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荣荣 高云峰

摘 要：厚翻译需要通过注释和相应的修饰将文本定位在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在该翻译策略指导下，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丰富文化语境。本文以倪豪士（Nienhauser）团队英译《史记》为例，探讨了《史记》厚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表明倪译本正文和辅文呈现史学性与兼顾文学性的特点，以期促进译者主体性多视角研究，为典籍外译工作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厚翻译;译者主体性;倪豪士;《史记》英译

作者简介：付荣荣（1997-），女，河南安阳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高云峰（1968-），男，四川双流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测试，ESP教学与翻译。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理论研究由语言学视角转向文化学视角，学术界对翻译行为、翻译动机、翻译决策、翻译方法和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译者发挥的创造性作用，译者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翻译理论研究形成了从“原著中心论”到“译者主体性”的转向。陈大亮明确否定原作者是翻译主体，并表明译者是翻译主体，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因此，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其主体性的发挥自然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史记》英译本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译者主体性。目前，《史记》英译本各具特色，但关注度较高的版本分别是华兹生译本、倪豪士团队译本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经过对比研究华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和倪译本发现，倪译本最大的特色在于坚持最大限度地忠实原著，包含大量详细注解，注重文学性与史学性，同时也尽可能兼顾可读性。

二、厚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美籍非裔翻译学者阿皮亚（Appiah）认为，从语言哲学方面来看，翻译时，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正如谚语翻译一样，获得正确意义甚至不是理解的第一步。另外，由于非洲与西方国家（译入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非洲口头文学作品译介活动会受到影响。由此，阿皮亚借用“Grice mechanism”阐述话语理解过程，强调文化背景在意义传达中的作用。阿皮亚借鉴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人类学深描理论，提出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即“通过注释和相应的修饰将文本定位在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的翻译，”。

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提出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在国外，西奥·赫斯曼将厚翻译和认识他者文化结合，认为可以借用这个概念对抗文化侵略意识强烈，试图把他者同化的翻译手法。在国内，在知网分别输入“Thick Translation”4种译文和译者主体性这两个关键词（例如，厚翻译和译者主体性）后，可以得出以下研究成果：耿强认为忠实于原作的同时，译者身份建构可以考虑诸多的元文本形式，“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张虹也指出，深度翻译的优势在于突出译者主体性。王相博认为，在厚翻译策略指导下，译者应做到翻译内求真，翻译外务实。翻译的实质是将源语意义传递给译入语读者。源语作者提供的信息与源语读者接受的信息在同一认知语境下完成。但是译入语读者接受信息时在另一种全新的认知语境，所以就关联理论考虑，厚翻译在典籍英译中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每本文化典籍背后都承载了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中国典籍中特有意象和典故往往含义十分丰厚，译者难以在上下文中给出完整而确切的解释，若译入语读者欠缺源语文化背景知识，则难以准确接收源语信息。此时采用厚翻译策略，在正文内加注或辅文补充文化信息，不仅可以加強源语文化地位，也可以促进译入语读者了解源语文化。

三、《史记》厚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目前，倪译《史记》英译研究主要涵盖翻译过程、翻译动机和社会文化语境等几方面。李小霞指出，倪译本中有众多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以及资料依据。以上各种正文或辅文中的厚翻译内容都是帮助读者补充文化语境，以感知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与此同时，本文认为厚翻译一方面要求译者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史学素养，另一方面众多附加内容难免给读者增加阅读难度。例如，倪译本秦始皇本纪中，注释高达469条。读者面对如此繁多的注释，阅读感受也会受到影响。故《史记》厚翻译时，如何真正做到既呈现文学性与史学性，又兼顾可读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正文——兼顾史学性与文学性

《史记》近百分之八十是人物传记，具有丰富的文学内容和极高的史学价值。朱光宝提到《史记》有三大文学价值，一是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二是叙事中蕴含的戏剧艺术性。三是丰富的语言表达艺术。为兼顾文学性与史学性，在翻译选材时，倪豪士首先选取本纪、列传和世家这三类故事性较强的文章，以便较好地传达出其文学价值。其次，作为力求精确的学术性译本，其翻译虽然不如华译本优美，但译者也为此做出努力，在句式修辞方面，译者有意靠近原作写作风格，刻画人物形象用词细腻准确。例如：

原文：黄帝者，[一]少典之子[二]，姓公孙，名曰轩辕。[三]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四]幼而徇齐，[五]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六]

译文：[1：12]The Huang-ti黄帝3（The Yellow Emperor）was a son of the Shao-tien 少典[state].4 His cognomen was Kung-sun公孙5and his praenomen was Hsüsan-yuan轩辕.6 At birth， he was perspicacious，7 as an infant，8 he was able to speak， as a boy， he was quick，9 as a youth，10 he was industrious，11 as an adult， he was intelligent.12

上例为《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对黄帝的介绍，文中用四言句写古贤帝王，既具有四言诗之美，又有四六文之美，这也体现了司马迁善用多联四字格和排比，行文简洁的特点。从文学性考虑，倪译本句式整齐，选词精炼准确，颇有四六句的韵味。例如“perspicacious， speak， quick， industrious， intelligent”等词，做到最大程度上忠实原文写作风格。从史学性考虑，倪译本随处可见严谨详细的注释。如上文所示，短短两句中加注达到12处，且内容丰富。如注释[1：12]，表明本文在《史记》原文中的章节和页码，方便读者查找原文对比学习。再如注释[黄帝]，该词汇极具文化特色，注释中提到劳干认为有关皇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战国早期，有的学者将皇帝和本篇出现的人物都视为神。倪豪士认为，司马迁视皇帝视为历史人物，而非神话人物，且黄帝与氏族有密切联系。故最终将其翻译为中英夹杂的“Huang-ti黄帝（The Yellow Emperor）”。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重在记录往事，使各朝各代以史为鉴，提高人类文化修养。鉴于此文本特征，倪豪士团队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厚翻译《史记》，译本正文注重文学性兼顾史学性，文内加注详实，史实论述严谨，这正好与司马迁编写《史记》的目标一致，可谓是最贴切原著的译本。

（二）辅文——兼顾史学性与文学性

从翻译目的来看，倪豪士团队致力于提供注解详尽，兼具文学性和流畅性的译本。出于此目的，倪译本辅文丰富，共计十部分（题词、致谢、简介、阅读说明、年代表、度量衡对照表、缩略语表、参考文献、索引和疆域图）。

在致谢部分，译者将首次出现的中文名译为汉语拼音与汉字结合的形式，部分还给出文内英文释义，以期为读者提供全面的文化信息。例如，Wang Ch'iukuei 王秋桂、Wen-chien Hui “文建會”（Coucil for Cultural Planing and Development）和pen-chi 本纪（basic annal）等。为了忠实地再现原文文化价值，让西方读者准确而又真实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倪译本采用中英夹杂的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译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在简介部分，共分为六部分（绪论、司马迁简介、《史记》原文背景和当前译介信息、翻译项目发展历程、司马迁史学观简论和本纪简介），译者仍然坚持大量注释文化词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现代学者已经修正的日期和称呼时，仍然坚持与原作保持一致，保留错误译法。译者认为翻译的重点是呈现司马迁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和态度。而专业领域读者可能认为这是倪译本的不足之处。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例如，译者在司马迁史学观简论中提到一句话“The feudal lords invaded one another and tyrannized the families of the hundred cognomens.”，该句为司马迁开篇对诸侯的介绍，讲到封建领主们互相侵略，对贵族家庭实行暴政。司马迁编史时经常将汉族的价值观叠加到中国早期历史，而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现代学者很清楚当时没有封建国家，但司马迁可能不太清楚，译者并没有及时更正原文错误，而是坚持忠实于原文。

除此之外，翻译年代日期时，倪译本也选择与司马迁保持一致。例如，King Min of Ch'i [r. *324-283 B.C.]，示例中星号表示统治时期曾被“更正”，译者提到杨宽在《战国史》中将这一时期改为公元前300-284年，以此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者翻译行为，也提醒读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

倪译本在辅文中的厚翻译远超出原文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这不仅有助于西方读者扩充知识背景，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各章之间的联系，熟悉朝代更迭，传播中华文化。

四、启示

厚翻译策略可以成为中华典籍走出去的一条可取之道，倪豪士团队采用厚翻译策略翻译《史记》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就厚翻译质量来看，厚翻译对译者史学专业能力要求较高，译者需具备极高的求证意识，更需了解不同读者的文化适应性，否则稍有不慎便会增加读者阅读负担，甚至误导读者。故使用厚翻译策略对译者提出很大挑战，译者要避免喧宾夺主，坚持客观公正地补充文化背景。

就翻译模式来看，国际合作翻译工作坊模式在《史记》英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厚翻译策略费时费力，建议选择团队合作翻译模式。但团队合作翻译文学作品也存在一定弊端，例如译文风格统一问题。倪译采用国际合作模式，通常小组讨论得出最佳译文。因此，翻译兼具史学性与文学性的文本时，翻译团队成员要精心筛选，建议兼顾史学研究者、文学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以便优势互补，高效准确地完成翻译任务。

翻译活动除受译者影响外，还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读者需求、时代要求、翻译目的和出版要求等现实性因素，故能否使用厚翻译策略也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也不是随心所欲，要慎重考虑厚翻译策略使用频率，选择最佳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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