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鲜花盛放的道路

2021年4月25日星期日，晴热，罗驿村→琼中

罗驿村在古代是海南岛西线的驿站，建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当时叫倘驿。因“诸峰环绕罗列，驿站于此”，明洪武年间改名为“罗驿”，现在下辖于澄迈县老城镇白莲区，距离海口不过二十多公里。去往罗驿的道路两旁密密匝匝盛开着火红的朱槿和鹅黄的黄槐决明，粉黄夹杂的马缨丹的藤蔓攀援，龙船花碧叶锦簇，满目灼灼其华，令人心神愉悦。人间四月，芳菲满天。

作为帝国传递情报、游宦歇马打尖之处，驿站是不同人物与信息汇通的节点。对于偏远的地方来说，这种节点性空间所形成的辐射效应往往能冲击、刺激本地人的眼界与视野。罗驿村得此便利，开风气之先，形成耕读传统，果然人才辈出。元明清三代，村中就有3人科第中举，34人登科贡生，19人选取廪生，71人选取庠生，共二百五十余人出仕，因而有“澄迈科举仕宦第一村”之称。民国时期有16人受过高等教育，革命时期，琼崖纵队的早期领导人李定南、李独清都是本村人。

村中人多姓李，是南宋末年由福建泉州迁来的李文英在此开枝散叶的后裔，如今已经有八九百户、五千多人。李氏宗祠是村中保存最为完整，规制最为讲究的建筑群，三进院落，每进台阶各多一级，象征步步高升。祠堂正厅上书“禄马贵人”，是今人写上去的。李氏宗祠特别的地方在于堂前照壁中间是镂空的圆孔，站在最后一进房屋的中堂，可以望见远处的山峦，这种空心照壁我是第一次见。李氏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门外立有石碑，上书“万叶枝柯”四个大字，张岳崧题。张是海南史上唯一的探花，嘉庆十七年（1812年），告养回乡期间，受罗驿村友人邀请，曾在李氏宗祠里为当地学子讲课授业。

村干部李运达说起祖先的光辉历史滔滔不绝，他做了二十多年村干部，应该有五十多岁，体格矮壮敦实，眉宇间有桀骜气，看上去像四十多。我们这样的來访者他应该见了不少，祠堂的展览区挂了很多名流达官参观留影，还有一些剧组取景剧照。村里正在全民接种新冠疫苗，李运达忙得不可开交，开着观光车匆匆带我们浏览了一下村貌便离开了。我自己去老村子溜达了一圈。老村的房屋全是火山石建造，有很多当地名人故居，村巷也是石头铺就，在千百年的踩踏中已经磨得像鸡蛋壳一样光滑。

虽然历经风雨，但因房屋是石头制成，格局体式仍在，阡陌纵横，街巷宛然，不动神色地见证历史的变迁。几乎没有人居住的老村显得格外安详，与不远处的新村相比，尤为寂静。我走进李定清的老宅子，房屋疏于修葺，石缝里长出小叶榕树，根部和石墙几乎连成一体。院中杂草丛生，放置一个巨大的石钵，可以置入一个儿童，可能是用于接收降雨，储水以备于救火之用的石钵一看就是老物件，造型厚重朴拙，外壁一圈刻着八个大字——“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语出《诗经·小雅·天保》，可见原主人的心性与格局。

老村对面是一口半月形池塘，据说也有千年历史，现在水刚刚被排干，让烈日暴晒塘泥，这是一种古老的治理污水、去除异味的方式。池塘再过去就是稻田，甩种的秧苗在阳光的滋养下青翠欲滴，村民排队接种疫苗的嘈杂声已经杳不可闻。

接种疫苗的居然还有一位96岁的老太太，路上还遇到一个骑着电动车的92岁老人，我忽然想起来，这里也是著名的长寿村。此地属于火山岩台地，土壤富含硒等矿物质，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农业为主，没有污染，是养生的好去处。再往前走，是村里集贸市场的大棚，今年冬瓜丰收，个个长得有半人高，一亩地能产两万多斤，所以也就便宜，二三毛一斤，可以看到外地来运冬瓜的车辆络绎不绝，居然还有贵州的。

集贸市场背后就是古驿站。古建犹存，雕花木门两侧对联写道：“邸书飞传众官员暮留朝去，马铃振响诸伙计迎来送往”，显然是近人手笔，匾额上题“琼西官驿”。入得门来，堂屋高大，却空空如也，只在正堂摆放一张条案，四把椅子，两侧卧室多了一张木床。早年的官员邮差就在这样的地方歇脚、休整，第二天再踏上前路的旅程。

作为旅游村，罗驿村虽然没有怎么商业开发，但名声在外，许多影视节目都来此拍摄。我在厢房中看到一堆湖南卫视拍综艺节目时留下的挂幅，都是苏轼的诗词。其中有一幅是苏轼流放三年离开海南时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生命时日不多，苏轼的诗中流露出的是对海南生活的认同与豁达的胸襟。在他那个时代，到这个天高地迥、堪称蛮荒的地方生活几年，确实是常人难有的奇游经历。

驿站门口就是古驿道，石块铺就的官道支离倾圮，野草蔓生，前望并非通衢，而是树木披拂的原野。即便没有时光的洗刷，苏轼当年走过的这条道路，恐怕也就是如此逼窄不平的石道。明中期的海南人、文渊阁大学士丘濬曾言“地以人胜，从昔皆然”，诚哉斯言。这个平淡无奇的南国古驿，因为有苏东坡走过，至少在我的心中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当时，这不过是一段平常路径，就像苏东坡曾经走过的无数道路与驿站一样，但他如同彗星一样滑过，让这个荒野中的处所仿佛烙上了人文意味。站在驿道之上，道旁高耸的九重葛垂下，娇艳的花朵迎风轻摇，我想当年苏轼应该也见过这样鲜花怒放的景象。南国植物的活力，不择所处之地的生机，一定让他在官场中遭遇的困扰与郁闷舒缓不少。

对于罗驿村而言，我同样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从村中出来，往西踏上去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三高速，一路山峦起伏，绿树纷至沓来，不由得想起侯孝贤在《南国再见，南国》中那段在山路上骑机车的著名长镜头，道路似乎无穷无尽，如同生活一样绵延不绝。不同的是，我见到的路边除了结满紫色芒果的丛林，还有云霞般灿烂的木棉花。

琼中地处海南岛中心地带山区，气温明显比海边要高。晚饭后散步到县城“三月三”广场，大约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一点，但没有什么人。广场背靠植满细竹的小山，侧面是一口池塘，丛生着密密麻麻的凤眼蓝，叶片苍翠肥美。由国兴大道往兴教路的宾馆走，路边停满了车，但行人不见几个，连跳广场舞的大妈也稀稀疏疏。这显然是一条主干道，所见不多的路人也都神情松弛，面目懈怠，也许因为还没有到旅游旺季，而这里的生活节奏本身就比较慢吧。

变易与恒常

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大保村→儋州洋浦，干、晴、热

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区北向西行四十公里，为黎母山镇大保村委会水上市村，坐落于密林深巉之间。水上市村路颇为平坦，是2014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支持的硬化路面。在那之前，可以想象在这槟榔与橡胶丛林中，要找到这个隐蔽的处所并不容易。地名也可以显示出其乡野之气，比如附近的大塘、狗生岭、牛轭曲。

今天要去考察的是水会所考古遗址。“水会所”这个名字一般人听来还以为是做SPA的，其实是明代“水会城卫所”的简称。“水”指水蕉，“会”指“大会”，是当年黎民的地名。据定安县出生的嘉靖年间礼部右侍郎王弘诲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因为当地黎民马矢起兵作乱，东山游击将军邓钟率所部精兵，偕雷阳副总兵黎国耀、琼崖参将庄渭扬各率所部广、雷、琼士官兵共八千多人平叛，俘斩一千八百多人，将此地三百多里纳入明政府版图。次年（1600年），考虑到地形复杂、民俗迥异，为了长治久安，海南道副使程有守、宪使林如楚、因平叛而升擢为副总兵的邓钟、抚黎通判吴俸相继前来规划善后事宜，建筑水会城，置守御千户所。这便是水会城卫所的由来。

万历《琼州府志》载：“按察使林如楚筑水会所城，调后所千户刘国祖、清澜所百户黄允成统内四所及清万儋军三百名守之。”戍守大明官兵兴屯田，稽亩籍，创公廨，伐山开道，东达万宁，西达儋州，各地逐渐疏通，还设立巡司以备稽察，立墟市以通贸易，建乡约以兴教化，竖社学以训黎庶。这是中央政府经略海疆，开化边民的举措。

四百多年过去，热带丰沛的雨水与蓬勃蔓生的植物已经让水会城掩埋在荒草墁坡之中，只留下一道树立的土埂，如果不加留意，会以为是山里常见的高坡。海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这里工作多年，陪同的何国俊是厦门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已经在这里干了四年了。据他们的发掘研究，水会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城墙长约290米，南北城墙长约310米，拐角为弧形。原设东、南、西三个城门，现西门已遭破坏。东城墙基本保存完好，还可以看到瞭望台的石阶，城门楼当然早就化为土墟。南城墙略有残缺，北、西城墙破坏较严重。城墙为泥土构筑，两侧用石块堆砌作为护坡，城外有壕沟环绕，是筑城时取土挖的。这些研究成果与史书文字记载相一致。考古队还对城墙、城门、壕沟等进行了解剖，证明水会所城是现今海南岛保存较完好的明代古城之一，对研究明代卫所制度和海南岛古代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西城墙部分还在发掘，一位刘老师带着一帮民工正在挖土。挖的是一个排水沟，当年筑城墙时，将一个水塘从中截断，一半留在城里供取水之用，另一半则用涵道通在外面，权作活水。现在依然可以在城墙内面看到圆形大坑，就是水塘的遗迹，只是已经长满了蕨类与杂草。我跳到坑里用锄头刨了几下，磕到了石头，换手铲，剥去外面的黄泥，是巨大的石砖。发掘进行了大约一半，表层大约一米厚的泥土被削去之后，排水沟的形制已经露出来——由石砖砌成，结构完整，可以推测出城墙大约有四五个人高。这在彼时彼地的山林中称得上易守难攻了。

刘老师一口陕西话，曾经在韩城市昝村镇的梁带村发掘过东周早期的墓葬遗址，还在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参与发掘过三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他带我到另一块房屋基址体验一下洛阳铲。这是一片橡胶林中间的平地，五六个民工一人手持一个洛阳铲往地下戳，地面上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圆形小洞。一个小伙子告诉我说，使用洛阳铲时，身体要站直，两腿叉开，双手上下握杆，在二足尖间用力往下垂直地捣，每次提出来的时候，都要将铲头旋转一下，四面交替下打，以保持孔的圆柱形。铲头带出来的泥土有时候黏在铲子上不好去掉，干了几次我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巧劲。一般表层泥土都有腐殖质之类，再往下就是原土了，颜色比较纯一，如果还是杂质较多，可能就是埋藏在地底下的遗物。这涉及到土层辨识的专业知识，我也不懂。刘老师说，考古就像是侦探工作，通过泥土的蛛丝马迹来辨别地底下的东西。

穿过橡膠林，可以看到许多树前段时间都已经割过胶，树皮割开的底部还放置着盛胶的小碗，里面有残余的乳白色胶液。城墙外面大约一里多地是一块平坦的山谷，应该就是明代官兵屯田所在地。现在依然种了一些水稻作物，田塍上偶尔有几株野生的香蕉，结满了青色的蕉束。何国俊带我们去看一块田间的大石头，正面刻有“总府官田上至东北山脚界止”字样，背面是“下界民田”，原来是一块界碑。界碑往往都没有落款时间，但是从“总府”的称谓来看，最迟不会晚于元代，极大可能就是水会城戍军屯田留下的。空间划分超越了时间限制，这一点颇有哲理意味。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水会城淹没于荒郊绿树之中，然而这块土地却没有变，只是变换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容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具体的历史事件在时光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大地依旧恒常存在。今日的考古发掘，就是为了将这块土地上生存延续过的人们及他们的生活，梳理成为连续性的脉络。

从水会城遗址出来到阳江路一个路边野店，从三亚赶回来的海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王老师陪我们吃饭，聊起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大前天（23号）下午，三亚崖州区拱北村村民发现“多坟山”旅游专列公交化项目征地里有钩机在施工，已经裸露出5块45座墓，怀疑是盗墓。他们就第一时间叫停，打电话给三亚文物局并且报警，得知消息后，海南省博物馆考古队24号上午赶到现场勘察，初步确定是目前为止海南发现的最大的古墓葬群，对于研究当地文化、民俗、历史有重要价值。王老师写了报告，请示省里暂停工程，进行保护与科学发掘，目前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中。

下午前往儋州洋浦半岛，万洋高速开通及洋浦大桥的开通，无需绕路，让行程缩短为一个小时左右。恒大集团填海造田，做出来了一个海花岛，连带着让附近的房价都飙升到了每平方两万元左右，比琼中城区的房价高了一倍多。琼中在五指山下，湿热异常，我昨晚洗的衣服，今天上午还没有干，到了西北向的洋浦，因为靠海，海风吹拂，一下子感觉凉爽了许多。

晚上去附近的洋浦古盐田去看了一下，这个盐田与我在四川、宁夏见过的盐田不同，是一块一块平坦的石头构成，石头中间凹进去部分磨平成为盛海水的砚台式容器，四周凸起为护边，防止卤水流走。石砚由天然石块制成，面积不一，有的只有脸盆大小，星罗棋布地高低起伏地罗列着，蔚为奇妙。盐工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上海水过滤，制成含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倒在石槽内暴晒结晶成盐巴。这种煮海为盐的古法已经延续了一千二百余年，至今仍在沿用。盐田并不大，四周围绕的土丘上生长着野菠萝与仙人掌，再走几步就到了海边。海湾中是归航的渔船，在渐渐暗下去的夜色中轻轻摇荡。较之掩埋在土下的水会城，古盐田是活着的文物，见证了海岛居民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知变与守常。

带着家迁徙

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晴，多云，儋州南丰

海南常住人口大约是九百五十万，客家人不到五十万，而这些海南客家人中又有二十多万在儋州。儋州的南丰镇又被称为客家镇，今天我们就去南丰的陶江村和海雅村考察一下客家围屋。从儋州市府所在地的那大镇出来往南进入县道，道路正在重修，有的路段曲折盘绕还泥泞不堪，可以想见当初客家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靠近狮子岭的隐秘地方了——即便放在今日，交通也不算便利。

按照客家学的大家罗香林先生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的说法，客家人是保持了固有的中原文化而又在不断迁徙中“混化”了南方诸族特别是畲文化的新民系，是一种“特殊民系”。客家人的迁徙分为五个时期。第1期始于东晋永嘉之后。此前客家先民的主要聚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界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省新蔡、安丰，大抵循颖、汝、淮诸水流域，即今天的山西、河南、苏皖北部，向南播迁。第2期始于唐末五代，远的到达循、惠、韶等地，近的则抵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更近的则在赣东、赣南各地。第3期始于宋高宗南渡与元人南下，则是从赣南、闽西徙于粤东粤北。这前三次大迁徙基本上是由于改朝换代或游牧民族南下的战乱所导致。第4期迁徙则主要是因为内部人口的急剧增长。客家人入粤后，经明代三百年的休养生息，土地日辟，生齿日繁，山多田少，度日维艰。为生存计，清初以来，大量内迁。由粤东粤北徙于粤省中部，即向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鹤山等广、肇诸州属县迁徙。与此同时，向邻近的广西、湖南移动，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取消海禁后，客家人还大量渡海移台。在康熙五十一年后形成的“湖广填四川”浪潮里，其中也有不少嘉应州等地的客家人。第5期的迁徙，源于土地问题而引起的广东西路大械斗。同治六年（1867年），土客联和，另划赤溪厅安置客民;因当地无法容纳在台山、开平、四县等县客民，又一次引起移民运动，不少客民又南入高、雷、钦、廉诸州，甚至渡海至海南儋县（即今儋州）等地。

如果要细化，客家渡琼主要有四次高潮，第1次是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台山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海;第2次高潮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为求稳定安居而渡海;第3次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华侨创业影响，客家人分别从广东、福建等地来到儋州、琼中等地，投资矿业、种植橡胶，创办公司;第4次高潮是海南岛解放后，伴随支援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人流而来。

陶江村的钟鹰扬旧居位于深田一队。钟鹰扬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逝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从小学文习武，光绪年间剿贼有功，任琼州镇标，于广东阳江征匪政绩卓著，钦加四品，诰封昭武都尉。因儋州、临高一带土客争端，纷扰不止，钟鹰扬回乡举办保卫团局安定乡里，又与梅州地区的梅县籍人钟可权、兴宁县籍人杨问蕉以及乡里人等共同创办客族大同会馆（后改为渡琼会馆），以安置从内地来琼的客人，也算是造福乡梓了。

旧居坐西北向东南，整座建设平面呈长方形，布局比较规整，由堂屋、二横屋和碉楼组成。这个围屋与我们在大众媒体中常见的客家土楼差别很大，旁边的碉楼也比较小，倒很像华中一带一般人家的庭院布局。主体是堂屋，中轴建筑为方形厅堂，堂与堂之间以天井相隔，上敞堂为祖公堂，上挂“余庆堂”三个大字，两侧对联是“颖滨北汇源深远，川水南流派衍长”，可见不忘中原的祖辈来源。下敞堂进深较小，呈长方形，为门厅。堂屋两边有衬祠，以巷道隔出明间、次间。堂屋两侧为横屋，横屋有门厅、天井及房间等，用于居住，横屋与堂屋以巷道相通。墙壁都是采用“金包银”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墙体用砖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内墙体则用土坯或夯土垒筑;也有的外墻用三合土垒筑而成，即用石灰、粘土、沙子相拌，掺入糖、糯米等粘性物质，此种围屋墙体坚韧耐久，能够抵御炮击。旧居依山而建，前低后高，门前为晒谷场，前有照墙和半月形的池塘。这个从风水上来说，是后有靠山，前有来龙。晒谷场边荔枝、芭蕉、罗望子树错杂并生，一株参天蔽日的榕树和朴树耸立其间，下面就是陡坡下的鱼塘。房屋虽然已经破败，格局仍在，不算宏伟巨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很好的居所了。

海雅村距此约二三华里距离，村路曲折蜿蜒，田间有几个农妇在塑料大棚下栽培蔬菜苗圃，丝瓜悬垂在竹枝搭建的架子上，一派乡野风光。林氏民居与钟鹰扬旧居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略微轩敞。林氏家族从广东梅州的蕉岭迁至儋州油麻村，靠采锡矿、淘金、种橡胶挣了钱，才到海雅村定居。林氏家谱记载这个围屋建于咸丰十年（1860），当时的林赞镶用积攒下的四百光洋买了地皮，又花费一千光洋从福建、广东等地请来工匠修建而成。林氏后人此后以出租土地换取粮食、种植甘蔗、开设糖坊、收购花生榨油等方式为生。

林家围屋正门上书“秀萃东南”，两侧为“海岛映文光喜见龙门盈瑞，雅言承圣训方瞻雁塔早提”;二堂门上书“秀气南环”，两侧为“海山四面印缘地，雅管凤琴乐胜时”，两联都将村名嵌了进去，可能是今人手笔。石头照壁则是老物件，中间大大的“福”字，两侧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勉强辨识，是“乐处耕云兼钓月，适情载酒且携琴”。廊门上方各有一面书卷式照壁，一壁上刻着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片段，相对的另一壁上则是劝学诗，其中有一首诗是“松柏桃梅杨柳枝，江湖泗海满流池，进退通达遊远近，诵读论语讲詠诗”，格律意境都不高妙，但从每一句的用字上来说很是用心。从这些细节来看，林家虽然不是诗书之家，但对雅致人文非常敬重，这算是客家人的传统了。

“文化”与“传统”确实非常神奇，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非不可或缺之物，但它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哪怕山高水远、岁月迢递，经历战乱纷争、颠簸流离，为了生存胼手砥足、栉风沐雨，甚至不得不围屋以自保，但是文化与传统的因子依然顽强地薪火相传，不曾熄灭。迁徙的人们将家背负在身上，四海为家，又将世界带回家，随势而变，从而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