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庆

1939年7月，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妄图消灭八路军主力于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7月5日，日军占领辽县县城，并在周围的盘城岭、七里店、文峰塔、石匣、火神庙及公路沿线的路岩岭、寒王、其至、石港等地修筑炮台。日军为巩固占领区，依托县城推行“囚笼政策”，全县被分割为辽东、辽西两个地区。百团大战后，日军伤亡惨重，遂疯狂反扑，血洗辽西，制造了一起起惨案，致使辽西出现大片无人村。1941年8月，为对抗日军反扑，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设立辽西县。当时的县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才20岁出头。他们带领辽西人民直面敌人，处境非常困难，被日伪军杀害的英烈有很多。

巨贵如：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把锁”

在左权县烈士陵园有一通纪念碑，碑文记载了游击队长巨贵如的英雄事迹。碑文说：

辽西的神枪手瞑目了，门户的一把锁去掉了，敌人便大胆地敢向辽西进袭，川口以上各村便先后被敌强行联络，受敌压榨了许多日子……贵如烈士虽然牺牲了，他的光荣事迹却历历可数地摆在我们面前，鼓起我们革命抗战的勇气，誓为贵如烈士报仇雪恨。贵如烈士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其为国牺牲、视死如归精神，堪称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其忠肝义胆，可作继进者的模范。

巨贵如（1914—1941），出生于辽县川口村，在村小学读过3年书，忠厚诚实，沉静寡言。他痴迷民间音乐，可惜那个时代更需要刀枪。他曾任抗日自卫队中队长。日军侵占县城后，他率领游击小分队常出没于敌炮台周围及公路两侧，寻机打击、干扰敌人。据《辽西抗日烽火》一书载：

川口村是日军“扫荡”辽西及晋中腹地的必经之路，也是联通晋中平川的要道口，巨贵如和他的游击小分队，牢牢把住这个隘口，像一把铁锁，锁住大门。他亲手先后击毙日伪军十余名（内有日军小队长一名），缴获步枪和手枪数支，子弹数百发。《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了他英勇杀敌的事迹，称赞他为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把锁”。

1940年7月，日军奔袭川口村。巨贵如召集游击队员，安排道：“敌人几次‘扫荡都扑了空，这次要给敌人些厉害。”当敌来临，巨贵如一枪放倒两个，紧接着扔出的手榴弹就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乱了阵脚，仓皇而逃。同年9月，八路军突袭小岭底和石匣两处日军据点，5名日本兵从据点逃出来。其中两人跑到川口村一带，正撞上巨贵如率领的游击小队。敌人一个被生擒，一个被击毙。巨贵如乘胜追击，独自追赶一个日本兵。待二人短兵相接，巨贵如将敌刺死。就在这时，又一名日本兵突然从大树后扑过来。巨贵如用劲拉住棵小树，当敌靠近，松手将树枝弹出，树梢恰好扫倒敌人。敌人爬起来要逃，他一跃而上，将敌摁倒。就这样，日军据点的5个漏网之鱼，一人被俘，其余被全歼，同时缴获步枪4支。

据《辽西抗日烽火》一书记载：

1940年12月的一天，200名日伪军从县城出发，利用大风雪夜突袭川口村，巨贵如得到情报后首先安排转移群众，接着将民兵编为3个战斗小组，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麻雀战。待敌人刚走上村口的小桥，巨贵如率队员们一起开枪，几名日本兵中弹倒下桥去。敌退回桥头，用机枪、小炮向村里猛轰。3个战斗小组相互掩护着与敌周旋。这时巨贵如在北岭发现3名日本兵赶着驮骡，立即带几名队员下山将敌人打退。村内日军听到村外枪响，以为是八路军援兵到来，匆忙退走。敌人偷袭沒得逞，反而被缴获了8箱子弹。

1941年，日军对辽西的“扫荡”“蚕食”更加紧迫。巨贵如率领游击小分队，采取地雷战、麻雀战、迂回战等，机动灵活地与敌作战，保护了辽西川口村周边各村的百姓。敌伪对巨贵如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消灭巨贵如和川口村的游击队。4月19日，敌伪进村后没找到巨贵如等人，搜山时却与游击队相遇。巨贵如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干掉多名日本兵，自己却毫发未损。

据《辽西抗日烽火》记载：

狡猾的日军大队人马顺大路撤离后，却留下一小队潜藏在水渠中。细雨蒙蒙，视线不清，贵如见敌离开后，就下山追击。发现敌弃下一头毛驴，还有几箱子弹，他率队员去取时，忽然发现敌人埋伏，他一面甩出手榴弹，一面大喊“快撤”。在他的掩护下，队员撤退上了山，而他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7岁。

面对酷刑宁死不屈的英雄

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辽西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积极参战支前。这其中还有无数位英雄奋战在抗日最前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据七里河村“曹玉田同志千古”烈士纪念碑载：

玉田同志，左权七里河村人，生前性情温和，聪慧有才，勤劳生产，俭约持家，对家人、村人相处甚好，可称青年中优秀革命分子。七七事变后不辞劳苦，积极参加抗战工作，（民国）二十八年（1939）敌占县城，处境非常恶劣，不避艰险，但仍坚持革命工作，因此遭到村中落后分子反对，密报敌伪。虽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拷打，死而复生几经数次，玉田同志赋有高度的中国青年革命品节和坚强意志，始终没有吐露革命真情，遂被敌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杀害。

据马厩村“革命烈士赵同庆同志纪念碑”载：

赵同庆现年三十一岁，幼学四年，后务农为业。抗战开始，参加革命，历任本村自卫队长、辽西县公安队员及区公安干事等职。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素来工作积极，尚有艰苦奋斗的意志。日寇盘踞辽城，他更加义愤。不幸于1942年5月被汉奸秘告，敌即包围，在北地垴被捕，当以非刑拷打。赵同志至死不屈，表现了他的革命意志坚贞不移，最后敌施行残暴手段，光荣牺牲于骆驼岩村，人闻之深表惋惜。此种气节凛然，真不愧为优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实为我后代青年之楷模矣！

据“柳林村烈士纪念碑”载：

刘仁辰，家贫无力上学，幼即务家，后善泥木匠之技术，外出打工以补家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副、农会分会会长，1941年又任村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敌逼维持，刘仁辰明为维持暗为抗日政府传递情报，被敌特报告而被捕入狱，被打得皮开肉裂，也不吐一字。敌人无奈，入狱月余把他释放。回家之后，才知妻已病故，虽子女无人照顾，也毫不犹豫又继续革命工作，反贪除霸。1942年打断联络，率众退上东山掘窑而居。1943年3月13日，红都炮台之敌两路奔袭柳林，敌至东岭天还未明，仁辰同志发觉敌已至山顶，仁辰立即督促群众退却，被敌发觉，用机枪扫射而亡，时年五十一岁。

据“孔家庄村烈士纪念碑”载：

民国三十一年（1942）六月，敌人向我村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敌人又将我村包围，刘玉梁、刘五斤领导和掩护群众退却，光荣牺牲。同年十二月，汉奸关宇毅带敌再次包围我村损失最大。几次“扫荡”，全村被杀害干部群众二十名、抢粮二百多担、抢去牲畜五十七头，烧毁房屋五十二间，抢走和损毁衣物、农具甚多。

刘玉川，幼时家贫，入学四年后即务农。1938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村农会主席二年，又任民兵干事二年，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红都炮台之敌包围我村时，领导民兵与敌斗争不幸被捕，于辽县城惨遭拷打，死不屈服，被惨杀于辽县城。

据石匣村“李玉和烈士纪念碑”载：

李玉和同志，现年四十六岁，从小家贫，以学木匠为生。为人忠厚老实，勤俭度日。七七事变后，他奋起担当了抗日工作。敌占辽城，他担任本村农会主席。玉和同志不但不被敌势所威胁，对工作更加努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40年4月，敌人在石匣筑起炮台，环境恶劣，随根据地担任农会主席。百团大战我军摧毁了石匣炮台，他仍在村掌握工作，石匣工作大为开展。1943年他担任石匣编村抗日村长，对工作积极，任何危难情况下他和群众总是在一起，不愧为群众楷模。1944年11月27日不幸有本村特务程存喜勾结敌人，将玉和同志包围在□□□□（字迹已无法辨认，编者注，下同）杀手段，他始终对敌搏斗不屈，咬掉敌人一手指，毁坏敌步枪两支，因寡不敌众被敌人用惨绝人寰的毒手将他害死。李玉和同志为国为民牺牲精神，永垂不朽，聊以为志。

在日军高压下顽强斗争的区领导

1943年，日军把“杀人魔头”清水利一调到辽县。赵树理在《辽县城复活了》一文中对清水利一有过描述：

清水很能杀人，自来到辽县之后，亲自指挥着杀过六百多人。他的杀法也很多：活剥过人皮，摘过人心，是他亲手干的，干的时候还召集老百姓去看;把一个活人，一条腿绑到树上，一条腿绑到骡子身上，把骡子打开，把一个人撕成两块，名叫“立劈”;把许多人埋到地里，脑袋露在上边，名叫“栽葱”。

日军为“强化治安”，纠集敌占区内的地痞流氓组建“灭共自卫团”，由盘踞在县城的清水直接指挥，所以也叫“清水工作队”。因为这群人挥舞棍棒无恶不作，所以老百姓都叫他们“棒棒队”。

清水利一指挥日军和“棒棒队”疯狂打击辽西县抗日组织。辽西县的抗日工作也异常艰难起来。

段吉昌（1918—1943），武乡县段村镇人，抗战后投身救亡运动，先后担任辽县十区区委书记、辽西县二区区委书记。敌人悬赏万元抓捕他，但他依旧坚守在对敌斗争第一线。1943年3月，因特务告密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左权县烈士陵园的“段吉昌烈士纪念碑”上写道：

吉昌同志对革命工作忠实积极，埋头苦干，不怕困难。敌人在大维持时，人心动荡，社会秩序紊乱，生活處境全系敌占区。他本人受令任务坚决，奔走于十里店一带，领导群众对敌斗争。食不能接连，睡没有地点，常宿于野庙、山坡之中。为人民求生存，组织群众抵抗敌人斗争，了解敌人情形，破坏敌人工作，故引起极为注意，成敌人眼中之钉。工作环境险恶，数度为敌包围，英勇斗争而脱险。敌曾赏款万元来捉拿吉昌同志，但是为群众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未被敌抓捕。当环境特别险恶之时，曾有□□干部动摇妥协或消极工作，而他是更加坚决沉着，既能坚持工作又能照常学习。不幸于（19）43年3月，敌秘密特务报告，由特务带领敌人被捕于红土垴村。被捕后，敌人百般严刑拷打，严刑用遍，但是吉昌同志毫不屈服，坚持着高度的共产党员气节与敌展开口头搏斗。敌人无法，即取法西斯之最后□□成吉昌同志以死刑，群众闻之大小颇为悲痛。

刘云旺（1920—1944），辽县竹宁村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1941年起任辽西县第一区、第三区区委副书记、书记兼区基干队政委等职。他的工作区域几乎全在敌占区，炮台林立，环境艰苦，而他总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辽西抗日烽火》一书记载：

第一区虽然全部为维持敌人的村子，敌人在各村都任命有伪村长，指定有联络员，但云旺同志对革命的两面政策，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贯彻得好，即使是炮台脚下敌统治十分严密的村子的伪村长，大多数也争取为我所用。他采取了巧妙的办法，选派为人正直的人担负伪职。他们名为敌人的伪村长和联络员，实际是在我掌握下为我办事的革命两面政权。他们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利益，完成我方布置的各项任务。就连敌人任命的伪区长，也被争取为我们工作的依托对象。

为了粉碎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和“连环保甲制”等制度，分化瓦解敌人，云旺同志正确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日。如一区寒王镇的地主士绅孙华，拥护抗日，坚决不给敌人办事，把他争取过来后通过他在上层人士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于死心塌地为敌办事、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经上级批准给以坚决镇压。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抓争取敌伪下层军政人员，教育其家属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主动配合敌工部门，进行了大量工作，对以后策动辽县敌警备队一百八十余人起义，也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1944年1月14日凌晨，正在殷家峪工作的刘云旺和一区区长巨善忠等10多人，被敌人包围。刘云旺迅速掩埋文件后突围，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还有10多人同时遇难。

据“左权县烈士陵园纪念碑”记述：

（19）42年，清水特务侵入辽境，形势变化，□聚恐怖。云旺同志奉行工作任务，保护群众利益，改名换姓，挺进和辽路上，领导群众进行反包围、反蚕食、反特务斗争。敌曾数度跟踪追击、包围捕捉，总是勇敢冲杀，幸而脱险。他的革命志胆仍旧照常。不幸于（19）44年冬，清水特务领率一群特务将云旺同志包围于殷家峪村，当即与敌果断搏斗，卒因寡不敌众，被追赶于二里路远，而用兽刀刺死于沟中。群众闻之，如同失掉靠山如同失掉□母，均是失声大哭，泣声遥听山谷。

马佩珍（1913—1945），辽西梁峪村人。读完高小返乡完婚，婚后受岳父资助到设在榆社县的山西省立第八中学读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出任公安局局长。1942年4月，任一区区长。1943年冬，调回辽县任县长秘书。据《辽西抗日烽火》一书记载：

1945年初，为了加强县城及城周围村工作，成立第四区，这一艰巨任务，又落到马佩珍的肩头，他被任命为四区区长。四区的范围在县城周围十五里以内。他深入城西关、沙河等处宣传抗日必胜，发动群众，部署策划伪军反正，引起日军清水特务队的注意。就在县城解放之前的3月16日，他在殷家庄工作后，深夜返宿曹家寨，被特务跟踪，在拂晓前被敌人包围。佩珍与抗日村长韩玉玺同志避入地道内，在群众掩护下，敌人至午未能找到。敌人怒盛，以酷刑拷打群众，佩珍不忍群众受苦，在洞内对敌开枪，敌人来到洞口，逼他们缴械投降，佩珍意志如钢，坚强不屈，抱必死之决心，岿然不动。最后，敌以柴草堆积洞口，纵火燃烧，将两个英雄铁汉活活熏死。敌将佩珍尸体运回城内，割下首级，挂于城门口，夸耀其“赫赫战果”。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此次遇难的还有公安干事马庆成、交通员张锦江同志。

辽西县县长张广居（沁县梅沟村人，1936年加入牺盟会）为缅怀马佩珍的贡献，后来撰写了碑文：

计我与佩珍同志共同工作五年，生前常互为勗勉曰：“我等遭（招）致危险者数矣，□心马革裹尸，决勿丧节屈辱。”果实践前言矣。我等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者，能不勉哉？

1945年11月，辽西县和左权县合并，称为左权县。辽西县在历史上虽只存在4年多，但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牺牲的481名干部群众中，多数人未在纪念碑上留下名字，甚至都未留下姓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今天，我们缅怀烈士、崇尚英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力量，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行。

（转自《太行英烈碑》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略有改动）

（责编 霍瑞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