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秀　范立君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与北平为中心、遍及全国的高校分布带。大学毕业生学科比例文多实少，其性别结构男多女少。受就业地域、所学专业、性别、高校类型等限制，文科大学生就业难而实科大学生就业易，职业流向呈现多样性，大多为所用非所学。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零星分布于边疆地区，其薪酬待遇差距悬殊。国民政府、高校、社会与个人等，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成效有限。

关键词：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就业更是牵涉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多重层面的社会课题，历来受到关注。当前，随着中国高校持续多年的扩招，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达909万人，首次突破900万，再创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事实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曾备受时人瞩目，各类文章常见诸报端。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多从微观层面零星涉及，多集中于对大学生文实学科类别、就业难、失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①对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及其相关问题缺乏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拟对全面抗战前大学毕业生及其就业问题进行全方位地梳理和探讨，以补充、深化此问题的研究。

一、全面抗战前高校及大学毕业生概况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在天津创设的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重申兴学政策，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癸卯学制》明确规定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学制3年）、分科大学（学制3～4年）、通儒院（学制5年）等三级。②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年至四年，所学内容涵盖八个科目，每科又包含若干门课程。当时的教育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西洋学术，除军事外，特重实用科学，同时对本国文化也较为重视。（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可见，清末，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已初现端倪，从学科体例、修业年限等层面对大学教育加以规范。初具雏形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为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2年，“民国肇兴，重订学制，高等教育机关有大学院、大学、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各分本科预科。大学分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2年，北洋政府在新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开设单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大学实行选科制，废除了大学预科。（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4年后，公立大学开始超过私立大学，大学生总数骤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高校种类、学科设置、修业年限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划，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渐趋成熟。大学分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八学院，设立三个学院以上者称大学，但所开设的三个学院中必须包括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这四个学院中的一个，否则只能称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分农、工、医等类，修业期限为两年或三年。（ 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3页。）1929年，教育部公布大学、专科学校及私立学校的规程，全国公私立大学及专科学校均须遵照组织法及规程办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孙本文报告近三年来全国大学及专校概况》，《湖北教育厅公报》第2卷，1931年第17期，第3页。）1931年，教育部规定大学教育实行学分制，注重理论科学研究。至此，大学学制体系与教育体系已臻于完善，各地高校纷纷创立。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1929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85所（公私立大学58所，专科学校27所），1932年增至103所。

上表是1932—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的学校数量。这一时期高校数量大体保持100余所，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的私立学校的数量多于专科学校，其次为省市立学校，国立学校最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影响，高校数量骤减。

就空间分布而言，清末民初，中国高校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如北平、上海等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等教育日渐成熟与完善，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与日俱增，形成了聚集于中心城市与零星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空间布局。1930年，中国有大学生33 874人，其中20 463人（约占60%）分布于北平、上海这两个城市。（ 罗廷光：《中国大学教育之展望》，《读书通讯》第146期，1947年，第4页。）这种畸形现象直接影响此后高校的空间分配与布局。1932年，全国共有104所专科以上学校，主要分布于四大中心：东部的京、沪有28所;北部的平、津有20所;中部的川、鄂、豫、湘有12所;南部的广州有7所;其他各省多则6所，少则1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1934年，第1页。）东部高校数量位居第一，北部第二，中部第三，南部第四。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分布于北部、中部、东部、南部、西北部五大区域。其中东部的京、沪共有31所;北部的平、津、冀、晋、鲁各省市共有30所;中部的川、鄂、豫、湘各省共有45所;南部的两广、闽、桂、滇各省共有13所;西北部的陕、甘、新疆各省共有3所。在這108所学校中，上海有25所，北平14所，广州7所，南京6所，（ 陈端志：《民国二十五年后之教育：事变前之教育：（一）高等教育》，《申报年鉴》，1944年，第969页。）约占学校总数的48%，几近一半。时至1936年，除五省二区（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宁夏等省及蒙古、西藏二区）外，其余地方皆创办了大学。可见，当时高校形成了以华北、东南沿海为主，向北部、中部、南部发散，且兼及边疆地区的高校分布带。

这一时期，中国高校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带动着各式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多，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毕业生人数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1912年有毕业生490人，至1917年增至1155人，1918年则减为900人。因1913—1914年入学人数较多，故1915—1916年毕业生亦较多。1915年以后入学人数较少，因此1917年以后毕业生人数亦略减。在1919年至1924年，毕业生由1138人增至2397人，1925年复减为2272人，1926年增至2841人，1927年又减至2714人，1928年起复由3253人逐年上增，至1934年增至9622人，为民国以来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为改变文类多于实类的不平衡情况，自1932年起教育部限制文法类学校的设置，1933年又限制招收文法类学生，入学学生的人数有所减少，故1935年毕业生人数亦随之减为8673人，较1934年减少949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1939年，第46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受战争影响，一部分学生由战区迁避内地，或因经济困难而休学，或因迁徙而延误入学时间，或因一部分学校停顿，学生四处流散，因而毕业生人数骤降至5137人。

如表2所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为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全国各地高校中开设文、法、理、农、工、商、医等学科，培养各类人才。1930—1937年文实比率分别为：3.57、2.51、2.47、2.32、2.37、2.03、2.02、1.1，这表明学生文多实少的差距逐年缩小，至1937年文实毕业生比例基本趋于平衡，这与1932年教育部采取限制招收文类大学生的措施有直接关系。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学科结构总体趋势是文多实少，这对毕业生择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学科设置比例的调整，文科与实科毕业生比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男女同校已成为必然。

上表所示，1932—1937年，中国高校历年女生分别为5161人、5899人、6272人、6378人、6375人、5352人;男生分别为：37 549人、37 037人、35  496人、34 750人、35 547人、25 836人;女生人数一直维持在五六千人左右，男生数量的变化则呈现递减趋势，男女比例分别为：7.28、6.28、5.66、5.45、5.58、4.83。就学科而言，女生多集中于文、法、商、教育、理等科，工、农、医等科女生人数相对较少。

二、大学毕业生特色鲜明的就业态势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着内外交困的中国，国内战争此起彼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城市经济凋零破败，农村经济日益衰落，大学毕业生亦被卷入失业的洪流中，就业压力陡增。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几乎是有一百个的专门学校，从这些学校里毕业出来的每年有七千个年青的男女学生，仅仅只有两千人可以找到职业的”。（[美]施驾德著，周而复译：《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1935年第3期，第12页。）具体说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百分比、职业流向、空间分布、薪酬水平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1932年，据大公报馆调查，这一年北平工学院共有毕业生66人，已就业8人，未就业58人;南开大学共有毕业生39人，除2人继续研究外，已就业14人，未就业23人;河北省立商学院共有毕业生88人，除19人继续研究外，已就业14人，未就业55人;上海持志学院共有毕业生152人，已就业58人，未就业94人;国立浙江大学共有毕业生77人，除土木工程学系男生1人已就业，以及数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男生各1人继续研究外，其余均未就业。（ 汪忠天：《毕业与出路》，《哲学与教育》第1卷，1933年第1期，第1-2页。）可見，这一年以上几所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1934年《中华教育界》刊登的调查数据能够反映出全面抗战爆发前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详见下表。

上表是汪忠天历时五年（1929—1933），对当时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后得到的18所高校的就业数据。交通大学634名毕业生全部就业，就业百分比为最高，最低为河南大学，毕业的78人中有54人就业，就业百分比为69%。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分比从69%至100%不等，这反映出不同类型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的态势。从上表的数据看，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并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所统计的高校学生多为交通、医学等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仅是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的局部统计，无法真实地复原全国高校大学毕业生总体低迷的就业形势。事实上，民国时期，囿于多种因素的掣肘，有关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的详尽且全面的统计资料较为匮乏，仅能通过个别年份部分高校的调查，以窥知一二。这些统计数据既能体现某些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又能彰显出部分大学毕业生正常与真实的就业状态。

大学毕业生除就业百分比变化不一之外，其职业流向亦是多种多样，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数最多，共有1239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32.7%，最少为党界及编译界计22人，共占0.6%。就各校而言，交通大学的634名毕业生全部从事交通工作，其余各校的毕业生分别从事各个领域。从事教育的毕业生，占全体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各个学校而言，除交通大学及江西医专两校外，其余各校的毕业生中都有人从事教育工作。

然而，清末以来，专科以上学校学科设置“文多实少”的趋势一直存在，致使文法类毕业生较理工农医等实类毕业生为多，就业人数的差异给原本脆弱的就业环境带来了压力。部分毕业生虽然能够就业，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存在“所用非所学”的现象。1930年8月，上海30余所高校的暑期毕业生至少有3000人，已就业者约1000人，余下的2000人均尚未就业。“已有业的人们——真正能够学成致用者固有——而所用非所学者实居多数，如学法科的做商业，学理科的当书记，甚有在大学教育科毕业的教育学士，欲厕身小学校亦不可得”。（ 王龙章：《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民国日报》，1930年8月5日，第3版。）透过此篇时评，可以获知上海高校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多是“所用非所学”，并且他们还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文类毕业生主要进入教育领域与政府机关等工作，特别是因“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很多毕业生欲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希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以至出现一个职位几百人应聘的现象，亦折射出竞争的激烈。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生“因着每年的毕业人数一次一次的增加。纵然有些谋得一官半职，大都是学非所用，因而学工或学医的人，公然也作起官来，形成盲目的政治……学法政的也要办工厂，学理工的也要去做官，诸如此类”。（ 仪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民生》，1936年第30期，第10页。）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优于偏远内陆地区的格局一直存在，这影响着大学毕业生的空间分布。1929年《国立劳动大学月刊》指出：“中国的人口仅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少数几省地方，而大部分的土地仍然还是空着，所以中国的教育设施，特别是高等的教育，也都集中在这沿海一带的少数几省。”（管怀琮：《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国立劳动大学月刊》第1卷，1929年第3期，第2页。）据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统计，1929年12月上海市共有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35所，学生11 351人。此外还有国立及交通部立大学专门学校8所，学生数约2000人。可见，仅上海一市就有大学专门学校43所，学生13 351人。（ 管怀琮：《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国立劳动大学月刊》第1卷，1929年第3期，第2-3页。）不难看出，作为经济繁庶之地的上海是高校较为集中的城市。同样，曾为政治中心的北平亦是高校荟萃之地。于是两地大学毕业生相对集中，他们的就业竞争格外激烈。1933年，铁道部面向全国招考书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河南、山东、云南、甘肃、黑龙江等19个省，共计1557人报名。（参见郭寿华：《救济大学毕业生》，《时代公论》第2卷，1933年第44期，第20-21页。）可见，南京凭借其地缘优势吸引着大学生等知识分子踊跃报名。然而，东南沿海城市所能容纳的人才有限，为使国家耗费资源培养的大学生能够有业可就，报刊媒体力陈大学生到农村去的重要意义，呼吁大学生前往农村工作。“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农民的幸福，应该放下享乐主义的心理，振起刻苦耐劳的精神……大家快快回念一心一意的往乡村去吧！”（ 张周勋：《谈大学生的失业与就业》，《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31期，1937年，第9页。）然而，农村艰苦的条件，很难吸引青年学子心向往之，仅有少数人响应号召前往农村。

大学毕业生获得工作后的薪酬待遇如何？是否与其预期一致？这是大学生就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据汪忠天对1929—1933年间全国75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安徽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最高，为82元;其次为河南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为68元;再次为河北女子师范毕业生，平均月薪为58元;最低为山西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平均月薪为42元。各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64元。这些高校毕业生月薪最低者为20元，最高者达230元，差额10.5倍。（ 汪忠天：《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一个调查》，《中华教育界》第22卷，1934年第6期，第58-59页。）同是大学或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而就业待遇竟有着天壤之别。不同专业（系科）的工资水平亦有所不同，政治系毕业生平均月薪最高，为99元，最低则为法律系毕业生，平均月薪为47元。同在一系或一科的毕业生，他们的月薪收入也相差悬殊，如政治系，毕业生的月薪自50元至230元不等，相差3.6倍。（ 汪忠天：《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一个调查》，《中华教育界》第22卷，1934年第6期，第60页。）同时，男女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也不相同，性别差异亦反映在入职之后的薪酬方面。男性毕业生月薪平均为65元，女性毕业生月薪平均为58元，女性毕业生的薪酬低于男性毕业生的薪酬。（ 汪忠天：《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一个调查》，《中华教育界》第22卷，1934年第6期，第60页。）与体力劳动者相比，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大学毕业生，其工资待遇尚可，只是因能力、素质、職位与人脉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高校毕业生或是同一大学相同院系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存有较大差距。

由上述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初创阶段，亟须各类应用型人才，于是实类大学毕业生就业易，而文类大学毕业生就业相对比较难;大学生职业流向呈现多样性，且多数为所用非所学;就空间分布而言，高校毕业生群聚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零星分布于偏远内陆地区;大学生薪资水平虽高于体力劳动者，因毕业院校、专业、性别、毕业生自身能力与水平的不同而存有较大差异。

三、多管齐下应对大学生就业的举措及成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生数量相对于中国四亿人口而言，只占很少一部分。按照常理，如此低的比例，多数大学生应能成功就业。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出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经济状况、政府的行政效率、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备程度、个人的专业素养、择业取向和家庭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为促进大学毕业生更好地就业，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与个人多方共同的努力与配合。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大学生自身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学识技能与人格修养是否都健全了，抑是尚有缺点存在着？这都是值得我们反躬自省的”。（ 越：《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青年》第3卷，1936年第2期，第25页。）胡适即认为：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无能，二是欲望过高而已。（ 张周勋：《谈大学生的失业与就业》，《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31期，1937年，第6页。）这种观点虽有些武断，却亦表明大学生自身素质与技能有待提升。许多大学毕业生“所以没有出路，并不是社会不能用他，却是他无所能用于社会，像这种大学生空空混了一纸文凭便开口向社会要饭吃，要不到便恼羞成怒痛骂社会一顿，实在是中国前途的一大危机”。（ 谢承燻：《读者来信：关于大学生出路问题的几个意见》，《华年》第3卷，1934年第12期，第237页。）针对这种现象，当时一些报刊经常呼吁大学生专注于学业，改变择业意愿，增强服务意识等，欲从源头上改变大学生就业的尴尬处境。如《华年》向大学生提出：“只要你学有专长……不愁找不到主顾……除了努力学问以外，还要注意到能力和道德的修养……不问职务大小，总须以服务为目的。”（ 谢承燻：《读者来信：关于大学生出路问题的几个意见》，《华年》第3卷，1934年第12期，第237-238页。）简言之，政府与知识分子均建议大学生在校期间，应以学业为主，切莫耗费青春时光于无用之事上，克勤克俭，增强专业能力与水平，未来择业时的阻碍势必会减少。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体制，调整院系设置，限制文科招生，借以调剂文实比例。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就业指导委员会，开设就业训导班，开展职业指导，加强职业介绍，增强大学生职业素养，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面对大学毕业生日益严重的失业潮，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制度不断遭到诟病，政府、教育界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过去的教育制度，只重形式上的学制，不重实际上的探讨和运用，因而大学毕业反而失业。为此，今后的制度，应该偏重实质，少重形式”。（ 仪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民生》，1936年第30期，第11页。）在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呼声下，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于1933年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具体方案：“大学应专由教育部门设立……各省市政府团体及私人，均不得设立文法学院，已设立者应即归并各国立大学或令其停办。”（《改革高等教育案原文》，《中央周报》第239期，1933年，第2页。）该高等教育法案明确提出限制文法学院的设置，令其归并或停办，以调整文法科毕业生多于实科毕业生的畸形学科设置，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该法案通过后，即令各大高校查照办理。1933年安徽省教育厅奉教育部训令，在给安徽大学致函中强调：“应以设立农工医理各学院为限，不得添设文法学院，自应通饬遵办，除呈复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厅转行省立及私立各大学学院分别遵照办理。”（《改革高等教育办法，教厅昨特函本校查照办理》，《安徽大学周刊》第118期，1933年5月5日，第2版。）此函确定了安徽省高校办学的基本原则，要求省立及私立大学依此进行改革，限制文法学院的发展。此外，教育部在通知各大学整理院系时亦曾训令复旦大学“院系过多，财力有限，办理难著成效。法学院各系主任教授多为兼任，并有若干学系学生人数甚少，办理尤不经济，法学院殊无继续设立之必要”。（《教育部致复旦大学训令》（1933年12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19页。）1934年教育部致国立北平大学训令，要求北平大学“商学院应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同时要求女子文理学院各系应裁并。（《教育部致国立北平大学训令》（1934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13页。）1929—1930年，上海关停院系的高校竟达7所之多。1930年以后，全国相继停办院系的大学，上海、北平各有3所，南京、广东各1所，共计8所。整理院系根据两项原则，一为裁并重复或超过需要之院系，二为整理师资不健全且设备缺乏、发展无望之院系，前者大多为文法类，后者大多为实类。院系重复最甚者，莫如北平、上海两处，其他各省则较少。院系整理的结果是：北平院系裁撤13个、归并11个、停止招生1个，上海院系裁撤53个、归并1个，其他各省院系裁撤22个、归并34个、停止招生15个。（ 谢树英：《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之趋向》，《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1935年第9-10期，第15页。）

1930年，教育部为谋大学毕业生之出路，出台办法：“考试院铨选部应将大学及专校毕业生尚无职业者尽先甄别，发往各处录用……全国各大学及专校，每年毕业生愿就业者……分发各省各机关各社会各工厂就其所学试用;政府明令，凡关于技术及专门事业之管理，须用大学及专校毕业并有相当经验者，其他一切机关，当尽先任用大学及专校毕业生;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教育局及其他教育学术机关或团体，应设职业访问所，尽先介绍大学毕业生服务”。（《大学毕业生出路问题之严重》，《教育杂志》第22卷，1930年第8期，第135页。）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采取行政干预，鼓励实施考试制度，选出优秀毕业生分配至相关部门。为便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教育部以教育公报的形式将毕业生信息发至各机构。同时，开设职业介绍机关，积极促成大学毕业生就业。教育部还提议开办训导班，收容大学毕业生。1936年，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简章》，专门招收1933—1935年中国专科以上未就业的毕业生1000名，按科目分两期训练，每期训练四个月，实习三个月至四个月，合格者颁发证书，分配工作。（《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简章》，《行政院公报》第1卷，1936年第1期，第33页。）

除选用高校毕业生外，为保证大学毕业生能够顺利择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性人才调剂机构——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其主要任务在于调剂人才，为供需双方提供便利。该咨询处采取职业介绍、开展就业指导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据教育部统计，1933年、1934年两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失业毕业生总数为9623人。（ 《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新新月报》，1936年第6-7期，第19页。）因此，有鉴于“年来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逐渐增多，人才供过于求，毕业生之出路，乃成为教育上之严重问题”，（ 黄离明：《八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教育研究（广州）》第66期，1936 年，第16页。）加之“现值中央与地方力图建設之时，各种公私团体，需要专门学术人才者亦与日俱增……国内尚缺乏一种机关，从事精详的调查，与负责的介绍指导”。（ 程振基：《什么是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第1卷，1935年第1期，第28页。）在此背景下，1934年，教育部采纳国际劳工局副局长莫雷特的建议，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合设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其主管事务为：（甲）全国需要学术人才状况之调查与登记;（乙）全国学术人才求业就业状况之调查与登记;（丙）已登记学术人才就业介绍与指导。（ 黄离明：《八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教育研究（广州）》第66期，1936年，第16页。）这表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是办理学术人才调查、登记、职业介绍、指导就业的机关，对未就业的毕业生进行统计，预测供求关系，以便掌握人才的缺乏与过剩的实情，为各级行政机关、文化机关、实业机关等介绍专业人才，安置大学生就业，从宏观层面调控专业人才的流向。同时，该处重视政策的落实与实施，以实现人尽其才，实现大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的对接。截至1935年3月，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已介绍就业者，约以技术事业占全额十分之四，教育界十分之三点五，普通行政十分之一，余如司法、图书馆，及学术研究各占十分之零点五，工作地点，北至宁夏，南迄南洋，已介绍尚在接洽中者，约200余人”。（《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昨招待新闻界》，《申报》，1935年3月10日，第15版。）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已通令全国各机关尽量录用本处所介绍之人员，将来行政用人，自可渐趋一致……现征得上海著名工厂十余家之同意，收受本处所介绍之实习人员，铁道部亦已通令各路局为同样之办理，今后此项办法，逐渐施行”。（《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昨招待新闻界》，《申报》，1935年3月10日，第15版。）可见，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工作涉及多个层面，在调剂人才、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在政府、高校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缓解了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加快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调整了文实类学科比例，文法科招生数量开始减少。同时，从专业技术能力、就业素养、择业途径等方面，全国高校积极为大学生摆脱失业窘境创造条件，力求改变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状况，实现学以致用，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1937年《现代国际》指出：“大学生毕业者，文科学生过剩，实科人材缺乏，此种高等教育之畸形发展，亦为毕业生失业原因之一。近裁并文法科，增设实科，规定大学各院系招生比额，严格执行，经此整理与改进，所造就之人才渐能适应国家需要，故毕业生失业情形并不如外传之甚。”（《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原因及其统计》，《现代国际》第1卷，1937年第2期，第128页。）囿于资料的匮乏，仅能从个别时段的统计数据，窥知促进就业的成效。根据教育部1933年、1934年、1935年三个年度的调查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共26 959人（文类的文法教育商四科为18 671人，实类的理农工医四科为8288人）。其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大多为文法两科的学生，学习教育和商业的学生未就业者极少，理农工医的学生多数都就业。（《全国高等教育历年毕业生人数》，《时事月报》第15卷，1936年第4期，第164页。）在全国高校中“约有1/5之学校，据报无失业生，如同济、交大、沪医学院、沪商学院、北洋工学院、协和医学院、音乐专校等校皆是”。（《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原因及其统计》，《现代国际》第1卷，1937年第2期，第128页。）然而，受政府行政效率、用人制度、高等教育体制等因素的干扰，安置大学生就业的成效较为有限。

综上，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教育法案，规范与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及大学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受就业地域、自身专业、性别、高校类型等的限制，大学生就业呈现出诸多特点。为此，政府、学校、社会等通力合作，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但是，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共同应对就业的成效不明显。

责任编辑：吴 彤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TAN Yu-xiu1， FAN Li-jun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comprehensiv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continued to increase， forming a distribution bel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Shanghai and Beiping being the center. The propor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practical subject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liberal arts， and in terms of gender structure， there are more male graduates than female. Restricted by employment region， major， gender and type of university， it is difficult for liberal arts students to find employment while it is easy for the students majored in practical subjects to find job. The career flow was diverse， most

college graduates’ job did not conform with their major. College graduates were mainly employ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 and North China， sporadically distributed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there was a wide gap in terms of salary. Althoug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had taken some actions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got some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were limited.

Key words：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收稿日期：2021-04-12

作者簡介：谭玉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国社会经济史;范立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