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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出口、情感回响与文化重塑

2022-05-15曾攀

黄河 2022年2期
关键词:小说文化

曾攀

最近读李约热的短篇小说《景端》,里面的主要人物景端是乡村里的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一个再小不过的人物。他穷困潦倒,从小母亲去世、经常被人欺负、穷得一塌糊涂。他和父親、妹妹生活“在远离人群的岭上,他们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面”。但是为了寻觅自我的精神出口,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之后,他立志要成为“仙龙王国”的国王,然而,极端以至变异的“浪漫主义”造成了他的悲剧。小说以无业者景端为中心,最后以他为拾荒者劳七盖的一间本身就根基薄弱的破房子的倒塌为标志,宣告他与王立初、黄徒、劳七等乡村底层形象之间构建起了初步联合,然而这样的关系却如此弱不禁风,很快就在内部的纷争中分崩离析。“这间摇摇欲坠的房子,根本经受不了这场突然生发的斗殴,摇了几下,慢慢地瘫下来。权一抱着头,拉着景端,滚出屋外。劳七和焦灿被压在屋子里。那些没有被野马镇的冰雹砸碎的残瓦,以及劳七害怕风大,擅自压在屋顶上的石块,砸向焦灿和劳七……”本来这个景端亲手帮劳七搭建的房子,可以成为底层阶级的庇护之一种,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体的内在回响,然而这样的构筑终究脆弱且无效,房屋的轰然倒塌,似乎也喻示着精神出口的封闭以及情感建筑的崩裂。这是一出小人物之间的悲剧,也隐约透露出共同体联结中的可能与危机,意味着重新构筑个体/群体之间的情感通路的重要性。

在疫情时期,如何构筑精神的联结,如何思索未来世界的走向,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路径,想象一种曾行之有效的规则,或再造一个新的系统与秩序。当然这个过程谈何容易,不断显露的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变得愈加昏昧,不仅是个体之间,而且在个体与群体,甚至是国家与民族之间,都为一种疫病的现实困境所囿制。因此可以说,现实疫情的隔阂加之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喧嚣复杂,令原本坚固的一切不断松动,又或者说,原本便危机重重的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沟通和联结方式遭遇停摆,似乎世界在等待一次全新的重启。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探询一度阻滞迂回的精神出口,走向个体/群体情感的重新塑造而形构新的共同体意识,在精神的与文化的回响中,再次寻向合奏与共鸣。

人的内心再淤积回旋,再幽深魅暗,始终不会喑哑消隐,而总在山重水复之后,探寻一个澄明的出口。钟求是的小说《地上的天空》,写男主人公朱一围庸庸常常的一生,却在一张来世的契约中,签下了另一个自己,沉落或者飞升,都终将无法封闭那些炽烈的涌动。而《父亲的长河》,则是在澄明的出口之处,回溯那条未知却冥定的生命之河。七十一岁的父亲突然丢失记忆,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老年痴呆,记忆纷纷溃败,甚至作为父亲遗忘了子女名姓,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但出人意料的是,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记忆却显赫地凸露了出来,又或说其始终岿然不倒。一个人的脑袋不会被彻底蛀空,坚硬如斯的部分,便在于那幽深而不可捉摸的所在。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对儿时的昆城念念不忘。他最后回到昆城城北中心小学,回到小时候的学堂,牵引孤舟游弋“长河”。一个人在行将终结之际,又回到了精神的起始点,我带着父亲返乡,却遭遇惊险的时刻:父亲独自外出,一人以不可思议之力,划船驶向长河,“太阳刚刚升起,淡黄的光芒铺在水面上,也照在小船上。父亲在光线中成为晃动的亮点,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最后我竭力呼喊父亲,然而已得不到他的回应。“我伸直脖子,想再次发出喊声,但嗓子一哽,眼眶反而憋出了泪花。”⑴这是一个生命的隐喻,父亲驶向了他的精神原乡,同时也是生命最后的出口抑或归处。

每次读完一个小说的开头,我都会下意识地预想小说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会遭遇怎样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我时常料想,小说如何将人一步步推至微妙的边界,以此试探什么新的可能,又将开启怎样的精神出口。沈大成的《葬礼》写的是战后青年放弃自己的原装身体,进入所谓的“螯肢世代”,形成人与机器的合体。然而时代变迁,他们成为了孤绝的赛博朋克一代。如何处理作为“螯肢世代”的母亲的机械肢,成为叙述的中心。小说以极其后现代的方式书写人与机器的相互延伸,而又以颇为前现代的形态,讲述了生命本“身”的共情与哀婉。机械肢固然意味着身体的遗留及衍生,然而也是战争创伤的一种。读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些消失的离散的所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当下的我们共存,成为我们身体征兆与精神潜流的因子,即便这里边会充满种种周旋和排异,但我们不愿或不能摆脱之,于是也一并流入了生命的长河。小说里,人会死去“三次”,“第一次是被放弃的身体部分,第二次是他们剩下的身体,第三次是左前机械肢或别的……”死亡/葬礼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湮灭,而且也昭示了勃动的生命本身,其在更深层次充溢着小说里提及的“原力”,既来源于宇宙,更具体的是来自生命深处,也即身体内在的不可名状却无穷无尽的“力”。这样的力需要去抵抗麻木、遗忘,小说最后,母亲的机械肢“下葬”,无声无息地消失于熟练工们的操作程序里,“工人用手套拍打工作服,在浮起的灰尘中走进办公室。此后是寂静。他没有听见办公室里面传出任何声音,两人总该交谈几句吧,布被掀开,搬动机械肢,或许拿起工具比画和切割,收音机播放音乐,但是,什么声音都没有。”⑵但回过头来看,机械臂成为了某种象征,母亲逝去之后的残余物自然应当归入归处,但一代“异类”遭遇悄然遗忘和猛然轰毁的背后,莫不是历史的掩埋、曲解。

同样被掩藏且易于被曲解的,还有疫情时期的面庞。读石一枫的小说《半张脸》里,脸的下半部分掩藏在蓝色医用外科口罩里,这让我想起弋舟的《掩面时分》,疫情时代的精神之变,以及在纷乱之中的价值重构,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同时事关每一个体的现实困境。戴上口罩的“半张脸”是昏昧不明的新表征,需要重新辨别与再次体认,然而这个过程又因为只有“半张脸”而被不断延宕搁置,这是一种难以处置的悖论,同时也成为了收敛和藏匿的新的形式,后者更新了既往的交互与呈现状态。“身边的人们习惯了除去吃和睡,仅以半张脸示人,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也正是诸如此类的不懈努力,他这样的异乡来客才有机会离开半张脸的城市,登上半张脸的飞机,降落在半张脸的古城。”这样的“共识”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心理情态的当代显形,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恐惧、自危,并拒绝冒险。简言之,这将以处置和回应外在世界之名,逐渐内化于我们的深层意志。与此同时,“半张脸”更是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产物,自觉中又有服从,形成新的规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简单的转变,更是一种叠加的隔阂。被掩盖的脸面,丧失了既往的识别功能,小说中反复强调缺乏仪式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古城里尽是陌生人,天南海北,虽然陌生却建立了熟悉的共识,因而同时具有陌生人的轻松和熟人的热络。记得刚下飞机时,他就看见了赫然写着‘约吗’的广告牌。那时他就觉得类似的召唤过分直接了。嗯,缺乏仪式感,是他这个时代的通病。”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后现代的消解之力;另一方面,仪式感并非一成不变,一扇窗关闭了,另一扇门可能正虚掩着,等待一种想象性的推开,小说的意义也在这里。小说《半张脸》里,单眼皮男青年与双眼皮女青年之间因搭讪相识——一种偶然的交会——最后因被规制和压抑而“同病相怜”,然而,小说在追忆中道出了两人也许是故人相逢,最后又出现新的反转,弱势共同体开始形成,却又顷刻瓦解;其中充满着种种误认、错认,已经成为新的常态。“这是一座昼夜不分、今古不分、中外不分的半面之城。”小说后段,荒腔走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理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鸿沟万难填补,彼此走向了对方的反面,如小说所言乃一种“错乱”,错位、乱淆,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人们似乎遭受着某种整体性的失语。单眼皮男人最终通过“说出秘密的一百万种方法”的程序,发现这是一个“局”,“单眼皮男人瘫在沙发里,诡异地笑了一声。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故弄玄虚的网上游戏。多幼稚啊,几乎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所能理解的。但他确实被激活了。像个开关咔嗒响了一声,他的酒也醒了,脑子里一派澄明。”⑶然而回过头看,一切又都是真实的,包括秘密本身。也就是说,这是无比真切的“游戏”,甚至包括“半张脸”本身也比整全的面部更为真实。亦即戴着口罩的半张脸,比戴着面具的虚伪的“完整的脸”要显得真实可靠。男人的“秘密”也在小说最后得到袒露,在这个过程,半张脸成为了当代主体精神裂变的新的参数。

同样是游戏一种,郑在欢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讲述与聆听的回环往复,“我”给发小光明打电话,几通电话的时间,言谈结束,故事也讲完了。“我找人聊天,不分对象,只是饶有兴趣地聊天。”充溢其中的,是一出又一出逼迫式的回忆,“故事”成为一个中介,不断回环重复,过去的时间由事件和现象组成,不断连缀,记忆、讲述,这重重叠叠的故事中心,包含着一个父亲将儿子的头打掉的古怪而悲伤的故事,而且还不停地填充其中的细枝末节,在讲述的过程中,“故事”不断解构,又不断结构,一种元叙事的意味在里面。“从北京回来,我没有别的考虑,仅仅是想换换心情。我想到闲人更多的地方去,和闲人聊天,不抱任何目的,最初的快乐就是这么来的。”⑷故事本身以及追及故事的过程,像剥洋葱一样,不断向一个所谓的中心靠近,却很可能是一种中空的存在,这成为了“我”百无聊赖而四处闲谈的消遣/游戏。

与《父亲的长河》里我领着父亲返乡不同,崔君的《迷失海岸》是“我”从武汉城里返乡探望刚出狱的父亲与甫入院的母亲,并因此拉开了乡土家庭的生活图景。家中一切都如此萧索,但父亲内心却始终有一团火温着,“我”从大城市回来,因疫情而滞留,返城被不断延宕,我由此得以静观、凝视那个传统的场域,平静的乡村图景,生成了新的治愈方式。“飞机起飞,远处的海面平静无痕,像从没掀起过大风大浪。在遥远的水天相接处,只有一个狭长的小岛,像一枚孤独的橄榄。”故事拉拉杂杂讲到最后,我家的猪出走后自行归来,还顺利怀孕了,一方面映对着母亲的境况,另一方面则是父母两人历经磨难,却依旧和好如初,仿佛苦难从未降临。“猪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被欣喜冲昏了头脑,趿着拖鞋冲进了爸妈的卧室。推开门的一瞬间,月亮的清辉丝丝缕缕,倾泻而下,房间仿佛长满温柔的荒草。从棉被的轮廓里,我看见他们相互抱着熟睡,头紧紧挨在一起……”⑸在崔君那里,乡土世界似乎具有某种自愈的功能,那些伤痛和疤痕,都会在来来往往的温情中得到弥合与疗救。

然而现实历史的裂缝却不总是能够轻易弥合的。从现实追溯历史,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照见尘埃与灼华,牵出成长或萎缩的证言,人们不得不历经现实种种的重整和迂回,于焉隐忍、退避、进击,也返照现实历史的层层累累。路内的小说《跳马》,上海嘉定路边讨饭的董阿毛,被副队长带入抗日队伍,但更多却不是抗日杀敌,阿毛开始也感到困惑,“小孩有一天问福元,阿叔,我是不是跟错了人,我想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天天与日本人干仗,能一刀劈开汉奸的脑壳。我怎么跟了两个先生?不但不发枪给我,还要读书写字,要练游泳和跳马。”游击队的大队长体育教员出身,除了日常训导,还时时嘱咐阿毛练习跳马,到奥运会上与日本人一决高下,“大队长说,你记得我说的话,练好体育,等你长大,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人的跳马水平很高,不要输给他们。小孩说,司令,都打仗了,还参加什么运动会,开运动会也是跟日本人拼刺刀罢了。大队长说,体育和读书写字一样,让你学会做人,亡国奴才是没有资格上赛场的。”⑹这俨然是一个革命者成长的故事,阿毛从稚嫩、无知、莽撞,到成熟、担当,不畏艰险,不惧牺牲。这样的主体衍化是可靠的。革命战争史交杂着个体的成长史与精神史,叙述往宏大而精微的一脉走。小说最后,大队长被汉奸孙庆荣的兵杀害,小孩悲痛欲绝地哭诉,司令都不知道我能跳过木箱了。“跳马”对于阿毛而言,不只是强身健体,跳跃木箱,事实上更意味着革命主体的精神跃变。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许小说还可能展开另一重图景,将叙事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拉长或深凿:“跳马”所蕴藉的身体叙事与革命的精神召唤,通过作为体育教员的大队长及其对阿毛的教导凸显出来,其身上隐现的五四以来国民教育对于德育体美的倚重,后者与革命如何在战争中出现交叉,以及与国民精神叙事的相互缠绕深化,则无疑更让人充满兴趣。外族入侵,拉锯日久,汉奸当道,不可谓不是群情愤懑压抑,体育的内在命题所蕴含的健壮体格、健全身体,成为了一种新的出口与导向。现代中国,蔡元培曾指出德智体美“四育”的重要性,“不可放松一项”,张伯苓则尤重体育,“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跳马”或可将这个小说推向另一个层次,将国民性叙述中精神凌驾于体格的文化脉络加以翻转,将被遮蔽的国民身体/体格及其背后所隐现的现代主体形塑进行拓展。

小说《蓝舟》围绕着赵万年的携款潜逃,若干线索同时推进,牵出几个家庭的情感经历,也剥开了常人的层层烦恼,表面稀疏寻常的背后,是时时步步的如履薄冰,如城墙被掏空一角后的摇摇欲坠。赵万年动摇了种种状似坚固的感情基础,不断割裂彼此的关联。经济型社会与关系型社会之间撕开了巨大的口子,但有些东西还是在这里头沉淀下来了。有意思的是,小说后来写老赖赵万年的母亲中风,洪伯特等人并无坐视不理,反而同心一力救助,最后赵母查出肝癌晚期,多人甚至众筹以捐助,仿佛他不曾亏欠他们。最后赵万年出现在一通电话中,可以听得出他实在走投无路,也许他身边被他所害的人不会理解他,而从小到大的洪伯特懂,他们知道他的难处,当然,他们更清楚自己的难,“洪伯特摔门而出。外面下雨了。十一月的早上,南方的雨点又大又肥,把心下成了筛子。洪伯特没有犹豫,他径直朝河边走去,那条天蓝色木船就系在那里。洪伯特解开缆绳,一个跨步跳上船。舱里积水了,洪伯特的脚步让积水晃荡起来。河面有点暗,洪伯特却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似乎看到了许多年前在家乡鹿岛山顶上眺望的那片海——那片宽阔而幽深的海啊。”⑺在巨大的崩塌面前,道义、情分成为了某种超离其间的出口,那是弥足珍贵的悬崖边上的信任。事情往往如此,当某种不可能已成确然,才出现新的可能。他们像守候戈多一样等待着赵万年回来,却没有一个人报警,更不想将赵万年置于死地,更多是道德的谴责与谴责中的善意等候。小说《蓝舟》并不是一味的要以舟摆渡,而是将人置身其间,顺水而推或逆水而行。

相对而言,陈福民的《遥望右北平》则展开另一重境界。其从一种考古的地理学开始,不断过渡到文化的与情感的地理,“遥望”中的回忆、认同、追慕,层层叠叠的知识与情思杂糅成新的文化想象,在那里,右北平是精神之乡,也是文化地理上的价值分野。那里经受了风霜苦雨的不断侵蚀,有气象万千的自然状貌,亦有英雄折腰的建功立业。地理本为中性,陈福民却在文中掺杂了知识的考古、文化的蕴蓄与心性的形塑,在他那里,右北平仪象万千,纵横捭阖地说到动情处,仍觉得不过瘾,怕别人信不过,于是繁复掺杂知识和学术,确切告知此言不虚。文中比比皆是的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场“域”中人心人性交织的地方性图景,更准确地说这是地理的重新发现与发抒。“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对于右北平来说,除了用天意去解释,我找不到更好的言辞。这些当然已成过眼云烟,就如‘三家分晋’一樣,热河省被河北、辽宁和内蒙瓜分了。不过,即便今天,无论赤峰还是朝阳,似乎都对承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这一点,与夏都的庄严和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典雅无关,更多是跟右北平的‘基因’有关吧?”史实与情志在此处兼容,右北平不是一成不变的,斗转星移,北纬四十度分割的南北,战火纷扬,喜峰口、古北口,各领风骚;右北平又是孤独的,它在历史中蒙尘,沉默于时间的迷雾,因而需要一个澄明宏阔的出口,解开这一出隐于重峦叠嶂之间的谜语,“我遥想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一个又一个古代战士从历史的苍茫中隐隐走来,他们是燕昭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国纲……他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并且丰富着右北平的性格。在他们的身后,是各民族沉默不语顽强生存着的人。”⑻陈福民意欲揭开右北平真容,透露出真切而显豁的历史意识,试图洞开一个文化的空间。他将个人意气寄寓其中,右北平幽深厚重的历史,隐忍沉默却宏大伟岸,亟待寻觅一个恢弘的通衢,激活右北平的同时,将其导引至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

徐兆寿的《西行悟道》也是非虚构的一种,又或者可以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其中同样蕴蓄的强烈的文化情怀,又或说是情结。而正是这样的情感不断捏合着后现代境况中的碎片化趋向,进而完成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观照。具体而言,作者是坐东朝西,也即从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中回望西部,构筑一种沟通东西的文化通道。“这十年,我是从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如今的新疆和中亚走。丝绸之路是我的写作和研究路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条副线。后来,它们走到了一起。……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谓西部、何谓传统的问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与我谈西部,或者我会将西部与上海对比看。”⑼《西行悟道》是关乎文化的、宗教的,亦是关于个体经验拓展的一种“悟道”式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经验并不仅仅形成一种文本,而且构成了一次次真正的行旅,正如此前提到的《北纬四十度》作者陈福民所指出的,“其实旅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浪漫有趣’,很多时候都是枯燥和困难的。北魏的文明冯太后没有进拓跋氏祖陵盛乐金陵,而是葬在平城(大同)东北30多公里的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南伐迁都前,专门去了永固陵拜谒辞行。我在一个深冬季节去探察永固陵,未经硬化的山间道路极其泥泞难走,略不慎就有滑落路基的风险。由于没有所谓的‘旅游价值’,即便是当地人,很多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北纬四十度上很多地方在典籍中大名鼎鼎,但多数没有什么旅游开发价值,因此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⑽因此可以说,《西行悟道》不止在于“悟道”,其更在于“西行”,是行万里路中的苦行,如此才能真正置身其间,游弋其中,否则所“悟”之“道”,及其所意欲形构的精神与文化想象,必是肤浅且虚妄的。

不仅如此,《西行悟道》一书中还含纳着宏阔而整体的中国文化观念,有古今,有中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文化,成为了思考和讨论的基底,甚至作为一种方法,以处理世界性的全球化的议题。“人们总是问我,中国文化能给予世界什么?我说,中国文化不是发展的文化,而是关于自由、和谐、永恒的文化。当商品经济和世界一体化时,人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们一定不会再需要带有侵略性的文化,相反,人们需要的是包容、多元共存、和谐、自由、天人合一的文化,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因此,这不仅仅是在中国的东部/西部语境之中,而且在于全球意义的东方/西方的文化交互,因而也便具备了一种更为阔大的辨别与认知,“认识到这一点,全球化在这个时候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共鸣和共赢而不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认识到这一点,东方和西方才有可能以平等的姿态开始交流对话,而不是一味地跟着西方走,丧失文化自信。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我们便可发现,先前说的西方文化那一系列问题恰恰是东方文化可以克服的。”⑾表面上看,作者是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加以对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对抗或排异,相反,是在相互交流与参照中,实践更高层级的文化可能。

对于徐兆寿的《西行悟道》,杨庆祥指出,“有关西部的书写中,张承志、昌耀等都是在其他地方生长或工作,后来去西部的,所以西部是他们‘发现’或书写的一种内容和精神,可以称他们为西部的养子,而徐兆寿、叶舟等是真正的嫡子,是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作家。徐兆寿与以上作家又有不同在于,他写了一种文化的西部,并认为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故而可将他的‘西部三部曲’称之为新西部写作”⑿而事实上,杨庆祥同样提到一种所谓的“新南方写作”,他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对大量具体作品进行细致解读。指出新南方的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特征,并于世界文学谱系中对现代汉语写作的主体和主权问题进行辨析,在民族性/世界性、政治性/文学性、地方性/普遍性等逻辑里进行充分周旋甚至“搏击”。“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这里的文学南方‘蓬勃陌生’,何止杂花生树?!何止波澜壮阔?!……所谓的‘新’,以示区别欧阳山、陆地等前辈的南方写作,是新南方里黄锦树的幻魅,林白的蓬勃热烈,东西的野气横生,林森的海里岸上,朱山坡的南方风暴……文学南方的异质性,心远地偏。”⒀新南方写作接通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国际贸易港、中国—东盟交流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或地方战略,重新融通并提供多元化的镜像,引触新的整合及创造,在充满未来可能的衍生中,不断激发一种基于地方性之延伸联结而形成的新变,也创生出当代中国对于“南方”的全新想象。

朱山坡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延续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形态。对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交叠之际全球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世界的勾连,使得原本壁垒重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雪上加霜。小说正是通过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情感联结,重新构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故事写尼日尔司机萨哈开车带我穿越萨赫勒荒原到达中国医生救援非洲民众的驻地,在行旅中完成遭遇和认知。“哪怕一路顺风,从尼亚美赶回津德尔中国援非医疗队驻地也要走完整个白天。总队领队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要走夜路。上个月,在卢旺达的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就因为赶夜路出了车祸,虽然没有出现重大伤亡,但使馆一再强调: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萨哈觉得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仅要负责我的安全,还要保证车上的药品食品一件不少地送达驻地。”可以说,这是责任之行,也是风险之旅。

我知道,在疾病和饥荒的多重打击下,尼日尔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儿童。在国内培训时,看纪录片或听期满回国的同事讲述得知,在瘟疫流行的尼日尔一些地区,人命如草芥,尸体随处可见,人走着走着倒地就再也爬不起来。

萨哈没有回答我的疑惑。或许他觉得我压根儿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因為在这里,死亡不分年龄,是一个常识。他又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沉思。⒁

纵观整个文本,萨哈与“我”的穿越萨赫勒荒原之旅,已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旅,其中充满了凶险,是冒着性命之虞的国家使命,而且是跨越了文化和界域的救死扶伤。值得注意的是,穿越的本身是为了抵达,而抵达仅仅是开始,这个开始被不断延宕,而“穿越”成为了小说的叙述主干。小说最后,包括萨哈在内,萨哈之子、之母,甚至以尼日尔地区为代表的非洲人民,都在这里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精神的和情感的融汇,他们与舍生忘死的中国医生相互共情,亦感念关乎健康的与生命的馈赠,中非之间的沟通以如是这般的深层次的联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构筑。这里对萨赫勒荒原的“穿越”,不仅意味着现实跋涉的凶险路途,也更是在疫情时期探询穿透世界各国之间所竖立的厚障壁的新的可能。

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奇数章是作为警察的女主人公冉咚咚破获大坑凶杀案,偶数章是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剪不断理还乱的满地鸡毛蒜皮的家庭情感生活。据报道称该小说的电视剧版将由冯小刚执导,于爱奇艺的迷雾剧场播出。迷雾剧场最近也有一部悬疑剧《谁是凶手》,非常扣人心弦,但是它里面也有局限之处,这是一个刑侦剧,也就是东西小说《回响》的其中一条线索,但是前者仅仅只有单一的线索,以至于这个影视剧拍到最后,我们唯一关心的只有谁是凶手,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因此其中的厚度就不够了,显得比较单薄,纯粹成为了一出悬疑剧,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被抽空。不得不说,《沉默的真相》在深广度上显然比《谁是凶手》要突出。这就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回响》另一条线索的重要性。《回响》中两条线索的穿插,事实上是给自己设置了非常高的难度,这也是好的文学应当具备的写作难度。对于写作而言,与其抄万千捷径,不如翻一座高峰。特别是现在读者和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了之后,一条线索贯通到底的文本肯定是不够的,然而,两条线索交叉起来,难度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回响》奇数章的第一条线索的时候,发现这似乎主要是一出刑侦主题的类型文本,譬如“谁是凶手”式的刑侦小说,然而细读下来却又不是;当我们看到它交叉着情感的主题时,感觉它又是一个情感故事,但确切地讲又不是;那么就涉及到小說所打出来的第三张牌,那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理现实主义”,这也指示着这样的文本是一个具有深度的能够揭示人的心灵和心理的这么一个小说。它厚重的地方就在这里,它的密度以及它的难度和高度也在这里。

这样的表达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众所周知,五四以来形成的乡土文学的叙事传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书写谱系,那么,百年来的乡土叙事为什么写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正是因为有如是这般的外部视阈的存在,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数千年来延续至今的乡土世界时,洞察和发现了很多前人见不到的东西,并且在文学中非常显豁地呈现出其中的异同,因而可以说,乡土的自我是通过他者来发现的。从这个视野来看,《回响》写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生活现场以及情感心理的时候,事实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其无疑是一种冒险,因为这其中似乎见不到显著的参照,又或者说参照变得多元而复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在讨论情感生活的时候,讨论夫妻心理和婚姻现实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情感世界中的真正的理想关系是怎么样的?当代现实之中有许多纷纷扰扰的观念,不断提示着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的生活,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是理想的情感?《回响》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法,那就是恋爱或婚姻的对方,是可以给人提供一面真切的镜子的,能够镜鉴自我的存在与延续,所以真正能够镜照自我的才能形成这个小说所讲的那种精神和魂灵的“回响”。为什么说是“回响”,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种种情感的、心理的、灵魂的甚或是文化的回应,我们这百年来的现代文学一直没有好好地去触及这个方面,又或说这方面一直是被篡改和遮蔽的所在,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情感和婚恋问题还是成为头等问题,成为当今时代最困惑的所在,那么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够自觉与自证的澄明的当代主体,能够面对和重塑真正有效应的伦理观念和精神意识,然后重新去出发和思考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拨乱反正、去伪存真,形成所谓真正之“回响”。回过头来说,如果回响无法有效构成,那么人物主体将难以发出真正之“我”的音色,再世俗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回响,感情的问题便无法真正得到处置,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急切需要处理的困境。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情感生活而言确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经常有人会说为什么要去谈恋爱?为什么要生孩子?手机不好玩吗,旅游没意思吗,追剧不有趣吗,为什么要去谈感情?甚至是恐婚恐育。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将感情或爱情当成是一个超保护的状态,把恋爱和婚姻当成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去看待,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相信爱情,就是因为它的不完美,甚至其将带来生活的与心理的千疮百孔,只有承认或接受这点,才让我们更相信爱情,那么这就涉及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一个结果,也不是一种理想,它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当代主体及其另一半去不断地超越,在这里,克服本身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劳永逸,只有情感双方不断地去缝补其间的缺口,在种种创伤中弥合彼此的痛楚,即便是极为日常的争执吵闹,在充满烟火气的家庭生活中去经营,身处于诸种不完美的状态之中,依旧满怀信念地去超越和克服,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爱情。

《回响》所提示的问题还不仅于此,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小说而言,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小说语言不好,那么即便故事写得再精彩,肯定不是一个好小说。也就是说,对于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小说叙事而言,语言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我们如果将语言的范围和概念再扩大一点,即语言之外别无他物。《回响》这个小说有意思同时也有意味的地方就在这里,作家东西对女性形象冉咚咚的心理把握得如此精准,这个无疑是需要极强的洞察力的。而小说里边对于时髦语言的运用,甚至是自创诸如“疚爱”的新词,又将如何看待?事实上好的小说语言的呈现,它是一个杂糅的过程,一个不断糅合新旧语词的修辞经历,那么回过头来说,其实语言的背后是一个作家的洞察力以及作家的那种智性和理性在里面,特别是当下的小说,以前的那种传奇式的写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或者说好的当代意义上的小说,事实上不一定需要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更需要好的语言,后者能将作家最真实也是最巧妙的结构和修辞表达出来,否则肯定是一个拙劣的小说家。《回响》即是好小说的一个范型,无论是我们谈传统的汉语也好,现在的流行语也好,事实上并不存在那种截然的区隔,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汉语写作,那么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传统的陈旧的汉语,还是现在时兴的流行言,如果能够真正地纳入文本自身的修辞结构之中,完成对人物、对故事的那种点破和洞察,那么它就是好的语言,就是对现代汉语的一种丰富。这其中确乎没有截然的分离,关键在于一个好的作者怎么去调动它。

小说的男主人公慕达夫的身份是文学教授,当他遇到了外在的种种冲击,包括对他情感的或人格的质疑,甚至颠覆他整个人生意义的时候,文学的力量在哪里?再往大一些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挑战,甚至有时竟是挑衅之时,如何通过文学去蕴蓄并释放精神的、文化的能量。小说中慕达夫一直被妻子冉咚咚追问,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轨且始终维系彼此的感情,这就意味着,文学的力量尽管依旧有限,但却是有效的,对于个体、情感与家庭而言,文学没有缺席。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历史境况中,如何拨云见雾,又怎样披荆斩棘,那就需要文学一方面直面生活与情感的阻滞,探询化解或包容之法;另一方面则是要翻越现实的与抽象的高山,也即要充分估量现实的难度以及心理的复杂度,随后去阐述及直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情感,是寻求镜鉴与呼应的,由是才能构成真正的“回响”。

悬疑小说家蔡骏最新的长篇《春夜》,从 1926年春申厂在上海兴办开始,讲到2008年破产走向寿终正寝,塑造了“钩子船长”老毛师傅、新厂长“三浦友和”、工程师王建军、小王先生、张海各色人等,以及“保尔·柯察金”、“神探亨特”、“冉阿让”等工人形象,小说围绕着寻觅携款私逃的新厂长“三浦友和”的踪迹与追查王建军如何离奇死亡这两大悬案进行叙述。出人意表的地方就在于,追凶之旅进行到最后,并没有揪出谁是真凶,恰恰相反,小说没有以复仇告终,而是走向弥合与和解。“不单是亨特爷叔,还有老厂长,老毛师傅,建軍哥哥,春申厂所有死人,统统回来了,坐了活人身边,相对无言。”小说最后在不同视角间切换,回到三十年前的春申厂,仿佛一切从头开始,无有阻隔,彼此的裂缝和仇怨纷纷和解,值得注意的是,和解是寻求新的价值共同体的可能基础,蔡骏这个小说置于新世纪的当下,或许可以使其意涵更为扩大,全球化时代因种种现实归因出现裂痕,不得不呼唤一种新的包容意识。

这里还想特别提及今年的两个脱贫攻坚的文本,一部是虚构的小说集,另一部是非虚构的散文集。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们》与陈涛的《在群山之间》,两位作者都曾下乡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时间,同样还涉及到写作者自我身份和内在姿态的变化,人物形象亦出现了新的变迁。对于李约热而言,其笔下曾以野性书写的恣意纵情见长,聚焦苦难的现实和焦灼的灵魂,然而,直至当下面对新的乡土境况及人情时,却意识到了一种所谓的“小心轻放”,由是重新思考并塑造自我与农民之间的精神关联。可以说,好的扶贫书写,是重新沟通城市与乡土的文化尝试,是构筑人情、人性的现实回响。在《生命的二十四个月》一文中,陈涛提到“此刻我又想起任职结束返京的那个湿漉漉的清晨,镇政府的小院里块块低洼地面雨水仍存,亮晶晶的。乡镇的朋友们帮我把行李从二楼的房间拎下来放到车上,我们在车前一一握手、拥抱,空气越发潮湿了。马强开车载我出镇,山路两侧熟悉的建筑、林木、河流慢慢离去,或者说是我正从它们的躯体中逐渐剥离。我的胳膊靠着车窗,手托着脸,一路无言。”在现实中,陈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与使命,然而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开始,因为还有情感的流泻与精神的涌动充溢于其中,“但这也正如马洛伊·山多尔说的那样: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但我知道,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的那个远方,以及那些远方的人,都与我有关了。”这是一种精神向往中的共情,是飘荡在“群山之间”的回响,写作者的价值认知与伦理重建也再次展开。这是一个欣然而往的过程,充满着艰辛与苦楚,也见证了自我的蜕变。写作者将情思与怀抱付诸于文本,那是一次友情的交付,其将身心抛掷于时代的与人世的洪流之中。

如前所述,在疫情时期,如何真正构筑精神的出口,重塑文化的认同,并最终形成情感的内外回响,重要的是不断建构起共同体意识,并创生共同体之间新的认同路径。20世纪以来的中国,曾在内忧外患之中,在文艺与媒体助推下,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通过长时间的认同、辨知,产生想象性的移情,并建构成情感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同一性立场。具体而言,百年来的中国,感时忧国的国族意识萌发、启蒙主义与革命意志的共振、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的同在,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经济观念与物质文化的发达,以及21世纪后革命时代中的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勃兴,群体认同式的文化取向可以说其来有自、未尝断绝,而实际上如何对之进行引导甚或改造,也一直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相生相伴的课题。

对于当下的精神组织和文化乱象,往往出于资本操纵下的野蛮扩张,又或是主体交互中的蒙蔽阻滞,容易滑入种种无序与盲目,因而有待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疫情时期的世界进行文化的反省与再思,建构合理规范的伦理价值体系,这个过程不消说非常艰难,既要回溯传统,又需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重建良性的文化生机与全新的价值认同。一方面通过回溯历史,从古典传统以及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价值认同的源流,以适应于当代境况之传统文化,以及具有启发性的古典精神,切合当下之精神路径,需匹配远大的理想,亦要细致的路径;有坚决执着之心,也应具包容之精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不无悲愤地说到:“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故欲改善整体的精神与文化境遇,需要摆脱鲁迅所言之“冷气”及不明所以之“热气”。另一方面,目视当下,建立问题意识,生成反思能力,有所为,有所不为,铸就社会的常识观念,获致认知的与言行的理性意识,展现新的文化情怀,提振当代主体的精气神,辩伪存真。这其中无疑包孕着当下中国的文化省思,试图形塑新的价值共同体意识。此外,需要在此基础上放眼未来,建造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精神认同,形构新的美学的与文化的共同体。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社会的总体性文化认知与伦理生成框架中,秉持“君子”之“和”,亦容纳外在之“不同”,既要强调某种“和”与“同”,同时对其中之糟粕、之芜杂,对丛生之怪象、乱象加以针砭扬弃,使之规范化的同时提升整体的质地和素养,破除其中的迷雾及误认,建立开放性的认同及评议体系。在“和而不同”中解放思想,有度、有节、有力地引领精神之脱化,生成具有现实性与开放性的感情响应,从虚幻的镜像中抽身出来,故而有待回望历史、立足当下,同时投射未来,创造出全新的精神、文化与情感生态。

学者姚晓雷在《关于两个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中提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对基因中的原始本能的征服史,文明不是要消灭本能而是通过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生存资源和游戏规则为本能的释放提供一条更安全、更有利于群体延续以及更符合现实支撑能力的安置渠道。所以,某種程度上,人类的发展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文明日益增长的安置能力与被压抑本能始终存在的释放需求之间的博弈。文明越发展,拥有的生存资源愈多,它提供的本能释放的范畴就愈广阔和深入。什么是社会道德文化的进步与落后之争呢?其实就是当文明创造出更多的供本能释放的资源时,出现的新的价值规则的可能性与建立在旧有基础上的利益分配的文化范式之间的矛盾。”⒂个体或群体内在的对文化产生的观照,事实上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对象化,否则对文化的吸纳过程很有可能是失效的,也就是说,小到诸种不同的话语之间的对话,大到不同文化相互的沟通联结,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与含纳,在此基础上产生内在的呼应,并于焉探究他者,也重塑自我。

总而言之,这是当下全球化面临新的困境之际的一种历史性的要求,为使不至于走向封闭和倒退,因而急迫需要去探询畅达的情感出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待文学的话语织造和想象再造。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单一的与纯粹的,相反,其充满了种种丰富与复杂,尤其是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世界,资本的参与也好,明星荐书、脱口秀等新娱乐形式也罢,这些新的社会元素与文学的关系未必是排斥与对抗的。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亟待形成包容意识与消化能力,与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力量进行周旋。黄咏梅有一个短篇小说《小姨》,“我”的小姨单身、倔强,但是慢慢的,她也学会了与世俗世界周旋,她在寻常的生活中不再强使蛮劲,但这也不阻碍她仍旧坚守自我,小说最后,在小区维权的人群中,小姨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我想通过《小姨》这个小说来强调周旋和博弈的重要性,找到当代世界中文学如何融入或应对嘈杂的外部声音的重要路径。关于这一点,南帆的观点颇有意味:“‘博弈’是审美与各种社会科学的关系,也是感性认知与理性主义工作平台的关系。博弈的形式广泛多变,不存在事先设定的意义发布中心,不存在各种话语图谱的比例配置。很大程度上,博弈恰恰显示出历史对于各种话语图谱的调度。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审美仅仅在博弈之中占有微小的份额。古典社会的终结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的降临,审美的耀眼光芒与不合时宜的言行时常交错出现。美学的意义会不会被高估了?无论是捍卫‘现代性’的阵营还是批判‘现代性’的阵营,这个疑问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审美与启蒙曾经成功地合作,这种合作在后续的阶级与革命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然而,哪怕审美仅仅占有微小的份额,这个起始之点已经不可淹没:审美的存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⒃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不再是一种蛮力的呈现,文学单打独斗的历史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虚构也好,写实也罢,都要跟不同的政治、经济、科技、娱乐诸话语去博弈,跟不同的立场去争夺,甚至是文学在认识到自己的瘦弱、虚胖甚至无力之后,依然透露出来的顽强和坚韧,并且在融入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显露自身难以抵消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精神出口、情感回响与文化重塑,才是真正有效且持久的。

参考文献:

⑴钟求是:《父亲的长河》,《长江文艺》2021年第9期。

⑵沈大成:《葬礼》,《萌芽》2020年第8期。

⑶石一枫:《半张脸》,《野草》2021年第5期。

⑷郑在欢:《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青春》2021第1期。

⑸崔君:《迷失海岸》,《青年文学》2021年第9期。

⑹路内:《跳马》,《小说界》2021年第4期。

⑺徐建宏:《蓝舟》,《江南》2021年第4期。

⑻陈福民:《遥想右北平》,《上海文学》2021年7月号。

⑼徐兆寿:《西行悟道》,作家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⑽陈福民〈北纬四十度〉:文学的品性,知识的容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492950695092919&wfr=spider&for=pc.

⑾同上,第72页。

⑿具体见《新西部 新想象 新书写——〈西行悟道〉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品读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0094790

27759009&wfr=spider&for=pc.

⒀具体见《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的“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中的“编者按”。

⒁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

⒂姚晓雷:《关于两个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⒃南帆:《美学:感性的洞见与盲区》,《南方文坛》2022年第1期。

责任编辑:宁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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