利佩二世下令禁止菲律宾与秘鲁之间的自由贸易。1593年西班牙国王颁布敕令，规定只有墨西哥辖区内的商人才能接收货物，从马尼拉进口的商品也只能在墨西哥销售或转运至宗主国，禁止将其运往拉丁美洲其他殖民地。（ Recopilación （1681），libro IX，tit.45，leyes i，vi，xv，lxi，lxiiii，lxviii.）因此，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成为中国商品在拉丁美洲的唯一入口。

另一方面，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消费者涵盖各个阶层，迅速抢占了拉丁美洲市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马尼拉中国丝绸与生丝的价格如下：1磅生丝的价格为1～2.5比索，（ 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 Edición y estudio de Sergio M.Rodríquez Lorezo，Isla Cristina，2014，pp.6，7，12.）12瓦拉（ 1瓦拉（vara）=835.9毫米。）塔夫绸的价格为10～16雷亚尔，（ 1比索=8雷亚尔（real）。）1磅丝绸的价格为7～10雷亚尔。因拉丁美洲地区物价较高，上述商品的价格在墨西哥的售价也翻了数倍。当时1磅生丝在墨西哥的售价为40～50雷亚尔，（ 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p.13.）是马尼拉最高售价的2～2.5倍。1620年因生丝紧缺，1磅生丝价格达70雷亚尔以上，是马尼拉最高售价的3.5倍，加工后可卖到120雷亚尔的高价。（ 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pp.13，21.）根据1609年的记载，1瓦拉塔夫绸在墨西哥的售价为1.5比索，（ Pedro Martínez，“Descripción de los pueblos de la provincia de Panuco sacadas de las relaciones hechas por Pedro Martínez，capitán y alcalde mayor de aquella provinci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relativos al descubriiento，conquista y organización de las antiguas posesiones espaolas de América y Oceanía，Nendeln-Liechtstein，Krauss Reprint，Vol.IX，1969，pp.150-166.）是马尼拉最高售价的9倍。巴拿马统治者巴尔韦德（Francisco Valverde，？—1614）1605年在书信中提到，1瓦拉中国丝绸在墨西哥的价格为12雷亚尔，在秘鲁为15雷亚尔，在巴拿马的最高售价则达到30雷亚尔。尽管上述商品的价格相较于马尼拉售价较高，但仍然远低于西班牙丝绸的售价，当时1瓦拉西班牙丝绸的价格竟高达100雷亚尔。（ Carta del presidente Francisco Valverde de Mercado，9 de octubre de 1605，AGI，Panamá，Vol.15，registro 6，num.52，f.4.）1594年秘鲁总督在比较了中国与西班牙的丝绸价格后说道：“一个男人会花25比索给他的爱人穿戴中国丝绸，但不会给她买200比索的西班牙丝织衣物。”（ Woodrow Wilson Borah，Comercio y navegación entre México y Perú en el siglo XVI，p.122.）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是其迅速抢占拉丁美洲市场的主要原因，其消费群体涵盖了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奴隶等阶层，而西班牙丝织品因价格过高，消费群体仅局限于富人阶层，竞争力相对较差。

虽然中国商品经由马尼拉转运至墨西哥后价格高涨，但相较于西班牙商品，利润依然较高，吸引拉丁美洲商人争相购买，中拉贸易市场活跃且稳定。任职于墨西哥造币厂的莱万托（Horacio Levanto）深知这一点，因此建议西班牙国王也参与丝—银贸易。他建议西班牙王室每年从马尼拉购入一千箱生丝，约120吨，花费金额约为20万～25万比索，扣除赋税后每年可获利50多万比索。（ 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p.12.）由此估算，当时丝—银贸易的盈利空间高达200%～250%。关于大帆船贸易的盈利空间，那不勒斯旅行家卡雷里（Gemelli Careri）于1697年称，他曾从马尼拉航行至阿卡普尔科港，得知商人可通过丝—银贸易盈利150%～200%，而贸易代理人则可获取9%的利润。（ Gemelli Careri Giovanni Francesco，“Giro del Mondo”，Venecia，1719，en Lenard，Irving，Viajeros por la América Colonial， Ciudad de Mé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2，pp.136-137.）

西班牙王室颁布的一系列敕令虽然禁止中国商品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销售，但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商人依然不顾这些法令，争相去往墨西哥购买中国商品，导致本应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终端的墨西哥逐渐转变为中国商品集散地，最终成为中拉生丝、丝织品贸易网络的中心。另一方面，墨西哥虽然是合法接收中国商品的拉丁美洲唯一被授权国，但并不具备完全消费不断流入的中国生丝与丝织品的能力，因此将其转运至其他殖民地销售成为必然。中国生丝与丝织品源源不断地通过菲律宾转运至墨西哥，再以墨西哥为中心形成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网，连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得以形成。

1.中国—菲律宾贸易线路

中菲贸易线路的主要职能是为拉丁美洲供应所需商品。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是该贸易线路的稳定发展时期，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货物税是菲律宾政府当时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也是估算中菲贸易规模的重要依据。根据肖努与希尔利用原始档案所整理出的数据，可计算出1591—1644年中菲贸易年度总值。

1573—1580年、1581—1590年中菲贸易货物总值分别为80万比索和300万比索，（李庆：《晚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规模及历史走向——基于“货物税”（ almojarifazgo）文献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80页。）结合表2可知，中菲贸易额在1591年后迅速提高。1615年后虽有起伏，但整体呈现下滑趋势，因此，中菲贸易黄金时期是在1591—1615年。它的稳定发展与持续增长的贸易规模使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形成，并延伸至墨西哥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进而形成连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跨区域性贸易网。

2.菲律宾—墨西哥贸易线路

菲律賓是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菲律宾—墨西哥贸易线路的主要职能是将中国生丝与丝织品运往墨西哥，并转运美洲白银至菲律宾，供其购买中国商品。

1593年西班牙王室规定墨西哥每年从菲律宾进口的商品价值不得超过25万比索，交易额不超过50万比索，且每年只允许两艘商船前往马尼拉，每艘载重不得超过300吨。然而，这一时期走私猖獗，西班牙商人为获得更高的利润，会尽可能多地装载丝织品。通常每年约有3000～4000箱丝织品运往墨西哥，价值达150万比索以上。（ 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p.9.） 据记载，一吨货物可分为8箱，每箱平均125公斤，由此可估算出当时每年运往墨西哥的生丝与丝织品高达375～500吨，约占货物总量的62.5%～83.3%。早在1588年，马尼拉第一位主教多明戈·德·萨拉扎尔（Domingo de Salazar，1512—1594）就称从中国运来的丝绸的数量足以满足菲律宾与墨西哥的需求。（Informe del obispo de Manila，Domingo de Salazar，sobre el censo de las islas Filipinas.Manila，25 de junio de 1588.AGI，Filipinas，74.）相应地，大量美洲白银也流入了菲律宾。1590—1602年，自墨西哥运往菲律宾的白银约6700万比索，1602—1636年为8000万比索，1636—1644年为700万比索。由此可知，1590—1644年间，共计154 000 000比索的拉丁美洲白银流入了菲律宾。（ 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第38页。）

随着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经由菲律宾转运至墨西哥的中国生丝与丝织品以及流入菲律宾的白银逐渐增多，导致该贸易链中滋生了严重的走私、贪污行为。尽管法律禁止，但众多居住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仍以个人名义委托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运送中国商品至墨西哥，因中国丝织品相较于其他种类的纺织品价格较高，为逃避赋税，在海关登记时有一部分丝织品会被估值为低值商品以蒙蔽官方。进入墨西哥市场后商人以高价将其售卖给当地人或其他殖民地商人，并将最终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支付给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作为商品支付款。（Horacio Levanto，Memorial sobre el trato de la China con Nueva Espaa y estos reinos，pp.9-10.）当时的走私行为十分猖獗，大量白银落入殖民官兵、商人、贸易代理人等个人手中，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实际上是有限的，可能远低于西班牙官方所记载的数据。

3.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网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拉丁美洲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商品不仅占据了墨西哥市场，在其他殖民地也广受欢迎。自1593年阿卡普尔科成为拉丁美洲唯一能够接收东方商品的合法港口后，商人不顾规定，纷纷去往该港口购买中国商品，因此形成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与墨西哥—巴拿马等以墨西哥为中心的多个贸易线路，其中最为繁荣的是墨西哥—秘鲁贸易线路。

16世纪60年代，波托西银矿的发现使秘鲁的白银产量远高于墨西哥。16世纪90年代，墨西哥与秘鲁之间的贸易额每年超过200万比索。（ Woodrow Wilson Borah，Comercio y navegación entre México y Perú en el siglo XVI，p.184.）根据秘鲁总督于1593—1594年初的记载，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先前购买欧洲商品的秘鲁商人争相前往阿卡普尔科港购买中国商品。这使秘鲁每年流失200万～300万比索的白银，而其中絕大部分都通过墨西哥流入了菲律宾。（ Guillermina del Valle Pavón，“Los mercaderes de México y la transgresión de los límites al comercio Pacífico en Nueva Espaa，1550-1620，”p.227.）墨西哥与其他殖民地的贸易规模虽不及秘鲁，但也不可忽视，仅1606年7月至12月就有价值近34.2万马拉维迪（maravedíes）（ 马拉维迪为西班牙古币。）的中国服饰通过加勒比海运往卡塔赫纳港口。（ Cartas y expedientes：Tribunal de Cuentas de Santa Fe，10 de junio de 1609.AGI，Santa Fe，52，N.84，f.2.）

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利益驱使下滋生的大量走私行为。大量商人与殖民官兵参与其中，促使中—菲—墨贸易线路以墨西哥为中心，延伸至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最终形成了跨区域性贸易网。

三、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将亚洲与拉丁美洲较早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以中国生丝、丝织品为中心的跨海洋性区域贸易网，呈现出全球化特征，有学者称其为“世界全球化的真正起点”。（ 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当时该贸易网覆盖面广，在经济、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多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辐射面较广，推进了东西方多个城市的同步发展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使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等殖民地的白银不断流入墨西哥，再从墨西哥流入菲律宾，最后进入中国，形成了美洲至中国的单向白银流通网。中国商品则通过菲律宾运往拉丁美洲，形成了早期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菲律宾与墨西哥作为大帆船贸易的直接参与国，在经济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拉丁美洲对丝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明朝丝织品对外贸易的发展。自隆庆元年（1567）后的数十年间，漳州海澄与马尼拉的贸易增长了约8～10倍。（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38页。）据李隆生估算，明季从西属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2 500万两，而明末的白银存量大约在75 500万两。（ 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第6-7页。）如这一估计成立，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占据了明朝白银存量的近16.6%，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白银紧缺的局面。马尼拉作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使菲律宾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同时也为菲律宾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前往菲律宾经商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多，菲律宾总督龙基略（Gonzalo Ronquillo de Pealosa，？—1583）于1580年建造了华人区涧内（Parián），其发展极为迅速，1588年已拥有4条商业街和4排房屋，其中有店铺150家。而根据1606年5— 6月关于涧内店铺和住宅的普查，当时涧内已拥有9个街区、243家店铺和185所住宅。（ Censo de las tiendas y las viviendas del Parián，Manila，20 de mayo de 1606.AGI，Filipinas，19.）华人区的发展促进了菲律宾的商业活动，对早期菲律宾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大幅提高了墨西哥殖民政府的税收。同时，大量中国丝绸的涌入刺激了墨西哥布匹加工业的发展，使该地区布匹加工作坊数量增长迅速。1604年，菲律宾与印第安棉布以及中国生丝支撑着墨西哥110家作坊的运行，每个制造中心有工人50～100人不等。（ Relación de los obrajes que se encuentran en el reino de Nueva Espaa por el virrey，10 de mayo de 1604，AGI.México，volume 26，núm.19，pp.19-21.）阿卡普尔科港则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1， Cleveland：The Arthur H.Clark Co.，1903-1909，p.66.）

除上述城市外，利马与塞维利亚等大帆船贸易的辐射地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7世纪，利马城主广场已有40多家店铺出售产自西班牙、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 朱明：《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68页。）在大帆船贸易的影响下，利马成为当时仅次于墨西哥城的汇集众多外贸商品的拉丁美洲大城市。

上述城市的发展是海洋性跨区域交流带来的结果。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太平洋的东部贸易航线，与葡萄牙人开辟的里斯本—澳门和澳门—长崎的太平洋西部跨洋贸易航线联结起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环球贸易航线。（ 王华：《海洋贸易与北太平洋的早期全球化》，《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第94页。） 在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一个常规、持久的跨洋联系在亚、非、欧、美四个大陆之间真正建立起来，（ 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0辑，第52页。）推动了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加速了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2.加速了东西方的人口流动，增加了亚洲与拉丁美洲两地人口结构的多元性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方之间的人口流动，掀起了亚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第一次移民潮。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来到东方，亚洲人也开始前往拉丁美洲，使两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虽然以中国生丝与丝织品为主，但也交易亞洲其他国家的商品，菲律宾不仅汇集了各种商品，也聚集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1591年马尼拉人口从西班牙占领前的2000人迅速增长至3.4万人，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金应熙：《菲律宾史》，153页。） 1600年，马尼拉华人增至16 000人，日本人3000人，西班牙人2400人，菲律宾人20 000人。（ 贺双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17世纪初在纪念圣徒罗耀拉的活动中，有来自约8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参加，充分显示了马尼拉这座城市的多元共生性。（ 朱明：《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71页。）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开启后，亚洲人也开始乘坐大帆船去往美洲大陆。1565—1700年间约有7200名亚洲人踏上美洲大陆，（ Antonio Francisco García-Abásolo，“Los chinos y el modelo colonial espaol en Filipinas，”Cuadernos de Historia Moderna，n° 10 （2011），p.228.）其中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墨西哥，从事各类工作。除墨西哥外，秘鲁也吸引了一批亚洲人。1613年居住在利马的亚洲人达114人，其中有38名中国和菲律宾人、20名日本人、56名印度人及马来人和柬埔寨人。（ 朱明：《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70页。）

绝大部分亚洲人去往拉丁美洲后从事体力劳动，为当地的城市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菲律宾、拉丁美洲地区人口结构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构建了早期的多元聚居模式，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

3.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中拉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两地的经济联系，也使中华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播。

首先，随着中拉丝绸之路的发展，前往菲律宾经商的华人增多，西班牙传教士开始关注中国，通过华人了解、研究中国，开启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先河。奥古斯丁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1578）在菲律宾完成了西方首部有关中国语言文字的著述《中文语法与词汇》（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1590年多明我会教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在华人的帮助下翻译了《明心宝鉴》（Beng Sim Po Cam），（ Juan Cobo，Beng Sim Po Cam，Lugar y fecha：Manila，1592.）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哲学思想，使西方对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另一方面，墨西哥作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汇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来自东方的书信以及有关中国的文献。圣奥斯丁会修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未前往中国的情况下，对汇集于墨西哥的中国信息、书信、文献以及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进行了汇编，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Chinas，sabidas assi por los libros delos mesmos Chinas，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y otras personas，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Lugar y fecha：Roma，1585.该书全称为《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事情、礼仪和习俗的历史》。）一书。1585年该书在罗马首次出版，先后出现了30种语言的版本，直至17世纪中期仍不断有新译本出现。该书较为客观地描述了中国，摆脱了马可·波罗时期所塑造的物质层面的中国印象，构建了一个文明、道德秩序清晰的中国形象，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以前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著作，“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 邹雅艳：《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0页。）多明我会教士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l tartaro，Lugar y fecha：París，1670.） 在墨西哥根据亲历中国明末战乱的传教士的书信，完成了《鞑靼征服中国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l tartaro）一书。该书包含中国典籍未详加记载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这一时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却作用十分有限。高母羡在16世纪末期完成了《圣教实录》与《辨正教真传实录》两部中文布道之书，在一定程度上向东方传播了基督教文明，但仅局限于菲律宾华人阶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未能促成中西方文明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而是成就了从中国到西方的单向文化传播路径。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量西班牙人投入丝—银贸易中，走私猖獗。拉丁美洲很大一部分白银没有为殖民当局用于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而是落入商人与参与走私的殖民官兵手中，导致个人奢靡之风快速蔓延，加速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败。另一方面，高额利润使西班牙殖民者一心发展贸易，忽视了菲律宾土地肥沃、盛产各类农作物与禽类，导致该地自然资源一直未能被有效开发利用，未能形成一种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菲律宾殖民地过分依靠与外部的贸易关系，西班牙帝国衰败后它也随之没落。

余 论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它的勃兴促进了以墨西哥为中心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该贸易网络经济辐射面较广，编织出“以西班牙为主角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500年》，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代史研究》第10辑，第92页。）推动了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促进了中国、菲律宾与墨西哥等国的经济发展。然而，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着明显的“排他性”，主要参与者是中国商人和西班牙人。不仅如此，贸易形式也较为单一，以丝—银交易为主。以上两个特征加剧了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不稳定性。支撑其发展的源动力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末战乱时期，中国无法持续供应大量生丝与丝织品，该贸易路线便迅速陷入危机。鉴于此，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各地间的经济联系，实际上是阶段性的。但不可否认，它带来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西班牙汉学诞生于中拉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多源共生”性，16—17世纪也成为西班牙汉学史上的 “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汉学著作在西方汉学史传承谱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连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建立，两个地区在经济、文化和人员方面都较早地建立了联系，为16—17世纪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秘鲁等国的共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宋 鸥 郑广超

China-Latin America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ross-regional

Trade Network in the Early 16th and 17th Century

LI Xing-hua，Rodrigo Muoz Cabrer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China-Latin America Maritime Silk Road was form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entered its best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With its development，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raw silk and silk fabrics were transported to Latin America via the Philippines，and Latin American silver flowed into the Philippines through Mexico and finally entered into China，which forms an early cross-regional trade network.To a certain extent，this cross-regional trade network promote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currencies in the world.The China-Latin America Maritime Silk Road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Zhangzhou（漳州），Manila，Acapulco，Lima and other places，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which increases the diversity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Latin America.At the same time，under this background，Chinese culture has also been effectively disseminated，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overseas Sinology.

Key words：China; Latin America; Spain; Manila Galleon trade; Silk Road

收稿日期：2021-11-26

基金項目：本文系天津市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16—17世纪西班牙语原始文献的西班牙早期汉学史研究”（TJSLQN19-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兴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西班牙汉学史、拉丁美洲史;罗德里戈·穆尼奥斯·卡布瑞拉，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