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先生经典的学术著作之一，区区数万字却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清代学术的必读作品。梁启超在书中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学术文化发展脉络，以及各时期的重要人物和学术发展特点，建构了晚清“今文学”的基本框架。书中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较，如此先进的比较文学的视角使清代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以另一种“百花齐放”的姿态呈现出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清代学者褒贬不一，其中对戴震的赞誉颇高，自始至终，都将戴学立于高位，“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等评析可窥见戴学在梁启超心中之地位。由戴学派生出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更是启迪后世久矣，其意义与价值不可小觑。

一、《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学问之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代的学术分为前半期考证学和后半期的今文学，对清代时期的学术状况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剖析，言辞犀利独到，对学术粗鄙之流进行了批判，对严谨之派提出了赞扬，无论是求学还是治学，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学术良心与学术道德，都是值得反思借鉴的。存疑、求真、务实、创新是《清代学术概论》反复传递的治学之道。对学术问题必定要究其要义，要用疑问的精神对待，去追问无穷的真理，其次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学问，戴震既为后世学者的榜样，其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目的皆体现出其力求真实反对虚空的学问之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了清代正统学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等。对于前人的学术成果，不得剽窃，一旦采用，一定要注明出处，这也印证了清代考据学的兴盛缘由。这些态度都直接体现了清代以来学者们严谨治学的学术氛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应对百花齐放的局面，在百舸争流中各自独立其身，清代文人可谓是最通透清醒的一代。反观现今治学，不禁令人唏嘘，学问经不起时间验证，在如此“内卷”的时代，学术已失去了本真的味道，浮躁的心态，功利心的驱使，焉能创获？或许一些学者也能勉强有所成就，但已很难回归学术的正统味道，溯回严谨的学术风气任重道远。

二、戴震“人蔽”“己蔽”话语辨析

戴震作为清代思想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为此，梁启超先后撰写了纪念戴震二百周年诞辰《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的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和著作，对戴震的学术思想做了概括梳理。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实震一生最得力处。关于学术的基本原则和态度，戴震在《答郑丈用牧书》所言：“一言以蔽之。”意为不要被前人所蒙蔽，不要被自己所蒙蔽，清代朴学是清人最为擅长且执着的事业，在不断地追源溯流，寻根找据的过程中，层层突破“人蔽”和“己蔽”，潜心于“经国之大业”的学者之流，实在令后世感佩。

戴震坚信治学应当秉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以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的原则。既要不盲从于古圣先贤，敢于创新不泥古;又要坚持立论有根有据，不先入为主，不为浮利虚名而哗众取宠。《清史稿·戴震传》评价他：“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戴震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准则，研精注疏，不主一家，毕生致力于考据和义理之学，使二者相互为用，终成一代宗师。戴震在学术中始终注重用理论指导实践，以优秀的作风做诚实的学问，尊崇汉学但不盲从汉学，坚守自己的主张。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就是戴震终其一生的学术信仰，即主张以存疑的态度来对待他人的意见和学术观点，同时又要客观看待自己的意见和学术观点，反对独断专行。在“人蔽”和“己蔽”之间，如何寻找真理，实为学术之精髓—求真。戴震这种学术态度对科学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总结戴震的治学之道：“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

关于破“人蔽”，戴震曰：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戴震对破“人蔽”，提出无论谁的言论，都应保持质疑的态度，不可绝对相信，必须探究无穷无尽的真理，理应从众人忽视遗漏的地方寻找突破口，再层层逼近，方能脱离前人或他人思想的桎梏，对待学问当以善疑为出发点。清代思想界影响之巨人，梁启超之所以认为除顾炎武、戴震外独推阎若璩、胡渭，原因便在于他们的善疑之精神，这一批学者的治学态度推动了学术界发展实证主义科学的进程，为后世研究治学提供了扎实的参考基础。梁启超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亦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

其破“己蔽”曰：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條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关于破“己蔽”，戴震与古之圣贤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出一辙，在治学过程中一定不要被自己蒙蔽，对模棱两可的论断，一定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全方位多方面考量。注重有理有据，清代的考据之学成为当时的学术风气，同时，这种注重实证工作的学者，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当他们沉浸在自身的考据追求中，或许也存在一定的思维屏障，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周到却也因此丧失了引申的余地，如此一来，破“己蔽”就显得尤为重要。戴震提出深思、知熟，“知熟”也未必达到了十分之见，将自己确信的论断传与后世，有疑虑的则不传，所有的疑虑都代表着不确定性，有怀疑则意味着缺失，要对自己的考据负责，这是清学带给后世最为深沉的治学启示。

这两段关于“人蔽”“己蔽”的精辟论断，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仍行之有效。人们在初涉求学之途时，难免不为“人蔽”，而当取得一定成就后，又常落入“己蔽”的泥淖。世间万相无不为蔽，尤其对那些易于执着一隅而不化的人，往往很难辨清这种形而上的理解之“蔽”。《中国阐释学》的作者李清良由此总结出理解之蔽的三个突出表现：喜同恶异、贵远贱近、深废浅售。理解之蔽的主要后果：以有为无，以无为有，黑白互易。显然这些意见是从传统的认识论的角度去有意贬斥理解之蔽给人类接近实物本相带来的麻烦，其立论的前提仍然是认为世界本来就有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真理存在。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戴震善疑求真的治学态度深入意会，便已知晓其中的真理。清代时期的学术氛围空前繁荣，治学态度也是相当严苛，这种穷尽考据之末端以求达到通经的本义的治学态度，严谨中却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弊。反观之则又是另一番氛围，只有学会辨别、考察和修正自身的各种前见解，始终讓自己的前理解结构保持开放和更新的状态，才能使我们在无限趋近真理的途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哈贝马斯也说过：“哲学诠释学已使我们认识到对意义的理解依赖于语境，而语境要求我们永远从由传统支持的前理解出发，同时也要在理解被修正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形成新的前理解。”用不断创新的理念来替代那些盲目的偏见，用不断增加的内涵来丰富理解的库存，这是最富于开放精神的诠释学实践。与此同时，如何破除“蔽”所带来的巨大现实时空和环境的冲击，似乎已升华为一种哲学命题。显然，清代朴学的治学宗旨在中西文化的交汇过程中，若能尽早将现代性的文化因素移植，这一考据派的文化场域必定以新的模式常存。由此，“人蔽”和“己蔽”所影响下的穷尽学术末流的治学之道，虽然助推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发展，却在包容接纳的多元性上略显霸道与武断。

三、从解释学视角反观“人蔽”“己蔽”

戴震的“人蔽”“己蔽”思想无疑与梁启超的科学实证主义遥相呼应，如果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深究精神与西方解释学对合法诠释的强调，对过度诠释的预防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这种颇为符合儒家中庸原则的解释思想对中国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圈内，总是出现众声喧哗，多音复沓，同一个理论有多个理解与阐释，事实上，当我们开始关注研究的过程时，都会深感解释者的主体地位过于喧宾夺主了，于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便衍生了所谓的多元文化，在多元化的影响下，解释者的视野变得更为宽阔，思想境界也更加高深，同时，与众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对学术的发展也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便是一种学术的进步。无疑，正是因为这种不断革新和探索的精神，因为辩证的思想和方法在其中的有机融合和灵活贯彻，才使得学术更具生命力，呈现出一种灵动活泼的状态，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西方都有各具特色的解释思想和方法，但在许多人类共同经历的解释难题和困惑时，它们往往又都有相同的求索和思考。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再来考量戴震的“人蔽”“己蔽”话语，或许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合理性，但终其要义，就是为了解决过度阐释的问题，话语所衍生的合法解释思想早已成为解释者的自觉意识，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和追求有效地弥补了话语体系的逻辑缺陷，才使得学术上存在的多元解释理论显得严谨而富有张力，其适用性和生命力也才因此变得更加广泛而持久。如何破“人蔽”和“己蔽”似乎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复杂的难题，必须结合实践情况来解读与践行中西方在学术问题上的阐释矛盾。

总体来说，梁启超对科学实证主义是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或有所动摇，其一生致力于西学，在这种中西交汇的文化蜕变时期，再加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他的思想总是伴随着动荡的时局不断地更新。到了二十世纪初，沉寂已久的陆王心学又开始活跃起来，一段时间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科学实证主义在世人心中摇摆不定，胡适等人开始反思，对科学实证主义发出一种批判的声音，其认为“国故”只会腐蚀人的精神，盲目守旧必将导致落后，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刻醒悟，开始批判“科学万能”观念，仅仅关注于物质科学背后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的养成，忽视了精神科学不朽的思想价值，造成科学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当西方处于战争和衰败之中，梁启超在这时则发出了“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的呐喊。其号召学者立足于中国材料，从事学术研究，这与其力主科学精神的初衷是一致的。观清代学术史，在一批学术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有效场所，“以复古为解放”蔚然成风。《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有明确的价值定位，对清学的研究理念和治学态度，从根本上肯定了其重要影响力，善疑、求真、务实、创新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素质，同时，在这种务实与求真之中，寻找一种合乎中庸之道的解释学法则，更有助于我们走出“人蔽”与“己蔽”之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