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零档案》的深层内涵，认为该诗采用档案体的文体形式，对日常生活进行共时呈现;同时，该诗通过日常生活用语和档案用语两大词语体系的对峙和分庭抗礼，通过对动词的不断抹除和擦拭，在叙事的同时不断消解叙事，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独特思考。

关键词：《零档案》 文体 变革

《零档案》作为20世纪90年代一个突出的诗歌事件曾经在文坛掀起过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它是一堆语言的垃圾，有人则认为它是那一年代诗歌进程中一座突兀的高峰。前一种观点主要就该诗在语言方面的特立独行而言，认为它以词语之间的断裂代替了诗歌语言的婉转流畅，以日常语言的大量扩张代替了诗歌语言的含蓄隽永，极大地破坏了诗歌抒情的唯美性;后一种观点主要就该诗在主题寓意方面的深刻而言，认为它“展示了外在力量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以及日常生活对诗性空间的消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至少表明了这首诗在文坛的独异性。但前者的观点是否抓住了此诗的真谛，后者的见解是否就是这首诗的全部？还有没有其他的解读方式？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即文体学的角度，因为文体是文学的直观呈现，是创作主体“个性的外化”，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是“审美愉悦的最初源泉”，它使“文学成为文学”。研究文体，就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上去，从而从某种程度上避免由主题学研究所带来的某些偏颇。文学说到底是艺术，而不是思想，“脱离‘自律’的‘他律’研究必然远离文学本分”。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文体研究并不意味着只谈形式不谈内容，而是“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类似于英国著名形式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在第三代诗歌那里，形式和内容已经融为一体，它不再是“内容的‘容器’或‘包装’”，而是内容的一部分;离开了形式的有力支撑，内容的含金量便要大打折扣。明白了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进入对诗歌《零档案》的文体解读了。从文体方面来看，《零档案》明显地采用了档案体的形式，这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尚属首创。它巧妙地将档案和诗歌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进行嫁接，将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共时的方式进行呈现，表现出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反叛;同时，该诗以日常生活用语和档案用语分庭抗礼的形式，通过对动词的不断抹除和擦拭，在叙事的同时不断消解叙事，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独特思考。

一

档案与诗歌本是兩种相距甚远的文体格式：前者是资料的汇集，后者是一种文学样式;前者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后者是个人情感的酣畅抒发;前者追求信息的真实可靠，后者充满了想象与虚构......那么，是什么让两者有了嫁接的可能呢？那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根据《辞海》的权威解释，档案是指“凡具有考察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而文件材料又是以文字记录的方式生成的，所以档案实际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辞海》对诗歌的解释是“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歌根据所表现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种，而叙事诗正是对社会生活的“忠实”再现。于是，二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但二者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来说，档案忠实于人类的外在客观世界，叙事诗则忠实于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而从对社会生活的呈现方式方面来说，前者是一种共时呈现方式，后者则是一种历时的呈现方式。

为了便于查阅，档案不仅要按照时间顺序对文件进行整理排列，而且要按照一定的类别对其进行立案归档。对于档案来说，分类归档无疑是首要的，它直接影响着档案信息的系统性。所以，档案的编排一般是按照先类别后时间的标准进行的，而类别无疑是一种共时的结构。虽然它也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但那只是它的物理顺序，并非它的深层结构。这样，档案文本就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共时的结构，档案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随时进行迅捷快速的查找。而叙事诗则不同，它一般会从头到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虽然有时候为了加强叙事效果，它也会用到倒叙、插叙和补叙等方式，但在总体上是一种历时的结构，它的“文本顺序先验地规定了阅读顺序，读者阅读文本的顺序没有选择的自由”。

于坚的长诗《零档案》所呈现出来的正是档案的共时结构，或者说，他是在竭力模仿档案文本的共时结构。该诗以档案命名，已经昭示了其独特之处：它是诗歌，但又是“档案”的式样，即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男子的日常生活状态。全诗由《卷一·出生史》《卷二·成长史》《卷三·恋爱史（青春期）》《卷三·正文（恋爱期）》《卷四·日常生活》《卷五·表格》《卷末》等七个部分构成，分别记录了这个以无名状态存在的男子的出生、成长、恋爱、工作和日常生活情况。这些内容表面上是以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实际上已经被档案按照一定的标准分别进行了编排，因此，它们是以共时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读者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阅读顺序，而丝毫不会影响对于该诗的理解。

那么，这种共时呈现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从档案的生成来说，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是“过去形成的而不是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的东西，它把过去带到未来，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维系人类社会的时空统一性与整体连贯性”。由此可知，档案最初是为了弥补人类记忆的不足而产生的，它通过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有限记载，客观上造成一种时空上的因果联系，借以维系人类社会的整体连贯性。也正因如此，档案成为个体在从事社会实践时的重要凭证。然而，这种以文字的方式存在的、人为造成的时空统一性和历史连贯性真的能够涵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吗？长诗《零档案》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质疑。他这样描述“这个人”的档案：“并不算太厚/此人正年轻/只有50多页/4万余字/外加/十多个公章/七八张相片/一些手印/净重1000克。”这便是个体存在的全部！当鲜活的个体蜕变为物理的存在，当一张张表格重复着相同的信息，档案的荒谬之处也便显而易见了。被誉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马笑泉在谈到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银行档案》的背景时候说：“几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某单位的档案。阅读那些极度规范也极度无趣的文字时，我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档案中所呈现的人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甚至是相背离的。就算该档案记载的全部属实，你也只能看到一些很平面化的东西，诸如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何时何地、在哪里上学、在哪里工作，等等。也就是说，这种官方档案是相当干枯的，人的血肉和灵魂在这里被压榨一空。而这种档案居然还能左右对一个人的评价乃至使用。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虚构出一个单位，然后用小说的形式来为单位里的每个职工建立一份档案，它将比任何官方档案更能体现人的真实存在。”马笑泉之所以感觉到档案对个体书写的“扁平”，正是档案的共时结构在作怪。为了强化这种“扁平性”，诗人刻意摒弃了语言的连贯性，以词与词之间的断裂来不断冲击读者的阅读感受。词语的碎片正如历史的碎片，词与词之间的裂隙正如档案之外的空白，当鲜活的个体以干巴巴的文字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何尝能够囊括人之为人的生动性？于是，档案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与践踏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正是档案共时结构的独特魅力！

由此可见，档案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却是以共时的结构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它以文字的方式试图建构和过去的联系，表面上“秉笔直书”，实际上却只能记录人类实践活动的零星片段，这些片段从本质上来讲并不具有整体连贯性，然而却被人为地强加上因果关系，并且用来作为评判个体的权威范本，从而成为个体隐形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既是《零档案》采用大量断裂词语来成句的原因，也是《零档案》采用共时结构所蕴藏的深意。

二

长诗《零档案》主要采用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词语，一种是日常生活用语，一种是档案体用语。这两类词语在诗歌的每个小节中所占的分量几乎是相等的，在结构上也呈现出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态势。这种显在的词语对抗形式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呢？它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过了作者的苦心安排。因为透过色彩斑斓的词语方阵，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潜藏的深层叙事结构，即叙事与对叙事的颠覆。这在《卷一·出生史》《卷二·成长史》《卷三·正文（恋爱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章节当中，日常生活用语以个体代言人的身份记录了个体的真实信息，承担的是叙事的功能;档案用语则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对个体信息的核实和评价，承担的是反叙事的功能。

如在《卷一·出生史》中，该诗先以日常化的语言叙述了“这个人”出生的过程，继而记录了关于此人的出生证明：证词、调查材料。这样，出生的事实和对出生的书写同时成了档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个体的存在有所依据的证明。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没有了这些证词、档案材料，此人的存在是否属实？正如卷一开头的一句话所说：“他的起源和书写无关/他来自一位妇女在28岁的阵痛。”生命的延续本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却需要档案对其进行证明，档案的荒谬不言而喻，诗人在看似冷峻的叙述中表达了对档案叙事的反叛。同样，在《卷二·成长史》中，该诗不仅记录了此人的成长过程，而且记录了与此人有关的鉴定、不足之处、小字条、评语、一份检查等各种各样的“评价”。既然是评价，主观的成分自然不可避免，它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究竟有多大？然而这些并不在档案的考虑范围之内，它被作为有效信息装订、封存，并伴随个体的一生。在《卷三·正文（恋爱期）》中，该诗除了对此人的恋爱过程进行记录外，着重追加了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公众对“此人”恋爱的态度：“同意/点头/赞成/举手/鼓掌/签字......”恋爱本是两个人的事，却变成了一群人的事，“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轻易地宣判了个人的情感归属，使个体成为毫无意义的实体存在“0”。在《卷四·日常生活》中，该诗首先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此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进去/点头/嘴开/嘴闭/面部动/手动/脚动......”这些机械而又干瘪的日常语言真实地记录了个体生存的常态，并以陌生化的方式重新唤醒了读者对生活的感知力度。此外，该诗还特意记录了关于此人的思想汇报。值得一提的是，汇报全以“他想”开头，诸如：“他想违法乱纪/他想丧心病狂/他想堕落......”这些内容本无从考证，但也在档案的收录范围之内，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见，档案对个体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

诗人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日常用语，以原生态的方式贴近生活，试图建构一种生活的“零距离”、再现“历史”;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档案用语，以一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态度将档案的内幕和盘托出。这样，档案文本就被这两类词语完整地建构起来了，其“文本性”的特征凸显无疑。所谓“档案的文本性”是指档案并非完全客观而被动地记录人类的实践活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本建构。相对于其他信息来说，档案确实是“社会生活中最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但由于种种原因，制作档案的人不可能绝对忠实无误地记录历史事实，评判是非对错，所以它的真实可靠具有相对性”，这也正是档案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凭证被指责的重要原因。从外在因素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宏大叙事的瓦解，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质疑的声音不断见诸文坛，历史的神秘性和庄严感逐渐削弱，档案作为历史家族的一个特殊成员，其权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此可见，该诗在叙事的同时，不断对叙事进行颠覆，由此构成了对档案真实性的质疑。

另外，该诗在词性的选择上也别具一格，在长达七卷的档案文本中，诗人大量使用了名词、代詞、形容词、数词、量词等带有浓厚修饰意味的词语，但对动词的使用极为吝啬，诗人想方设法避免动词的使用，遇到非用不可的情况，就挖空心思地弱化其动作性或改变其词性。

如在《卷二·成长史》中，诗人这样描写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听也开始了/他的看也开始了/他的动也开始了......”诗人在“听”“看”“动”等动词的前面冠以“他的”二字，将原本可以独立使用的动词巧妙地转化为名词，从而使个体一出生就被规范的命运暴露无遗。在《卷三·正文（恋爱期）》中，诗人用“谈出恋爱”代替了“谈恋爱”，既弱化了“谈”的动作性，也揭示了个体生命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在卷四·日常生活中，该诗虽然也用到了一些动词来描绘此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如“进去”“点头”“嘴开”“嘴闭”等，但这些词语却由于其客观的机械性而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卷一·出生史》是唯一正面使用动词最多的一个章节，诗人用了一系列动词来表达对新生命的礼赞：“嚎叫/挣扎/输液/注射/传递/呻吟/涂抹......”个体在此光芒四射，然而紧随其后的那份出生证明，却使这种光芒倏然而逝。

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档案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书写的方式......通过一种语言的暴力，强迫地给你一种存在方式”，它使鲜活的个体“进入一个个方格/一页页稿纸/成为名词/虚词/音节/过去时/词组/被动语态/词缀”......唯独没有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档案通过“从动词到名词”的转换过程，成了“没有动词的一堆”。而生命本身就是动作、动词，对动词和动作的限制和擦除即是对生命的戕害和扼杀。由此可见，档案以一种公共的书写方式规定并限制着个体的存在方式，最终使其蜕变为一个空无。

三

档案追求的是真实可靠，诗歌却充满了虚构和想象。那么，集档案与诗歌两种文体于一体的《零档案》是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零档案》以档案的形式记录了一些非档案性质的内容，这种形式本身就集真实与虚构于一体。比如该诗第一节对档案室的描绘：“建筑物的五楼/锁和锁的后面/密室里/他的那一份/装在文件袋里/它作为一个人的证据/隔着他本人两层楼。”这显然出自诗人的虚构，现实的档案是不可能记录这些内容的。再如卷三对青春期的记录：“四月的正午/一种骚动的温度/一种乱伦的温度/一种盛开勃起的温度/凡是活着的东西都想动/动引诱着/那么多肌体/那么多关节/那么多手/那么多腿/到处/都是无以命名的行为/不能言说的动作/没有呐喊/没有喧嚣/没有宣言/没有口号/平庸的一日/历史从未记载。”这些充满青春期骚动的内容自然不会被档案记录，所以在本节的末尾处诗人特地注明了对这些内容的“批复”：“把以上23行全部删去/不得复印/发表/出版。”值得玩味的是，诗人明知道这些内容不会被档案收录，仍旧把它收录在《零档案》里，还煞有介事地在末尾以“批复”的形式对其予以否定，颇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但这显然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诗人以这种特别的形式提醒人们，档案对于一切有关生命本质的东西都会予以拒绝和删除，它只记载那些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材料。

其次，《零档案》对档案的文体格式极尽模拟之能事，却在语言的使用上非常随意，这也是档案、诗歌两种文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卷五是表格的汇集，包括履历表、登记表、会员表、录取通知书、申请表之类，这些表格本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填信息要求绝对准确，但《零档案》对它们的记录却诗意而随性，如：“性别/在南为阳/在北为阴/出生年月/甲子秋/风雨大作/籍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年龄/三十功名尘与土/家庭出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职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工资/小菜一碟/何足挂齿/文化程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内容无疑暴露了《零档案》虚构的实質。再如卷末特意标明“此页无正文”，并附上“档案的制作与存放”：书写/誊抄/打印/编纂/一律使用钢笔/不褪色墨水/字迹清楚/涂改无效/严禁伪造/不得转让/由专人填写......这些内容显然都与档案的书写有关，诗人在此特意罗列出来，无非是为了再次提醒读者：档案其实是一种书写方式。

综上所述，《零档案》在文体方面的革新是显而易见的：它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共时的呈现，表现出对整体历史观的质疑和反叛;同时，又通过日常生活用语和档案用语两大词语体系的对峙和分庭抗礼，通过对动词的不断抹除和擦拭，在叙事的同时不断消解叙事，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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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小杰，武昌首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