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全媒体记者 曾勋

于成龙的难处

按察使是总督、巡抚的下属，为正三品。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仍旧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当时，“三藩”中的靖南王耿精忠驻扎在福建，不断制造混乱。对岸台湾的郑氏嚷着“反清复明”，没有消停过。于成龙再次出现在国家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处理最棘手的难题。

一到福建，于成龙便发现监狱都关不下人了。由于清朝断绝了与台湾的往来，实行禁海，一些渔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海捕鱼，有的妇孺被官府简单粗暴地定性为“通郑奸细”，导致冤狱遍地。已过花甲之年的于成龙逐一查阅案卷，仔细甄别，“使民无冤”。他将被冤入狱的百姓释放，并分发盘缠让其回家。

耿精忠的军队中，不少是被强制抓去打仗或供军队消遣的无辜百姓，耿精忠叛乱附逆人员按程序应该编到八旗军种继续作战或服务。于成龙出于人道，向乡绅富商募集资金，并拿出自己的俸禄，将这些百姓子女从军队中赎出来，送返原籍。

于成龙的爱民之心令福建巡抚吴兴祚深感钦佩，他上疏向朝廷举荐，说“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申冤抑”。

康熙二十年（1681年），长达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台湾的郑氏势力被削弱。于成龙在这一年，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康熙帝看重他的清正和能力，提拔他为两江总督。两江总督驻江宁（今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为清朝9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

平定匪寇后，朝廷将整顿吏治与提升民生作为重点工作。清时的江宁府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政和人才来源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关乎国家的治乱，而当时的两江地区吏治极为腐败，于成龙被安排到两江，目的一目了然。

来到秦淮的温柔乡，于成龙心中却并不舒坦。简而言之，世家大族的奢侈逸乐，他看不惯；贪官太多，他更看不惯。

夜晚，灯下的于成龙无法入眠，他想起了在罗城、合州、黄州的艰难日子，念及那些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百姓，而如今，身边围绕着天天莺歌燕舞的酒肉之徒，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不知百姓疾苦。于成龙提笔蘸墨，“示亲民官自省六戒”跃然纸上。“州县各官厉民积弊，处处皆然，而江南尤甚”，他提出整治吏治、整治骄奢淫逸的风气，让官员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六条戒律，自我检视对照。

在某些官员眼中，于成龙是来断自己财路的。当时，副都御史马世济正好在江宁督造漕船，以权臣明珠为首的腐败集团不满于成龙的严苛政策，给马世济打小报告，说这老头老眼昏花，乱用法典，为下属所欺蒙。《清史稿》认为：“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明珠秉政，尤与忤。”大致是说，世家大族和利益集团畏惧于成龙的正法和清政，意图造谣想赶走他。

好在康熙帝并非昏庸的皇帝，看完马世济弹劾于成龙的奏章，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只将于成龙的行政级别降了五级，但两江总督的职务仍然保留。

两江地区物阜民丰，康熙帝除了让于成龙去整顿吏治，此举其实还有大手笔。在于成龙来到两江后第三年的1683年，康熙帝南巡至江宁，召见于成龙，又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官职——江苏巡抚，并要求于成龙在任期间，江苏省每年要多上交七百万石粮食以备军用。

于成龙对康熙帝的要求并不太情愿，说，江浙赋税本来就繁重，再加税加赋，恐怕百姓会怨声载道。

康熙帝说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噶尔丹在西域滋扰，罗刹国对东北虎视眈眈。如果近五年内不对西域用兵，今后朕的令旨出不了嘉峪关，后世如何评价我们的时代，如何评价朕？又如何评价你这个大清清官？你清名远扬，地方治理经验丰富，加赋加税，百姓纵有怨言，但不敢造反，找个贪官去办这个事，办不成不说还可能引起民暴。

电视剧《于成龙》剧照。

于成龙连忙表示，臣子格局太小，将尽力而为。就这样，带着皇上的期望与帝国的重任，于成龙一边操持两江政务，一边巡抚江苏。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四月十八凌晨，68岁的于成龙不顾身体抱恙，加班批阅公文。他枯瘦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荷，握着毛笔的手颤颤巍巍。笔终于掉落在地上，而椅子上疲惫不堪的老人微微向后倚靠，永远闭上了双眼，端坐而逝。

几天后，康熙帝得知噩耗，悲痛万分，叹道：“朕失臂矣！”他谕大学士称：“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实天下第一廉吏。”赠其谥号“清端”。

南京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据说康熙帝有一次在秦淮微服出巡，见一人家堂屋中央供着于成龙像，便进门问何故。主人说：当年我们家族落荒来到江宁，全靠于清端将俸禄施舍给我们，家族上下才没有饿死，而他自己天天都吃糟糠、粥糜、青菜。如果我死了，我的儿孙将继续供奉恩人的雕像。

康熙帝不禁感叹于成龙如此得民心。后来他再次南巡，见民间仍在怀念于成龙，写下了“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的句子。

超越政治

乘坐城际动车从太原到吕梁，大概需一小时。车窗外，初春的小雪平添了几分苍凉和寒冷。草垛和窑洞从眼前掠过，连绵不绝的山梁和黄土间，大部分地名都带着沟、梁、山、弯等字样。昔日交通不发达，沟壑之间虽咫尺相望，到达对面有时得花上一两天时间。当年于成龙多次往返于这条路去太原赶考，一个来回路上得耗费一二十天。

清代延安知府许谣曾奏疏，“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当时的“延”即山西与陕西的黄土高原。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黄土高原常因鏖战而化为焦土。在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和画家马飞、孟宪琪等人的笔下，潜藏在沟壑纵横中坚韧的生命形态和朴拙的自然形态被呈现被阅读观赏，激发了人们关于生命力的种种讨论。

这块热土被人文地理学家称为中国人的“精神高原”，她浸染了于成龙的生命底色。出吕梁站，车程近40分钟便可到达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466县道北侧的于成龙故居。

于成龙故居坐北向南，原为四合院布局，共有房屋15间、窑洞22孔，室内陈列着于成龙及其家人的生活用品、生产用具、读书和劳动场景等。漫步其中，古朴与宁静扑面而来，饱经沧桑的历史遗物将三百多年的烟火和人生带入游人眼前。故居旁边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正门牌匾由著名书法家丁一题写，文化园依托于成龙故居，整合了廉政文化、廉政教育等产业。园区创始者高林清是吕梁商人，他从小听着于成龙的故事长大，他说，提到吕梁就一定离不开于成龙，如果我们自己都忽视本地的廉政文化，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他认为，于成龙在百姓心目中超越了政治，融化为了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

吕梁民间关于于成龙的传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中一个“劝鬼”的故事颇有意思。说是一天晚上于成龙上完晚自习回家，在路上遇到两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准备到蒋秀才家放火。于成龙问，蒋家常接济穷苦，为何去他家放火？女鬼说，我们是火神爷的手下，蒋家秀才今天大婚，选择了“小鬼闹宅，失天火”的凶日，这是对我们火神爷不尊重，所以我们要去惩罚蒋家。于成龙说了自己名字，并劝说二鬼不要去放火。二鬼听闻于成龙的大名，便不敢造次。之后，于成龙问蒋家何故选择凶日成婚，答之，有贵人化解。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贵人就是于成龙。

历史上，被奉若神明的人寥若晨星，他们的忠义勇廉等品德外化为信仰符号，在老百姓眼中具备了治病消灾、驱邪辟恶、驱散苦难的世俗需求。他们的故事被刻意神化，以佐证其不凡。这些传说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于成龙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从先秦开始，“道”与“势”的冲突一直是士人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大都希望“以其道易天下”，参与政治活动时体现出士人的“道统”。而作为权力象征的“势”一方面招揽贤良希冀稳固社稷和道德，但又无法容忍士人以“道”来威胁“势”。

特别是于成龙生活在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道”与“势”的冲突愈加强烈，如何选择出路是拦在士人面前最为棘手的考题，稍有差池，道德的、历史的指责纷至沓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选择不出仕以明志。洪承畴、尚可喜、祖大寿等士人积极投降清廷，最后却被正史列入“贰臣传”。所谓“贰”即叛变之意，这对古代士人来说是无以复加的屈辱。

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降清为礼部侍郎，为清廷鞠躬尽瘁，磕头拍马屁的事情没少做。结果乾隆帝奚落他说，钱爱卿啊，你要是为明朝而死，后人还会尊重你，如今你为我大清效力，又经常说明朝这好那好的，你里外不是人啊。结果，钱谦益一切的著作被销毁，清代正史中，没有出现过钱谦益的名字。

于成龙故居大门。

于成龙却是另类的存在，从皇帝到平民几乎对其“零差评”。康熙帝以后，清代所有皇帝无不以于成龙为官员楷模。

说于成龙超越政治或许失之偏颇，但在于成龙的哲学中，他确实在试图超越政治的局限。既出仕又不能违背“道”，于成龙在夹缝中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坐标——以人为本的为民情怀。故乡的朴拙、真实，在他身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自罗城开始，于成龙始终践行“知行合一”，初心不改，树立了封建士人难以超越的标杆。

从某种程度来说，于成龙是封建官僚体系的政治反叛者，他反对“对上不对下”的官场规则，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他反对官、匪二元对立的固化思想，在他眼中，都是人，人都有“为善”的潜能，用他的一句诗概括就是“万物生来同此性”。

于是，于成龙每到一个地方，每升任一个官职，从未改变治乱世、开太平、平民冤的志向和作为，这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永恒意义的“大文明”仁政，纵然“城头变幻大王旗”，都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于成龙对“势”不卑不亢，守住了士人的浩然正气，用他的话说就是“天理良心”四字而已。正是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压垮了多少英雄豪杰，又让多少追名逐利者自惭形秽。再过千百年，人们讨论起于成龙，仍旧会感怀万千，他的精神超越了他的时代，因而有了不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