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曙明

摘要：在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过程中，台州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与台州当时社会的交通位置、经济环境、文化发展都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缺一不可的。台州在“浙东唐诗之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南渡 山水 宗教 贬谪

“浙东唐诗之路”是指唐代四百多位诗人穿越浙东七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的山水人文之路，其中主干线是从杭州——越州——台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浙江学者就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使唐诗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使这项研究得到了空前的推进与发展。

“浙东唐诗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是唐代诗人们用诗情画意筑成的山水人文走廊，它不仅具有地理意义，更具有文化意义。台州地处东海之滨，山水秀丽，底蕴深厚，是诗人们游吟的目的地，也是后期诗路发展的枢纽地。

台州之所以在“浙东唐诗之路”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诗人们心驰神往、纷至沓来的旅游胜地，究其原因，与台州当时的自然环境、交通位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缺一不可的。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台州在“浙东唐诗之路”形成过程中的原因及意义。

一、国势民运为台州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晋代以前，台州尚属蛮荒之地。在世人的印象里，“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鲲冠秫缝，大吴之国也”①。由此可知，远离当时中原文明核心地区的台州，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原始、蛮荒的状态。

直到西晋灭亡，大量士族与百姓南渡，“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尤其是著名的王、谢等望族定居浙东地区，对浙东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之后江南乃至整个南方的大开发奠定了基础。而东晋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重用了南方士族中的贺循、孔愉等一批人，这其中不少人本來就生活在浙东地区。因此，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的交汇融合，主要是在浙东完成。北方士族之所以选择浙东地区，是因为这里既与政治中心保持着相对便捷的距离，又不会太过纷扰。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北方士族形成的高雅的人文环境和富足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或因避难，或因失意，而选择隐居浙东。

台州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迎来了文化萌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谢灵运开山辟路到临海。谢灵运（ 385-433），东晋名将谢玄之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水诗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白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峻，旅客易山行。’”②《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也正是由此而来，因该诗描绘了谢灵运放浪山水、探奇览胜的经历，后世常以“临海峤”入诗，用以比喻寄情山水的愿望。如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孟浩然《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等。

台州文化迎来真正的发展则是在安史之乱后。这件在唐代社会颠覆性的政治事件，在长达七八年的叛乱与平叛过程中，给北方社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人口锐减。据统计，天宝十二年（ 753）河南道户数和人口数在全国十道中均居首位，分别占21%和22%，而安史之乱后的广德二年（764），刘宴给元载的信中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其人口锐减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北方人口的锐减，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人口南迁。江南由于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几乎没有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也并未受阻。事实上当时浙江基本处于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是发生于唐肃宗上元年间（ 760-761）的刘展叛乱，给当时经济重镇扬州及周边地区造成巨大损失，却没有影响浙东的稳定。浙东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前来游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③此时台州距唐武德四年（ 621）置州已有百余年，社会逐渐成熟，经济开始繁荣，加之山海水城的迤逦风光，吸引文人雅士的目光，诗人们游吟渐多。李白、杜甫、骆宾王、顾况、释皎然等大诗人，先后或因任职台州，或因寓居台州，或因与台州友人唱和，而留下诸多名句，如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杜甫的“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至今为人称道，吟诵不止。

二、浓厚的宗教氛围对诗路的渲染

对台州山水的欣赏与赞叹，最早可追溯至孙绰的《天台山赋》：“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

天台山是“台州”之名的由来，也是浙东地区乃至整个江南的宗教名山，尤其在唐代，其宗教文化辐射范围遍及全国，是佛教本土化后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诞生地，也是唐代三朝国师司马承祯的隐居地，因此也成为诸多诗家的目的地。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天台山既包容又执着的特质，表现在具体的文化形式上，就是儒释道三教融合，天台山也因此实现了从宗教名山到文化名山的转变。

作为文化名山，天台山对唐诗以及其后宋词的创作影响很大，使用频率也非常高。“天台”逐渐从一个地名，演变成一种文化的代名词。唐宋时期，台州籍文人仕宦，不论里籍何县，均喜好以“天台”冠于名前。如北宋张伯端（临海人，字平叔），自称“天台张平叔”;南宋谢太后（临海人），自称“天台谢道清”;元末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黄岩人），自称“天台陶宗仪”。而外地诗人寄诗情于在台州的友人时，也常以“天台”代指“台州”，如杜甫写给被贬到台州府任司户参军的郑虔所写的《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首句即是“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以天台山为文化核心的“天台”成为一个意象性的文化符号，这不仅反映了唐诗的写作风格、审美观念等，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及台州政治地位的变迁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唐代诗僧寒山子就是深受台州宗教氛围影响的典型人物，并且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中的代表性诗人。寒山子的诗作，无一不表达着人天合一、以合为贵的思想观念和自然情感，永远充满着和合的意蕴。如“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干”等传世诗句，更是表达出物我两忘、天地人和的终极境界，后世为其整理的《寒山子诗集》更是对浙东唐诗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天台山是台州宗教文化的宏观，那么台州府城治所临海的巾山就是台州宗教文化的缩影。巾山，又名巾子山，坐落在临海市区东南隅，传说古有皇华真人在此山修炼得道，升天时遗巾于此而得名。巾山的由来，本身就充满了道教的神话色彩，而位于巾山西麓的龙兴寺，则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唐鉴真大师第四次东渡时，曾在龙兴寺驻锡，前后十二载，始终六次，最终跟随鉴真大师去往日本的唯一一位中国籍弟子，即是龙兴寺高僧思托。因龙兴寺曾名开元寺，故又称开元思托。日僧最澄入唐求法，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龙兴寺跟随天台宗七祖道邃大师学法（时道邃大师应台州刺史陆淳之邀在龙兴寺讲经弘法），期间亦曾往来天台山，受教于行满大师。最澄归国时，陆淳、行满等僧俗两界，专门组织了一次送别茶会，并赋有同题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十余首，这些诗流传至今，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清丽脱俗的一笔，也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谊的见证。

巾山山虽不高，但极灵秀，山上胜迹甚多，有巾山塔群、南山殿、通翁亭等。《台州府志》《临海县志》俱称“为一郡游观之胜”，历代诗人吟咏巾山的诗作很多。唐代著名诗人任翻三游巾子山，皆有所感，其中“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野鹤尚巢松树遍，竹房不见旧时僧”“惟有前峰明月在，夜深犹过半江来”等名句世代流传，也为巾山的诗词宝库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历代以来有诸多诗人次韵，有“看遍尘寰兴废事，竹阴千古一禅房”等佳句。而顾况因向往台州山水，为“写貌海中山”而主动求知新亭监（设在临海），也留下了《临海所居三首》等诗作，成为吟诵巾山的经典。

台州的山水之间，多有寺观与人文景致，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恰好符合了诗人名家对高雅意境的想象。诗人们游览其中，在饱览景秀之时，也完成了思辨，“以玄对山水”，给台州的山水注入了哲理的内涵，强化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深度，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同时也促成了山水诗更趋成熟。

三、浓重的贬谪文化特质

中国的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体现，走上仕途也成为自我价值认可的主要途径。但宦海难测，做得好不一定升迁，做不好甚至没有错都可能遭到贬谪。在遭到贬谪的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才华出众的文士，他们在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悲观主义的演变后，文风往往转为怀愤、悲吟，贬谪文化也因此而生，他们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群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南方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的海角邊郡、荒远之地，往往成为贬谪首选。对于贬官来说，这样的经历不仅是政治悲剧，更是人生坎坷，但对于民智相对落后的贬谪地来说，这些贬官无疑是文化传播的一个绝佳载体。

台州的贬谪文化，可以说是由骆宾王而始。调露二年（ 680），年过花甲的骆宾王被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关于骆宾王被贬的原因，新旧唐书的记载有所出入。《新唐书》记载：“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④《旧唐书》则载：“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⑤根据奉诏搜辑骆宾王遗文的官员郗云卿所撰《骆宾王文集序》载：“仕至侍御史。后以天后即位，频贡章疏讽辣，因斯得罪。贬授临海丞。”（6）骆宾王在临海期间，泱泱不得志，从他的《久客临海有怀》《秋日山行简梁大官》等诗中，可以看出他被贬后想要寄情山水，却又心有不甘的心境，这种文风在贬官文学中有着普遍现象。

真正对台州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贬官，当属郑虔。郑虔（ 691-759），字趋庭，又作“若齐”“弱齐”“若斋”，郑州荥泽县人，唐代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天宝九年（ 750），郑虔作山水画一幅，并题诗于上，献于唐玄宗。玄宗大加赞赏，御署“郑虔三绝”（意指诗书画），并特置广文馆于最高学府国子监，诏授郑虔为广文馆首任博士，掌领国子监学生修习进士课业，总领文词，时号“郑广文”。郑虔从此扬名天下，时人称“名士”“高士”。

郑虔晚年因受安史之乱牵连，被贬台州任司户参军。至德二年（ 757）寒冬，郑虔达到台州。当时台州文风未开，台州百姓与郑虔在衣着言行上均不相同，互为怪异，所谓“一州人怪郑若齐，郑若齐怪一州人”，郑虔也白叹“著作无功千里窜，形骸违俗一州嫌”。但郑虔在台州并未颓然白弃，他兴学堂、启民智，开创一代文风，被后世誉为台州文教之祖。

郑虔存世的诗作很少，《全唐诗》中仅收录了一首《闺情》。然而1988年，在三门县亭旁南溪村的宋代《梅氏族谱》中，发现了郑虔在台州所作的《丹丘寺佚诗》五首，诗文清丽，意境高远，从“柿树留神迹.鹓鹬听佛书”“岂特凤山风景别，丈夫何必泣新亭”等句可以看出，诗人已经坦然接受了贬谪台州的生活，并且从中获得了更为豁达的人生感悟。这五首诗后收录在国家古籍整理“十五”与“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全唐五代诗》⑦中。

事实上，在诗风盛行的唐代，台州虽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但其因山水名胜以及独特的宗教文化属性，反而透露出一种超拔幽爽的意境，由此以一种灵动脱俗的姿态进入诸多诗家的视野。李白以“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直白表达了对以天台山为代表的文化意境的向往，也造就了诗人们对台州的无限想象。

然而，在郑虔的忘年交、诗圣杜甫的眼里，台州是个荒僻鄙陋的地方，不仅是“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更有着“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的诡谲。据《旧唐书》记载，台州在京师东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至东都三千三百三十里。⑧在诗人的心目中，台州海天茫茫、荒凉寂寥、山高路远、怪兽肆虐——这也确实是世人对“贬谪地”的最合理想象。杜甫对年事已高的老友郑虔的担心可想而知，他在郑虔被贬台州后，共为其作二十余首咏叹、纪念的诗，广为流传的有《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等，这些诗中充满了为郑虔被贬谪鸣不平的抑郁之气和不忿之情。杜甫一向敬重郑虔的学识才干，尊称为“老画师”，赞其“荥阳冠众儒”“文传天下口”，在这样深厚浓烈的情感前提下，以台州的僻远荒芜，与京城的繁华相比，无异于云泥之别，杜甫所忧心的“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也不能说只是一种想象了。

台州成为唐代官员的被贬之地，绝非偶然发生的个例。显庆二年（ 657）八月，来济因反对高宗欲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许敬宗所构陷，贬为台州刺史;长庆二年（ 822）二月，王仲周贬为台州刺史;会吕六年（ 846），李敬方因事贬台州司马。唐代韦绚所撰的《刘宾客嘉话录》中，也记载了官员被贬台州的事迹：“昔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日：‘余见居台司，此意何也？’后数日，贬台州刺史。”⑨李绰《尚书故实》中也有相同记载。而唐代《玉泉子》则记载了八司马接连被贬的政治变故：“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哗杭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陈辣台州。”⑩世事难以以一概全，官员们的不幸，偏偏成就了台州的大幸，正因为这些被贬官员的到来.台州之文脉，亦由此开通兴盛。

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认为，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土族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形成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基本特点。唐代诗人的活动范围，从早期的杭州——越州——台州，逐渐扩展到整个浙东乃至整个浙江，因此才有了一条与思想文化之路融为一体的诗歌游历之路。台州作为浙东唐诗之路中重要的诗人聚集地、著名佛道文化溯源地和唐诗诗作素材“取景地”，是诗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点保护文化地。

①《战国策》卷十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②《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2019年版。

③陆晓冬：《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社会经济动因浅析》，《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3月1日。

④《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

⑤《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上。

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六百一十二册，骆宾王文集十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版。

⑦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全唐五代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⑧《旧唐书》，卷四十，志第二十。

⑨《刘宾客嘉话录》，中华书局2019年版。

⑩《子书百家之燕丹子玉泉子金华子》，湖北崇文书局，光绪纪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