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 译/丁亮等

昆虫视角下的纳博科夫和他的捕虫网（菲利普·哈尔斯曼拍摄）

在大航海时代，新奇的动植物从世界各个角落大量涌入欧洲，而当时的生物学研究，是一门贵族职业，由此生物学研究者们可以获得财富和名望。而到20世纪，博物学者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1973年，奥地利动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因破译了蜜蜂复杂的觅食舞蹈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昆虫学家。弗里希的研究结果揭示出，通过工蜂的一系列固定动作，蜂箱内的其他蜜蜂便可得知花蜜、花粉以及水的确切位置信息，即便远在几英里之外。

如今，昆虫学家，当然包括鳞翅目昆虫学家，他们多半都工作勤奋又默默无闻，公众很少对其工作表示关注或认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便是这样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同样也是一位大作家，他曾解释说：“鳞翅目昆虫学家都是一群非常低调的科学家，你从韦氏词典里都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位的名字。”

在鳞翅目昆虫学家中，纳博科夫是一个特例。1999年是他在俄国圣彼得堡诞辰的100周年。他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康奈尔大学文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洛丽塔》。这本小说情感细腻且思维缜密，讲述了一个名叫洛丽塔的未成年少女与一个中年男子的不伦之恋。该书曾因内容有伤风化而备受指责。“洛丽塔”是作者的原创词汇，英文中原本没有。纳博科夫除了文学上有造诣外，其才华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纳博科夫生活中另一项钟爱的事业：蝴蝶收集与研究。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关鳞翅目分类学的论文。当时的他已被认可为眼灰蝶类群的世界级研究专家，甚至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担任过正式职务。20世纪40年代末，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开始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其中一整章都写他对蝴蝶的钟爱。

整个文学生涯当中，纳博科夫始终将鳞翅目分类学研究作为第二职业。他曾告诉记者，若不是因为俄国革命，他真的很有可能当一名职业的鳞翅目昆虫学家。他对鳞翅目分类学的热爱是真诚的，成为文坛巨星之后，他依旧将这件事视为自己的职业，其他职业还有作家和教师。1966年他接受采访时说道：“不论哪种研究方式，在田野间、实验室还是图书馆，鳞翅目昆虫研究带给我的快乐和热情，都比我教书、写作带来的要多得多。”

纳博科夫已在文坛小有名气的时候，《生活》杂志曾请他帮忙，希望他拟写一篇关于蝴蝶收藏方面的文章。他很热情地答应了，并推荐了他最喜欢的美国西部他认为合适的蝴蝶种业和捕捉地点，以下为相关记录：

所有这些西部蝴蝶都很上相，但之前从没有人拍过照。我也应该有一张采集蝴蝶时候的潇洒照片，照片上的我应该很魁梧、动作看上去很敏捷，正在追捕一只很罕见的蝴蝶，正将捕网迅速套在花上或从半空中挥过，从而逮到了它。捉到蝶后，采集蝴蝶的人需要实施非常专业的腕部扭转动作，当然看着也很帅气。然后我会隔着捕网纱布，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夹住蝴蝶的胸节。这些细节你们都可以拍下来。接下来就是将昆虫放在展翅板上，成功地制成标本，并以我不希望公布的方式公之于众。标本在外行人看来很养眼，但制作标本的过程可能在科学界和热爱自然的人群中造成不小的轰动。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流程，之前都没有人尝试过，我必须强调这个事实。

事实上，根据纳博科夫自传首席作者布莱恩·博伊德所述，到1959年底，纳博科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鳞翅目昆虫学家。

成年后的納博科夫在欧洲的大多数时间里，只要一有机会便抽空去参观欧洲大陆的各个博物馆，但很少出去采集。1940年底纳博科夫来到美国。尽管生活窘迫不堪，他仍没有先去赚钱，而是毅然决然地前往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他带去了一只罕见的蝴蝶，那是他从法国滨海阿尔卑斯山慕林奈特村庄上方一个布满花丛的山坡上采集到的。博物馆允许他自由进入收藏区，还为他从事蝴蝶研究提供了帮助。

随后的1941年，他拿到了韦尔斯利学院的一个讲师职位，之后便辞掉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职务，只身去参观鳞翅目昆虫的收藏展览。他发现许多昆虫标本的保存条件恶劣，管理混乱甚至都没有玻璃标本盒的保护。于是他拜访了昆虫学部门主任内森·班克斯，表示他想志愿去重新整理这些标本。很快这个收藏馆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机构，而他的这段兼职研究工作也使他成为这个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鳞翅目馆长。这份工作给他的年薪从最初的1000美元最终涨到1200美元。他一直干到1948年，那年康奈尔大学邀请他担任教授。

中国境内的眼灰蝶亚科

西部侏儒眼灰蝶

虽然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合同规定他每周只需工作三个半天，但事实上他所从事的研究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心血。他曾跟他的作家朋友和文学评论员埃德蒙·威尔逊说过，他一天长达14个小时都花在了研究昆虫上，除了挤出来的时间，他还要去韦尔斯利学院教课，还要写作。纳博科夫描述早年自己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日子为“我成年人生中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光”。那段时间里，鳞翅目分类学的重要性在他心中常常超过了文学。博伊德告诉我们，他的妻子薇拉不止一次地劝说他在昆虫学上稍微放一放，提醒他也需要顾及文学。恰恰也是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任职期间，他做了最为详尽、意义重大的科研工作，他作为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声望就是基于此。关于纳博科夫和他的鳞翅目分类学研究，他本人在1945年寄给妹妹叶莉娜·斯科尔斯基的一封信中对博物馆的工作做了最佳陈述：我所在的博物馆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它在全美都非常有名（过去这里还是欧洲国家殖民地的时候就很出名了），隶属于哈佛大学，我目前受聘于此。我的实验室占据博物馆四层的一半。实验室里基本都是成排的标本柜，里面放有可抽出检视的标本盒，盒中是蝴蝶标本，而我是管理这些馆藏珍稀蝴蝶的馆员。这些蝴蝶标本来自世界各地;许多都是模式标本（即自1840年至今，用做原始描述的那些标本）。实验室靠窗的桌子上放着显微镜、试管、酸性化学物质、文件、昆虫针等等。我有一个助理，他主要负责对采集者送来的标本进行整姿（将蝴蝶标本置于专门的整姿板上，通过昆虫针和硫酸纸将蝴蝶双翅背面展开并固定的过程），以便后续的观察和研究。我自己也做研究，两年来已不断发表一些关于美洲“眼灰蝶”的分类学文章。我借助了很多仪器和幻灯才能给它们画草图。这份工作的确让我着迷，但也很伤神，因为它，我视力受损，还得戴一副角质架眼镜。

每年夏天到美国西部采集蝴蝶才是纳博科夫眼中这份工作最大的乐趣所在。他不会开车，在他最自豪的1949年到1959年间，薇拉载他穿越北美，共行驶15万英里，基本上是为捕蝶而去。在鳞翅目昆虫学家和他的书迷看来，这些旅途充满了传奇色彩。纳博科夫一直保持着外出旅行的习惯，他的余生都与各种地貌风景为伴。

纳博科夫是个公认的大收藏家。1940年到1960年间他在美国捕捉了成千上万只蝴蝶，包括他在《说吧，记忆》中自豪地提到的极为罕见的蝴蝶和模式标本，所有这些收藏已保存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如今的文化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博物馆、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物馆、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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