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豪

高龙撒拉岛的海滩

高龙撒拉岛上的游客

工地附近的柬埔寨少年

“咖喱牛肉6美元”，空客A320的过道里，澜湄航空的服务员推着餐车，用中文吆喝着。

天津开通飞往西哈努克港的航线倒也应景。当年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就经常跑到天津去看中医，治疗他的鼻癌。这是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天津夫妇告诉我的。阿姨还记着当时她母亲会去朋友那里借来花衣服，和其他姐妹一起在天津街头夹道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她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显然是大家都只穿绿军装的年代。

还没等通关，一块上面写着“土地代售，永久商用土地，四十三公顷”的地皮广告已经在向你招呼。出入境处，一个把挂满胸章的警察制服穿出道具感的柬埔寨男人向刚抵达的中国游客索要5美元的通行好处费，说是可以免去排队的时间。当我绕开他去窗口自行缴费时，在柬埔寨传统送水节（Bon Om Touk）龙舟画下面，几个警察同舟共济，依然执着地要求我多交额外的5美元，被我凛然拒绝。

5美元在柬埔寨大概能做什么呢？一张流量为30G的30天电话卡，在临近的贡布市可以坐5次Tutu车或者买一趟去西哈努克的单程巴士票。西港的物价贵，你只能坐两次Tutu车，或者在中国餐馆买到一份小小的广式鸡爪。

熱闹的大厅里，遇到售卖SIM卡的服务站，我习惯性地用英文和两个当地女孩攀谈，她们摇了摇头，之后很快切换成娴熟的中文。出了机场，出租车、广告牌、交通指示牌，到处都是中文标识。没走几步，一个白人突然跑过来抓住我，直接用中文问我“是不是拿错了行李”，愕然之余，让人不禁感叹自己到底有没有迈出国门。

这是2019年6月的一天，距离接下来8月18日（想一想这个被挑中的日子）柬埔寨政府发布禁赌令还有两个月时间。虽然有些迹象透露出了些许不安的情绪，但每天依然有无数的中国人从全国各地涌入东南亚这座小城。

进入市区，越发觉得自己正身处1990年代大开发时期的国内三四线城市。电话号码不是88就是66，男科广告、买菜App，满眼的红与黄。一个柬埔寨人从一个叫作贵族酒店的地方出来，手里拎着一盒“贵族点心”，身上那件黑色T恤上写着两个明晃晃的汉字：少爷。

在White Boutique酒店，餐厅经理Galina问我“蜜桃”是什么意思。这是中国人买了马路对面法国人开的Tamu酒店后新改的店名。为了有更多的房间，他们把酒店加盖到5层。而原来的主人，早就跑到附近的岛上去了。相比吵闹的市区，岛屿成了西方人逃离中国人的避难地。

White Boutique是一家俄国人开的酒店，菜单上有俄式红菜汤，插座是欧式的。Galina来自圣彼得堡，2018年和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总经理到柬埔寨打洋工。

稍作留意，两个几乎同时上台并掌握权力到现在的领导人—普京和洪森—握手的大幅褪色海报还能在郊区某栋废弃大楼上看到。俄国人在柬埔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与俄国人的蜜月期过后是美国人以及一些国际援助机构，再之后柬埔寨就等来了中国 人。

虽然法国人逃到岛屿上避难，但还是能嗅到当年宗主国残留下来的气味。附近的白马省还保留着殖民时代的百年饭店、咖啡店，西哈努克港的英文词尾其实是法文后缀（ville）。来自国内某光伏企业的小王是这里的常客，跟当地人一样，他也把我们后院的那片海滩叫作法国海滩。国内企业来这里开工厂，是为了躲避双反税。他把一张存单出示给前台，取走一罐存放在这里的茶叶。“黄赌毒不分家啊，这里集合了全世界最美的小姐，为那些一掷千金的人服务。”他说话时脸上洋溢着的光芒，仿佛自己身在拉斯维加斯。

这片“法国海滩”是南部Ostres海滩的延伸部分，远离市区，本以为可以偏安一隅，但最终发现也陷入了脚手架的丛林。

当我们说casino而不是赌场时，罪恶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国际化提升了百分之二十。虽然西港也能呈现电影里常见的那种一群人前呼后拥，拿着几个大箱子进casino的画面，但它暂且还只是个着急从田里赶回家直播带货的小网红，镜头在新澳门、新云顶或者新永利的霓虹灯箱上稍稍往下滑动，就露出尴尬来—以金狮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蔓延，整个西港像是只被开膛破肚的巨兽，到处都是轧路机、脚手架和挖掘机，20 0多家建成和未建成的casino点缀其间。正逢雨季时节，一阵磅礴大雨过后，坑坑洼洼的路面很快成为泥浆的海洋。

西方人喜欢用两个词来形容西哈努克港，sleepy and lawless。自从中国人来了之后，前面那个词被颠覆了，而后面那个词依然有效。“沉睡”是一个地方成为背包客天堂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过去几年，各大背包论坛和旅行网站的版主在网上发帖，抱怨西港过去的静谧美好在中国人开来的轰鸣作响的挖土机无情碾轧下荡然无存。吊诡的是，国人在国内赌博是非法的，柬埔寨人进赌场也是非法的，但在西哈努克港，赌场成了中国人24小时不间断的欢场。在他们身边，在亮闪闪的水晶枝形吊灯下面，站着为他们服务的柬埔寨荷官以及端着水果盘的柬埔寨女孩，只要不直接参与赌博，他们做的事似乎也是合法的。

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人说汉语就像呓语，不由自主地冒出来，马上又咽了回去。这就像他们对这里的中国人复杂的感情投射。一方面他们感激中国人带来的投资，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满对方的很多做法。一个从金边过来的柬埔寨女孩，在市中心一家skybar工作，她说每天见这些专程来赌的中国人，有时候真的感到好无聊。但同时，她又安慰自己，对啊，你是给日本人工作（老板是日本人）。她可能把我也当作日本人了。

以上仅仅是个个例，但还是让我想起了在吴哥窟古建筑群，同样是文化援助，中日两国在讲述自己协助修复吴哥窟文物古迹的事迹上给人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日本人低调谨慎，仅仅用很小空间、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向观众传递了日本所做的努力。与之相反，中国用了好几面墙的陈列，像国内企业办黑板报一样，把很多无关紧要的内容一股脑儿搬了上去，把自己伪装成景区门口的文物，赚取游客的注意力。殊不知如此一来，得让游客多么失望！

酒店前台的柬埔寨女孩告诉我，一切的改变也就是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以前这里很干净、安静，自从一辆辆卡车裹着漫天尘土开进来之后，这里的生活就变了。对面的建设用地，两年前每平方米只需要50 0美元，现在涨到1500。

在附近一个工地打工的东北人老肖，跟我抱怨当地的烟太贵，自己平时抽的烟要十四五一包，国内也就四五块。像老肖这样在西港打工的中国人，高峰时多达20万。他们都是怀着淘金梦来到这里，直到最后一刻幻想破灭。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今年年初互联网新闻的主角，因为老板跑路拿不到欠款，有的打工者至今还滞留在柬埔寨。

生活更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当地普通柬埔寨人。很多Tutu司机、酒店服务员发现自己多挣的钱根本赶不上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这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甚至远走他乡。

经常听到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说，在这里你只要说中文就好了。的确，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在学中文。在太子广式点心店，一位柬埔寨服务员和我说了几句中文后，发现沟通还是有问题，面生难色。当我改用英语之后，他好像得救了一般。

也有一些微弱的反抗。因为躲雨，我跑进金狮转盘边上一家药店，发现里面有一块独一无二的招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我们不接受美元和人民币，请跟我们一起，支持柬埔寨货币。

与西哈努克的一片混乱相比，坐了四十分钟的快艇之后，我见到的高龙撒拉岛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雖然是雨季，等到太阳出来时，海岸还是为我呈上蔚蓝的色彩。而海岛另一面的lazybeach，只有一家餐厅入驻，安静得有点让你觉得自己是鲁滨逊。抵达这片海滩，需要穿越中间的原始雨林带，这对于喜欢徒步的人来说又是一个奖赏。

回程快艇只有我一个乘客，但他们还是信守承诺把我给送了回来。海浪汹涌，远处有一艘当地渔船，正在拖网捕捞。从我的视角看过去，它是那么的渺小，站在船头的渔夫，时而浮出水面，时而被海浪吞没，但他是多么安之若素，上千年来，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只是这种生活，是不是即将迎来巨大的改变？

改变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在从海岛回到酒店的路上，我的柬埔寨司机突然哼起歌儿来。慢慢地，我才发现他并不是在唱歌，而是在教我高棉语。“向左拐、向右拐、饭店、宾馆、赌场”……路上我停下来拍一个“男人帮”夜总会，他又教我怎么说“等一等”。

“Jiamendei-Jiamendei-家门呆”，我重复着他说的高棉语“等一等”。夜幕四合，霓虹灯的照射下，土路上翻腾的尘土显出清晰坚硬的颗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