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静

摘 要：民国时期，成都民间慈善救济的对象主要是鳏寡孤独、贫民、不幸妇女、残疾者和少量难民、灾民，以及其他贫苦需要时常救济的社会弱势群体。主要介绍民国时期成都民间慈善救济，以民间慈善团体为研究重点。考察主要侧重于三方面：首先，考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兴起情况;其次，考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发展情况;最后总结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在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缓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保存抗战后备力量与教养儿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成都;民间慈善救济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0-0152-03

一、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兴起

民国时期，由于四川战事不断，天灾频仍，产生了大量的贫民和流民。成都民间慈善团体中成立最早的是1921年敦孝慈善会，最晚的是1937年的乐善公所和归仁慈善会。在20世纪30年代末，成都民间慈善团体数量较多，而且成立的时间段多集中于1932—1933年与1936—1937年，主要是由于1932年成都发生了颇为严重的军阀巷战，加上1936—1937年四川发生罕见的“丙丁大天干”，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和灾民，成都贫穷问题相当严重，众多灾民、难民集中于成都，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然而，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因为打仗财政日益亏空，无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富民、士绅和商团等民间社会力量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私立慈善团体，以代替政府行使社会救济职能。

1932年7月，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展开巷战，“不到十天的成都巷战，刘、田两部死伤各在万人以上。而成都惨遭战火之灾的难民达27 200余人。”[1]1934年成都城区人口81 481户4 408 596人，其中无业人口9 931户，占整个城区户数的12.1%[2]。而1936—1937年四川发生罕见的“丙丁大天干”，使成都地区的灾民、难民大量增加，农村破产，无地的农民无以为继，民生疾苦。再加上地租的沉重，种地者多弃业逃走或不愿意种地，成为无业贫民。抗战期间，成都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据1938年“成都人口职业构成表”统计，成都总计人口452 317人，其中无业人口为15 331人[3]，无业人口约占整个成都市人口的34%。总体来看，成都的贫穷问题在30年代相当严重，由于此时的成都处于防区制时代，战乱频繁，再加上政局混乱，从而使得政府施政不具连续性。笔者根据马必宁女士制作的调查情况整理如下，包括成都市民间慈善团体名称及成立时间[4]。

敦孝慈善会，1921年6月;明道慈善会，1922年11月;辅善慈善会，1924年8月;至诚慈善会，1926年3月;三益慈善会，1929年2月;四川善团联合会，1929年3月;崇伦慈善会，1929年7月;明德慈善会，1932年5月;固本慈善会，1932年5月;明性慈善会，1932年5月;三福慈善会，1932年5月;品德慈善会，1932年5月;立人慈善会，1933年3月;正心堂，1930年4月;全浙慈善事务所，1930年6月;中和慈善会，1931年1月;省慈善救济院，1930年4月;忠孝慈善会，1932年1月;玉参慈善会，1932年1月;宝筏慈善会，1932年1月;众善慈善会，1932年1月;真诚慈善会，1932年1月;孝德慈善会，1932年1月;志心慈善会，1932年1月;两仪慈善会，1932年5月;与人同慈善会，1932年5月;积仁慈善会，1932年5月;崇善局，成立时间不详;东益慈善会，1933年7月;善济慈善会，1933年7月;直心慈善会，1933年10月;仁德慈善会，1933年12月;明志慈善会，1935年10月;通儒慈善会，1936年5月;体仁慈善会，1936年7月;廉化慈善会，1936年9月;真如轩慈善会，1936年9月;觉迷慈善会，1936年9月;震旦崇德慈善会，1936年9月;觉灵慈善会，1936年9月;乐善慈善会，1936年9月;大中慈善会，1936年11月;归仁慈善会，1937年4月;乐善公所，1937年4月;从心慈善会，成立时间不详;忠义慈善会，1932年1月。

二、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由于东部省份沦陷，难民大量内迁，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的西移，带动了西部省份慈善事业的发展。四川慈善团体最多，达到102个，约占调查总数的一半[5]。截至1944年11月28日，成都民間慈善团体达56个，占整个四川的一半还多[6]。现将1944年成都各民间慈善团体的名称、主持人姓名及地址情况介绍如下：

成都市慈惠堂，萧华清，慈惠堂街;成都市善团联合会，洪幼三，纯化街关岳庙;明志慈善会，谭成云，铁路公司三倒拐;正心堂慈善会，唐宗尧，科甲巷街;全浙慈善会，孙德操，小天竺;真心慈善会，盧华廷，柳荫街;崇伦慈善会，龚明修，前卫街;宝筏慈善会，杨柱臣，红庙子街;两仪慈善会，王兄盦，谠扒街;觉迷慈善会，裴习礼，新街后巷子;至诚慈善会，徐焕，楞伽菴;敦孝慈善会，文成章，正通顺街;三福慈善会，戴相卿，东御街;与人同慈善会，周云章，外东三元街;普利慈善会，杨理门，君平街;积仁慈善会，王剑鸣，外东川主庙;乐善慈善会，刘豫波，南门二巷子;忠孝慈善会，刘佛澄，玉泉街;孝德慈善会，王伏阳，通惠门;东益慈善会，王觉于，糠市北街;归仁慈善会，王蜀瑶，磨子街;乐济慈善会，付柏青，外西月街;觉灵慈善会，张柱臣，新开寺;四川省会慈善救济联合会，陈益廷，学道街;乐善慈善会，彭顕堃，新半边街;品德慈善会，罗治平，染房街;慈善公所，张第春，三圣街;崇德慈善会，李达卿，书院南街;真诚慈善会，邬博臣，桓侯寺;大中慈善会，张玉藻，东御河北街;志心慈善会，冯直甫，纯化街;中和慈善会，易月如，马家巷;真如轩慈善会，姚在聪，正通顺街;大成慈善会，朱约章，内姜街;仁德慈善会，陈畏三，下锣锅;明德慈善会，舒正思，东御河北街;体仁慈善会，李文彬，惜字宫;中西组合慈善会，王放，永兴街;崇善慈善会，颜如愚，君平街;忠义慈善会，罗仲麟，南府街;玉参慈善会，洪幼三，石马巷;再缘慈善会，李仲孚，宽巷子;一德慈善会，刘嗣衡，谠扒街;通儒慈善会，马瑶笙，书院南;三益慈善会，侯利森，西马道街;益寿慈善会，姜健安，下西顺城街;觉民慈善会，熊三文，惜字宫;三圣阁慈善会，周嘉和，西御河;明性慈善会，王焯波，下南大;两仪一元慈善会，张镜蓉，金玉街;存德慈善会，蔡沅江，新半边街;三义慈善会，李时品，提督街;固本慈善会，曹乾安，千祥寺;从心慈善会，顾品珊，顺九龙巷;立人慈善会，相文，灯笼街;明道慈善会，赖叔钧，外南金沙寺;辅善慈善会，辜静庭，柳阴街;一德慈善会，刘嗣衡，谠扒街[7]。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沦陷区次第收复，逃往成都的难民开始陆续返乡。但是，成都的慈善团体并未因此而减少。截至1949年4月，成都市各慈善会共计约47个[8]，仅仅在1948年的冬令救济中就救济难民、贫民共计约170 000余名。现将成都市各慈善会1948年度冬令慈善会名称、负责人员及救济人数介绍如下：

四川省会慈善救济会，陈益廷，难民、贫民共计7 000余名;正心慈善会，王子明，难民、贫民共计万余人;玉参慈善会，洪幼三，难民、贫民共计6 000余名;孝得慈善会，王伏阳，难民、贫民共计9 000余名;归仁慈善会，王蜀瑶，难民、贫民100多名;体仁慈善会，李春田，难民1 000余名、贫民6 000余名;忠孝慈善会，刘佛澄，难民8 000名、贫民2 000名;一得慈善会，刘嗣衡，难民、贫民共计8 000余名;从心慈善会，余鳞，难民、贫民共计9 000余名;三益慈善会，侯利森，难民、贫民数百人;东益慈善会，黄振之，难民500余人、贫民7 000余人;直心慈善会，难民、贫民2 000多名;立人慈善会，相文，难民、贫民计千多人;乐济慈善会，付柏青等，难民800名、贫民5 000名、残废200名、征属300名，合计13 900名;乐善慈善会，陈是材等，贫民3 000余人;忠义慈善会，罗仲麒，难民、贫民共计4 000多名;济群慈善会，关文伯，难民、贫民共计2 000余名;品德慈善会，王澄秋，难民、贫民5 000余名;崇伦慈善会，龚明修，贫民600名;觉迷慈善会，裴习礼，难民、贫民共计万余人;两仪慈善会，王兄安，难民2 000余名、贫民8 000余名;仁德慈善会，陈畏三，难民1 000余名、贫民5 000余名;普利慈善会，杨理门，贫民530名;至诚慈善会，张子贞，难民约3 000余名、贫民约2 000余名;忠儒慈善会，刘子君，难民2 000余名、贫民7 000余名、残废500余名;存德慈善会，谢树华，难民、贫民共计3 000余名;崇德慈善会，李达卿，难民、贫民共计1 000余名;三福慈善会，傅斌如，贫民300名;觉灵慈善会，毛富森，贫民2 000余名;廉化慈善会，王金淦，贫民2 000余名、残废100余名;至心慈善会，向子光，贫民约7 800名;辅善慈善会，冷寅冬，贫民1 200名;益寿慈善会，姜健安，贫民850名;中和慈善会，刘恒三，贫民数千余名[9]。

综上所述，成都民间慈善团体的发展经历了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发展原因如下：第一，四川省内的特殊环境。四川省特别是成都在30年代受各系军阀混战纷扰、旱魃降临、灾害频发、匪患侵袭等造成民不聊生，政府财政支绌，无暇顾及慈善救济，是成都慈善团体组织成立的动因。第二，蜀地善风浩荡，民风淳厚，人们均乐善好施，这就直接促进了成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兴盛。第三，抗战影响。抗战期间，成都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这就促使成都的民间慈善团体不断发展壮大，以收容救济战争难民。第四，国家政策的制定。慈善组织作为一股民间力量，其成长的快慢，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左右。当政府认为民间团体的发展已成为一支不小的力量，将要影响其专制独裁时，便會以“整理”为借口，将一些社会团体解散。如果政府感觉无力面对国内诸多社会问题，如灾黎遍地、难民成堆，便会鼓励民间社会兴办慈善设施，由此慈善组织便异常活跃[10]。

三、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发挥的作用

民国时期，成都民间慈善团体发挥的社会救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开展院内救济和院外救济活动，成都各慈善团体救助了社会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基本生存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缓解了社会风险。第二，在抗战期间，成都慈善团体还收养了征属子女，这对稳定前线抗战士兵的军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对抗战后方社会的稳定、保存抗战后备力量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44年7月，成都慈惠堂所属普济堂对出征军人家属予以优待、收容。该堂根据《成都慈惠堂所属普济堂出征军人家属调查表》，将这些家属分为四种，“第一类是有证件年节领费者，共计17人;第二类是有证件而人亡故应停费者，共计3人;第三类是有证件而未领费者，共计6人;第四类是无证件而确系抗属应请宽待者，共计5人;以上出征军人家属合计31人。”[11]第三，成都各慈善团体在开展救济活动的同时，还注重对于儿童的教养工作，如创办义学、开办女童教养所、育幼所、瞽童教养所、保育员训练班等，这不仅为儿童将来进社会谋生活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社会的进步培养了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斌.四川现代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  四川省政府统计处.1934年成都人口统计表[Z].四川统计月刊，1936，（1）.

[3]  四川省政府统计处.1938年成都人口统计表[Z].四川统计月刊，1939，（2）：14.

[4]  成都市市政府秘书处统计股.成都市慈善机关调查[N].成都市政府周报，1939-09-30.

[5]  秦孝义.抗战建设史料[G]//革命文献，1983：162.

[6]  成都市政府.民国·工商[Z].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1945年，第38全宗，第11目录，第1003卷，5.

[7]  成都市政府.民国·工商[Z].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1945年，第38全宗，第11目录，第1003卷，7-10.

[8]  成都市政府.民国·民政[Z].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1949年，第38全宗，第2目录，第1814卷，21.

[9]  成都市政府.民国·民政[Z].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1949年，第38全宗，第2目录，第1814卷，21-109.

[10]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D].南京：南京大学，2001.

[11]  成都市政府.民国·文教[Z].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1945年，第4全宗，第1目录，第29卷，第42-44页.

[责任编辑 文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