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有必要测度其现阶段发展水平以及分析演进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多层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基于模糊物元模型计算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的贴近度，并结合GIS空间技术来分析共同富裕发展时间演进规律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都得到显著提高，九个市在空间分布以及时间增速上存在差距：深圳、珠海、广州2018年已经进入中高级，且历年增速稳中向好;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进入中低等级，11年来均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肇庆水平处于低层次，11年增长幅度约为15个百分点且相对增速较慢。

[关键词]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模糊物元;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2—0074—09

[作者简介]陈晓霞，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进入了历史阶段。共同富裕蕴含着“共同”和“富裕”两层次内涵，“共同”是以“富裕”为前提和基础的，“富裕”意味着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效率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是个长期而艰巨过程，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科技实力，早日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经济的增速提效。“共同”是对“富裕”的框架定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部分人的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全民、全面的富裕才是我们追求目标，共同富裕也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长期性，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对其发展水平、时间演进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的科学分析。因此，对于共同富裕测度显得有必要。目前，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依据、内涵界定以及制度框架研究（薛宝贵，2020[1];李军鹏，2021[2];高帆，2021[3]），也有文章研究共同富裕指标构建原则、测算维度以及具体指标（刘培林等，2021[4];陈丽君等，2021[5]）。虽然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共同富裕定量性研究尚且不足，缺乏经验性文献支撑。推动共同富裕扎实稳步前进，最迫切的就是清晰知晓共同富裕目前发展水平，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客观的对共同富裕发展进行多维度和全方位的测量，找出中国当下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不足和短板。珠三角作为全国最早改革开放地区之一、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国际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研究该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以及普遍性。因此，本文选取珠三角作为我们的测度对象，在准确测度珠三角共同富裕基础上，进而达到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Kremer M et al.，2001）[22]。

同样，要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共同富裕，也有必要構建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对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准确的评判九市共同富裕发展现状以及短板所在，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考虑到珠三角区位、产业以及经济定位上独特性，有针对性地构建珠三角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维度，包括总体富裕、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四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赋权、运用模糊物元模型计算2008—2018年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结合GIS空间技术分析时空演变特点。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核心在于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界定共同富裕内涵以及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也按照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共同富裕与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共同富裕与机会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的首要内涵是推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张来明、李建伟，2021[6];Piketty et al.，2019[23]）。收入不平等有着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社会的动荡。经济体制在改革的同时也会导致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李实等，1998）[7]，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困境中，作为全球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GNI继续保持在一万美元以上，2021年GNI达到12551美元，距离世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0%差距，刘哲希和陈彦斌（2020）[8]测算到2023年中国就能够迈入高收入国家。经验研究表明，富国会愈富、穷国会愈穷，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陈宗胜（2020）[9]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跨越拐点而缓慢下降。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增后降。李强和王昊（2017）[10]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中等阶层占比仍然较小，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城市。刘伟和陈彦斌（2021）[11]认为高收入国家标准不断放宽，从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因此不可简单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判断依据。共享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范从来和谢超峰（2018）[12]计算减贫增长弹性，提出让低收入者从收入增长中获益大于高收入者实现益贫式增长。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关键作用，可以通过调节分配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高帆，2021）[3]。

机会的不平等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也会影响共同富裕的水平以及速度。机会的不平等除熟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有城乡二元制带来的城乡差距、环境因素对能力培养差异带来的环境差距、行业垄断带来的行业差距。教育公平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公平，是对“不公平”的矫正（石中英，2008）[13]，中国特有二元制城乡结构也是收入分配格局还远达不到“橄榄形”的根源（陈宗胜，2020）[9]。林锦鸿（2021）[14]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测度出每多接受一年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影响，城乡教育差距就缩小0.3年。在我国的收入差距中，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为27.91%，且环境变量对收入差距形成的直接效应显著大于环境通过能力的间接效应（刘波等，2020）[15]。不同产业之间工资也存在收入差距，武鹏（2011）[16]计算出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多出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收入的70%，其中不合理成分占据25%。基本公共服务背后蕴含着政府对于不同地区、行业的偏好程度以及政策倾斜程度，基本公共服务更为完善的地区和行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我国整体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且呈现由东到西递减趋势，公共服务单项水平不均衡（马慧强等，2011）[1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缩小不同地区的绿色TFP有正向關系，且该趋势有增强趋势（李华、董艳玲，2020）[18]。做好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保障建设，让发展的成果全体人民都能享受。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注重兼顾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不能忽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均衡，努力为全体居民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创先进生产力、共建和谐美丽社会、共享人类发展果实。

现有文献关于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三种：陈丽君等（2021）[5]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刘培林等（2021）[4]从总体富裕程度、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四大方面来构建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但并未进行实际测算和经验分析。高帆（2014）[19]从新型政府-市场关系角度，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关系来测算中国目前共同富裕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在借鉴刘培林指标构建思路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现实可获得性以及测算误差，引入群体差距、产业差距替代人群差距、区域差距来构建珠三角九市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度量和测算做出一小步地推进，为珠三角九市探索如何实现先富帮后富、全民共享发展果实提供现实参考价值以及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三、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复合模糊物元和标准模糊物元

1965年，美国计算机专家L.A.Zadeh提出模糊概念并首次发表了数学方法研究模糊现象的论文，开创了定性问题定量研究的先河。模糊数学把数学的应用范围从确定性扩大到不确定性，可以客观地描述事物的中间过渡地带的“亦此亦彼”和“不分明性”。1983年我国学者蔡文创立了物元分析法，物元分析是研究物元，探究解决不相容问题的方法。物元分析法和模糊理论相结合，可以解决多指标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相容性。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区域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缺失的数据用插值法补充。本文所建立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子维度，包含16个指标。总体富裕程度衡量主要考虑到生产力水平、物质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基石，故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指标;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涵盖三个子维度：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其中，所有人均水平都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原因在于国内目前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近十年来全国流动人口都保持在2.3亿以上，依靠着每年大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广东省成为目前国内最年轻的省份（樊纲等，2021）[20]，使用常住人口测算结果会更加准确。本文测度的珠三角是指深圳、广州、珠海、东莞、佛山、肇庆、江门、惠州、中山九个地级市。

四、实证研究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共同富裕是“富裕”和“共同”两个层次的相互协同，对共同富裕的测度也主要从富裕和共同两个视角来探索。本文借鉴刘培林等（2021）[4]的方法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视角来探讨，但是区别于前者，从数据可得性、可靠性以及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考虑，本文在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上选取群体差距、产业差距来替代人群差距、区域差距。群体差距主要描述的是政府与居民之间收入成果的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程度。产业差距主要测度产业布局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不同产业效率存在的差距，考虑到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特殊性，产业差距测算维度中突出了信息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性，采用信息从业人数/服务业人数的比值和第三产业劳动效率来强调其产业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影响。表1中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考干春晖等（2011）[21]的定义。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采用熵值法赋权比重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二）评价过程

1.共同富裕贴近度测算

根据复合模糊物元分析法，计算出珠三角九市和珠三角地区整体从2008—2018年共计11年的共同富裕综合贴近度，表2中详细展示了各年份共同富裕的指数。

2.共同富裕指数整体时间演进分析

为了分析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时间演化态势，本文采用Stata15对表2中珠三角九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进行Kernel估计，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首末年份2008年、2018年以及中间年份2013年的贴近度绘制Kernel曲线，通过图1不同时期比较得出共同富裕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

从位置上看，从2008至2018年密度函数中心呈现向右移动趋势，这说明珠三角共同富裕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不仅社会“大蛋糕”越做越大，而且发展成果也越来越惠及更多民众，珠三角九市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从2008年到2013年移动幅度慢于2013年到2018年揭示了共同富裕指数增速由快速车道转为中高速，其原因之一是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增速的下降是必然。此外也是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由过去的速度赶超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质量和效率赶超所带来的阵痛引起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这对面临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提出挑战。

从两侧上看，图像左侧起始值由2008年到2013年再到2018年向右移动幅度均大于0.1，但是移动幅度有所递减;图像右侧从2008至2013年、2013年至2018年移动幅度均在0.15个点左右且明显大于左侧移动幅度，2018年相比2013年移动幅度约在0.3个点，显著高于图像左侧0.2个点，这说明各个市的共同富裕指数都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增长速度存在差距：共同富裕指数增长较低地区（如江门、肇庆）发展后劲不足，速度稍有回落;而共同富裕指数较高地区（如深圳、广州）基础好，发展势头强劲，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如何应对共同富裕指数出现的马太效应，避免后富裕地区被先富裕地区落下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形状上来看，测度期2008年核密度曲线呈现尖峰状且左右侧分布大致相当，2013年、2018年密度曲线呈现带状，且2018年相比2013年曲线的右侧拖尾更加明显，整个核密度曲线更加平滑。核密度曲线日益平滑说明了共同富裕在各市内均得到了充分实现，尤其是原本共同富裕指数较低地区实现极大的跨越从低水平进入了中高等水平，共同富裕取得显著成效。拖尾更明显说明部分市（如深圳）在共同富裕走在前列，且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为其他地区提供标杆和示范。峰值左侧仍有数值，说明了仍有部分市（如肇庆）处于共同富裕均值之下水平，这对如何提升均值之下低级市共同富裕指数、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不落下一个”留下了思考。

3.共同富裕指数空间演进分析

本文在根据实际情况对共同富裕等级进行划分，将共同富裕共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低度、中低度、中高度、高度，具体等级划分见表3。

为了便于直观、清晰地观察共同富裕指数空间演进规律，图2描绘了利用Arigis软件绘制2008年、2013年、2018年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空间分布图。整体来看，珠三角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发展成效显著且空间差异逐步减小：低水平区域从2008年除深圳以外八市减少为2013年肇庆、佛山、江门、惠州、东莞五个市，再到2018年仅有肇庆市。中低水平区域从2008年的深圳增加到2018年的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五市。中高水平区域从零进入了2018年的廣州、深圳、珠海三市。珠三角共同富裕空间差距的缩小，一方面原因在于珠三角经济保持稳步发展速度，是全省经济发展核心，发挥主引擎作用，2018年珠三角人均GDP为13082元，达到世界银行制定的中等偏上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8年达到47911元，远高于广东省东翼、西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珠三角的财政实力持续增强，2018年珠三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的88.2%，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三二一”结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0%以上。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据全省95%以上。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投资总量继续扩大，深圳、广州、佛山的投资总量位居全省前三。对外贸易形势较好，2018年进出口总量优势占全省的95.8%，总量优势不断扩大，外贸强省地位不断巩固。

具体来看，2008年只有深圳的共同富裕指数在0.3以上，处于中低等级;其他八个市共同富裕等级处于低度水平。其中深圳指数较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城镇化率为100%，2004年深圳将所有的村镇转制为社区和街道，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民、无农村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较高。其他市处于低等级主要是国内的经济发展仍然不足，2008年国内人均GDP刚首次突破3000美元，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经济增速下降到10%以下，经济贫困、产业不健全、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末端位置是2008年整体富裕程度偏低的最为重要原因。此时的珠三角尚未实现富裕，发展经济才是当时任务的核心。2013年广州、珠海、中山迈进了新的等级，经济发展带来的富裕程度上升是主要原因，此时广州、珠海、中山、深圳人均GDP位于全省第一梯队，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即人均GDP高于74000元）。广州作为副省级城市，珠海是特区，两市行政级别高于普通的地级市，在交通和吸引人才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富裕程度等级提高明显。同年珠三角为了产业的整体升级开展了政府主导下的工厂搬迁，中山积极响应省政府提出的“腾笼换鸟”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的“双重转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带来共同富裕指数提升。此时的珠三角在经济周期波动和国际“倒逼机制”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步进行转型，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转为“三二一”。不过此时区域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存在很多不足，珠三角城市群发展产业同构系数最高值达到0.9223，所以2013年整个珠三角共同富裕指数改进程度并不明显。2018年各市共同富裕指数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广州、珠海、深圳凭借自身雄厚经济基础、独特的文化优势（即华侨同胞众多带来的投资）以及政策优势共同富裕程度进入了中高等级。东莞、佛山、惠州作为后起之秀也迈入了新的等级，它们依靠自身比邻广深地理区位，利用“七通一平”和税收等优惠措施招商引资，承接广州、深圳“双核驱动”效应下产业转移，发展电子、石化、汽车、软件等产业带动当地生产和就业率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肇庆作为2018年唯一一个共同富裕指数仍处在低水平的市，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地理位置偏僻，居于珠三角外围地带，难以受核心区辐射带动、难以利用港澳的优势资源有关。肇庆市在珠三角九市中距海最远，发展对外贸易难度大。第二点是肇庆市内多为山地地形，属于生态保护林，大量面积难以开发，生态职能高于经济职能，肇庆尚未形成核心支柱产业，旅游业开发不足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指数偏低最根本原因。

4.共同富裕分项指标演变分析

珠三角九个市共同富裕指数由四个准则层子维度分别为总体富裕程度、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构成，每个子维度时间分布呈现出不同演变特征。

从总体富裕贴近度来看，珠三角九市隨着时间变化呈现向好发展态势，2008年至2018年增长幅度保持在20个百分点甚至更高。但是总体富裕程度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距，其中深圳、珠海增速最为显著，充分显示经济特区作为国家“试验田”独特的政策和制度优势带来的经济发展福利。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保持着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共同富裕指数增速维持中高速。其余地级市地理位置区位优越性相对欠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欠缺，政策优势不如广州、深圳、珠海，增速相对比较慢，但后发优势明显，追逐速度快。

从群体差距贴近度来看，2008年到2013年增速明显快于2013年到2018年，增速经历了先高速增长后续放慢过程。从地域分布来看，群体差距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各地发展势头都保持着良好节奏。追求“人”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离开人的富裕谈共同富裕就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本。这说明各地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注重政府、居民的收入相协调，随着近几年制度改革逐渐破除制度上的不合理、不合规行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明显提高。

从城乡差距贴近度来看，深圳在2008年已经实现了100%城镇化率，城乡差距贴近度为1。考察期内各市（除深圳外）城乡差距2018年至2013年相比于2013年到2008年缩小明显，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农村、农民、农业发展都取得不菲成绩。珠海、中山、惠州、佛山、东莞11年整体增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广州、肇庆发展速度保持在10个百分点以上。肇庆工业基础在珠三角九市中是最薄弱的，2018年GDP规模不足3000亿，经济增速排名也是比较靠后，城市化水平最低，肇庆未来在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中需抓住机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速城镇化进程。

从产业差距贴近度来看，珠三角九市存在明显时间和空间演进区别：广州、深圳、珠海明显优于其他地级市，先发优势明显，产业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原本完善的产业体系更利于后续招商引资以及产业升级转型。其他6市增速不到10个百分点，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方面远远落后广深珠，这与这6市主要承接的是广深珠的产业转移有关，产业结构同质化、低端化以及粗放式发展问题仍普遍存在。面临新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到来，珠三角作为全国经济的先行区，更把握好发展机遇，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将经济增长路径由要素驱动型转为为创新驱动型，在全球产业链占据有利、主导地位。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们现在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党和国家通过脱贫攻坚战，带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人间奇迹。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下一个百年目标的重中之重。珠三角作为国内乃至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准确、客观、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共同富裕发展现状以及时空演变规律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基于2008—2018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总体富裕程度、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四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物元建立模型并计算出各市的贴近度。研究发现珠三角九市均在11年内共同富裕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但是提升速度存在差距。广州、深圳、珠海凭借其原本雄厚的物质基础、较为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健全的产业结构、较高的城镇化率以及独特的制度优势，依靠先发优势在速度、质量上都保持着中高水平。佛山、东莞、惠州、江门、中山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注重民生需求、协调城乡差距等，呈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后发优势明显。肇庆由于产业基础欠缺、经济底子薄弱、速度比较迟缓，现阶段共同富裕指数仍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通过对珠三角共同富裕现状以及时空演进的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石，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珠三角是连接大陆与港澳的中间过渡地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接下来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征途中，珠三角必须充分发挥好自己的区位、技术、政策和人文优势，利用好港澳台资源、借助RCEP平台、顺应“一带一路”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嵌入到双循环发展大局中。

第二，协调珠三角区域发展，产业结构布局合理互补。明确不同城市产业发展重心，广州、深圳要强化技术、人才、交通的核心定位，抓住数字技术的契机，以5G为引擎，助力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建设，加强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其他七市要稳固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珠三角九市彼此联动、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综合实力，打造世界级高水平城市群。

第三，打造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城镇化同步推进示范区。珠三角村集体通过出租物业、集约化经营土地等方式农民每年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分红，这种收入应该得到合法保障和规范。在顺应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也要做到立足于“人”的意愿而非是“地”的意愿，尊重人民自由迁徙的意愿。同时为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提供政策上的便利，保障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同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

第四，培育、引进、留住人才，强化对合法性财富保护。人才对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占领全球创新高地具有领头羊作用，珠三角在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创新驱动存在人才短板，要用良好的发展前景、广阔的平台、优渥的报酬留住人才，成为推动珠三角发展的“新引擎”。保护居民的合法收入，引导财富在珠三角的投资保值、增值和传承。在尊重财富所有人自主权的同时，鼓励通过三次分配用于基础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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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