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晴晴

摘要：“神性”是组成沈从文作品风格的重要部分，亦贯穿在他两次改编自佛经故事的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还涌动着“神性”一贯的蓬勃生命性和热烈活力，将一切至美至善的画卷通过佛经故事展示给读者;40年代的《青色魇》则俨然赋予“神性”以匡扶世风的意义，连同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写作方式，都成为他在这一时期希望重建民族精魂的手段。但这种思想并非是40年代凭空产生的，早在30年代就已萌芽，并做过一些实验。多年尝试，皆是出自一位人文主义文学家的自觉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 神性 佛经故事

“神性”是沈从文的文字给人留下的印象之一，对于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而言，“神性”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贯穿他一生创作的重要因素。早在《凤子》中，就有对“神性”的详细阐述：“但神在XX人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和爱。”①“神性”成了与卑琐的都市文明相对的古老特性，使人性摆脱迂腐的秩序束缚，回归本真状态。

“神性”在沈从文笔下的诞生，与他的生活体验不无关系。对于生于湘西，常年漂泊的他而言，湘西是亲切又陌生的存在。因为身体里流淌着湘西人的血液，所以他深切懂得神巫之乡的生命形态是由热血与生命力铸成的;另一方面又因身居都市，看惯亦看透了都市的虚伪与冷漠，由距离和时间垒筑的滤镜，使他的“精神还乡”变得壮观而荡气回肠。

沈从文一直将“神性”看作是宗教一般的崇高信仰，是至真至纯至美在自然洁净环境里的结合体。在《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边城》等篇章中，沈从文更是将“神性”推崇到了极致，美神“龙朱”因其绝美的容颜，在享受众人爱慕的同时忍受着孤独的痛苦，在美貌方面势均力敌的豹子与媚金，本该成就美满爱情，却因一只羊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双双奔赴黄泉……美之凋落衰败都展现在沈从文笔下，因真情而放弃生命，因遗憾而长存于岁月，这是沈从文表现“神性”的惯用方式和特定情境。

除了那些為人称道的湘西故事，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两次对佛经故事进行改编，即《月下小景》系列和《青色魇》，这些脱胎于佛家教义的传奇，被他赋予沈从文式的特定意义，重新赋予“神性”新的意义与价值。

一、《月下小景》：“神性”的集中体现

《月下小景》系列创作于1932-1933年间，于1933年出版单行本，共收录了九个短篇小说。除了首篇《月下小景》，剩下八个故事都改编自佛经。八个故事大多偏离佛经原本情节，却蕴含着沈从文处世态度的微妙转变。在40年代发表的《水云》中，沈从文对《月下小景》的创作动因有了新认识：“回来时，我想除去那些漫画印象，和不必要的人事感慨，就用碛砂藏中诸经作根据，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②所以与其说是佛经新编，不如说是借佛经故事的外壳，巧妙地阐释了他对“神性”与人性的再认识。

总体来看，“神性”表现为至美、至善与生命力的综合体，文本间尽是对这美好合体的肯定与推崇，依旧延续着沈从文一直以来的创作风格。首先，“神性”必然是肉眼可见的至美之物，比如《寻觅》的主角便是一位过于美丽的男子，且必须要拿世间最标致的女子来配，甚至通过铸造最标致的人像金身来寻找合适的伴侣，美在这样的叙述中被赋予了传奇性。

同时，“神性”应当是以宽容与善良为土壤的。《医生》一篇主要讲述了罗恩医生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救下一条大白鹅的性命，其无边的宽恕心和r慈心由这一具体的事件可见一斑。与其属于同类题材的是最后一篇《慷慨的王子》，叶波国的王子乐善好施，面对别人的索取，他来者不拒，甚至答应将自己的孩子赠与流氓，这种毫无底线的慈悲心最终换来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童话式的结局似乎意在规训人们也要扩大心胸的容量。

再者，“神性”必然是生命力的象征和人性的崇高形态，往往会与秩序发生冲突并以悲壮的方式结尾，升华“神性”。就拿开篇的同名小说《月下小景》来说，该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愿屈服于地方习俗而殉情自杀，依旧是美好的人为了至情选择毁灭生命，其中所展现的率真缠绵的生命力，跟《龙朱》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并无异处。该篇虽然没有脱胎于佛经故事，但却有着连贯之前创作，起过渡作用的微妙意味。

女性是沈从文在《月下小景》中展演“神性”的重要切入点。在《爱欲》中，沈从文用三个短篇故事演绎了女性的欲望、自尊与生命热力，是对旧时思想束缚的大胆挑衅。《爱欲》由《被刖刑者的爱》《弹筝者的爱》《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子的爱》三个小故事组成，这三个文本之间构成了一个反思的循环，继续回答了上一篇《扇陀》中提出的“女人是否可怕”的问题。在《被刖刑者的爱》中，大嫂可以为了丈夫提出牺牲自己，但是在本能欲望的驱使之间，她又可以决绝地对丈夫痛下毒手。《弹筝者》中痴迷琴声的母亲竟然可以为了音乐而杀死孩子。《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子的爱》将至美之人的白矜自尊演绎到了极致，面对无法挽留的岁月而选择自杀。

《月下小景》处处可见的善与美，以及滚烫的生命热力，是沈从文对佛经故事的深刻提炼与再认识，这些“神性”要素应当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精神力量，在污秽的现实生活中拯救将颓的心灵，这无形中也为他40年代意图通过佛经故事改写的《青色魇》重铸民族信心准备了条件。

二、《青色魇》：“神性”成为普度力量

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环境以及沈从文自身处境的变化，再加上对人类处境的新认知，沈从文对“神性”的处理有了基于过去特征的新发展，早期那种必须依托于特定环境特定人文精神才能存在的“神性”应当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资源，将美与善的内壳化为崇高的民族信仰。如何将“神性”推而广之，成为重塑民族精魂的主体力量，才是沈从文在40年代最关注的。

《青色魇》作为《七色魇》系列的一分子，“神性”早已在《绿魇》《白魇》《黑魇》中昭示了它的意义。沈从文借助多种感官，对周遭的物象有着深切的感知，一草一木即可触发他的神经，并由此生发出对自然和存在的哲学思考。以如此敏锐的方式认知世界，是沈从文在40年代创作中的常态，《赤魇》《虹桥>看虹录》皆是同类作品，借助于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实现了灵性的交融互通，使“神性”与艺术之美、自然之美统一，亦是他“抽象的抒情”的实验，“神性”不再作为要歌颂的素材出现，而成为写作本身，高度捏合了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自然流淌于纸上。 《绿魇》《白魇》《黑魇》见证了沈从文在自我怀疑和自我肯定间的摇摆，直到《青色魇》，这种徘徊才转化为一种确切的基调。原本在《绿魇》中还存在着对“未来的希望”的发问，到了《青色魇》中，沈从文以驹那罗王子的故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青色魇》围绕着严密的逻辑建构起来的故事，是呈闭合状的环形叙事。不同于《月下小景》中借第三人称来讲述故事，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是由小孩之间的吵闹引发的，沈从文联想到世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缺少了“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③。这样一种淳朴无污的心灵状态，与沈从文早年在湘西世界中所大力歌颂的“神性”本质上是相通的。

《青色魇》的主角驹那罗王子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平静接受，甚至剜出双眼的时候都能做到平淡如常。这样一种超脱的境界，全在于那微妙的佛经要义，即“美不常住，物有成毁，失别五色，即得清净;得丧之际，因明本性”④。短暂性才是至美的存在方式。面对这种缺憾，作者却抱持着十分积极的态度，恢复驹那罗王子健康的唯一方式便是依靠信仰，全城女子相信真诚的眼泪可以治好驹那罗王子的眼晴，遂全城同哭，使王子重获新生，所以万物得救的法门全在一个“信”字。

这一准则需要跨越现实环境，对理想抱有痴情的笃信方可，该境界近乎无杂质的童心，王子恢复视力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父皇赦免那个毒害他的妃子，以德报怨是为纯粹的善和信。无怪乎沈从文在结尾处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⑤沈从文所希望的正是将这种纯良的善推广到国家建设中，与战火纷飞的现实做精神上的对抗。可那注定是沈从文自己构筑的精神乌托邦，并不为现实环境所接纳。但从佛经改写这一白成体系的脉络上来看，沈从文对“神性”的思考以及写作的尝试，从未止步，甚至被人看作是“疯魔”的40年代创作，早已在30年代埋下了种子。

三、沈从文自我斗争的延续

学界一般将40年代看作是沈从文创作的分水岭，在此期间他写出了《看虹录》《虹桥》《赤魇》等一系列含混不清的小说，模糊了抽象与具象的界限，让人难以解读。多数人将这些难解的文本，归因为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其实敏感如沈从文，这样的精神危机并不是40年代的独有产物。早在30年代移居青岛的短暂时间里.他对文学的革新就已萌生了枝蔓，并产出了一系列实验果实，只是远不如40年代的创作炫目罢了。

1931年，沈从文前往青岛担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1933年离开青岛，这两年是沈从文的人生和创作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在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经典作品，青岛的环境更是启发了他多思多感的处事方式。“民二十过了青岛，大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⑥。湘西的水为他带来生命的热力，频频向山野中的“神性”回望，青岛的水则引领他向内发现自身的“神性”。

在《水云》里沈从文回忆了《月下小景》成书的深层心理原因，是“偶然”与理性多重作用的结果，在这样混杂的精神状态下，他对写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暗暗酝酿了“抽象的抒情”的先声：“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别人一方面作试验。”⑦在他创作《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的时期就已有两种声音在他体内打架，一个让他实事求是地写切身的情感体验，一个则告诉他文学创作必须是由理性知识组织起来的文本，正是这种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摇摆的状态，促使他创作了新的文学样式。到了40年代，这种抒情实验由于种种原因被推到了高潮。

抗战时期，沈从文不仅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还对人性有了深刻的体认，大部分碌碌无为的知识分子更是让他失望透顶，尚存情怀的沈从文便急于寻找突破精神困境的出口，“‘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⑧。早已在30年代酝酿了千百遍的“抽象的抒情”便成为他自我解救并意图解救他人的唯一途径，于是有了《七色魇》系列中感性到极致的文字书写，尤其是《青色魇》对佛经故事的改编，更是他真挚良善抒情诗的展露。

在40年代如梦呓般的篇章中，“重造”是沈从文在40年代创作的核心要义。虽然沈从文一直主张文艺应当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作为人文主义者，他还是不断地在思考国家发展和向上的路径，主张用爱与美育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于是有了《看虹录》的声色游戏，《虹桥》中画家们对彩虹的绘画讨论，那不过是沈从文借助多种艺术方式来唤醒人们美之灵魂的尝试，他也曾多次在论述创作的文章中表露过赤子诚心：“人与人间建设一种新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和平与公正的工作者，方能担当这个艰巨重任，方敢担当这个艰巨重任。”⑨当爱与和平的愿望过于强烈，沈从文所表现出来的抽象性也就愈发深重，只是这种无解的忧思常被人误解成是“疯癫”罢了。

四、结语

“神性”是沈从文所钟爱的生命力，是一切至美至善至纯之物，亦是一种沈从文用文字写下的预言。看似写作操练般的佛经故事改编，却隐含着沈从文生命长思的线索。如他在《短篇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⑩这种力量即是能让作者在作品中感受到另一种人生，深刻体悟到人生的内涵。他对自我的反复剖析，并将这一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样赤诚的内心，亦是“神性”的光辉再现。

王德威将沈从文晚年的文物研究活动看作是和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类似，即“对过去抱有模糊的浪漫想象，对未来则怀有革命的乡愁”⑩。其实这是沈从文一生的写照，从早年的湘西故事和佛经故事改写，他就对神巫之乡的崇高“神性”念念不忘，40年代更是亲身践行“神性”在文字中的实验，他剖析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神性”早已与沈从文融为一体。

①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②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③④⑤沈从文：《青色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第186页，第190页。

⑥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⑦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⑧沈从文：《烛虚》，《七色魇·沈从文别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147页。

⑨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⑩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11）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54页。

参考文献：

[1]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 1902-1948）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1948-1988）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