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清 曾素林 孔凡会

[摘   要]作业减负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家长教育焦虑、教学过程偏离教育目的、教育评价功利化等倾向导致作业减负工作陷入两难境地。为推进学生作业减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需要加强校内校外联动，教师要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评价方法。

[关键词]双减;中小学生;作业减负;教育评价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一直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棘手难题，阻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此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都会根据国家新形势出台相应的减负政策。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将“减负”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2018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等九个部委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更是被称为“最严减负30条”。2021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对各个学习阶段学生书面作业的时间控制，纠正作业功能异化的现象，强调提升作业的育人功能以及提高作业质量。同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面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课业负担重、睡眠时间不足等问题，作业减负是突破这一困境的重要措施。因此，有必要在明确中小学生作业减负的重要意义这一基础上，探讨我国作业减负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一、中小学生作业减负的重要意义

学生减负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基础教育关注的重要问题，上述相关文件中都提到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强作业管理，让书包变小。学生作业减负的问题已被拉到社会公众面前，关于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出矛盾让家长、教师、学校以及各级教育人员不得不开始重视作业管理。作业减负，从量上就要有一个大的改变。作业在知识巩固和学习评估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业减负覆盖的内容较广泛，它不仅关联学生、教师和学校，还与家长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在减轻作业量的同时提高教学效果，就成为减负工作的重要考量。

1.作业减负是缓解学生学习疲劳的关键举措

2021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学生减负，引发了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不少中小学生为拔高成绩牺牲了睡眠时间，发展所谓“全能”项目。但过多、过重的学业压力，不仅未能帮助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质的提升，反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睡眠和身体健康。仅以学生的近视问题为例，在高中和大学，一个几十人的课堂里，不戴眼镜的学生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甚至在小学阶段，学生近视现象也极为普遍。过重的作业负担让中小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题海中奋战，锻炼时间被挤占、睡眠时间不足，身体素质下降的问题凸显。繁重的作业引发了中小学生视力疲劳、身体疲劳和学习疲劳，睡眠质量下降，进而使学习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身体和智力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倡作业减负，在减少作业量的同时提高作业的“质”，其根本目的是让中小学生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

2.作业减负是唤醒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

作业减负，首选表现为在数量上的控制，它是对学生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保障。“自由时间的问题，不仅是涉及教学，也是涉及智育、全面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像空气对于健康一样，自由时间对于学生是必不可少的”。[1]当学生的自由时间被越来越多的功课占满，学生用于思考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他们的思想就会被禁锢，在负担过重的情况下，学业失败的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大。儿童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学生散发好奇心、满足新奇欲的时间被繁琐的课业任务填满，他们灵动的目光会逐渐呆滞，学习热情被逐渐耗尽。推行作业减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去了解自然万物，去丰富课余生活，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尽量做到让有趣的、使儿童感到惊奇的东西，同时成为儿童的智慧、情感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2]通过作业减负，有助于重新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中小学生作业减负的现实困境

中小学生的作业减负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通过知网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自1955年开始，教育界就已经开始对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至今已有67年之久，但该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反有愈演愈烈之势。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其中设专节特别强调要实现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目标。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以十条规定对作业管理进行了详细规范，强调要用更多创新的方式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我国对于学生减负工作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为何六十多年以来，作业减负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本文基于政策文献的分析，分析总结了作业减负中所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

1.家長教育焦虑心理的普遍化

在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下，家长的教育焦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学区房”“择校”“辅导班”是家长们必聊话题中的关键词，对子女教育的高度关注以及内在焦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 致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3]教育焦虑则是指人们因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4]家长的教育焦虑普遍表现为对子女“教育落后”的恐慌，因教育投入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对“教育无用”的担忧。更具体来看，家长自身的“教育焦虑”会体现在他们对子女的要求上。由于我国传统教育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家长会向子女灌输通过学习好而出人头地的功利思想，对孩子赋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或采取不恰当的教育行为，给子女施加心理压力，增加他们的学业负担等。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家庭作业的管控上严抓紧抓，同时给孩子报名大量的巩固班、提高班、竞赛班等，购买成堆的作业习题，导致孩子在学校作业重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课外负担，这样的教育焦虑心理给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也给减负增加了阻碍。教育心理学的大量案列表明，作业量存在临界点，一旦学生当天的作业量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点，将会出现学习中的“高原反应”，效果会随着量的递增逐渐降低。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若其焦虑心理得不到改变，孩子的负担就不可能减少。“减负”工作于2021下半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但家长的配合情况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尽管当前对教师布置作业的数量进行了严格把控，却无法将“减负之手”伸入学生家庭。因此，家长的教育焦虑仍是当前作业减负的现实困境之一。

2.教育目的实践过程的偏差化

教育目标是一切教育行动的起点。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终致力于实现“立德树人”。人的活动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更不例外。当前，教育目的实践性的偏差主要体现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将“题海战术”神化、过分追求教育结果，忽视教育过程、学校人员教育观念异化等。每一项教育行动都是指向某个目的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5]教育目标需要通过教育实践来实现，教育实践需要“优质的”教育手段和方法。社会上普遍存在盲目跟從的不良风气，教育实践一旦出现了“良好”成效，便会得到大力宣传和鼓舞，以吸引教师和家长学习未被证实有效性却被公众夸夸其谈的教育方式方法，题海战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师们普遍存在这样的“作业观”：作业就是练习，是消化、巩固课堂知识的训练环节。[6]这样的思维导致教师盲目相信“练得越多越熟练”“数学就是要靠做题才会提升”“做题是巩固学生知识最好的方式”等。因此，学生们面对海量习题见怪不怪。作业是巩固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家庭作业更是学校联系家庭的纽带，但其在实践中却越来越异化，具体表现为：在层次上，教师采用“一刀切”的作业设计方式;在类型上，作业布置以书面为主，评价指标过于标准化。这种形式的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却缺少了教育性。教育教学成果的转化过程需要有效的实践方式，回到教育的初心设计教学，而当前教育目的的实践过程偏差是当前作业减负的困境之一。

3.教育评价实施的功利化

中小学生作业负担过重的直接来源是教育评价体系的功利化。教育评价方式一日不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就不会根本改变，作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大多数人在分析学生过重负担的原因时都将矛头指向中高考压力，而中高考改革也随之应运而生;中小学生表面看起来只是学业竞争，实际上却是对升学和就业机会的竞争。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三不得一严禁”要求，即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7]有了明确的政策要求，教育评价改革就要找到正确方向。要在短期内改变评价方式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而量化的评价方式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完全舍弃这一快捷方式在是不现实的。当前教育面对的困境是：只要还需要用分数评判，需要量化评价，家长和教师们就会寻求更加快速有效提升学生成绩的办法。这是当前减负工作需要面对的主要困境。

三、中小学生作业减负的突破措施

义务教育阶段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小学生课业减负想要取得成效，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学生作业减负。通过深化家长、教师、学校以及政府部门对于作业减负的正确理解，校内外共同致力减负，在校内减负的同时，家长能够不给学生增加校外负担;校内要优化教学过程，改革教育评价方式，运用多样化手段帮助学生吸收知识、转化知识，以实现作业减负的目标。

1.内外兼顾：校内校外联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认为，“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8]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激烈的升学竞争让焦虑的家长和学校想方设法为孩子规划“捷径”，导致了严重的“剧场效应”。如果在一个剧场里看戏，如果前排的人站起来看，后排的人也得跟着站起来看，最后导致全剧场的人都得站起来才能看。很多家长看到其他孩子补课，认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参加校外补习就会落后于人，因此也就一窝蜂地给孩子们报补习班，结果造成校内减负了，但校外补习班却在增负，减了等于白减。因此，校内外的双向合力对学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家校合作才能使孩子真正受益。要减负，首先要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对此，苏霍姆林斯基提到的家长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他指出“没有家长学校我们就不可能想象有真正的家庭——学校教育。”[9]创办家长学校，授之以“父母教育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了解孩子，让父母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不需要盲目地给孩子报补习班，而是要引导孩子养成自律、自我规划的习惯，把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家长因材施教，这远比提高成绩来得更重要。二是顺畅家校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尊重和信任是沟通顺畅的前提，学校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让家长相信，孩子在学校里就能学到完备的知识，无需再增加课外辅导的负担。学校也要信任家长的配合和教育能力，从而加强家校双向合力，助推学生减负，给孩子营造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2.关注过程：教学过程最优化

教育家巴班斯基在《论教学过程最优化》中指出：“要预防和克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就必须使整个教导过程最优化。”[10]课堂呈现如何，学生的学习就如何。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就不同。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厌学、弃学的情况，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唤醒学生学习的兴趣，让课业负担不再成为学生学习的困扰，不再需要更多的练习题和课外辅导来弥补，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负担过重的问题。教学过程最优化应是教育过程最优化的核心。巴班斯基认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每一个学生在教养、教育和发展三个方面都达到他在该时期内实际可能达到的水平;二是学生和教师都遵守有关课堂教学和家庭作业的时数规定[11]。围绕教学过程最优化的这两个标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激发学生对于新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密切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明白学习与生活息息相关。还应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倡导学生在自学过程手脑并用，在做中学。在课堂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为明线，以教师引导为暗线，从而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课上要精讲教学的重点内容，课后应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吸收和消化知识，减轻课内负担。在教学过程中，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合理安排时间，实施高质量的教学，实现减负增效。

3.变革评价：回归全面发展

评价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实现为学生减负的重要举措。我国几十年来选拔人才的方式，使得提高考试成绩成为家长和教师一致追求的目标。随着“减负”相关文件的出台，家长和教师都表示愿意配合政策执行，但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样的担忧：作业量以及作业难度降低后，学生如何应对学业竞争？尽管我国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来修正评价中的问题，但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理念还未发生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评价政策尚未出现实质性的成效。不管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组织教学的目的都围绕着让学生考高分，使学生用来发展其他能力的时间被刷题占满，学习负担越来越重。当前，我国严令禁止宣传“高考状元”，就是在降低相关教育人员对分数的重视，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空闲时间分配给其他兴趣类学科。用同一种标准衡量学生，最终是无法引导所有学生成才的。美国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认为“评价描述的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和客观的‘状态’”，而是“参与评价的每个人或团体关于评价对象的一种主观认识。”[12]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点，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存在差异，而“一刀切”的标准显然不能用于全面评价或判断学生的成长。量化的评价方式要与质性评价相结合，要让“档案袋评价”“教学日志”等发挥作用。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教学过程评价的即时记录已经不是问题，即时记录将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多地体现出来。但“解题”作为巩固学生知识以及评价学习情况的手段之一，在未来被完全消除的可能性不大。变革教学评价的方式，是要把关注点聚焦于教学过程和交往过程，客观反映学生日常学习的真实情况。利用好综合素质评价这一举措，全面发挥综合评价的作用，回归以生为本的立场，使评价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只是简单评定分值，将有效推动作业减负的步伐。

参考文献

[1][2]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4-79.

[3]大卫·伯恩斯.焦虑情绪调节手册[M].李迎潮，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23-33.

[4]陈华仔，肖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现象解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02）：18-23.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06）：183.

[6]张丰.作业仅仅是“练习”吗？[J].人民教育，2011（12）：40-41.

[7]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0-10-13]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8]戴立益.“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N].中国教育报，2018-03-05（02）.

[9]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赵玮，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4-15.

[10]巴班斯基.论教学过程最优化[M].吴文侃，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61-163.

[11]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M].张定璋，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59-65.

[12]溫雪梅，孙俊三.论教育评价范式的历史演变及趋势[J].现代大学教育，2012（01）：51-55.

（责任编辑 郭向和   校对 姚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