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阳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水电企业凭借自身在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与国际市场经验，“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水电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不仅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当前中国水电企业还面临着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较高、水电投融资经营难点增多、技术标准国际化相对滞后、企业海外公共关系维护不足、国际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等各种挑战，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电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水电;水资源开发;水外交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加剧，水电因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开发和运行成本低、环境污染小，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佳选择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水电专题市场报告分析与2030年预测》，2020年，水电占全球发电量的17%，是继煤炭和天然气之后的第三大来源。水电为全世界提供了近一半的电力，其贡献比核能高55%，也比风能、太阳能光伏、生物能源和地热能等所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总和还要大。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70%，优先发展水电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尽管沿线国家水资源总量丰富，电力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各国经济规模、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较大，大部分国家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且旱涝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各种水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同时又是世界第一的水电大国，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电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共同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能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水电合作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全方位开展水外交，持续深化国际水电交流和务实合作，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成果丰硕。

（一）水电合作机遇持续扩大

近年来，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沟通磋商，合作共识不断增多，为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提供方向引领和政策支持。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包括水电在内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加快电力“走出去”，积极开拓有关国家水电市场，鼓励以多种方式参与重大电力项目合作，扩大国产水电装备和技术出口规模。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将水资源合作与产能合作列为优先发展领域，还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中提出，将加强区域电网规划、建设和升级改造合作，推动澜湄国家电力互联互通和电力贸易，打造区域统一电力市场。截至2022年2月，中国已经同148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其中大部分都将水电项目纳入合作范畴。

（二）水电工程项目日益增多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以中国三峡集团、中国电建集团、中国能建集团等为代表的中国水电企业，凭借自身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的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等优势，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水电业务，业务类型已从水库大坝及水电站勘测、设计、咨询、施工、监理、项目管理，拓展到水电装备制造、城市供水、水环境治理、水资源规划等领域，还带动了机电成套设备、水工金属结构设备和自有技术的“走出去”。根据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水电企业参与的已建在建海外水电工程数量约320座，总装机8100多万千瓦，占有70%以上的海外水利水电市场份额，中高端水电市场几乎被中国水电企业“包揽”，中国资本在海外水电投资已超过2000亿元，遍布“一带一路”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巴基斯坦尼鲁姆—杰卢姆水电站、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柬埔寨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乌干达伊辛巴水電站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工程相继建成，为解决所在国长期困扰的电力短缺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慧”，也为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水电合作积累了工程经验。

（三）水电运作模式发展成熟

中国水电企业在水电运作模式上因地制宜，持续创新融资渠道，“走出去”模式趋于多元成熟。在国际水电市场中，中国水电企业已由传统的工程承包向BOT（建造—运营—转让）、BOOT（建造—拥有—运营—转让）、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等模式转变，并注重PM（项目管理）项目和O&M（委托运营）项目的运作，逐渐推进资本、管理经验和运维能力输出，这些投资经营模式大多采用中国资本、中国标准、中国设备和中国技术，具有工期短、效率高等优势，还推动了与水电工程相关咨询、材料、劳务、金融、管理、服务等板块多元发展。针对海外水电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等难题，中国也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探索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2016年，为解决中国在海外首个全流域投资开发的梯级水电项目——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的融资问题，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组成银团，提供了20年中长期外汇贷款，通过整合不同金融机构的资源，确保为项目建设提供大量长期资金，有效分散了参与银行的贷款压力和风险。

（四）水电企业责任不断夯实

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供应能力，助力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赢得了所在国的高度认可和赞誉。以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承建的老挝南立1-2水电站为例，该项目自投产发电10年来，累计发电超过50亿千瓦时，发电量占老挝中部电网总装机容量近1/3，还依靠其超过14亿立方米的库存容量对河水实施动态调节，有效解决了当地的防洪问题。为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中国水电企业先后修建了南立桥、沥青混凝土公路、饮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每年定期开展植树增绿、水质检测、增殖放流等活动。2021年2月，老挝政府授予南立电站国家级“劳动奖章”，以表彰其发电10年来为老挝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三峡南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承建的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建材、服务等行业经济发展，还联合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开展教育扶贫，启动三峡集团奖学金计划，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得到了两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果丰硕，但由于水电项目范围广、规模大、工期长，不可避免会面临各种挑战，可能会导致项目的延缓、暂停、超支甚至取消，进而可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并加以防范。

（一）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较高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还存在着党派纷争、族群冲突、腐败盛行、暴恐活动猖獗等严重问题，内政外交政策时常容易受到大国势力的冲击和干扰。中国水电企业参与的多为“一带一路”备受关注的大型项目，一旦政局动荡或安全形势严峻必然会给企业投资经营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此外，随着大国地区博弈程度加深，恐怖主义势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活动异常频繁，针对中国海外人员和企业的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作案手段多样，给中国水电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经营造成巨大威胁。2021年7月，中企在巴基斯坦承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遭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袭击，共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工程师，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立即取消了原定的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工作会议，该水电项目被迫停工半年后才重启复工。

（二）疫情之下水电投融资经营难点增多

国际工程项目投资经营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资流入减缓，国际贸易投资活动明显收缩，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全球供需失衡和通胀压力加剧，对原材料供给、劳动就业和生产效率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货币已出现贬值，进而导致外汇资金缩水，债务偿还负担加重。此外，部分国家因疫情防控采取了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和进口货物管控措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的资金链、供应链、国际货运以及人员流动，水电工程相关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等难以及时到位，使得部分工程进度陷于停滞，或因各种原因工期延长，回款困难，经营成本超支，合同难以执行，引发违约纠纷和诉讼赔偿等一系列问题。

（三）水电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相对滞后

技术标准竞争不仅是软实力的竞争，同时也是核心技术硬实力竞争的外在体现。尽管中国在水利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水电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进程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原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水利技术标准制定方面起步较早，在长期的标准实践中已完成多次迭代更新，在市场上已形成了一套成熟广泛的标准体系，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客观上已形成较高的技术标准壁垒;二是中国水电技术和标准主要依据自身技术水平现状，与国外标准对接不足，开放融合程度不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间的差异研究不深，自身技术和标准的领先优势难以彰显。在水利技术标准传播的内容、形式和途径上，缺乏深耕细作，编译出版的种类和数量有限，未能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语种，国际化推广和应用范围受限。

（四）企业的海外公共关系维护存在不足

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密不可分的。当前中国水电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等复杂多元的文化冲突，潜在风险不断增多，也凸显出中国水电企业在公关关系维护方面的不足：一是中国水电企业自身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程度不够，缺乏与本地社区、非政府组织（NGO）、媒体机构以及企业外籍员工的主动沟通和互动，导致部分国家当地民众认为中国企业只顧自身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二是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美国等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围堵打压中国企业，还暗中怂恿“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内部势力借事故、劳工、灾害、移民等问题，大肆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资源掠夺论”等谣言，故意制造公共关系危机，抹黑损害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形象，而中国水电企业自身在风险识别防范、舆论宣传和企业形象等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

（五）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较为短缺

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人才国际化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短缺，已成为众多中国水电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大部分中国水电企业人才队伍结构较为单一，偏重于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熟悉市场经营、投资并购、风险管理、涉外法律、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谈判等业务的人才相对比较匮乏，结构性缺员尤为突出，难以形成国际视野广、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专业技术团队;二是在国际化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内部的职业教育以及企校联合培养等机制不够健全，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人才可持续发展方案，在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的培养、实习、选拔、任用以及晋升等方面存在脱节，流动和上升渠道有限;三是大部分企业习惯于从国内外派员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开发程度不够，在吸纳外籍优秀人才和人才保障方面缺乏配套政策和措施。

三、助力中国水电“走出去”的若干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水电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辩证看待，既要看到挑战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挑战创造的机遇，进而围绕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升自身防控能力，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经验和教训，防范并化解重大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一）加强国家间多层次对接

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恢复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就业等仍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首先，应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水外交，及时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动向和发展需求，在国家层面上寻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以水电合作为纽带，扩大双方在各领域的深入合作;其次，成立政府间的水资源、能源和农业等领域合作联合工作组，建立交流和协调机制，保持宏观政策沟通，深化落实合作共识，为解决合作中利益的矛盾和分歧提供政策指导，共同规划制定水电合作发展5-10年行动方案和路线图，确定一批水电早期收获项目，发挥示范和辐射效应;最后，中国水电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中国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其他中资企业以及所在国政界、工商界、学术界等群体的广泛接触和协作，及时掌握反馈投资情况，共同寻找利益对接点。

（二）提升潜在风险应对能力

针对“一带一路”水电合作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潜在风险，一是从大局出发开展工作，国家层面要牵头，制定政策引导，加强行业自律，组织水电及金融、装备、材料等企业抱团出海，推动中国企业有序竞争，规范经营，团结互助，一致对外，共同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二是建议由政府、企业、智库、学术机构组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风险咨询机构，专门从事“一带一路”情报信息搜集和风险预警工作，既要对所在国的国家战略、地缘政治、安全等级、营商环境、优势产业、发展潜力、文化风俗、卫生健康等宏观层面持续跟踪研究，还要对当地政府、企业、社区、民间组织等主体的经济效益、履约能力、商业信誉、社会舆论、利益关联等中微观层面进行全面深入调查;三是中国水电企业要加强与国家部委之间的协作，做好安全专项检查和应急预案演练，综合利用金融、保险、安保等力量，不断完善海外水电项目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三）助力中国技术标准推广应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中国水电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商业生态系统正处于开拓和拓展阶段，需要以下多个方面助力推广：一是要深入推进标准强国战略布局，加强自主创新，推动自主品牌、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三大战略结合，在“一带一路”水电合作中继续保持和提升水电技术的世界领先优势，不断夯实中国水电技术标准的硬实力基础;二是要加强对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学习和借鉴，在分析标准之间差异和优势的基础上提供协调解决方案，促进国际标准间的建设与合作，尤其是发挥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以及国际电信联盟（ITU）三大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制定国际标准的话语权;三是要加快制定中国水电技术标准化战略并建立高效的工作体系，创新中国水电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推广方式，主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准对接和协同发展，提升中國水电技术标准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形成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竞争综合优势。

（四）大力推动企业属地经营

中国水电企业既要从国内“走出去”，还要在国外“留下来”，这就要求企业在国际化的发展中大力推动和实施属地化经营战略，从而实现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一是要高度重视企业员工的本地化招聘和管理，组建本地化的技术、施工、财务、法律、公关、人力、移民等管理团队，充分利用本地外籍员工的语言优势和社会优势，加强企业内部与所在国各个层面的沟通协调和项目管理，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国际化带来的冲突和风险;二是要积极推进与本地优质的分包商、供应商以及管理、咨询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探索项目共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外联营体模式;三是要深入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除了对当地的基础设施等硬援助外，还应在文化传承、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软援助，重视本地媒体的舆论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负责任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不仅是各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一带一路”水电合作的直接参与者。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政府可牵头国内外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和水利高校，从纵向上制定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层次的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培养计划，组织选派各类人才赴相关国际组织、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跨国企业以及工程项目现场访学、实习和工作，学习国际前沿的水电工程理念、技术和管理模式;二是中国水电企业要大力发展终身教育，营造公平的人才发展环境，根据“一带一路”水电合作的实践经验，推动各类人才的海外轮训和轮岗，通过竞争性的方式严格选拔优秀的国际复合型水利水电人才，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和年轻化的项目管理和技术团队;三是在人才“走出去”的同时加大“引进来”，吸引“一带一路”国家优秀水利水电人才来华学习、交流和工作，共同推动中国水电技术、标准、设备以及政策的对外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