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 曾建华

摘要：《文子》的天人精神凸显出人的地位，其精神之内涵表现为宇宙原始能量、“道”之精神和天人精神。《文子》以能量重构的方式作为获取精神的途径，将精神修养与天道建立联系，试图把天道内化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方式，塑造人的本性，最终达到天人相通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文子》 精神 天人关系

《文子》又名《通玄真经》，道教奉为“四子”真经之一。但千年来对《文子》是否伪书争论不断，有关《文子》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文子》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研究较少。故今摘录有关《文子》中的句子，运用文学人类学和神话哲学的知识，试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分析《文子》中的出世与入世。本文从文子主张精神的原因、精神的内涵、获取精神的途径、精神的影响与作用等方面来探究《文子》背后宏大的精神历程。

一、“精神”背后的时代因素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争霸与社会变革的时代，时代特征为百家争鸣、人才辈出，故而学术思想极其活跃。人的意识也普遍开始觉醒，人们更重视和关注人本身，强调人的价值。而春秋中后期的生产力水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与周礼不相适应。在混乱的政治秩序面前，出现了以现实功用性为代表的儒家和以理想超越性为代表的道家。前者主张通过教化和德行修养来克己复礼，体现了一种群体意识;后者主张通过对“道”的追寻来达到人生的永恒，体现了一种个人主义。

在众多思想的交融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会受到创作主体心理、思维变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面貌。故《文子》显示出以道为本、兼容别家的学术倾向。简本《文子》的学说是以老子的“道”为基础的，如：“文子曰：

‘一者，万物之始也。”“一”即道，道是万物之始，是宇宙的本原，这是老子哲学中最核心的观点。《文子》秉持老子的精神，继续探求生命的理想境界，却又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思想主张。简本《文子》援儒入道，使二者有机结合，体现出儒、道结合的学术倾向。在文子与楚平王的对话中，就有提到在治国中如何运用忠、仁、义、礼，强调忠、仁、义、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与儒家的主张相符合。《文子》还吸收了法家的“公平”和“法治”的思想，提到法律的约束作用，主张法律不仅约束人民，也约束君主。

这使《文子》吸收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法家循名责实的思想，又以道家学说为基石，建立起一套王道政治理论，主张通过人自身的身心修养，把精神化育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试图在“精神”的引导下，竭力调和儒、道、法三家之政治构想。

二、精神之内涵

首先，精神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宇宙原始能量，这种能量产生于人的生命之前，依附在人的肉体之中，当人归于混沌、化为枯骨之后将会重新回到天地，是一个无穷无尽、周而复始的过程，体现为生命永恒的归一和生命无限的循环。宇宙精神与万物相通，使得天、地、人三者可以共存在宇宙提供的宏大背景中。

其次，这种精神之内涵还表现为天人精神，即天人同构、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终极精神。这种精神主张顺应人的本性，注重人的价值。如《下德》篇：“所谓善者，静而无为，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無变于己，故曰为善易也。”“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则民性善。”加强精神修养，可以达到人民各居其位，国家长治久安的状态。《文子》将这种精神修养与天道建立联系，试图把天道内化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塑造人的本性。如：

“故善否同，非誉在俗;趋行等，逆顺在时。......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经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与道游。”知人道可以与世俗相交接，知天道可以与天道同游，作者强调天和人各自的重要性，知晓天道与知晓人道缺一不可，将天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把人道与天道相贯通。“天地之道，以德为主，道为之命，物以自正。”道使万物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而天地之道又是以德为主的，故而将这种道德的要求内化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文子》中的天人精神之内涵更加彰显人的地位，人可以通过自我精神去感知上天的精神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再次，这种精神可以理解为“道”之精神。《道原》篇中说：“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

《文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主张摒弃欲望，通过一种清静无欲的精神修养，回归到一种“虚无、自然、清静、无为、纯粹、素朴、平易、恬淡、不争”的精神状态。《道德》篇说“无为者，守静也，守静能为天下正”，即不从自身欲望或主观意志出发而为，不先于事物的发生、发展而为。《下德》篇中说：“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序，风雨不为虐，日月清静而扬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静之所明也。”《自然》篇中说：“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文子》将“道”之精神定义为修养人的本性，主张回归其天真率直、混沌朴素的自然天性。将拥有宇宙本原意义上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无限性和超越性特点的“道”，引入精神的内涵之中，精神也就具有了无限性与超越性的特点。

“道”与万物相通，则精神亦可与万物相通;“道”与万物相感，则精神亦可与万物相感。文子将精神提高到一个极高的境界。

这些不同的精神内涵互相交融，具有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闪动着人本主义的光辉，体现出一种对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精神，具有伟大的超越精神与哲学意义。

三、获取精神的途径——重构之法

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子》是以重构的手段作为获取精神的途径的，这就需要谈到中国本土文人文化思维与写作的特征。中国古今哲人的直觉法反映在思想与写作的特点是：“只重生活之实证，或内心之神秘之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之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

曹顺庆在《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中提出从人类自我、社会文明以及宇宙万物三个角度分析消解性因素。现笔者沿用这个思路来分析《文子》文本中那些被消解的因素。

从对人类自我的消解的角度来看，眼为情苗，心为欲种。人必然会产生欲望，而《文子》将这种欲望加以重构，《道原》篇中说：“夫人从欲失性，动未尝正也。”《文子》反对这种纵欲的行为，主张“适情”的精神追求。这种消解不是《礼记·乐记》中的“灭天理而穷人欲”式的全盘否定，而是以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融入了顺时、顺势、顺道的主张，承认因为人要穿衣吃饭等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而产生的欲望的正当性，主张摒弃饭饱衣足之后产生的其他欲望，比如淫欲、贪婪之欲......作者消解这种不符合“道”的“欲望”，目的是用“无为”的精神特质来填补消解后的空缺，来建构一种永恒稳定的精神世界。

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子将一切具有社会性的成分进行解构，把精神的地位提升到“仁”“德”“忠”“义”“礼”的前面。这些传统教化中的“优良品德”自古在人们心中扎根，一直是人们用来规劝自己人性中“善”的一面的正向回应。原始社会之后，人就具有了群体性，由于这种社会属性，人们需要利用群体和社会更好地生存，可是欲望却不可避免地存在，这就需要划定明确的界限来规范人的行为，于是作为强制性规则的“法律”和制约性义务的“公序良俗”就产生了。前者通过一种强制力进行约束，后者通过价值观的影响进行教化，共同构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因素。

而文子既想要海晏河清，又想要推崇自己的“精神”主张，故而通过“消解”的方式，解构人们的价值观，改变古往今来的道德追求，将“精神”置于一切意义的神座之上，宣扬精神的积极作用，以此达到“天人之境”。虽然没有足够的事实予以支撑，但是生活在这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国人也能接受与信服，以“天人关系”为主导的“精神”追求也就成为属于中国人的有着浓重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从宇宙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子》提出：“夫物有胜，唯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转轮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之代谢，日月之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文子认为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抹去事物的定性，实际上是文子消解中的一环。当这种飘忽不定、没有规律可循的文化背景被建构好时，《文子》提出还是有永恒、超越一切之物的存在的，即“道”的存在。《上仁》篇说：“故道可道，非常道也。”“道”是无所偏颇、无所厚薄的，具有公平公正的精神特征，可以治理天下;“道”可以改善人的精神，从而净化社会风俗;“道”具有“无为”的特点，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不会生病......

说到宇宙，就不能不提到天，自古以来，天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古人对于天怀着一种崇拜心理。最早记载天的《周易》是这么写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文子》却主张万物都是由“道”所生的，这就把天的至高无上给消解了。人是“道”所生，天是“道”所生，即承认了天和人在根源上是同源的，将人和天放置在同一个高度，这样天和人就有了相通、合一的机会。人不再是天的附庸，而可以通过对精神世界的追寻，与原本遥不可及的天相通相感，最终完成精神的超越。

通过这种独特的重构之法，《文子》也为我们阐明了获得精神的途径，即人道精神的获取和天道精神的获取。人道精神指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可以从体道、修道、为道三个方面来获取。天道精神不以外在手段为依托，而偏向于人类自我的精神教化。

四、精神的影响与作用——天人相通之境

《文子》之所以极力倡导精神，与精神的功用密不可分。从小处来看，精神可以起到养生的作用，呵护人的肉体，保持人的身心健康。《守易》篇中说：“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适情而行。”精神还有长寿的作用，《下德》篇说：“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文子认为形、气、神三者缺一不可，人如果想要长寿就需要注重精神的作用。精神还可以控制人的情绪，可以使人心平气和，自然朴素，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下德》篇中说：“聪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人们在获取“精神”的道路上，势必要舍弃不必要的欲望，自身的品德也将得到提升。

从长远角度来看，精神具有限制君主行为、加强君主自身修养的作用，有助于构建一个天、地、人一体化而且相通相感的宇宙背景，有利于为社会政治提供其运行的合理规则。君主要遵循天道的精神，百姓自觉地承担责任与义务，国家政治也会“无为”却“繁盛”。如《自然》卷中的“故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服，服则怀之”，对统治者提出了清静无欲的要求。

而精神的终极作用在于达到“天人”之境。《文子》把天、地、人三者同构的思想作为理论的基础，并将天人合一、天人相拥作为终极目标。《九守》篇中指出：“天有四时、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人受天地变化而生。”将天和人对应起来，建立了一种天人同构的关系。故而人可以与天交流，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境界，这才是文子倡导“精神”的终极目的。达到了最终之境的人们，就会回归本真的精神状态，能够与天地万物相通，体现了《文子》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

五、余论——出世入世之争

出世与入世一直都是一个广为讨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出世与入世其实并不矛盾，这是由当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决定的。就“天人相通”的思想而言，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具有文化融合力和文化涵盖力的特性。历史继承性使其具有出世精神，文化选择性使其带上了政治色彩，具有了积极的入世意义。

文本是创作者个人感情、思想观念、创作个性的一种体现，但当我们透过这个近观层次，深入人类文化的深处，把它作为民族文化或人类文化的表征，联系整个文化语境进行分析时，我们不难发现，当这种“出世”思想贯彻到现实政治手段中，应用到了国家治理上的出世精神也就具有了入世意义。無论是治国安邦的入世，还是注重自身的出世，试观《文子》的精神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文子》的最终目标和终极理想是达到一种“天人相通”的完善境界。这种“天人”的至善之境就是“精神”历程的最终归属。

最后，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注重逻辑的外国文学也好，关注直觉的中国文学也好，由于民族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文化气质、语言、思维方式、生存原则、情绪、心理、性格，乃至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及精神崇拜，必然会构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产生出人类文学的多元文化模式与民族文化形态，进而形成特定的人类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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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商周秦汉神仙观念考辨（20FZWB07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先秦两汉神仙观念与吴文化研究（2018SJA1151）”名作欣赏/项目呈现>

作者：张月，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曾建华，扬州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与思想史、文化史。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