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

世界各国通常把国家元首的专机命名为“空军一号”。严格来说，“空军一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那么，毛泽东乘坐的中国“空军一号”是什么样子呢？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远行或到各地视察，甚至到苏联访问都是乘坐火车专列，似乎从不乘坐飞机。其实，毛泽东不但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而且在他的专机上还演绎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1956年5月，毛泽东要去广州，这次远行他决定乘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起初，刘亚楼建议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坐空军的飞机。

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事后，毛泽东才说出了其中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来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领受任务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部署这次专机任务。在专机选用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当时空军只有里-2和伊尔-14两种型号的运输机。伊尔-14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飞机，性能优于里-2，而且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还未完全摸透，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决定放弃选用伊尔-14飞机方案。最后选择了当时状态最好的两架苏制里-2飞机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主机和副机。

在机组选配上，选择最优秀的驾驶员，最后确定由胡萍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主机机长。

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专机，机上设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完备，一些保障设施还都是临时加装的。为了便于毛泽东休息，在专机上临时加装了软床垫。临行前，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喜欢睡硬床，汪东兴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加装的软垫换成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太大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为毛泽东布置好了硬床。

1956年5月3日，是专机启程的时间。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便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其他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

5月3日7点30分，毛泽东一行来到专機前，机长胡萍代表机组向毛泽东敬礼报告：“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登机。

为了确保专机安全，这一天全国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站、导航站都全力保障专机飞行。按计划副机先升空前行，主机随后。主机在武汉南湖机场中转加油后再起飞，不久就进入山区上空。江南的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准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飞机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由于受气流的影响，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这种老式飞机没有增压设备，所以无法爬升到云上飞行。大家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可是他除工作以外还与大家谈笑风生。

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更低，云底高只有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就看不见跑道。尽管遭遇复杂气象，但两个机组临危不乱，精准操作。飞在前面的副机机长时念堂凭着高超的技术，穿云下降，一次成功着陆。

在飞机上颠簸了近8个小时的毛泽东竟毫无疲态，兴致很高。他走下飞机后，一边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一边打趣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起初航路气流干扰不大，专机飞得比较平稳，但飞到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天气突变，北面和西北方向乌云翻滚而来，航路上遇到危及飞行安全的雷区积雨云，飞机一旦闯入，后果不堪设想。飞在前面的副机随即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主机报告，但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无线电通信失灵，不仅主、副机联络失灵，飞机与地面也失去了联系。

随后，毛泽东乘坐的主机也飞临了雷区积雨云区的边缘。由于遭遇强烈气流，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毛泽东也不能看书了。卫士长李银桥担心他吃不消，劝他躺下休息一下，或吃点水果。毛泽东摇了摇头，淡淡地一笑，然后与工作人员简单聊了几句。看得出来，飞机如此颠簸让他颇感难受，因为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

此刻，北京西郊机场指挥塔台一片紧张，由于与专机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大家都为专机的安全担心。塔台指挥员蔡演威已经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听不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仍不见专机的回音，除了急促的呼叫声，塔台上的空气紧张得像是凝固了似的……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蔡演威才与专机接通联系，大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平稳落地后，刘亚楼赶紧从塔台下来，急忙奔向停机坪，迎接毛泽东平安归来。机舱门刚打开，刘亚楼就急切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毛泽东走下飞机，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刘亚楼会心一笑，转头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欣慰地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特意走过来，与机组成员握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最后，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伟人座机展区，陈列着一架架不同年代的空军专机，虽然毛泽东乘坐过多架专机，但其中有一架编号为4202号的伊尔-14飞机，是毛泽东乘坐次数最多的专机。

据机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机上的设施非常简单。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日，毛泽东健步登上飞机，环视了一下座舱，思索片刻，就走向小方桌旁边的座椅。这张小方桌，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办公桌。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背着个圆桶似的帆布口袋，紧跟着毛泽东上了飞机。“这是什么？”机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铺盖。”李银桥回答。机组的同志笑了：“飞机上什么都有，还用得着带这个？”李银桥并不接话，只管从那个帆布口袋里往外掏：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清一色的粗纺棉布，已经洗得起毛了。毛泽东的铺盖摊在飞机座舱里的木板床上，与机上的设施形成强烈反差。

从1957年3月19日至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先后23次乘坐这架编号为4202的伊尔-14飞机，航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