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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

2022-05-13刘余莉

月读 2022年5期
关键词:魏徵贞观太宗

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的一部书,它囊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为什么说《群书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群书治要》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而“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精华概括出来。读了这部书,也就基本掌握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群书治要》的编纂者从唐以前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挑细选了六十六种,又从这六十六种书中把最精粹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撷取出来,加以汇集。该书的内容包含“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除此之外,还有子书,即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农、兵等家。书的内容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所以,称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合适的。

尤为可贵的是,《群书治要》摘录的一些著作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如《尸子》《昌言》《典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唯有《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这使得此书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学习了《群书治要》,也就掌握了打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门的钥匙。

二、唐太宗为什么要下令编纂《群书治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前来拜见他的父亲李渊,并对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转头看见李世民后,称赞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后来就用“济世安民”之意为他取名世民。

李世民从16岁开始就率兵打仗,27岁时登基做了皇帝,對于怎样用圣贤的教诲来治理国家,他认为自己的积累是不够的,因此非常渴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元年(627),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没想到,做弓箭的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做弓箭的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会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我从中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所用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时,太宗都赐座给他们,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唐太宗好学、谦虚、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数,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获得了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古代大多统治者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治理效果,而忽视道德教育。但唐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也是他能开创“贞观之治”局面的主要原因。

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却很难触及一个人的内心,也就培养不出有羞耻之心的人。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只会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会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才智的结果,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事是有什么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作恶,把作恶视为羞耻之事,这样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中筑起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多,希望自己不仅能和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还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理论、经验和教训。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内容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631),《群书治要》编纂完成。魏徵在序文中称赞此书的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意思是,这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使人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如果传到后世,则可以恩泽子孙后代,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可见,《群书治要》确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群书治要》内容广博,取材广泛,而且挑选出来的都是非常精辟、切要的部分,因此深受唐太宗的喜欢,他每天手不释卷,领会书中的要义,希望能够鉴古知今,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做出“善治”的表率。

三、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为“千古一帝”。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厉行节俭,使百姓休养生息,很快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开元盛世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六七年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们走到山东的一些地方,都可以不用带多少粮食,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进了山东的村子,村民遇见路过的客人,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给客人粮食。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第二,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十分稳定。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632),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了怜悯之心,于是下令放他们回家,让他们于第二年秋天再回到狱中。结果,到了第二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都按时回到了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將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没有怨气,所以社会秩序非常稳定。

第三,贞观时期基本没有贪污现象,这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的统治下,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很少。当然,这与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制定了一整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腐败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633),太宗和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这是一个道理。”

太宗又问:“贤明之人治理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来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够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要三年成功,才应该说是太晚了。”

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大臣却对唐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呢?如果相信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啊。”

魏徵听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时,他们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称其为帝,施行王道就称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看古书的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十分混乱,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了。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为治世。夏桀昏乱暴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起兵讨伐,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了,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不能辩驳。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能够引经据典,让这些大臣无言以对。而唐太宗确是一代明君,他能够辨明是非、善恶、美丑。他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下来,天下逐渐安定。

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实行帝道、王道,不能够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时间就实现了中原安定、边远民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都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突厥部落的人也跟着穿戴唐朝的衣冠,也就是说这些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我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啊。”

由此可知,能够成就一个盛世是结果,其原因是最高领导者要有正确的治国理念。而这些政治智慧主要收录在《群书治要》这部书中,这部书也就成为从政者的必读经典。

但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书为什么不为众人所知呢?

原来,当时唐朝雕版印刷术还不发达,致使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在唐朝之后,《群书治要》在中国本土基本上失传了。所幸这部书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回了日本,并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这部书传到日本后,帮助日本创建了承和、贞观两代盛世。

后来,在清朝嘉庆年间,日本人向中国进贡,又把这部书从日本带回了中国,才使得这部宝典失而复得。但是,因为当时清朝国力日衰,这部书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群书治要》

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修身、齐家、治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盛世之所以兴盛、衰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国家仍然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孙中山先生很有先见之明,他曾留学欧洲,对中外的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欧洲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只在科技、机器。要说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向中国人学习。他说:“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在一百多年之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有这样的见地,已经看到西方一些思维的偏颇,认为必须要靠东方的哲学与文化来调整其偏失。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提出,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救世界,未来是中华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界。在世界歷史上,四大古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绵延了五千年而不衰。中华民族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靠的就是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学习《群书治要》,我们可以知道,传统文化中的仁者无敌、和而不同的理念,的确能为世界人民带来安定。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得到弘扬,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未来。

五、《群书治要》与中国之治

《群书治要》记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去治理单父,过了一段时间,单父被治理得很好。巫马期也是孔子的弟子,他想知道宓子贱究竟是怎样把单父治理好的,于是趁着夜色来到单父。他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奇怪的是,这个人捕了很多鱼,看了看鱼后,又把鱼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走上前去问道:“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上了一些鱼,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去了?”这个人回答说:“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我刚才所捕到的,恰恰是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把它们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一听,非常感叹,回来就向孔子报告:“宓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让人做到即使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监管时,也能够感受到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不知道宓子贱是怎么取得这样的治理效果的?”孔子说:“宓子贱曾经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有至诚恭敬之心,其影响力自然会波及远方。”

宓子贱让单父的百姓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因为他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仁爱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老百姓都能感受到他的心。他所发出的每一条政令,百姓都愿意去配合,这就是中国之治的特点。

领导干部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成为优秀领导者最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这里既包括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素养和能力,也包括一些领导的方法和艺术。譬如说如何观人、选人,得到真正的人才;治理好一个国家、管理好一个企业、带好一个团队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进行文化建设;道德教育怎样才能深入人心,等等。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才更加顺畅;如何趋吉避凶;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应当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个人成败、荣辱、祸福的关键是怎样的;如何改变命运,转祸为福;如何做到俯仰无愧,君子坦荡荡。还能懂得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如何成就幸福美满的人生,如何和睦家庭,甚至懂得如何开启自己本具的“明德”,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明德”,达到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目的。

总之,学习《群书治要》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因此值得加以重视。

六、学习《群书治要》的态度

学习《群书治要》的关键在于“诚敬”二字。必须用真诚恭敬之心来学习,才能更好地领会圣贤的教诲。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很重要,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就连皮毛都学不到。

那么,怎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真诚恭敬之心呢?就是要落实到生活中的每一细节上。譬如说,在阅读《群书治要》时,展开图书就如同面对圣贤之人,要把心沉静下来,不能敷衍了事。如果读书时没有真诚恭敬之心,只是为了完成当天的阅读任务,那么就很难有所收获。

宋朝大儒程颢曰:“敬胜百邪。”即一个恭敬胜过众多的邪思邪念。这说明修身进德,以至于利世济民,重点都在“诚敬”二字上。有了诚敬之心,才能够把学问和利世济民的事业做得圆满。假如对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没有诚敬之心,纵然遍览古籍,也很难获得实际的效果。这是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从他们的内心流露出来的。真心与真心之间才能够相通,如果自己的心不恭敬、不真诚,也就很难体会到古圣先贤的思想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求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述而不作”是对古圣先贤教诲的尊崇,不夹杂自己的意思在其中,这是不傲慢,也是学谦卑。因为“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信而好古”则是不妄自怀疑圣贤的教诲。因为古圣先贤的言论是他们对经验的总结,也是真心的流露,需要我们重视,并从中获得教益。

总之,我们读书时要秉持至诚恭敬之心,这样才能更好地领会古圣先贤的智慧,并把这些内容运用到修身、齐家、治国中,进而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代代出圣贤,时时有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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