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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我选择了中专(下)

2022-05-15徐茂斌

黄河 2022年2期
关键词:老师

徐茂斌

此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复习才是眼下的第一要务,其它事情必须让路。这就是哲学上讲的,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分析,要抓住這个主要矛盾,务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学习的时间,二是要有学习的场地,三是要有学习的资料。只有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第一要务才能得以实现。而现在,这三个条件中,只有一个具备,其它两个非常难办。

从时间和精力上来讲,现在白天拉沙子,晚上写稿子,已经是满负荷,甚至是超负荷了,还怎么学习?

从场地上来看,宿舍那种民工摊状,和舞文弄墨这档子事格格不入。无论写稿还是学习,都需要有一块安静的地方。之前写稿子的连部会议室确是很安静,可是那个会议室原本就是一间空房子,没有土炕,没有火炉,天气热的时候好用,而现在夜间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穿上皮袄也会冻得筛糠,哪里还能长时间学习?这不,这几天写稿子都打起了游击。

从资料上来看倒不是问题。因为我上学时的课本,不论初中还是高中,都一本不落地放在那儿,我写过的作业本笔记本也完好无损。我想,眼下再没有比这更宝贵更靠得住的学习资料了。

打麻将有个熟语叫三缺一,我这是三缺二,怎么得了?时间和场地两个问题,要得到解决,没有公社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必然是一句空话。带着这些想法,我首先找到了侯新文书记。侯书记虽是上级,但和我关系很铁,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

听了我的想法,侯书记很感欣慰,他设身处地地对我说:“考学校,机会难得,必须抓住,就你的学识,成功的希望很大。说实话,其它事情比起考试来,都很扯淡。但眼下要想全部脱出身子来学习,恐怕也有困难,尽量往出挤时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想是这样,关于写稿子方面的事情,我多下点功夫,实在不能应付的,你再给咱上手,这样就可以把晚上绝大多数时间腾出来供你复习。至于场地问题,咱们这样解决,我找一下管后勤的领导,就说会议室冷得不行,让他们给宣传组在村子里找一间房子,这样冠冕堂皇就能把事情办成。至于从工地上抽身出来,虽然有困难,但也不是不能争取,可以去碰碰运气。可这个事情我不好出面,只能由你自己去沟通,沟通也只能找老大或老二,但最好是村子里得有人替你料理那摊子营生。”侯新文书记说的老大老二,指的是公社的马鸣宏书记和代五英主任。

计议已定,我俩分头行动。但这一天运气还是真是有点差。马鸣宏书记到指挥部开会去了,也不知何时能回来。老大找不着,就去找老二。代五英主任在是在,可让我碰了一鼻子灰。

代五英主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凡有志于接受祖国挑选的青年,都应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这是上面的宣传基调,也是对所有考生的要求,作为山道弯连队宣传组的副组长,你不可能不清楚吧?现在你打算离开生产,关起门复习,这还能叫两不误?况且,眼下天气越来越冷,指挥部正在组织抢工期争一流的劳动竞赛,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脱了产,排里的事情谁来管?连里宣传的事情怎么办?连部的宣传组就你两个能写的,你离开了,这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鼓舞群众的任务还怎么完成?每周一次通报要是从此往后垫了底怎么办?这些事你想过没有?当然,考试关系到你的前途和命运,是你个人的权利,我没有理由阻拦和反对,但你要有个大局观念,不能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还有,我想掏心掏肺和你讲几句,不错,今年考试制度是恢复了,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像1973年教育路线回潮那样仅仅考了一次试就偃旗息鼓了呢?真的很难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考试制度怎么恢复,也绝不会回到文革前只专不红的老路上去。既然是考试,一定会看分数,但凭我的经验和直觉,再怎么着也不会搞唯分数论。退一万步说,就算报名考试了,也考好了,难道就等于考上了?要是只看分数,还要后面那个政审的程序干什么?假如某些人分数很好,但现实表现不好,或者有重大历史问题,你说能让这些人去上大学吗?我看绝不可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哩,开什么玩笑!当然这并不是指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但我还是想提醒你,凡事一定要度量一下轻重,绝不可贸然行动,干下顾此失彼的傻事。哈哈,说多了说多了。咱们是老熟人,我就多说了几句。中听不中听吧,其实都是为了你好。”

是啊,代五英主任讲的这些,虽然有点不中听,也有些大话罩人,但也绝不是没有道理——

1973年,我考上师范,全县第二名,人们叫我榜眼。结果呢,还不是被一个领导以政审的名义,说我年龄小不能上讲台,轻轻松松就把包给调了。年龄小怎么能叫政治问题?真是荒唐!更不可理喻的是,这位领导居然狂妄至极地对找上门的我指着鼻子凶道:“告诉你,分数不是唯一,德智体要全面衡量,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让你上你才能上,我不让你上你就上不了。”我这个当年背毛主席语录的小冠军怎么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了?全县学生上学这么严肃的工作怎么变成了他想让谁上谁才能上?

今年的考试,会不会重复昨天的故事,再上演那种哭诉无门的人间悲剧,至少现在还没人能说清。唉,稍不留心,就想得沉重了。我定了定神,不能再纠结过去,裹足不前了。

好在第二天,侯新文书记就给我争取到了一间房子。我们村的徐兴,我的发小,也准备考试,看见我要搬家就过来和我商量:“能不能让我也搬过去,我也想有个能看书学习的地方。”我说:“那太好了,有你作伴,求之不得。”于是我俩就有了新的住所。

虽然白天依旧得去拉沙子,并组织劳动竞赛,但晚上的时间归我所有了,而且有了一个安安静静的房子,我终于可以看书复习了!

还没高兴多久,烦恼马上就来了。

我和徐兴搬过来,才发现这房子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这是一处光棍汉的旧院子,共三间正房。主人住西面两间,东面这间一直空着。那天连部叫村子里给再找一间房子,村领导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房子搞定了。

那时,晋西北广大农村,普遍采用过火炕取暖。这种取暖方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是因为它既节能,又环保(当然这种环保是相对而言的,不能用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和衡量那时的农村)。这种过火炕的装置在做饭的同时,就可以把灶火上剩余的热量收集并贮存起来,再慢慢释放,所产生的烟尘及有害气体通过曲曲折折的炕道和直立向上的烟囱送到室外离人很远的房顶上去。这种过火炕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吸热快而放热慢,这样就可以使室内达到相对恒温的状态。

但过火炕,一听这名字,大概也就清楚了,它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过火。只有过火才可达到取暖之功效,否则与连部会议室还有啥两样?

这间房子,因为长时间空着,又没人维护,炕道早已被老鼠们折腾得不成气候了。我们生着火以后,问题马上暴露无遗:炕道的吸引力很小,火焰四处飘散,蓝烟放了一屋子,烟囱上只有丝丝缕缕的游烟。

光棍老汉过来笑嘻嘻地说:“冷火冷灶的都这样,烧过来就好了。十年前我住这屋子时,灶火真的是很吸的。真的,狗才骗人哩。”

问题是无论怎么烧,也烧不过来。看着徐兴的满脸烟黑,我们立刻有了一个结论:打光棍是有原因的。

根据生活经验,我们扇了灶火,揭了圪窝,吊了烟囱,探了猫巷,十八般武艺全使出来,似乎有了些作用,又似乎没有。这样的房子,不仅温度难起来,稍不留神,还极有可能煤气中毒。自打来到这光棍院子,我就有了一种踏上地雷阵的感觉,时常惴惴不安。

面对如此状况,徐兴对我说:“这家冷得猴都宅不住,还怎么学习,你看能不能再给咱换一间房子?”

我看了一眼房子,又看一眼徐兴:“你以为我是谁呀,一张麻纸糊了个驴头——好大的面子。换什么换?出门在外,举目无亲,这也是公社领导给争取的,我怎么好意思再次张口?”

人生有好多个选择,但也有好多个别无选择。面对别无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接受现实。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环境,那我们就只能努力适应环境了。

早上我们把炭火生着,中午再狠狠地加一次火,一天到晚烧来烧去,室内温度也不会超过十度。但无论温度多么低,晚上回来我们一准会做两件事情:一是把火给搅灭,二是把窗户打开释放满屋子的烟气。两害相权取其轻,遭冷冻至少不会当下危及生命,而遭煤气则立刻就会见分晓。

晚上我们两人各自围着一领大皮袄坐在炕头学习。刚开始还能忍受,但时间一长,温度继续下降,这皮袄就不顶事了。我们赶紧再把被子、褥子以及其它能围裹的东西全围裹在身上,里三层外三层,像是堆雪人。反正也冷得睡不着,我俩索性就不睡了,一学就到了深夜两三点钟。

侯华老师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还真是。人遇热容易犯困打瞌睡,而我们这种类似于冰窟窿的屋子,就是给钱让你睡,又咋能睡得着?我常常仰望星空感到庆幸,倘若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屋子,劳累一天的我们恐怕早就做梦去了,哪里还能如此清醒地坚持到后半夜?想到此,我发自内心感谢这位老光棍。

昼夜轮转,复习在有计划地向前推进。

在我看来,语文是个慢功,是个累积,一下子很难提高,所以干脆把它扔一边去了。数理化最容易提分,又是我念书时的强项,所以就用全部心智来围歼这三门功课。我采用了从小到大屡试不爽的交替学习法,数学累了烦了就学物理,物理累了烦了就学化学。循环往复,压茬展开,进度很快,一周时间就干掉了一个年级的课程。我暗自庆幸,照此速度来重拾记忆,四周时间就足以把初高中课程全部拿下。我的复习资料也特别给力。倘是有些知识模糊了,就把课本、笔记本、作业本三本展开对照,很快就可找到症候、打通关节。我俩在自学的同时,也少不了讨论和交流一些问题,这样互相启发、互相提醒,既有收获,又可调节脑筋。

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一月上旬,大学和中专开始报名了。

报名刚一开始,徐兴就急不可耐地畅想起了美好未来:“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黄土埋人的穷山恶水,穿上黑油明的皮鞋,咯噔咯噔走在石板铺就的街上,到公园休闲,进电影院消遣,嘴里哼个小曲,手里拉个美妞,周围全他妈是羡慕的目光。那才是咱们该有的生活!”

他这话逗得我一阵好笑:“你……你这,神经没事吧?哈哈,你应该再戴上一副墨镜,再戴上两枚硕大无比的黄金戒指,那不就是黑社会老大了?”

他马上嗔怪道:“我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你嘴里怎么就成了社会的败类?”

看他脸色有些变化,我赶快说:“打住,打住,不说了,反正我觉得八字还没一撇哩,现在就敲锣打鼓庆祝胜利,还是有些早。”

他还没有停下话来:“亏你还搞文学哩,我这叫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他这一句,又换来了我的讥讽:“还浪漫主义情怀哩,不看看你那名字?徐是慢慢来的意思,兴是兴奋的意思,合起来不就是告诫你要慢点儿兴奋!”

他继续反击:“我这个兴,是兴旺的意思。这两字合起来就是慢慢地走向兴旺发达。”

第二天,性子急的徐兴就要拉我回山道弯中学去报名。我说:“着急啥嘛,报名时间长着呢,十来天,还怕报不上?”可他说啥也不能忍耐了,好像早报名就有学上,晚报名学校就被人抢走了似的。

看到说服不了他,我说:“这样吧,我现在身不由己,离开连队还得向公社领导请假,况且明天连部还给我安顿了个材料,而你干身利索,离开连队只要我点头就行,‘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你给咱回去报名,我给咱继续坚守这光棍屋子。”

听了我的话,他也这般腔调说:“那就‘暗号照旧,左手戴手套’,‘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俩觉得引用得恰到好处,不由自主大笑起来。

他出发的时候问我:“你报大学还是中专?”我随口答道:“随便,你报啥给我报啥就是了,修地球的,用不着穷讲究,摸捞住个甚也不赖。”

徐兴走了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报名这事儿不能随便,也得过过脑子。之前一心用在复习上,也就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这么大的事情,哪能采取“瞎摸捞”的态度?即便是到饭店用餐,也得看一下菜谱,想想自己的胃口和口袋里的银铜,再做决定不是?

晚上徐兴回来了。一进门,辛苦了一天的他,水都没喝一口,气还没定匀,就噼哩啪啦地讲开了。他说:“碰到七八个报名的,有年轻的也有老的,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咱们的同学,初中高中的都没见到,你说那些货咋就那么能沉得住气?倒是见到两位大龄考生,很值得推敲,一位男子胡子拉碴四十来岁,活像咱们村的三毛猴;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邋里邋遢,活像咱们村三毛猴家老婆,你说奇怪不?本不是一个村的,又互不认识,咋就能长成三毛猴家两口子的形象,活脱脱的,你说多有意思?”

我连忙打断他的话:“快快快,打住,别说他们了,赶快进入主题,说说咱俩报名的事。”

“哎呀,你老说我性子急,你这是咋啦,也急开了?我专门回去一趟,还能把正事忘了不成?哦,对,是这样,我本打算报大学,可见那些人,除了那俩老的,就是三毛猴家那两口子,都是报的中专,所以我就随大流,给咱俩也报成了中专。”

“你这也是,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能随大流,人家报甚你也报甚?”

“哎,哎,看你说的。要什么自己的主见?你不是说随便,修地球的,用不着穷讲究,摸捞住甚也行吗?”

我看他急了,赶忙拉他:“对,对,玩笑,报得挺好。村子里的人只管修地球,其实甚也是瞎摸捞哩。娶媳妇还不是一样?全是瞎摸捞哩。瞎摸捞下,再瞎生。瞎生下,再瞎摸捞,恶性循环。哪一代摸捞不下了,打了光棍,就像咱这房东,血脉中断了!村子里把中断倒过来叫成‘断中’,就是语文书上讲的倒装吧?”

他立刻反驳我:“还搞文字哩,那是种子的‘种’,哪里是中间的‘中’?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断了种子的意思。这还用得着倒装?”

我赶快做了一个拱拳的动作:“确实是言之有理。你说得对,应该是断了种子,而不是从中间断开。”

然后,我俩同时沉默了,好像都在考虑,我们将来会不会打光棍?像这房东,也把祖上传下来的血脉给断掉?

过了好一会,估计是又想到一块了,我俩同时跳下地,高高举起双手合击到一块,并发出同一个呐喊:一定要把这学校考上!

末了,他突然对我说,“对了,差点儿给忘了,侯华老师给你捎了一句话,要你务必明天或后天回去見他一面。”

“侯老师没说是啥事?”

“没有,总是有事哩,肯定不会是请你吃杀猪饭。”

侯华老师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对我恩重如山。念书时的交往就不去说了,高中毕业,我回村上劳动,他当了山道弯中心校的校长。每当学校有老师请假,拉不开栓的时候,不论哪门课程,他一准会让我回去代几天课。他说一来他了解我肚子里的墨水,二来为了让我趁机歇几天并多少挣点代课费。若干年后,我的孩子也上学了,听人们说,侯华老师依旧会拿我来作“穷而有志”的例子教育当下学生。侯老师如此持之以恒地对待一个学生,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恩师如父。

第二天,我向连队的领导请了假,借了个自行车,便回到李家庄中学。

侯老师见我回来很是高兴,他说:“我就怕捎话的徐兴给忘了,今天上午又给山道弯连队的侯新文打了个电话,让他无论多忙都要亲自去找你一趟。哦,这就好了,从时间上来推算,在我给侯新文打电话时,你已经出发了,哈哈,让他空跑了一趟。”

侯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收起了笑容对我说道:“这次考试,机会难得,尤其是对你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万不可草率从事。我见徐兴给你报了个中专,当着他的面也不好说什么,所以我让你回来,目的就是咱们面对面好好商量一下,究竟怎样报考才更合适?”

我说:“侯老师,感谢你对我过去的栽培和现在的关爱。我这情况你全了解,你觉得该怎样选择?”

侯老师说:“我设身处地为你想过,这个报名确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对你们这些高中生而言,既可以考大学,也可以考中专。但只能二选一,不能一考二,不能先后踏进两个考场。这样的考试设置有点儿欠合理,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当下的政策。”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这就有了一种押宝的意味,既考你的知识,又考你的胆量。在知识一定的前提下,你怎么报考?有的人押了红心,有的人押了独定,有的人押了单双,有的人押了四角,结果会大相径庭,碰运气的成分很大。”

“那这个宝,我该怎么押?”

“依我看,就你的各种情况综合下来,你应该押他这个红心才对。”

“侯老师,你是说我应该报大学?”

“没错。对你来说,报大学应该是最优的选择。”

侯老师以他贯常而独特的数理思维做了如下精彩的推断——

“在你的眼前放着大学和中专,你肯定应该先考虑大学。倘若能够上大学,傻子才会去考虑中专。倘是上大学有困难,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是这么个理吧。你说,谁有白面馒头不吃,而偏要去啃个玉米面窝头?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从大学开始,而不应从中专开始。

“考学校明显是一种实力的竞争。凡竞争,就得分析对手,也得分析你自己,并将自己和对手做个比较,看你究竟有几成胜算?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这两天仔细分析过了,参与今年大学竞争的就三类人,而这三类人又各有优势和劣势。第一类是文革前的老三届。这些人是在旧体制下上的学,所学知识既全面又扎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人出校门毕竟十来年了,随着社会的摔打、生活的操练、岁月的剥蚀,知识衰减在所难免。现在,这些人中间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披挂上阵,还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当年热情和睿智,我没有细算过,但肯定会打很大的折扣。第二类是文革中的社会青年。这类人,你置身其中,应该最熟悉。我也亲自搞了这么多年教学,非常清楚。说实话,多数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这类人人数最多,大概能够占到考试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中间真正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人肯定不会超过百分之五。第三类是今年的应届生。他们的优势就在于刚刚毕业,现蒸热卖,所学知识没有流失,但考试制度突然恢复,他们也没有太充分的准备,仓促上阵,其水平肯定高于第二类,可也高不到哪里去。他们只是一年的学生,人数也相对较少,仅能占到考生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分析了三大类型考生以后,他又从老师的角度对我的实力做了一番评估:“你是我教过的学生,我相信你的智力和你的知识储备。你初中毕业就在教育路线回潮的那次全县统考中脱颖而出,于一千三百余名竞争者中拿了第二,那绝不是偶然,是你实力的最好证明。说实话,你念书时真的有点偏科,数理化那没有一点说的,你那‘一题多解’直到现在都被老师们津津乐道,但语文相对而言就不算拔尖,这是我过去的看法。但后来发现你在写东西,在修炼,而且我在广播上听过几篇你写的报道,还真像那么回事,有了一些文采。至少我觉得现在你的语文水平不太让人担忧了,不会太拉你的后腿。你唯一的劣势是这三年劳动,赶上了学大寨、大会战,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无疑消耗你很多,使你的知识就像晋西北的水土一样不可避免地发生部分流失。好在,时间还不算太久,现在开始治理,亡羊补牢,重新收拾旧山河,一切还来得及。”

然后侯老师又将我和以上三类考生分别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比对,所得出来的结论便是:排除干扰复习功课,坚定不移冲刺大学。

侯老师的分析,条理清晰,环环相扣,就像当年给我们讲几何代数那样,好懂易记,引人入胜,难以忘怀。

那天,侯老师没请我吃杀猪饭,但他让学校的灶上做了一顿豆腐烩菜油炸糕。侯老师虽然没说,但我想这顿教师灶上平常很少能吃到的饭,一定与我回去有关。

在侯老师的鼓励下,我将中专改报成了大学。

西北风在不停地翻动着日历。

住在村子里大会战的人们,除了能从高音喇叭上听到一些官方新闻外,社会上出现的新玩意儿,很难知晓。我们像生活在一个闭环空间内,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那天,在拉沙的路上碰见了一位新寨的高中同学,他背一个半新不旧的黄挂包,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一看就是要出门的样子。他看见我停住了脚步,我看见他也拽住驴头。我问他干啥去?他说进城听课去。

从同学那里获悉,随着考试临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补习班、讲习所如雨后春笋在五寨这块并不算肥沃的土地上冒了出来。城关镇、三岔镇首当其冲,明的暗的,私人的公家的,零散的集中的,千姿百态,数不胜数。乡下最有名的当数“南曹北倪”。北面的大村有一位姓倪的老右派,原来臭如狗屎,现在火得发烫,方圆几十里的学生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每人只要花上六分钱,就可以足足听他一整天的课。南面张家坪国营林場有个姓曹的老牌大学生,也是名声在外。他有工作,分文不取,纯粹是为人民服务。起先本是为林场的职工子弟辅导,后来社会上广为传颂,于是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者便有数百人之众,单位只能开了会议室让他为这些渴求知识的社会青年正式授课。

我像听天书一般,听老同学讲解外面世界的精彩。

握别的时候,我若有所思地问他:“不是说要社会青年生产复习两不误吗?你们咋能有时间去听课?”

他狠狠地骂了我一句:“把你个苶球二百五,都甚时候了,娃娃头都下来了,还考虑什么生产复习两不误?全县考生大概就你这个呆子还牵着个驴头不放。”

下工后,我到其他排里转了一圈,打听到全连七八个准备应试的青年,早就跑得连鬼影儿都没了。我问熟人:“他们能请了假?”人家告我:“请个头,公社领导不松口,逼得他们全都偷跑了。”

现在看来,如我那个同学所言,就我还牵着个驴头不放。准确地说,不是我一个,还有我的好伙伴徐兴,也没有放开驴头。

受这两个消息的刺激,我心乱如麻。竞争讲个公平,人家都坐下来学习,有的还上了辅导班,而我仍固守着一颗驴头,隔三岔五还被捉到连部搞那些与考试毫无关联的文字游戏。你说我怎能不心急如焚?

我那个同学骂得对,他一针见血,他入木三分,他痛快淋漓,我就是个呆子,我就是个二百五!我恨不得雇一个彪形大汉,扔给他手上这条抽驴的鞭子,让他狠狠地把我抽一顿。

晚上回到寒冷的屋子,我把一天所见所闻一股脑儿讲给了徐兴。

徐兴一听这些,马上来了火气:“他妈的,自从来了旧寨,白天拉沙子,晚上往死冻。不仅受苦,还得受罪。人家在争分夺秒备战考试,咱们是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我发现自从赶上平车,与驴打了交道,我们真他妈的也蠢成驴了。旦等天一明,能相跟咱俩相跟上,不能相跟我就单独行动,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他去意已决,问我走不走?我说我比你复杂,一下不好脱身。他说你复杂你的,我简单我的。收拾起行装就要动身。我劝他去履行一下请假程序,现在考生跑得差不多了,说不定领导会顺势而为,送个顺水人情,假若还是不换肩膀,再跑不迟。他听了我的话,去了连部,又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在寒冷的屋子里,留下一个两指宽的条子,上面只写了十六个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轻轻的我走了。”

我心知肚明,他也跑了。

徐兴这一走,让我深陷苦恼。原来只有冷冻,现在又添了孤寂,怎一个愁字了得?以前,我俩讽刺也好,挖苦也罢,嬉笑怒骂,虽然身处冰冷环境,内心还有一盆烈焰。大事小情,好歹还有个商量。而现在白天与黑驴同行,黑夜和光棍为邻,谁堪与吾为谋?

那一夜,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展开书本,怎么也学不进去。思前想后,觉得路就在脚下,可手脚被捆,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很像是在做噩梦。徐兴这么一走,又套了一道绳索,更无法动弹了。因为他一走,又得停一辆平车,村子里的拉沙任务愈发艰巨起来。要是我也离开,再停一辆平车,那么……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该怎么办?请假行不通,走又不忍心。心中五味杂陈,矛盾到了极点。

但,不论怎么想,摆在眼前的就两条路:一条是撒腿偷跑,一条是死耗下去。撒腿就跑,借一百胆子,我也不敢。我是带队,非一般队员,队伍瘫了,营生没人管了,一个排的任务也都放开了,真是罪莫大焉!而且,公社领导有话在先,考完试,还有个政审的关口等着我。就算是考好了,考上全县第一名,又能咋样?上层户和阵前脱逃两项罪名一叠加,数罪并罚,往哪儿跑,还想远走高飞?没门儿,非把我打趴下不可。死耗下去,虽属下策,可也是别无选择。假若我是个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也像徐兴那样,说走就走,说跑就跑,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爹是老共产党员,又当了一辈子基层干部,谁敢碰一下试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正准备死耗下去,身体突然出了故障,而且与要命只有一步之遥了。原来顾虑重重,这放不下,那放不下,这下子全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头晕脑胀,肚子无比疼痛,一夜不停地跑茅房,我以为又是闹肚子。临明,刚刚睡回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光棍老汉。他大惊失色地吼道:“你怎么了?”

我非常惊诧:“我,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

他又急着问:“你流血了?”

我懵懵懂懂无法理解他的问话:“你,你在说啥?”

他赶忙让我披上衣服,拉着我走进了茅房。一进来,差点把我吓死。一滩滩已经凝固的血液,有黑紫色的,有鲜红色的,我明白昨晚老跑茅房是咋回事了。

我怕有个三长两短,拉着光棍汉就往连队医疗组跑。到了那边,光棍汉和我把发生的状况详细描述了一番。张有才大夫说:“这病既凶险又猛烈,你带一些止血药,赶快到县医院去。”看见我还在那里迟疑,张有才大夫又催促:“还不快走,等什么?再要回去,命就没啦。”我说:“再怎么我也得向公社领导请个假吧。”他说:“十万火急,领导们这个时候还没起床,你放心,一切事情交给我,我会给你料理得妥妥当当。”

听了張大夫的话,我到公路上等红车去了。

不大工夫,见老光棍骑了个破自行车气喘吁吁地从屁股后面追了过来。我问他:“你怎么又来了?”他憨憨地一笑:“我怕你等车受冻,给你回去拿了一领新皮袄,顺便给你拿了二十块,好歹挡个急用,嗨嗨。”我接过光棍汉的钱和皮袄,啥话也说不成,眼泪唰唰地往下掉。

到医院里一确诊,麻烦大了。既有胃出血,又有肠出血,有炎症,有溃疡,有糜烂,有息肉,整个通道跑冒滴漏,乱七八糟,险象环生。

在消化内科输了两天液,管床的李大夫说:“血是止住了,可咱们医院也就这两把刷子,再住下来也是瞎花钱。要是公家人,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因为他们是公费医疗,不用自个儿掏钱。而你不同,看你这两天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穷得直抖打,那咱们就从实际出发。脱离危险以后,我建议你很快出院。倒不是说出了院就万事大吉了,不是的,还得继续治疗。我给想下一个既省钱又能除根子的办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人性的选择……”如此这般,他给我嘱咐了个一清二楚。我连连道谢,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李大夫磕了三个响头。

接下来,西医大夫就把我的命交给中医大夫。这个中医大夫就是晋西北赫赫有名的毛定州医生。

毛定州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他一边听我介绍情况,一边给我把脉。诊断完毕,说了句,算你命大。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他无非是说,像我这种情形的病如果没有及时处治大概率会丢了性命。他拿起笔来正要开处方,又若有所思将笔放下,跟我讲:“劳累使你气血亏损,寒冷使你阴阳失衡,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寒湿凝滞气血亏虚。肠胃出血只是一个表象,如果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出了血就去止血,脱了水就去补水,病根不除,自然好不起来。现在虚弱到了如此地步,从脉象上来看,寸关尺三脉细而弱,脉都不好往起捉,说明整个脏腑功能已到了崩溃的边沿。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整个身体失衡,可不是几服药能解决问题的,你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保守地估计,有三个月才能初见成效,有半年时间才可完全康复。前三个月,每天一服药,七天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都需要过来根据身体情况调整一次药方。为了节约开支,你最好是在附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心不要急,咱们抽丝剥茧,慢慢调理。如果住在医院,费用很大,怕你承受不起。另外,有句话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必须得改变以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万不可再受寒冷,再受劳累,再去熬夜,说个不好听的,如果这病再要有了反复,怕是华佗再世,也难挽留你这条小命了。”

我知道,毛医生的谆谆告诫,绝不是危言耸听。

按照毛医生的吩咐,我抓了七服药,去了离县城十里地的西井儿洼村的大姐家。大姐家条件很好,屋子暖和,饭也可口,熬药也方便,最重要的是离城近,七天找一次毛医生不用太过发愁。对于养病而言,在当时,大姐家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

西井儿洼村,自然条件不错,有十几个本县知青在这里插队。这段时间,他们也在加班加点备战考试。因为这些知青都是干部子弟,父母又多是县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消息灵通,资料充足,又没人硬赶他们下地干活。那几天在医院,生死未卜,所以大事小事一律抛诸脑后。可自打来到大姐家,觉得又活过来了,所以不由自主又思谋起了复习的事来。

大姐理解我的心情,就到知青点给我借回了好些资料。所以我在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里,就开启了一边治病一边复习的新生活模式。但无论怎么复习,我都得沉住气,因为毛医生说了,寒冷、劳累和熬夜,三大因素会丢了我的小命。在大姐家寒冷是不存在的,而劳动和熬夜全在于自己把控。

大姐是文革前的初中生,我是文革中的高中生。可是学习起来,尤其是语文方面没有系统学过的知识,还老得去请教大姐。汉语拼音方面的知识就是那段时间大姐给我补回来的。

然而刚从死亡线上回来,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让我寒心的事情。

那天上午,我们村的虎叔骑着一辆自行车风风火火找到了我大姐家门上。虎叔半年前才从部队复员回来,现在和我们一起在旧寨拉沙子。我一边掀起门帘让虎叔进门,一边问:“这么冷的天气,几十里地,你咋想起到这里来找我?”虎叔赶忙说:“不来不行哇,是公社领导让我来的。”他这么一说,把我给感动坏了,我连说谢谢公社领导对我的关怀,也谢谢虎叔冒着严寒专程来看我。可是我突然发现,虎叔的眼神怪怪的,一点儿也没有与我情绪配合的意思。他坐下来,一边喝水,一边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我的这场灾难。我讲了我得病的情况和看病的经过,他有意无意地从后炕上拿起了我的病历、处方、结算清单之类东西看了好一会,后来还转到院子里抓起晾在窗台上的药渣子看了看。

吃饭的时候,虎叔才笑着对我说道:“你猜,人家让我过来做甚来了?”

“做甚来了?”

“你做梦都不会梦到,人家今天是让我当侦探来了。”

“哦?侦探什么?”

“看你是不是装病?”

听了虎叔的话,我愣了,脑子一下炸开,顿时天旋地转,混沌未开。

老半天,我嘴里只念叨着一句话:“人世间怎么会是这样子?”

临走,虎叔说了一句很能给我力量的话:“好好养病,公道自在人心。”我本来还想再问他几句,比如你说的“人家”指的是谁?侦探我究竟有何目的?假使我真的装病将会遭到什么厄运?张有才大夫答应得好好的咋就给我办成了一团糟?诸如此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不想给虎叔出难题。

虎叔走了之后,我依旧怒火中烧,无法平息。我想,无论如何都得尽快见见马鸣宏书记,一来倾诉一下我内心的苦水和愤怒,二来我得把心里这个谜团给解开。不然,背上这么大的精神包袱,我还怎么养病,怎么复习?

第二天,吃过早饭,喝过中药,大姐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便拖着孱弱的身体走在了去往旧寨的路上。真的是元气大伤,四十里地,平时一个多小时足够了,而今天整整走了三个小时。

事不湊巧,马鸣宏书记又开会去了,得走好几天才能回来。找不到马鸣宏书记,我就去找侯新文书记。侯书记一见面就说:“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原先还计划下午到你姐家找你去,这就省下我跑了。”

“这是咋了,有甚着急的事情,还准备动你的大驾?”

“有一件事情,事关你的前途命运,务必跟你讲清楚,请你自己掂量。”

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件让人更加惊愕的事情——

“你这才刚刚报了个名,便引来了一封告状信。本来不应该给你讲,一来这是个组织原则,二来对你养病势必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没办法,为了帮你躲过这一劫,我别无他法,只能这样做了。

“你还记得去年你当兵那件事吧。起先风平浪静,就在上站体检的关键时刻,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封告状信来,质问征兵办贫下中农的子弟有多少,为啥要照顾一个上层户,是不是立场有问题?征兵办接到告状信,不能不闻不问吧,所以就召开征兵办全体会议。一开会,完了,谁都怕惹上麻烦,因此只能牺牲你的机会。

“今年,这家伙动手更早,你只报了个名,他就耐不住了,而且把告状信写得更加歹毒。内容大概有两条:一是说你姥爷有历史问题,和日本人怎样怎样;二是说你爷爷有历史问题,和国民党如何如何。没想到的是,这家伙还把内容给升级了。这家伙深谙此道,既知道告状的套路,又深知诬告是一种最廉价的害人方法。胡乱编些事实,把信寄出去,一来没人调查,二来不可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经受了文革摔打的领导们又有谁愿意去直面问题?所以他只要花八分钱就足可以把被诬陷者置于死地。唉,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眼下的现实。今年这封告状信,主要领导转给了分管领导,分管领导又转给了中学的校长。我估计告状人既然能用八分钱把状告到公社,就一定能告到县里、地区、省里。现在才是一个开始,假若你考上了,进入了政审阶段,那家伙说不定还会使出更加卑鄙的手段。

“前天回到公社,我见过了侯华老师,我们俩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就目前的政策来看,报名没问题,参加考试也问题不大,怕就怕考完试的政治审查。以前一直是推荐上学,现在国家突然恢复高考制度,这肯定是个好事,可好事能不能办好,一时还难下结论。现在考试的总基调是有了,但配套的政策依旧是雾里看花。最不好判断的,不是考试,而是政审。政审这个环节,方案上白纸黑字写着呢。但怎么审,审什么,谁来审,不清楚。对好多考生而言,尤其是家庭成分不好、有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父母戴过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最担忧的恐怕就是这个环节了。过去无论是推荐上学,还是招工转干当兵,翻船的人还少吗?如果今年再把政审这个生死予夺的大权交给基层那些胆小怕事、不敢担当、不敢负责的好人,或者交给那些心怀叵测、品质恶劣、以整人为乐的坏人,真不知又有多少青年会惨遭祸害。要命啊!

“我替你想过,也做过一些风险评估,觉得你还是报中专为好。就政审而言,你报大学肯定是凶多吉少,报了中专兴许还可以涉险过关。其理由大抵有四:第一是大学太打眼,太引人注目,树大招风,我们理应趋利避害,避其锋芒,低调从事;第二,这几年我一直参与招生工作,我知道政审最严的就是大学,大学越好政审越严,中专就会相对宽松一些;第三,告状人现在盯的就是你考大学,如果改成中专,或许情况还会缓和一些;第四,有人说是国招办内部传出消息,将对大学生政审从严掌握。现在谣言四起,也不知是真是假。鉴于以上考虑,我觉得还是报中专成功的希望要大些。

“现在对你而言,当务之急,是立足现实,把粮本子先换过,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论是大学还是中专,只要我们考上了,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人的路子,能够径直向前当然更好,不能径直向前,采取迂回的战术,也不失为智慧的选择。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和规划这次考试,方是明智之选择。”

侯新文书记讲完所有情况和看法后,用了一句官场语言对我说道:“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我连声感谢侯书记,没想到他的分析如此全面而深刻。但是有一个难为情的事情,侯华老师上周把我叫回去,和我商量了老半天,刚把中专改成大学。这下如何是好?

听了我的话,侯新文书记笑了笑:“侯华老师从你的实力出发,动员你把中专改成大学,没有一点错。后来,有了告状的,这才让人担心起政审的事。前天回去见了侯华老师,我们讨论了一番,他也基本认同我的观点。你身体出了故障,也不用来回跑了,剩下的事我和侯华老师商量着办吧。反正明天下午报名才截止,保险起见,我干脆回去走一趟。”

就这样,我又把报名从大学改回了中专。

后来,关于虎叔来侦探我的那件事也搞清了。全连跑了十来个准备考试的社会青年,公社打算选树一个反面典型,抓回来批斗,杀一儆百。我成分比较高,就成了不二人选。后来一调查,装病的嫌疑被排除,这个计划只能流产。马鸣宏书记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小徐多好的一个青年,一边拉沙,一边写稿子,帮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在我眼里,他太像英雄了。我们本应选树为正面典型,让全连学习。你们的良心真的让狗啃了?今后我们考虑问题,能不能少一点形而上学,多一点辨证法;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

1977年12月上旬,大学和中专考试相继举行。过了二十来天分数便出来了,我的分数名列全县第五,我既满意,又觉得还有进步空间。

12月底,当我来五寨县育红中学填报志愿的时侯,县上的一位熟人突然给我掏耳朵:“你们村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又在使坏,八分钱的老办法还嫌不中用,又使上了图穷匕见的新办法。”

我好奇:“他怎么图穷匕见?”

熟人告诉我:“他挨门儿在县委大院递状子告你,摆出一副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气概。你看咋个应对?”

我看咋个应对?涉世未深的我怎么能一下子有应对之策?

这时,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他就是五寨师范的贾老师。他热心肯帮忙,仗义有办法。前一阵子,贾老师还花了二十来分钟时间给我讲了一次汉语语法,让我熟知了“定主状谓补定宾”这个套路,在句子成分分析时的巧妙运用。说实话,以前我对这些内容一直是似懂非懂,可经他一点拨,豁然开朗,一通百通了。

贾老师对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开热门专打冷门。因为热门学校报的人多,自然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政审就容易被刷下来;而冷门学校报的人少,讲究也就随之少了,因而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

接下来贾老师和县文教办的老同学论证了一番,便形成一个救我于水火的志愿填报思路:这样的分数,正常情况下报任何一所省级学校都毫无问题,可考虑到告状信火力凶猛不依不饶,我们的应对之策应该是:避实就虚,放弃城市,面向农村。也就是说应该放弃工交电建等主要服务于城市建设的热门学校,而去考虑农林水牧等重点服务于农村发展的冷门学校。而在农林水牧一字排开的省级学校里,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最受冷落的莫过于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了。因为人们与生俱来对牲畜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鄙视和排斥心理。所以二位决策者一锤定音,要我坚定不移去打这个冷门!

那天下午,出現了很有意思的一幕。我正在县文教办白老师那里低头填写志愿,告状人推门进来风风火火把告状信呈到了白老师面前,似乎还气愤难平地说了一两句“是可忍孰不可忍”“请领导明查”之类的告状术语。他正要出门,我快速起身一把将他拉住,并出其不意递过去一支白兰牌香烟:“寒冬腊月辛苦你了。”他猝不及防,神色慌乱,下意识伸出手来,又很快缩了回去,把我那支好端端的香烟硬给碰到了地上,然后又继续忙他的“工作”去了。

黎明前的黑暗,虽黑,但很短暂。不久,日出东方,红霞满天,便迎来了万里无云的晴好天气。

1978年2月,我接到了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换过了粮本子。

据有关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是27万,录取率为4.7%。我真算得上幸运。一年后,1978年的考试,再也没有人为政审而发愁了,因为第一年的我们已经把路给探清楚了。

第二年改为夏季招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7年的高考和中考,成为唯一的一次冬季考试。两年后,从1979年开始,中专和大学两考合一,同场竞技,大学先录取,中专后录取,秤称斗量,一切都由分数说话。从而真正摒弃了报考上的打彩碰运。以后各年度,招生政策不断修改、不断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既深入人心,又得到了很好地应用。

1977年,我国招生制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处在那个拐点上的我们,自然无法知晓这一轰轰作响的列车接下来会把车头调整到什么方向。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只能行色匆匆跟着时代前进,而不可能停下脚步来思考和观望。我们很羡慕后来者,他们有那么优越的学习条件,有那么周到的政策保障,有那么宽容的社会环境,有那么精密的北斗导航!

责任编辑: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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