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月记》是日本作家中岛敦的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改编自中国的唐传奇《人虎传》。虽然并没有对文章最原本的内容进行过多的改编，但是却由于作者自身的际遇以及人生态度与作品中主人公的出奇一致而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并且开始研读这部作品。故事原作讲述了一个性情桀骜不驯的文人李征，因为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环境格格不入，便因此选择归隐山林，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老虎，在山中恰逢自己的朋友袁傪上任途经此地，便与他透露心声，并拜托他去照顾自己的妻儿的一个关于“变形”的故事，中岛敦在翻译创作的过程中为这篇文章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异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传达出了自己本人的内心情感，中岛敦也因为这种态度与性情成为了日本现代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位。

关键词：《山月记》，心理，中岛敦，欠缺，自我

引言

中岛敦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十分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在昭和初期的日本文坛上，中岛敦的名字如同烟花一般散发出了闪耀的光芒后就迅速逝去。但是在他三十三年的短暂的人生之中，却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仍能让人读后感悟颇深的优秀文学作品。结合中岛敦短暂的一生与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传达出的中心思想，能够看出他的这部出道之作，也是最为人称道的一部作品——《山月记》，是能够传达出他相似的人生感悟与态度的，也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研读的一部作品。

一、《山月记》的创作背景与中岛敦的人生经历

《山月记》这篇小说是取材自我国唐代李景亮的文言传奇《人虎传》，原本传奇作品之中是以李征讲述故事以及李征和袁傪二人的友情表达为主要内容的，是一篇较为传统的古典传奇作品，作家韩东曾经说过中国古典小说类的作品问题有三：一是主旨老套，二是散文化，三是个性缺失。这三个缺点在《人虎传》这部作品之中体现也是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情节极其简单，几乎是如流水账般由主人公李征直接交代出来，只是在吐露心声，没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以及哲学内涵，是一部较为简明的“因果轮回”类唐传奇。如果只是简单的翻译，这部作品是绝对不可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的。而当时日本的文坛也是刚刚进入昭和时期，由大正时期的那种“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私小说”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而在大正时期大放异彩的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国木田独步等人在这个时期也都去世了，整个文坛呈现出了一种崭新的局面，昭和时期文坛方兴未艾，许多新兴作家都在这个时期都想摆脱大正文学以及作家的影响，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便于自己能够适应这个崭新的时代。这使得在这一个时期有一批文坛新星升起，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变革，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作家一开始并没有正在这场变革中取得很好的成绩，以至于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地位是配不上自己的才华的，再加之昭和初期是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为了蒙蔽大众，日本政府开始限制文人的言论、创作以及出版自由，文人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就造成了这些文人内心的矛盾以及对于社会的困惑。中岛敦在这种社会之下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与不适，此时《人虎传》中李征的故事以及情绪发泄使得中岛敦感觉两人之间同病相怜，于是他便选择以这只“老虎”的眼睛来观察人间，借“老虎”的口来抒发心中的郁闷，由“老虎”的感觉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之情。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内心郁结，自己的怀疑之感全部融合到了这部作品之中，使人看到了一个希望以文扬名于世但是怀才不遇，在外界的社会压力和内部的心理矛盾的重重压迫之下最终导致心理变异的社会知识分子形象。

《山月记》的创作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想要真正读懂这部作品就必须要读懂作者的人生。中岛敦出生于一个汉学世家，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比较著名的汉学研究者和老师，他于是从小就深受汉学文化的熏陶，因此形成了一种以汉学为源本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他从小就十分优秀，小学期间得到过优等奖，21岁进入到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学习，24岁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致力于研究森鸥外。[1]在文坛变革的这个时期，他想凭借自己的文才成为一名作家，一直在坚持写作，并且去积极应征当时的各类奖项，但是屡投不中，非常失意。长年的求学与创作使得他的生活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1933年成为了横滨高等女子学院的教师，教授国语和英语，但是由于心意不定以及严重的哮喘问题，他于1941年离职，开始专心创作，但是这个时期却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在他给父亲的信中也提到了：“不能像理想中好好利用这难得的一年时间，没有干劲，去从事一些不合适、无意义的工作，简直是疯狂的行为。”他那因为从小就一直优秀给他带来的“自大”和“自尊心”在这个时期遭到了现实社会严重的摧残与践踏，因此他的心中不免充满了一种羞耻之感，逐渐变得怯懦起来，就像是《山月记》中李征一样，开始选择刻意回避与他人的交流，不愿拜师求教，耻于和朋友探讨、切磋诗艺，只为保持心中的高洁。并且他和李征一样，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和家人与朋友分享，而《山月记》是他唯一给妻子看过的一部作品，他的妻子看过后感受到他心中的羞耻心、自卑感，因此感到十分痛心。这也是和文中的李征十分相似的。可以看出李征和中岛敦都是一种内向型、封闭性的心理倾向，也许这也是他们悲剧人生的根源之一吧。

二、《山月记》中的人心异化与人格“欠缺”

人无完人，每个人的心中难免会有专属于自己的“欠缺”之地，这些“欠缺”之地来自于人格成熟这个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平时不会显现出来，但是在当人心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以至于自己心中产生了矛盾并开始进行自我怀疑的时候，这种“欠缺”便会趁虚而入，对于人的思想产生非常嚴重的影响，最终导致人心产生异化，不管是中岛敦还是李征都是如此。《山月记》中写道：“（李征的作品）毫无疑问，诗词作者之才华素养当属一流。可就现状而言，若论角立杰出。诗作在某些地方（某种极难言喻之处）还有所欠缺。”[2]这种“欠缺”到底是什么，作者在最后都没有揭晓，是作者给读者留下的一个谜，不过根据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我们能够得出，这种“欠缺”的来源，是来自于人对于自己的认知模糊。

在以人类的身份生活的时候，李征具有高度的自尊心，“昔日我既被封为一方鬼才，又岂能全无自尊。只是此乃自卑怯懦之自尊。”“深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自信又几分才华，不甘与瓦砾为伍。”[3]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极度不清晰的，这也就使得他并没有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立场去和他人交流、往来，因此在他与别人之间便会差生间隙、隔阂。久而久之，他便会感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自己无法找到能与之相处的朋友，心中的郁结无法排解，逐渐会产生一些异化的思想，最终就会使他去选择一条异于常人的道路，迎接一个较为悲剧的结局。此外，李征也请求自己的好友袁傪保护和照顾自己的妻儿，这是在他请求袁傪为他记录、传播自己的诗作并且即兴吟诗之后，“倘若我是人，本该首先恳求此事。只怪我乃不顾妻儿，执迷与自身不足道的诗作前途之人，这才沦为野兽，落得如此下场。”[4]这也是他心中“欠缺”产生的重要原因，他还告诉袁傪：“君若自南回，但云我已死。万不可言今日事。”如果他是真的了解自己的家人，真正信任自己的家人，那么他就会告诉自己的家人，希望家人和自己分担痛苦。缺乏对于他人的信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内，这就使得李征缺少了对他人的信任，从而导致了他人格中的一些方面的“欠缺”。[5]

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而在文学作品之中，这种异化现象也是经常出现，并且常常会和人性、人心等主题同时出现。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与社会之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会碰到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量或者社会压力，在这时人们就会通过幻想把自己异化为一种能够逃离或者战胜自然、社会力量的物，解以使熟悉的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境况。通过异化，人们往往能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的淋漓尽致，在荒谬的描写中使人回味无穷，更加清晰地认识矛盾与事物。在《山月记》中，由于主人公李征感觉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但是自己却又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战胜这个社会矛盾，在这种心理矛盾之下，他最终选择了逃避，选择归隐山林，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想要以文闻名于世的想法，这种矛盾的心理逐渐使他的人格变得扭曲，使他把自己封闭在了自己的小世界之中，最终让在无人排忧解难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一只无人敢去接近的老虎，只能面对月亮长嚎，用眼泪浸湿皮毛，永远以这副老虎皮囊来存活于世，去反思自己的人格“缺失”，成为了这场异化悲剧之中的一个可悲的受害者，中岛敦也借此反映了在当时的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矛盾与压力之下这种势小文人所遭受的灵魂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在这些近乎于迫害的压力以及不可调和的心理压力的影响下，最终使得在那个时代的无数的“李征”人格异化，成为了极度扭曲的样子。但是说到底，无论是昭和时期文坛的整体特点，还是深受汉学影响的中岛敦，都没有对人性感到完全的绝望，说是人性也好，没有人性的野兽也罢，李征为了妻儿的生活最终还是决定重入官场，这也是他还残存人性存在的证据吧。在这个过程中李征和中岛敦也都在不停地去找寻失去的“自我”，但是却也是为时已晚，化虎的李征已经无奈的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消失于山林之间;茫然地中岛敦也因为身体原因早早离开人世，无法继续自己的找寻之旅，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处在这一风云际会的关口，也是只能无奈地去接受这个无奈的新社会。

三、《山月记》中对于荒谬命运的不安和未知

“万事固然皆有可能，这更令人惶恐至极。为何至此地步？我亦不知。我辈对诸事皆一无所知。默默接受摆在眼前之事实、不问缘由，只求生存下去、不问缘由，正是我辈生灵之定数。”[6]李征在化虎之后和袁傪交谈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通过分析这番话能够得知李征认为不以意志为转移，超越自我赋予命运生机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在时代动荡中，中岛敦的家人相继去世，自己也因为严重的哮喘徘徊在生死边缘之上，因此他对于命运无定、生死无常这些事情经常进行自己的考量。对于这种荒谬的命运，中岛敦没有把它具体地表现出来，而是选择了弱势文人这个群体作为主体来进行描绘。由于对这种荒谬的命运感到不安和未知，李征陷入了迷茫的境地，最终带着这种迷茫归隐山林，化成老虎。

总体来看，李征是以那种想要以诗文闻名天下的人物来进行设定的，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家庭更重的人。因此，在涉及到自己的诗文事业时，他的人性中的“缺失”部分就会占据他的思想的控制地位，在他化身为虎，终日与自然相伴之时，还是在想着自己的诗文事业，他对于这些诗文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正因为如此，命运对于他的安排好像是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首先是他的官吏才能不被世人认可，其次是他的诗人志向没有能够达成，这种多重的挫折与打击使得李征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自我存在的基础产生了丧失。因此，在这种荒谬的命运中的不安之感不断地积累，自我毁灭的恐惧之感不断提升，最终在命运的洪流中变成了一头猛兽。

从整部作品来看，李征的性格中存在着“怯懦的自尊心和尊大的羞恥心”，由于这种性格作祟，他对于命运的应对能力非常差，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会把他的悲剧归结为一种“性格悲剧”，但是从李征自己说过的话来看，他认为性格是由命运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这荒谬的命运给了李征最后一击。日本立命馆大学木村一信教授也曾提出一个别的学说：“尊大的应该是自尊心，怯懦的应该是羞耻心的反论来看，不能从经常自己观察自己的癖性中摆脱出来，优越感和自卑感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并不是积极倾向于一边，这也就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心理表现。这个反说的表现形成一组名词，两者之间的并存就能使李征如实地窥视被分裂的自我吧。”[7]命运由性格决定，过度执着和自我意识过剩就会迷失自我，陷入性格的矛盾之中。

荒谬的命运不仅仅只存在于作品之中，在现实生活之中地中岛敦也深受命运的影响，在他生活的时期，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弥漫到全国。像是中岛敦这样的拥有强烈正义感的日本作家不愿创作那些宣扬战争的作品，因而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压抑和迫害，包括日本国内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性的大奖——芥川奖，也受到了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正义作家的发展，中岛敦在创作道路上使极想取得成绩，他认为靠自己的文采是能够在文坛上取得一定地位的，但是由于社会和命运的影响，他的作品《光与风与梦》本已被推荐到芥川奖的评选之中，但还是遗憾落选，这对他的打击想必是非常巨大的，他的心中也不免会充满痛苦与不安，加上长年的伤病折磨，无尽的矛盾与压迫最后使得这位文坛巨匠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四、结语

“偶因狂疾成殊类，灾祸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谁敢敌，当时声迹共相高。我为异物蓬茅下，吾已乘轺气势豪。此夕溪山对明月，不成长啸但成嗥。”[8]《山月记》作为中岛敦的成名作，作品中的李征和中岛敦本人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李征就是他的一個化身，作者借李征之口诉说了对存在、对命运、对人性、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慨，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存在的异化感悟以及对于荒谬的命运的不安的矛盾。因为对于生存的迷茫，李征不断地去思考，去追寻，去解除心中的疑惑，随着与自然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他心中的疑惑逐渐解开。但是这种不安和矛盾却超越了个体，成为了一整个时期社会的不安，让这部作品具有了普遍性。[9]处在时代变革时期的日本，人们难免会对人类的身份认同以及存在基础产生迷茫，往往会对应该如何与别人交流、往来这一个问题产生疑惑，会在社会、命运的强硬推动下进入一种人格异化的境况，这篇文章正是十分准确的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借李征的口向社会大众发出询问，去寻求心灵的出路，寻求人性的拯救、寻求命运的方向，表达出了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苦恼、人性的通病等问题，中岛敦也借此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了日本现代作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

参考文献：

[1]冯裕智 连永平.试论中岛敦的《山月记》——以李征和中岛敦的对比研究为中心[J].作家.2008，16：072-073

[2]中岛敦著，代珂译.文豪别册[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006

[3]中岛敦著，代珂译.文豪别册[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007

[4]中岛敦著，代珂译.文豪别册[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009

[5] 冯裕智 连永平.试论中岛敦的《山月记》——以李征和中岛敦的对比研究为中心[J].作家.2008，16：072-073

[6]中岛敦著，代珂译.文豪别册[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004

[7]李妮娜.矛盾与困惑的中岛敦：解读《山月记》，2014，20：083-084

[8]中岛敦著，代珂译.文豪别册[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007

[9]李妮娜.矛盾与困惑的中岛敦：解读《山月记》，2014，20：083-084

作者简介：扈光亚（2000年6月--），男，汉族，山东省临沂人，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