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

我与明末著名谏臣杨涟同里，杨涟曾于万历年间在苏州常熟做过五年知县，被朝廷考评为“第一廉吏”。因为前些日子写了篇关于杨涟的散文，由此想到清代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汤潜庵。

汤巡抚在清初以清廉著称，他去苏州赴任时，一路布衣牛车，仅一老仆相随。路上适逢某县知县威风而过，车马华丽，仆役成队，嫌汤潜庵牛车挡道，怒斥其避让;到了前方馆驿下榻，知县一行又喝令他让房，这位新任巡抚皆不动声色，一一忍让。康熙闻悉汤巡抚在赴任路上遭遇知县的无礼之后，赏赐了他一匹宝马，不但成全了他这段戏剧性的传奇，更成全了一位清官的美名。

汤潜庵的故事发生在杨涟死后几十年的清代初年，但任何王朝从本质上看，都是前一个王朝的原版复制。杨涟和汤潜庵，以及后面说到的郑板桥之类的廉臣出现，不是制度使然，而是他们内心良知发挥的作用，威风行路的知县，才是王朝官吏本性的正常体现。汤潜庵贵为封疆大吏，却清廉自律，低调为官，也受到朝廷褒奖和百姓好评，但不代表官场主流，封建官场的规则并不是为清官廉吏设计的。

封建时代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他們的官吏脱离百姓，但也没有教育或指导他们怎样去体察民情，怎样去了解百姓，反而从礼制上不断强化他们的威仪，让他们远离庶民。各级官员出行都有等级森严的仪仗排场，除了旗牌车轿，还要鸣锣开道。直到知县这一级的“朝廷命官”出巡，也高坐于轿中，皂隶在轿前高举的旗牌除了“肃静”和“回避”，还有“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等，以显示县太爷身份非同凡响，懵懂的百姓也隐隐约约领会到他们的县老爷是与几千里之外的朝廷和皇权紧密相连的。这种威仪伴着一路锣声，该是何等气派。胆小的乡民见了这阵势，当场被吓瘫在地，别说让官员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让他们靠近群众都很难。

心中惦记着民间疾苦的郑燮担任知县期间，不忍心如此吓唬可怜的百姓，也为了节省一些开销，出巡时只让皂隶在前面打一盏灯笼，上书“板桥”二字。治下庶民肯定欢迎他们的这个“县父母”，可当时的社会主流却不认可他这种从简务实的做派，甚至认为他标新立异，不合时宜。其好友郑方坤曾致信提醒他，如此“嵌奇历落，于州县之席实不相宜”。看看，一个颇具良知的好官，竟成了不容于世的官场“奇葩”。

因此，那位路遇新任巡抚依然威风而过的知县原本没有错，问题是坐牛车赴任的汤潜庵“另类”了，所以当场也没有出现“剧情大反转”。后来，汤潜庵死得无比凄凉，据说只留给家里八两俸银，破衫裹尸，陈于破旧木板，幸得友人资银，才得以成殡。但是，作为清官的人生结局，汤潜庵等人给他们各自的时代留下的不过是几个供人们闲聊的谈资，于世无补。

封建土壤不是培植善良好官的园圃，寥若晨星的几个正直廉臣和“青天大老爷”只会将那种体制反衬得更加阴沉灰暗。

王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