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部书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张爱玲的《金锁记》具有较强的女性主义色彩，小说通过细致描写刻画了曹七巧这一悲情女性形象。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男权制度下的他者、女性的异化等角度對小说《金锁记》进行分析，揭示文本中蕴含的女性主义立场，深化读者对《金锁记》和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女性主义 《金锁记》 女性抗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作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无疑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张爱玲的小说以其通俗易懂、大俗大雅、刻画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讲述男女情感故事而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

更引人注目的是，张爱玲的作品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这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童年时期，张爱玲很早就意识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身为女儿的她和弟弟在生活待遇上有着显著差别，家庭的不睦、母亲的出走则让张爱玲进一步确立了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几段感情更让张爱玲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定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可以说，个人成长因素对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写作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其创作过程也是一个表现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张爱玲通过写作展现了自己对于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如《金锁记》中纠缠在金钱和情欲之中，因长期压抑而一步一步走向异化和变态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为了找到经济上的依靠，将自己“卖”给男人的白流苏，还有《封锁》中在电车上短暂邂逅“爱情”，但“爱情”又转瞬即逝的吴翠远等女性人物。张爱玲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角度，对人情、人性给予关注，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的挣扎，对女性群体的命运予以深切的关怀。同时，张爱玲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男权社会进行了讽刺。在《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男性大家长一般是缺失的，女性命运的演绎被摆在突出位置，这可视为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的显现。另外，张爱玲还通过自己的创作积极地探索着女性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以悲情的一面出现在文本中，但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女性应当有自尊、自立、自强等积极的价值追求。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金锁记》是较为典型的一部。本文即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结合具体文学文本，对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他者”地位、女性异化现象进行研究与分析，挖掘《金锁记》背后隐含的女性主义立场。

一、男权制度下的“他者”（一）家庭伦理模式下的女性他者化

在《金锁记》中，家庭伦理模式下的女性他者化体现为男性主导与女性参与。在男女婚配的决议过程中，作品向读者传递了男方家长和女方家长的声音，而作为待嫁女性的曹七巧本人却处于失声的状态。

《金锁记》小说一开头就借丫鬟小双之口交代了曹七巧在夫家的尴尬地位，小门小户出身的曹七巧原本“配不上”姜公馆里的二少爷，只因姜家二少爷身体残疾，又到了适婚年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儿，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在这里，读者可以听到的是男方家长即姜家老太太的声音。所谓“聘”，从故事发生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表示的是男性家族对于女性的接纳与认可，当然，这是在女性附属且顺服于男方家族的前提下。事实上，其中还隐含了婚配关系中男方本人的声音，尽管不会有做官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残疾的姜家二少爷，但姜家二少爷仍然保有男性的优势地位，且被人们认为可以且应当娶妻，例如“服侍”一词，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上下级、不平等语义色彩的词，其中隐含了男性的优势主导地位。

在后文中，作者写曹大年前来看望曹七巧时，又通过兄长曹大年的叙述，补全了婚嫁的整个过程：“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彩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在这里，读者可以听到的是女方家长的声音。对于父母早亡的七巧而言，长兄代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父权的象征，身为女性的曹七巧面对婚姻大事只能听从兄长的安排而自己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来自夫家的族权和来自母家的父权一点点裹挟着推进姜公馆，推到姜家二少爷的病床前，开启了自己水深火热的婚后生活。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曹七巧不幸的婚姻，可以发现，女主人公遭受着来自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三重压迫。由于七巧的丈夫是一个丧失基本行动能力的残疾者，所以夫权在小说中是和族权紧密结合出现的，双重施加在曹七巧身上。这种压迫使得她产生了严重异化，这种异化在家庭伦理模式之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影响了曹七巧与其一双儿女的相处，具体表现为母子、母女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七巧为了在男权制大家族中生存下去，形成了强悍、泼辣的个性，这种个性延续到了搬离姜家以后。在与姜长白、姜长安的相处中，寡居的曹七巧通过母代父职的手段，在家庭中获得了父亲般的地位。从母子关系来看，曹七巧用近乎残忍的手段断送了儿子与儿媳的幸福，被个人欲望困住的七巧在一定程度上将儿子当成了丈夫的替代者，以偏激的方式占有着儿子，不论是要求儿子整夜替自己烧鸦片烟，还是逼问儿子夫妻生活的细节，都表现了七巧身为一个母亲的扭曲、变态心理。更可怕的是，曹七巧以报复性的方式剥夺了儿媳芝寿的权利，作为婆婆，她公然评点儿媳的“厚嘴唇”，又最大限度地阻断了儿子与儿媳的沟通和交流，最后让芝寿沉溺在情欲得不到满足的委屈和仇恨中郁郁而终，这与曹七巧年轻时被情欲折磨，并用情欲折磨自己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更令人关注的是曹七巧与女儿姜长安之间的矛盾冲突。姜长安的形象与曹七巧截然不同，但在经历了一系列来自母亲的打击后，她变成了七巧的翻版，而且这种悲剧性变化是多方面的。在举止上，姜长安变得和母亲七巧一样鄙俗，没有了大家闺秀的端庄;言谈上，她和母亲七巧一样“一开口就是满肚子的牢骚”;相貌上，她脸色不再红润，身体不再丰满，在鸦片烟的毒害下，甚至比母亲当年还更显老一点。长安是在母亲变态的控制欲和对金钱的占有欲的影响下，接连遭受裹脚、被迫退学等打击，才变成了这副模样。因为母亲从中作梗，姜长安被迫与恋人分手，一点点丧失生活的热情和勇气，走向无底深渊。女儿重复着母亲的悲剧，而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母亲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性格中的乖戾、怨愤、阴暗移植到女儿身上。

家庭伦理模式下的女性他者化也广泛地在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中表现出来。在《倾城之恋》中，即便白流苏已经与丈夫离婚七八年之久，在前夫死后，兄长仍然以“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为由，要求白流苏“堂堂正正地回去替他戴孝主丧”。又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不得不听从家庭的安排，嫁给自己并不爱的聂介臣，“她得顾全她的家声，她得顾全子夜的前途”。在作品中，张爱玲对冯碧落的身世只进行了简明交代，更多的笔墨着力于表现母亲过世后，作为儿子的聂传庆因为父母不睦、家庭缺乏爱情和亲情而形成畸形的人格。究其原因，孩子的不幸仍然源自母亲的欲望他者化。被父权制吞没、在家庭伦理模式下失声的冯碧落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何其相似，其后代的畸形人格又何其相似，他们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进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二）欲望之下的女性他者化

男权制度下的“他者”在小说中还表现为女性在欲望之下的被动状态和弱势地位。曹七巧嫁到姜家后，面对患有重疾、毫无“人气”的丈夫，曾发出哀叹：丈夫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并对姜季泽说：“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女性，曹七巧有着正常的情欲冲动和生理需求，而然她却无法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满足。多年来，曹七巧都处于性压抑状态当中，还必须承担“服侍”丈夫的责任，她渴望有一个“没病的身子”抚慰自己，然而终于求之不得。

但吊诡的是，曹七巧居然和丧失基本行动能力的丈夫生下了两个孩子，曹七巧自己都感叹：“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张爱玲用这一看似不合理的情节安排向读者强调，一个“一下地就是一身的病”的男性在面对一个健康女性时，仍然可以保持其作为男性的主导地位。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强调：“一般来说，他（笔者注：指男性）是主体，是与他观察的客体、他操纵的工具相对立的。”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不管是被聘为姜家二房的正头奶奶，被要求死心塌地地“服侍”丈夫，还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承载丈夫的欲望，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曹七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是被物化了的人，是作为“工具”而出现的。

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佐证。白流苏在与范柳原的爱情游戏里不在乎爱与不爱，更多关注男方能否给自己提供经济支持，而凭借经济上的优越性，范柳原在白流苏面前可以从容不迫乃至放纵恣肆，如同猫戏耍老鼠一样，在无聊的周旋中获得满足感。可以说，小说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婚姻关系基本等同于买卖双方钱货交换的产物，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作为“货”卖给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男女双方根本不存在平等可言。

二、父权社会中女性欲望的异化

（一）情欲影响下女性的异化

波伏娃认为：“打扮不仅仅是修饰......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在曹七巧向三弟姜季泽哭诉自己的悲惨命运时，作者写曹七巧“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这一装饰给人的感受是“鲜艳而凄怆的”a。基于波伏娃的理论，曹七巧的社会处境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进行分析，第一是“鲜艳”，第二是“凄怆”。

“鲜艳”是曹七巧给外人的观感，身为姜家二奶奶，曹七巧风光无限，她成功地实现了由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变为官宦人家的儿媳的阶层跃升，拥有让普通小市民阶层艳羡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凄怆”则是曹七巧真实的处境。一方面，身为一个病人的妻子，她经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自己的正常欲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她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自己出身低微，又没有丈夫庇护，下人们认为曹七巧不配做正头奶奶。在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曹七巧将无处宣泄的情感转化为怪异的举止，表现为泼辣、“不知羞臊”的言行，这进一步引起家中长辈、妯娌和下人们对于七巧的轻视，成为导致女性异化的新动力，七巧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在情欲的催化下一步一步走向变态。

情欲影响下的女性异化突出地表现为曹七巧与姜季泽的调情。身为二嫂，曹七巧对姜季泽说出的“我不过是要你当心你的身子”“别说我是你嫂子了，就是我是你奶妈，只怕你也不在乎”等话语，已经在挑战伦理的底线，一旦被家中其他人发现，曹七巧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但她却不管不顾，甚至以堂而皇之的态度将这段对话搬到了台面上。在这一次交锋中，姜季泽明显处于上风，结局是曹七巧的剧烈情绪波动乃至情绪失控，这再次表现出女性在爱情中的弱势地位。

（二）物欲影响下女性的异化

出身低微的曹七巧在婆婆和丈夫相继离世后，来自夫权和一部分族权的束缚相对减少，分家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曹七巧的经济状态，然而曹七巧却在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后心理进一步走向异化。

事实上，物欲对曹七巧的异化早在七巧还未获得大笔财产时就已经出现。在兄嫂来探视自己的时候，七巧明确表示自己和姜家人是争斗的关系，争斗的对象就是金钱，并冷冷地讽刺兄长对自己还未到手的钱财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七巧早已在姜公館的人情冷暖中明白了钱才是自己唯一抓得住的东西。导致七巧对于金钱的极度重视乃至于迷恋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七巧无法真正融入姜公馆，且时刻处在一旦丈夫过世，自己就要和一双儿女艰难度日的危机感之中，这种危机感让七巧感到不安，为了获得安全感，她需要金钱作为保障。第二，情欲无法得到满足后，曹七巧找到的替代品就是金钱，她沉溺于掌控金钱带给自己的快感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欲望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在父权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畸形欲望，它导致女性逐渐异化而变得冷漠。曹七巧的嫂子就评价自己的小姑子：“没出嫁时不过要强些，嘴头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

在曹七巧与姜季泽的第二次调情中，物欲和情欲一起控制了七巧，但对金钱的把控欲最终让七巧从情欲中抽身出来，以一种近乎狂躁的形式拒绝了姜季泽带有经济动机的求爱。该事件发生后，曹七巧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更是鲜明地体现了物欲对她的异化，尽管曹七巧清楚姜季泽的为人，也明白“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但她仍然坚定地拒绝了这似真亦幻的爱情，选择了实实在在的物质。

在张爱玲笔下，和曹七巧一样，清醒地选择臣服于物欲和情欲的女性为数众多。《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和范柳原“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然而白流苏依然可以在挣扎过后选择与范柳原达成谅解，“在一起和谐地过个十年八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面对姑妈特意为自己置备的衣服，尽管葛薇龙明白“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没有什么分别，却仍然“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穿着”。梁公馆的浮华和淫靡让人望而生畏，抱着“看看也好”心态的葛薇龙太过稚嫩，注定无法独善其身。最后这物欲只能裹挟着她对乔琪乔欲罢不能的情欲，让葛薇龙在挣扎中沦为男性和女性大家长的“工具”，“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三、父权伦理建构下女性命运的迭代

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父权伦理建构之下，不同代际的女性命运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同代女性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实际上反映出女性对于自身悲剧命运的不自知。在姜公馆内，曹七巧和大嫂玳珍、三妹兰仙之间并没有同性之间的惺惺相惜，更多地表现为彼此之间的轻视乃至敌视。玳珍和兰仙曾经就七巧抽鸦片烟一事在背地里展开讨论，两人都不能理解曹七巧的行为，她们不知道抽鸦片烟是七巧在长期性压抑和性苦闷状态下的另类宣泄途径。而七巧也知道妯娌们瞧不起自己，有时还会在兰仙和小妹姜云泽处自讨没趣——小妹姜云泽在曹七巧搭讪时，直接打掉了七巧的手，反问七巧“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身为小姑子能直接对二嫂说出这样的话语，姜公馆内女性之间紧张的关系可见一斑。

女性悲剧命运的迭代则显现出一定的宿命论色彩，姜家下一代的女性和家族中的女性长辈一样，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际。曹七巧受到婆婆兼大家长姜家老太太的压迫，时常受到指斥，还要受“零零碎碎”的罪;芝寿和绢姑娘同样受到婆婆兼大家长曹七巧的打击，最后香消玉殒。在两代女性的生命历程中，男性大家长的角色都是缺失的，婆婆占据了男性大家长的位置，并且以父权制手段残酷地打压同为女性的儿媳，在七巧从儿媳变成婆婆后，她由被压迫的女性变成了压迫女性的人。在儿媳芝寿过门后，心理彻底扭曲的七巧为了进一步报复儿媳，为儿子纳丫头绢儿做小，面临重重打击的芝寿终于被绢姑娘怀孕生子的现实彻底压垮;而作为芝寿替身的绢姑娘在被扶正后居然也很快吞生鸦片自杀。无疑，婆婆曹七巧无法容忍儿子身边有比跟自己关系更亲密的女人，她逼死了第二任儿媳。除此以外，七巧与妯娌之间、芝寿与绢姑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同样没有发生改变，她们都在男权社会的运作规律下朝既定的悲剧方向前进，暗示着一代又一代女性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张爱玲借此间接地对父权社会进行了控诉。

从互文性角度出发，将《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张爱玲笔下女性的诸多相似之处。曹七巧和梁太太都以牺牲青春为代价换来优渥的物质生活，都在寡居多年的情况下用疯狂且自私的手段掌控其周围的人。作为下一代的姜长安和葛薇龙都在控制之下，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为女性大家长的附属品，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而与女性大家长没有血缘关系，但存在紧密社会联系的女性角色们，例如《金锁记》中的芝寿和绢姑娘，《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睇睇、睨儿也同样重复着女性大家长的悲剧命运。芝寿和绢姑娘像曹七巧一样，被迫疏离于正常的夫妻伦理关系，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睇睇和睨儿则同梁太太相似，成为周游于众多男性之间的交际花。

更为重要的是，悲剧并不是在代际之间进行简单重复，而是在迭代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大家长以掌权者的姿态强势地规驯着下一代人的欲望。与梁太太相比，葛薇龙、睇睇和睨儿并不甘于交际花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希望以年轻为武器，得到一个男性的拯救，改变命运，却始终无法摆脱梁太太的控制，逃不过悲剧的命运。与曹七巧相比，姜长安、芝寿和绢姑娘拥有获得正常人伦关系的条件，她们和她们的配偶原本都健康而富有活力，但曹七巧却从中作梗，致使新一代女性从此断送终生幸福。较之《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一众女性，《金锁记》里的女性角色或走向变态，或走向灭亡，其悲剧性更进一步。

四、结语

《金锁记》通过讲述曹七巧的悲剧人生故事，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夫权、族权多重压迫下的艰难生存状态，男性主导与女性参与体现在女性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在情欲和物欲的催化下，曹七巧逐渐异化，丧失了女性身份和天然母性。将《金锁记》置于张爱玲的创作谱系之中进行观照，可以发现，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大多有着与曹七巧高度相似的命运，而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所塑造的女性群像之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人物形象和文本背后隐含的女性立场实则是更具典型意义，提醒着现代女性树立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意识的重要性。

a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页。在原文中，张爱玲将曹七巧比作“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并用“鲜艳而凄怆”来形容曹七巧。（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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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缪文瑞，华晔，陆悠游，姜珊，陈仲睿.探究《金锁记》中人性的悲剧[J].汉字文化，2021（7）.

[4]王冠桐.《金鎖记》中曹七巧的自我“阉割”过程[J].品位·经典，2021（3）.

[5]宋声泉.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

[6]向美林.《沉香屑·第一炉香》和《金锁记》互文性分析——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命运与价值[J].今古文创，2021（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秦皇岛社科联项目“姜文电影中的女性身体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LX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恩迪，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