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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艾珉与《巴尔扎克全集》的幕后轶事

2022-05-17夏冰

共产党员·下 2022年4期
关键词:巴尔扎克书稿全集

夏冰

1983年,母亲接下编辑出版《巴尔扎克全集》(以下称《巴全》)中文版的重任,从1984年《巴全》第一卷问世,到1998年第三十卷付梓,15年间,这个早已作古的胖大叔,主宰了我们家的呼吸视听。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母亲就是这句话的真人秀,就连与我闲聊,也不时蹦出几句“巴尔扎克说过”,有时,我会产生一种厌烦和妒意,觉得在母亲心目中胖大叔好像比我更重要,于是不客气地称其为“老巴”。母亲非但没有生气,还很开心地跟着我一起叫“老巴”,渐渐地,《巴全》圈子里的翻译家们也以“老巴”来称呼大文豪了。

老巴对我家的影响当然不只是语言。有一次母亲去上海出差,买回一个蒸馏咖啡用的滤壶。那时国人还没有喝咖啡的习惯,连速溶咖啡都没有普及,何况是咖啡豆煮出的滤泡咖啡。母亲告诉我,当年老巴写作时就是用这样的壶泡咖啡。后来她还真的委托出国的朋友帮她买咖啡豆回来,从那时起,我开始跟着母亲模仿老巴学喝滤泡咖啡。在我看来是学习小资的生活方式,而母亲却要靠着老巴式的咖啡来完成她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即使是“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楼)这样的出版旗舰,仍然和几十年前一样用着稿纸和红笔,没有电脑编辑和排版,用现在的眼光看,跟刀耕火种无异。今天用数秒时间就能完成的统一人名译名这样的技术性工作,那时完全要靠编辑睁大双眼去做。因为经常要彻夜改稿,为防半夜风寒,母亲自己裁剪缝制了一件又宽又厚的睡袍,睡袍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怪异,后来我在一本画册上看到罗丹的《巴尔扎克像》,才察觉出那是山寨了雕塑上老巴那件睡袍的式样,待到全集出齐的时候,它的袖管已经千疮百孔。

《巴全》第一卷出版之际,负责装帧设计的张守义先生请来黑白木刻大师颜仲创作巴尔扎克像,作品完成后,颜仲先生特意亲手印了一幅送给母亲作纪念,从此老巴的肖像就占领了家中书房最显赫的位置,而我因老巴占用了母亲的注意力感到受了忽视时,就朝墙上的老巴挥挥拳头,甚至暗想母亲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其貌不扬但是会码字的大胖子。如果是那样,我应该跟这个胖子决斗!

母亲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亲自上门给翻译家们送稿和取稿,尽量不让他们跑腿,说这是“老文学的作风”。因此“老文学”的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她上下班总是用一个大行李袋装满书稿,然后用行李绳捆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我把这种通勤方式称作“跑单帮”,说她虽贵为“编辑老爷”,出入却像“陈奂生上城”(典故来自高晓声的小说)。有一次母亲到资中筠先生家送稿,两人除了切磋翻译,又海阔天空聊得忘记了时间。母亲告辞时已是深夜,社科院宿舍楼下的存车处早已锁门,母亲不愿给资先生一家添麻烦,便扛着稿子从前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步行走回复兴门外的家,凌晨将近两点,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

我在北大求学的四年里,为家住北大附近的翻译家们取稿送稿的杂务,自然而然交给了我。“四人帮”倒台后,北大西语系曾诚邀母亲回返任教,然而人文社老出版家蒋路先生以解决书荒刻不容缓的使命挽留母亲,母亲犹豫再三,最终打消了回北大执教的念头。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上大学以后,看到其他熟识的北大教职员子弟可以就近每天回家,而我却每周才能回一次,而且还要搬运小山一样的书稿,難免怨怪母亲做了个愚不可及的决定。

和母亲同辈的张冠尧、王文融、袁树仁几位教授总是很体谅地把书稿送到我的宿舍,但是母亲一再嘱咐我,徐继曾教授是她的恩师、长辈,必须到徐宅去取送稿,而且反复叮咛要避开午睡时间,不要打扰徐先生休息。本来星期六上午我上完课就可以回城里的家,结果因为母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要等到下午四点取完稿才能回城。而且,因为运送书稿的缘故,我也变成了“跑单帮”的“陈奂生”,除了一大包书稿,还有积攒了一星期的脏衣服,行李多挤不上公交车,只好不分寒暑冬夏骑着自行车往返。

编辑《巴全》的那段时间,一贯对厨艺不甚热心的母亲,忽然钻研起烹饪来。起初以为是为了哄我高兴,后来才悟出来,她是为了招待翻译家们在家里吃饭。虽然主持着号称中文世界最庞大的全集出版计划的实施工作,母亲手上却没有经费,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薪水养家糊口都十分不易,哪里有余钱在外宴客?为了老巴,只能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母亲自学成才颇有成效,到春节时做出满满一大桌菜,不输给北京任何一个中档餐厅,而想到做菜的人是个大半辈子都不想为家务多费一分钟的人,那简直是人间奇迹了。《巴全》的编辑工作开张后,每年春节母亲必抽出一天来请编校组的教授们到家中聚餐,而十几道菜的准备是从年前开始的,我作为帮手,从采买和处理食材,到聚餐过后的洗洗涮涮,要跟着忙一个星期,错过了跟同学朋友的聚会,心里怨气冲天。那时我并不知道来聚餐的,堪称中国法语翻译界的“天团”:张冠尧、袁树仁、王文融、罗新璋、黄晋凯、施康强……

1998年,赶在1999年的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之前,耗时15年、篇幅30卷、1200万字的《巴全》整体问世,打破了中文世界出版外国作家全集的纪录。

作为编辑、翻译团队的统领者,母亲不仅精读、研究了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还为全集写下《总序》和绝大部分篇目的题解,外界报道均将她称为“主编”,而母亲坚称自己只是个责任编辑。我有一次在电话里与朋友闲聊,说母亲是《巴全》的主编,放下电话后便遭到一通责备。母亲说,《巴全》的译者们都是中国法语界的大家,她哪里好意思做主编把名字放在他们前面?从你开始就不许说我是主编,听见别人说也要立刻纠正……我马上举出日本出版界的惯例,说这种情况不说是主编至少也是个“监修”,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实在太不划算了。母亲说,“老文学”就是这样的。她举出了两部上世纪50年代尽人皆知的长篇小说,告诉我这两部书原本都不被其他编辑看好,是人文社老编辑龙世辉化腐朽为神奇,将退稿变成了当代革命文学的经典,而龙世辉一辈子默默无闻。“至少我的译者都是一流的,没有让我心累。我比龙先生幸运多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从那以后,我遵母命四处纠正“主编”之说, 一边纠正,一边看到洪水泛滥一样的“主编”各领风骚,总是不由得想起母亲挂在嘴边的“老文学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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