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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对于考古类型学的早期应用

2022-05-16朱翔宇

锦绣·上旬刊 2022年2期
关键词:瓦当饕餮考古

一、学界对于考古类型学的普遍公认

类型学方法由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1843-1921)提出,旨在解决在研究西欧、北欧青铜文化时期缺乏文献支持而导致得文化的分期与器物年代判断困難的问题。早期将蒙氏类型学引中国的著作有两本,包括郑师许(1897-1952)与胡肇椿(1904-1961)于1936年合译的《考古学研究法》(滨田耕作(1881-1938)的日译本译出),由世界书局出版。另一本是滕固在1937年对《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德文原版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中,蒙德留斯将类型学基本方法原理定义为从“发见物”中通过分类的方法,依据有年代意义的遗物的相对年代辨析、抽离出“体制”(形态特征),并据此判定遗物的相对年代。1以并行的“联类”(具有从早到晚的连续演变规律的遗物特征)作为依据,推测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联类”又可以以其数量的增多自证该规律的准确性。

学术界对于将考古类型学引入实际运用基本达成了统一认知,即苏秉琦(1909-1997)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斗鸡台墓葬发掘工作以及洛阳中州路的运用。1948年,苏秉琦在对斗鸡台两次发掘共计八十二座有陪葬品的墓葬材料进行整理时发现,如何确定年代问题是处理材料的关键。因此,就有了苏秉琦对斗鸡台出土瓦鬲的形制学研究。通过这项工作,苏秉琦成功将八十二座墓葬分成了三个时期,并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被视为是考古类型学在中国的第一次运用。张忠培称其为“首次为分析器物的谱系提供了范例,开创出谱系分析器物的方法,为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定了基础”。2俞伟超将其誉为“使中国式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由“多层符号记录法”转换至“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并接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3

二、滕固两项考古工作中的类型学运用

然而,在苏之前,其实滕固也曾做过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尝试性运用,虽然滕固的译本到1937年才被出版,但考虑到滕固通晓日语以及德语,因此推测滕固接触到蒙氏类型学的德语原本以及日语译本的时间应该更早。

1、滕固对燕下都半规瓦当考察中的类型学运用

首先,滕固的考古类型学运用可以在其对燕下都半规瓦当的考察当中看到。1934年5月,滕固到北平寓居团城,在参观到燕下都遗址发掘整理出的物品后,对其中的半规瓦当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早在滕固对燕下都瓦当进行考察之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曾组织考古调查团进行对燕下都遗址的考察,民国十八年十一月(1929.11),马叔平(1881-1955)任团长,傅振伦(1906-1999)作为团员参与考察并完成对燕下都的第一次发掘报告。该报告粗略记录了燕下都地区当时之状况、发掘之经过、出土文物之类别及重点记录了老姥台的考察情况。至于半规瓦当的年代问题,考察团则未作出进一步深入。

依照滕固的分类方法,燕下都半规瓦当分为旋云纹以及双兽母题两个系统。

在作旋云纹的系统内又分为四类:

1.旋云套凸式(阴文阳文两种)

2.旋云饕餮式(阴文阳文两种)

3.旋云套凸饕餮式(阴文)

4.旋云单凸饕餮式(阳文)

双兽母题的系统内又分为三类:

5.双兽对首式(简体繁体两种)

6.双首对角式(阳文)

7.双首对项饕餮式(兽身阳刻、兽身双钩、兽身通身起线阳刻、兽身阳刻而兽首起线阳刻、方笔阳刻、方笔阴刻、附有钩云绿带的阳刻七种)

在去除掉一些无法辨认的瓦当,以及附有的其他一些细微特征之后,滕固将调查团所发掘的半规瓦当分类成上述形式。不过即便如此,对于滕固考察瓦当的年份问题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在第一个作旋云纹系统中,依照旋云纹形式的特征,滕固摸索出一条较为明显的演变路径。从旋云套凸式开始,其似植物的两芽向左右双出弯卷,滕固联想到古代铜器上也有类似的纹绘。再根据套凸纹的形式,思考其可能来自雷纹的解放,而按照形式的特点,这有可能与后面三类的饕餮纹有关,由此奠定了旋云套凸式时代为最早的基础。第二类旋云饕餮式,除了特别添加了饕餮的两眼的元素外,先前的旋云纹也变形作为饕餮的额部、双眉、鼻端;自第三类旋云套凸饕餮式开始,套凸元素回归,原先两眼置于套凸中部,鼻端云纹得到保留;第四类旋云单凸饕餮式,原本的套凸简化为单凸,眉眼鼻端的云纹线法相比前三类更显柔顺自然,更像是后来的产物。

该系统中,云纹、套凸纹、以及饕餮纹各自的演变规律都可以看作一个“联类”。总结来看,云纹从原先点缀瓦当内侧边缘的地位,逐渐向变幻成为饕餮面部一个部位的方向发展,并且数量愈发减少,愈发简练明确。其次套凸纹,从画面的主体地位逐渐成为饕餮的面部装饰,画面占比不断缩小,且最终简化为单凸的形式。最后是饕餮纹,虽然是后出现的,但是饕餮纹的演变规律也有迹可循,开始的饕餮纹两眼作为视觉中心,特征十分明显,但除此之外的双眉、鼻端由于是云纹作成的,因此与四周环境不甚易区分。而在后期,随着云纹的减少,饕餮的面部特征愈发明显,并且线法向柔顺自然的转变也是饕餮纹的一个演变规律。这三个联类各自有着自己的特征,相互之间也时有影响,但若是将三者对照参考来看,则燕瓦当的演变规律则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来了。

而在第二系统双兽母题瓦当中,滕固提出了以双兽的形式演变规律为参照,判定瓦当的年代先后问题。首先是第五类双兽对首式,两头伏龙形式的双兽头部相对,颈部三出翅,前足与胸部也作相对形;第六类双首对角式,按照双兽脖颈的弯曲程度来看,这里的双兽从原先的对首,头部埋得更低,变成角部相对,胸部和前足相分离,且颈部的三出翅有所保留,不过相互之间间距拉大,更显得灵活解放;到第七类双首对项饕餮式开始,双兽从原先画面中央的位置,转变为蟠靠于瓦当内侧边缘,相对的部位也从头部到角部,最终到了夸张的颈部,半个颈部和头部从画面中部顶端垂直生生落下,用作了饕餮的额梁,其余各部位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服务于饕餮纹,成为其中一部分。

在第二个系统中,头颈部的弯曲度、颈部三出翅的演变、也可以看作是两个联类。相比于旋云纹系统,这里用于参考对照的联类偏少,不过这也是由于瓦当数目过少所限。另外第七类含有饕餮纹的瓦当中,由于形式过于多样,滕固在将其进行分类之后也未做進一步的年代确定工作,是为一憾。

2、滕固对六朝石兽考察中的类型学运用

滕固对考古类型学的另一次运用体现于他在1935年3月到5月进行的对六朝石刻的考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类型学中的“体制”、“联类”等概念,不过滕固确实是依照类型学方法进行的。对当时遗留的石兽,滕固抽取其中七座作为样本,着重选取石兽的兽身、头部、翼部三个部位,分别对其进行了特征的总结与演变规律的推测。

兽身特征分为五类:

(a)兽身平正,颈项昂直而装饰较为简朴(代表:宋武帝陵)

(b)兽身窈窕,颈项稍作斜形而装饰较富(代表:齐宣帝陵、齐武帝陵)

(c)兽身窈窕,胸部昂挺而装饰较富(代表:齐景帝陵)

(d)兽身平正,颈项肥短而装饰较富(代表:齐明帝陵、梁武帝陵)

(e)兽身平正,颈短头重而装饰特繁(代表:陈文帝陵)

头部特征分为三类:

(a)朵颐隆起,口部略作圆形而额上及口角有茸毛小翅(代表:齐宣帝、齐武帝及齐景帝陵)

(b)朵颐较薄,鼻大,口部方阔而额上及口角有茸毛小翅(代表:齐明帝和梁武帝陵)

(c)头部沉重,角上有鳞纹并有三出翅而额上茸毛旋卷特显装饰丰富的(代表:陈文帝陵)

翼部特征分为五类:

(a)短翼而翼膊有鳞纹(代表:宋武帝陵和陈文帝陵)

(b)短翼翼膊作涡纹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代表:齐宣帝陵)

(c)短翼翼膊有鳞纹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代表:齐武帝和齐景帝陵)

(d)四小翼拼成一大翼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代表:齐明帝陵)

(e)简单的短翼而翼膊作涡纹的(代表:梁武帝陵)

兽身的特征演变规律不太好辨别,由于在汉代早期就已奠定了兽身的多种形式,兽身的平正或是窈窕在时间上呈现离散的分布状态;不过,在装饰方面,兽身却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演变路线:大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兽身的装饰愈发细致繁复。

头部特征的演变规律较为明显,有着汉代雕刻的原型作对照,a类头部中隆起的朵颐、圆形的口端以及人字形刻文的上唇,这些都是早期自汉代狮像遗留的形式。而随着时间推进,由于眼部和鼻部的突出,朵颐逐渐薄化,朝着装饰方向转变;口部由圆变方,人字形的上唇也变得扁平,朝着b类进行演变。

翼部的鳞纹以及涡纹均在汉代已奠定了基础,滕固总结出来的特征是:除了装饰变得更为丰富,在短翼之外腹部复衬修长的翅羽纹令人觉得足以振翅飞翔,这也是该时代的一大特征。

综合来看滕固对于这三个部位的特征演变规律的总结,兽身以及口部均有着较为明显的线性演变规律,兽身为:a->b->c->d->e;头部为:a->b->c;翼部为:a->b->c->d->e。

将滕固所列举的石兽样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则可较为清晰地找到这样一条演变规律: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最晚建成的陈文帝陵中石兽翼部形式属于最早的a类,这在考古中是较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后世石匠仿照早先的翼部形式对陈文帝陵石兽塑像,但是却不能要求刘宋石匠去凭空创造出陈朝翼部的形式。

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兽身、头部、翼部各自有着自己的演变规律,同时又可以相互之间通过石兽形态在演变规律中所处的位置来验证这种规律的正确性。不过,由于这是滕固个人的尝试性应用,较为遗憾的是并没有选取更多联类作为对照;而且不同部位的分类也没有采用不同的标记方式而是统一小写英文字母标记,没有形成一个具备完整索引功能的数据库模型。

三、总结

滕固对于考古类型学的运用,虽说没有明确提出他在译本中所提到的各个概念,但从方法上来看,却无疑是合乎定义的。遗憾的是,对年代问题的分析,滕固只是将其作为整个美术考古过程中一个极小部分来进行的,重点还是在于对艺术风格演变的考察,因此,不论是从运用程度还是用于说明的篇幅,都是浅尝辄止的。

以往的学术界,对滕固将考古类型学概念引入中国的成就,表示了高度肯定。如郑岩著在《考古学到美术史》中提到的“滕固本人除了1926年撰写了中国学者“百年来具有发轫之功的第一本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小史》①,还在1937年翻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虽然滕固翻译该书的立足点在于美术史,但却直接推动了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界的传播”②。但是,对滕固对考古类型学的实际运用则并未投入过多关注,除了一些学者在总结滕固个人成就时,会略有提及,其他便只是只言片语带过。通过对滕固考古工作的细致分析,除了能对滕固考古方法获得进一步了解,对滕固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贡献也许能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陈洪波.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J].考古,2011(01):91-96.

[2]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R].六朝陵墓调查报告,1935,8.

[3]滕固.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R].金陵学报,1936(06-2).

[4]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编后记[R].史学集刊(05),1947.

1[瑞典]蒙德留斯.先史考古学方法论[M].滕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

2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M],原载北方文物[M].1998,4;收入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54-59.

3俞伟超.考古学的中国梦[M].读书,1998,8.76.

① 薛永年.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J].美术研究,2002(01):4-8.

② 郑岩著.从考古学到美术史[M].2012.

作者简介:姓名 朱翔宇,(1995--),男,汉族,籍贯:江苏省南通市,职称:学生,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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