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雪燕，苟 晴，谢 恬

（1.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2.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青海 西宁 810008）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聚焦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东西部地区教育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促进西部高校国际人才交流等举措，力推西部高等教育在“十四五”时期获得快速发展。这是我国为适应社会主义新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然而，西部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是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管理等问题和教育问题的综合，是历史积累和区位不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是从实践困境中延发而来的，体现了实践特征和地域意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新审视历史，也要关注未来发展，以便获得更有价值的启发和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本研究以1998—2021年前两季度为时间范围，运用“高级检索”功能，以“西部高等教育”为主题词，勾选核心期刊、CSSCI期刊、SCI期刊、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和CSCD，剔除无效文献，共获得有效期刊研究论文159篇。

（一）文献年代分布

本研究以“西部高等教育”为主题，对1998—2021年前两季度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发展趋势（图1）。其中，1998—2002年之间呈现上升趋势，属于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探索阶段，这主要是基于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的立项，使得学者们加大了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关注，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2003—2010年之间处于稳定增长阶段，陆续的增量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2009年开始，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18年首届“西部高教论坛”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学术化的视野。总体而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在数量上波动较大，主要原因与缺乏相关研究群体和重要刊物、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有直接关联。

图1 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献年度分布及趋势

（二）来源分布

文献分布为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数据。《重庆高教研究》在1998—2021之间发文量最高，达到9篇，占比量为6.63%；2021年前两季度发文量达到3篇，选题主要回归到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本身。其中，对西部高等教育达成度进行内涵式评价，是一次较为新颖的突破。《重庆高教研究》作为新起之秀为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架构。其次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高教研究》，占比分别为6.02%和5.42%；《中国成人教育》占比为4.82%；《教育研究》排名第五，刊文量为7篇，占比为4.22%；其余期刊占比为7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类学术期刊是传播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但总体来看，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分布较为分散。

（三）核心作者

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1］对某一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既可以了解特定阶段该研究领域里最活跃的学者，也体现了该领域的价值属性。本研究选取的对象共有159篇，根据普赖斯定律中关于核心作者的定义，“在某领域的发文量需达到3篇以上，是推动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确定了核心作者，见表1。［2］其中，王根顺等人关于西部高等教育战略发展的思考引用量高达66次，蔡文伯等人对西部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进行了分析，引用量达到24次，为后续研究提高了理论依据，盘活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

表1 核心作者及代表文献

（四）核心机构

核心机构为了解学术热点的地缘性特征、全面把握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提供了条件。本研究参照普赖斯定律中关于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来识别核心研究机构。如表2所示，西部高校是引领和推动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其中，兰州大学与西北大学发文量为10篇以上，两所高校作为西部地区综合类重点大学，对西部高等教育有着更为客观和清晰的认知。此外，兰州理工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发文量共有21篇。由此可见，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性较强。

表2 西部高等教育核心机构

二、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阶段

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单一化走向系统化的学术研究历程，也是一个由政策视角逐步过渡到研究者视角的全过程。鉴于此，本研究根据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逻辑和主题变换，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试图勾勒出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全景图。

（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肇始

20世纪末，是我国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制定，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西部高等教育主要围绕着如何服务于地区经济建设、发挥高校的社会功能开展研究。然而，如何挖掘和拓展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如何统筹谋划西部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与体制机制，仍然是摆在研究者和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3］2000年1月，党中央部署西部大开发重点工作，要求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为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在政策的倡导之下，西部高等教育主要以“发展战略”为研究主题，为西部高等教育的使命做出了规划，如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4］致力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等。［5］研究进一步指出，要加大经费和政策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倾斜力度，使西部高等教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6］总之，上世纪末的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较少，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不断进行调整优化，探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等三方面。研究显示，西部高校的部分学科和专业脱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专业设置尚未凸显出西部开发对人才需求的转变，与社会生产需要的契合不高，［7］因此在人才培养上要优先发展紧缺型、实用型专业人才。［8］同时，不断完善保障体系、更新理念，解放思想，进一步优化大学制度。［9］这一阶段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有81篇，以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和优化发展为主，研究内容更聚焦、更明确。

（三）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

21世纪以来，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突破了“发展战略”“院校发展”“西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等窠臼，呈现出“内涵式发展”的新趋势。这一阶段的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展现出向内和向外同时推进的特征。一方面，西部高等教育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力图回归西部高等教育本身，特别是以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审视西部高等教育，展现出西部高等教育“向西看”的特色。［10］迫切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去培育学科特色，从制度保障，人才汇聚、知识积累等角度拓展研究维度。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充分借助西部地区与蒙古、俄罗斯、印度、缅甸等13个国家接壤的优势和“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高校的留学生、合作办学等规模不断扩大，西部高等教育“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疫情影响之下，西部高等教育通过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自身办学的特色与优势。在此阶段，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维度更为宽泛，为西部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

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历程表明，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对口支援以及民族高等教育是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中呈现的热点问题，充分反映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一）西部高校人才建设研究

人才建设既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隐性资源，也是显性资源。西部高校的人才建设水平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文化传承创新能力、科研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普遍而言，西部高校均面临着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现实问题，［11］这是由于西部高校的人才建设有其客观限制。一方面，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物质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西部高校的人才政策、学科平台、制度文化等无形的制约力量也阻碍了优秀人才的招揽。然而，客观条件的约束并不能成为绝对性的因素，着眼于人为建构因素进行人才建设可突破客观性的条件限制。［12］譬如，加大教育政策、教育资金、教育人才向西部高校的倾斜力度，打造高校教育共同体；［13］建立西部高校人才“逆向”流动机制，在西部高校建立“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高端研究机构，接受优秀人才驻院研究，推进人才柔性引进［14］等创新举措，进一步缓解西部高校人才发展的困境。

（二）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是西部社会的内生力量，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应然状态是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即西部高等教育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的增长又影响西部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展开。从时间维度上看，西部高等教育的经济投入逐年增长，但投入、产出、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度较低。［15］西部高等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失调现象严重，失调的省份约占全国的77%。［16］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西部高等院校基础设施不足，将大量经费用于校园硬件设施建设，对“内涵式”发展关注度不够。许多西部高校贷款数额的增加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17］削弱了西部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从空间维度上看，西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具有稳定性和聚集性，权衡好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18］

（三）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研究

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教育部自2010年开展对口支援以来，我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为主体的对口支援体系。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通常有理想导向型和问题导向型两种。理想导向型是指基于高校未来理想发展模式所制定路径进行支援；问题导向型是从现状的改善和弥补的角度出发，弱化或消除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并提供新的政策扶持。对此，提高和改善西部高校的办学水平，加强政府主导，明确政府责任，加大经费投入，设立“对口支援西部高校专项经费”［19］都是主要的支援方式。另一方面，解决好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的收益问题，避免新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以公共资源为依托点，实现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的合作共赢是对口支援合作帮扶的源动力。［20］以青海大学为例，清华大学作为第一批支援学校，通过成立领导小组，组建教授团，派遣两位教授担任校长，加强东西部高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将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一个明确，四个到位，八大系统模式和五大特色模式”，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图2）。［21］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是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又一典范。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省政府为主导，以对口支援为方式，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国内外前沿研究。

图2 清华大学—青海大学对口支援模式

（四）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时代赋予西部民族高等教育的重要内涵。西部地区是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场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战场。大力推进课程思政，［22］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使少数民族毕业生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要适应的时代潮流，也是提高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质量、增强民族院校服务社会能力的重要路径［23］。此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本起点和核心环节，西部民族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教育公平不应受社会阶层、族群等因素的制约，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加强引导，优化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拓宽贫困生资助渠道、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质量与学业成就、保障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等是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24］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较好地揭示了20年来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西部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和学科予以支撑。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更应结合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和阶段性的特征，在提高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性和深入性的同时，不断寻求新的研究增长点，为进一步夯实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奠定基础。

四、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展目标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历程既是一部经验史，也是一部变革史。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融入国家双循环的宏观战略中，增强学科话语权，是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亟需考量的问题。

（一）促使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从“地域”转向“学科”

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典型的“后发优势”，已有的学科框架体系也为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参照体系，这就意味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虽然起于垒土，但可借鉴和可避免的误区也会更多。从已有研究来看，仅从地理区位的“劣势”去理解西部高等教育的“落后”，很容易无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价值、相对优势和内在潜能。局限于地域性的“西部高等教育”理解，西部高等教育的历史积淀、多元文化和独特价值就会被遮蔽，这势必导致其从属性，依附性、同质化等顽疾，使得西部高等教育难以自主、自立、自强，难以真正实现振兴发展的目标。［25］因此，促进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从一个研究领域中脱胎，尽快完成其学科建制，是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要从散乱的“点状式”研究转向系统的科学研究，要从一个研究领域、研究地域转向特色学科研究和西部高等教育的元研究，形成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机制，增强西部高等教育的学科话语权，尽快形成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加大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集成创新研究

长期以来，西部高等教育政策被淹没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等字样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集成创新的思想，强调系统内部各因子之间的关联性是实现关键性技术的突破点。这对于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而言，既是优化单元要素、加强政策之间协同性与关联性的基础，也是提高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整合性和多元性必要举措。首先，从知识动员着手，将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动员起来，促成进入决策的议程之中；提高知识动员的效果，将知识研究者与政策决策部门联动起来，多渠道地将研究成果呈递给不同决策部门或政策研究部门，加大知识动员的效果。在决策过程中，听取各方利益集团的声音，提高政策的群众基础，提前预测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提前做好谋划，向集成创新方向趋近，规避已有政策连续性、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政策集成创新的研究，是提升政府的政策能力、加强西部高等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三）加快西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研究

对口支援在本质上是整合社会资源、促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和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策略。但对口支援不同于教育资源的横向转移，而是多方因素协作发展做出的符合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特有的一种教育治理模式。东西部高校由“支援”走向“合作”，是对口支援政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教育对口支援需要以合作共享为基点，建立双方共同发展、互惠共赢的关系。因此，需明确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有针对性地建立双方良好的合作机制，才能进一步凸显对口支援的优越性。［26］同时，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实施效果的评价体系研究，将受援成果和受益成果纳入评价体系，使得支援方与被支援方积极主动地调整和完善该项制度，增强实效性。此外，扩大受援高校范围，加大对四川、重庆、云南等地高校支援研究，提高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内生动力发展研究，从“输血”转向“造血”，进一步提高西部高校内生动力。

（四）强化西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究

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研究，需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24］西部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西部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西部高校特有的区位优势从“三线”跃为“一线”，为西部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27］西部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要进一步加强与周边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坚持开放办学，主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国家文明交流借鉴，为实现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提供思想动力与资源供给。打破传统资源利用模式，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教育”，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新技术与新理念，持续深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先进技术，搭建共享平台，大力引进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着力构建西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