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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之言 知己之书

2022-05-11李浴洋

名作欣赏 2022年5期
关键词:鲁迅研究钱理群王老师

尽管一向都知道王得后老师与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的几代学人关系亲密,堪为“至交”,但予生也晚,到了我读书的年纪,其实已经不能常在燕园中看到王老师的身影了。印象中,除去同门师兄师姐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我仅在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2014年)上,以及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访问北大(2016年)之际,在学校见到过他。不过,王得后老师的著作我却并不陌生,陈平原老师和王风老师都不止一次在课堂上推荐过他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远东老师的“鲁迅研究”课程更是直接以他编的《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作为教材。此外,黄子平老师与夏晓虹老师也介绍过王得后老师的学问。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远东老师的课程。那是我入学以后上的第一门本专业的研究生课,但令人印象深刻主要倒还不是因为其“先入为主”,而是由于那门“鲁迅研究”是我上过的唯二两门指定了唯一教材,并且真正原原本本地遵循教材讲授与讨论的研究生专业课。——另外一门也是高老师开设的课程,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教材是赵园老师的《论小说十家(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如此好事成双,自然也就成了大家传颂不已的佳话。而我们一班学生对于鲁迅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鲁迅研究传统的习得,当然受到了王得后老师的莫大影响。他的名著《〈两地书〉研究》和《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还有文集《鲁迅教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若干篇章,便都是在那時集中找来阅读的。他的文风是朴素的,一如其人,但发现、提取与概括问题的能力是极强的,不含糊,少文饰,往往一语中的,余音绕梁。而更加震撼我的是,他的著作虽然毫无疑问是学术著作,但却几乎不见学术腔调。他使用质直的现代汉语,耿直地思考与表达着对于鲁迅思想与学说中的核心问题的真实看法,有揭出,有体贴,有更进一步的阐发,也有怀疑,总之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除了鲁迅自己的逻辑与现实人生的逻辑,他绝不假借现成的理论框架,也不故作高深,更不追求摇曳。他的表述有时甚至有些拘谨,但坦诚却是底色。这便是我对于王得后老师的最初认识。

在表彰学问以外,师长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有王得后老师的为人。他那些“世说新语”般的言行,同样是我们在课堂内外的收获。有师长称他是“‘五四原教旨主义者”。而仅以我的眼见与耳闻,他的确是把独立、平等、严于律己与成人之美四项品德贯彻到了毛细血管中的人。知行合一最是难得,王得后老师不仅做到了,他的“行”通常还比“言”更为彻底,更加决绝。他的纯粹与执拗无比可爱,随之也令人由衷敬畏。我有时会想,他的存在本身对于我们就是一种“教育”。不是说“难见真的人”吗?王得后老师就是“真的人”。

2017年,王得后老师最后一次到北大,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当日我去旁听,不想再次被震撼。我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整个答辩过程中,最为令人感动的是王得后老师。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答辩了,因为他的视力最近急剧下降,几乎看不了任何文字。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发言。他把需要审阅的论文用放大的字号打印在A3大的纸上,有厚厚的一大摞。他对于论文提出的意见,有理有据,十分中肯。这种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这一风范,更是让人心生敬重。”那天的答辩人是师姐王芳。她的论文写得扎实,材料丰富,分析也很细密。她日后回忆,自己在现场面对王得后老师“从包里掏出来的却不是印有北大校徽蓝色封面的论文,而是厚厚一沓打印纸,A3那么大,整整齐齐用线装订着”,“推着眼镜皱着眉头”,“几乎将鼻尖凑了上去,又看了好一会儿”时,“大吃了一惊”。(王芳:《从答辩会上的大本子说起——得后先生印象》,《北京青年报》2021年12月31日)我相信在场的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那日午饭过后,因为身体缘故,王得后老师先行离场。当天下午,“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这是围绕钱理群老师的新著《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举行的研讨活动。钱老师在会上做了题为“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主题演讲。他说,他是“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而且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选择,其时去世不久的王富仁先生便是如此,王得后老师也是。(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在悼念王富仁先生的文章中,钱老师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知我者”与“生命学派”。前者于私,后者于公。在钱老师看来,所谓“生命学派”,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中出现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基础上的一个学术流派。此中学人共同强调“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而他们之间也不仅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学术共同体,更是彼此支援的“生命共同体”。(钱理群:《“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王得后、钱理群与王富仁三位先生无疑是这一“生命学派”的主要代表。如果具体到鲁迅研究,他们三位恐怕更是最具“生命特质”的学者。也许正是在如此声气相求的意义上,钱老师才会说:“‘知我者,王得后、王富仁也!”(《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别册)

在“鲁迅与当代中国”论坛的对话环节中,多位老师都提到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已然自成一家,“钱理群鲁迅”作为一种鲁迅研究的“当代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钱老师就此发挥道:“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他进而说到与王得后老师一起出席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XXX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这是钱老师在回首自己与王得后、王富仁二位先生的学术道路与人生道路时道出的肺腑之言。而“生命学派”的概念,则不啻为对于王得后老师的著作何以充满“真的人”的气息的最佳阐释。

从上午答辩时王得后老师的躬亲垂范,到下午论坛上钱老师的黄钟大吕,那是我在读期间备受教育,也深为感动的一天。那日的记忆到如今依旧鲜活,只是在毕业以前不复有再见王得后老师的机会。此后听说目力不济的他,精力也不如从前了,甚至还一度住进医院。我注意到,王老师从2017年开始基本不再发表文章,也极少公开露面。作为他的读者与听众之一的我,不免多有惦念。

直到入职的2019年9月,黄子平老师因事来京,约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王得后老师和赵园老师,我才再度见到了王老师。彼时他刚出院,正在家中休养。也是在那次拜访时,我们得知他们已经决定卖掉房子,搬入养老院。他们和钱老师做了同样的决定,选择的也是同一家养老院。意志力与执行力极强的他们,11月便住了进去。拖泥带水从来不是他们的风格。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他们在新冠疫情到来前夕果断迁居,是多么明智!

老友重逢,乃至随时得见,让钱老师十分快慰,也为他带来了新的学术灵感。查阅日记,就在王、赵老师搬入养老院的次月,我去钱老师那里时,他便认真和我探讨过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钱老师说他后来阐释的不少命题都来自王得后老师的启发,比如鲁迅思想的本质是‘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核心是‘立人,以及‘鲁迅左翼的概念,等等。他希望和王得后老师进行一系列对话,请王老师把因为目力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此外,钱老师还说到王得后老师当年对于一些学者不遗余力的帮助,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和王富仁、汪晖。”

此后再去养老院,我有时也会去探望王得后老师。不过他素来不愿意多谈自己,当我们说起他的著作时,他通常只是静静地听着。只有一回例外。他听我讲到阅读《鲁迅与孔子》的感受,拉住我说:“‘鲁迅与孔子算是个重要的题目吧?但好像真正关心的人不多。”

相反,钱老师谈到王得后老师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对话”一直都没有做,但钱老师对于王老师的讨论却一次比一次深入。在我2020年的日记中,留下了多处钱老师评述王老师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对于王老师鲁迅研究的“四大贡献”的概括,即“‘立人思想研究”“《两地书》研究”“‘鲁迅与孔子研究”以及“‘鲁迅左翼研究”。钱老师几次表示希望为王老师做一点什么。

也是在2020年,我协助钱老师开始编选《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该书收录了钱老师数十年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文章。第一代中,他写了王瑶、李何林、田仲济、任访秋、贾植芳与钱谷融等,第二代则写了樊骏、乐黛云、严家炎、王信、刘增杰、支克坚、孙玉石与洪子诚等,第三代便是钱老师自己这一代,他写了王富仁、赵园与吴福辉等。书中写到的这些学者,都与钱老师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但他的笔触却很少涉及个人层面,而是旨在进行学理性的“学人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偏重于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概括提升,注重论述学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钱理群:《“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读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3期)。在钱老师看来,对于师友的贡献、影响、经验与缺憾做出严肃的学术讨论,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对于学术发展也最有益处。

2021年伊始,吴福辉与王信两位先生不幸去世,乐黛云老师迎来90华诞。在这些机缘的促成下,钱老师先为吴老师写了长文,后又为乐老师、王信先生分别作了文章。2月,钱老师嘱我将这三篇新作补入《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但也在来信中不无遗憾地中写道:“写了王信和乐老师,他们第二代学人就基本上都写了——还有一位王得后,只有以后写了。”可见,认认真真地写作一篇“王得后论”,一直为钱老师念念不忘。这是他们友情的见证,更基于钱老师对于王得后老师学术贡献的认识。3月,和钱老师见面时,他再次与我谈起王老师的鲁迅研究,并且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钱老师认为研究者的意义在于创造性地发挥前人学说,‘儒学两千年来生生不息,原因就在这里。而‘鲁学應当像‘儒学一样,对于鲁迅的研究是一个方面,但研究者还需要‘接着往下说甚至‘接着往下做。”王老师的鲁迅研究便兼及两者,他的杂文写作正是一种“接着鲁迅往下做”的具体实践。

钱老师为老友做一点事情的契机,很快就到来了。1934年出生的王得后老师将在2022年元月迎来米寿,钱老师与赵园老师约定各为王老师编选一书,以志庆贺。赵老师负责随笔集《年轮》的编选,对于王老师的鲁迅研究精选集《鲁迅研究笔记》,钱老师自是当仁不让。由于系统研究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的念头由来已久,对于老友的著作也相对熟悉,钱老师马上便投入了编选工作。2021年6月,我就收到了钱老师的来信:“我最近又完成一件大事:为王得后编选了他的《鲁迅研究笔记》,写了2万多字的‘点评。”在《鲁迅研究笔记》之前,王得后老师并未出版过任何自选集性质的著作,以他一贯的低调,甚至没有现成的学术年表与著作目录可供参考,所以钱老师的编选工作也就需要“从头做起”,在通读王老师所有著作的基础上完成。当然,因为早有对于王得后老师的“四大贡献”的判断,《鲁迅研究笔记》的结构不难清晰浮现。但钱老师并不满足于仅是编选王老师的文章,他还要“研究”,而且这还是其致力良久的“学人研究”的最后一章。所以,钱老师在来信中提到自己两万余言的长文时,特别说道:“这样,我的‘学人研究就写完了,文章定稿后会发给你。”我屈指算来,所有这些至多不过两个月的时光。

收到钱老师发来的编选目录与评点文章时,我首先感到的是别致。钱老师写书撰文,常有“创体”的冲动,即希望像鲁迅一样,“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他研究老友的这篇文章就迥异寻常。以学术精选集的体例,写作一篇导论置于卷首当属“规定动作”。以钱老师的学养与资历,他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却选择先不予“总括”,而是在每辑选文之后以评点的形式陈述己见,既以高度凝练的笔墨勾勒王得后老师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也交代背景与反响,同时更以充裕的篇幅展开对于王老师观点的延伸与辩证,“接着往下讲”,而在最后还每每以提问的方式作结——“不知道得后……还有什么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深入的思考?”“不知得后对这些有什么新的思考?”“或许得后还有话要说?”“得后,能把你的相关思考略说一二吗?”……读到此处,我不禁莞尔,这难道不正是钱老师期待的与“知我者”的对话吗?而钱老师的提问对象除去王得后老师,不也包括读到这些文字的你我吗?因了这份对话精神的毫无保留的灌注,使得无论王老师的选文,还是穿梭其中的钱老师的评点,都让这部精选集性质的《鲁迅研究笔记》成了一个召唤读者参与的开放文本。其间固然有对于王老师毕生学思的“论定”,却更充满了邀请有心人与后来者平等交流的热忱。

平等、对话、面向青年以及介入时代,这是王、钱二位老师各自展开鲁迅研究的共同前提,也是他们力学深思的一致特点。正是由于对此具有高度共识,王得后老师关于鲁迅的若干著作才为钱老师自觉继承与发挥,而由钱老师编选《鲁迅研究笔记》也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在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层面上彰显王老师的学思特质以及他们的共同追求。当然,这也是“生命学派”的根本追求。所以,这不仅是一本王老师的精选集,也是“生命学派”交给历史与时代的一份“答卷”与“问卷”。

2021年岁末,《鲁迅研究笔记》由商务印书馆郑重出版。文敏老师撰写书评,称赞这是“一件让人感动且温暖的事”。她说的是“两位相知于鲁迅研究,精神世界息息相通的多年老友,晚年结伴同一所养老院,又为鲁迅携手发声”。她还在文中征引了黄子平老师的评价——“得后老钱双剑合璧。”(文敏:《“如一箭之入大海……”》,微信公号“会饮读书”2021年12月30日)由此可见王、钱老师的一班老友之欣慰。

其实,文敏老师所言的“感动”与“温暖”,还远不止于王、钱二位老师的相互成就。在接到钱老师的评点长文以后,我建议单独刊发,以广传播。钱老师说,王老师数十年来致力鲁迅研究,又曾经在鲁迅博物馆任职多年,所以最好可以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我当即联系了杂志主编黄乔生老师。黄老师不仅应允,而且还来信表示“两位鲁研界德高望重的先生,进入老年,虽然令人感伤,但每每从微信群中看到学界同仁报告两位老师出席活动,发表论著,宝刀不老,壮心犹在,十分敬佩,也深感欣慰”,“钱先生序引王先生,必十分精彩,月刊能首发,荣幸之至。请尽快赐下,先期刊登”。在黄老师的推动之下,钱老师这篇“2021年5月17日至6月1日写,6月23日改定”的长文,很快便在《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8期上与读者见面了。此后,姜异新老师又贴心地安排在第12期杂志上推出了《鲁迅研究月刊》的书讯。

在为评点文字定稿时,钱老师选择以鲁迅的“如一箭之入大海”为题。我认为此语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涵:一是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如“箭”一般锋利,直击问题要害,同时也有自家的独到锋芒;二是其学术思想在现实中的遭遇就像鲁迅在使用“如一箭之入大海”的譬喻时所说“我的话也无效力”那样,钱老师慨叹:“无力与寂寞,就几乎成了得后独立、独特的鲁迅研究的命运”;三是即便如此,特别是在明知“研究与传播鲁迅思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造成代价的力量可能不仅来自压制与反对的一方,也同样源于意欲倾诉与相挽的对象时,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射出了这支“箭”,宛若王瑶先生所倡的“白说也要说”,承担起作为启蒙者与“精神界之战士”的责任。

《鲁迅研究笔记》编成之后,出版便提上日程。当时已近7月,要想让新书顺利在年底问世,其实并不容易。不用说遭逢疫情,就是放在平时,这一期限也十分紧张。更何况王得后老师对于文字非常讲究,书稿的编辑工作不但要“及时”,还得“保质”。幸而商务印书馆的郑勇与李强两位老师大力襄助,接手选题并且全力推进。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京疫情不断反复,王、钱二位老师居住的养老院多数时间都处在封闭状态,我便扮演起了中转角色。郑勇老师两次上门,或沟通思路,或落实细节。而责任编辑李强老师的工作更是巨细靡遗,他的编校让在学界以校雠功力深厚著称的王得后老师再三致意。与此同时,赵园老师编写了《王得后学术年表》,陈平原老师题写了书名。根据出版方的提议,钱理群老师又为此书写作了《前言》。所有这些,都是凝聚在12月正式面世的《鲁迅研究笔记》背后的故事。它们着实令人“感动”与“温暖”。

如果说2017年王得后老师出席答辩与钱理群老师夫子自道的那天让尚在讀书时的我真切感受到了“光明俊伟”的话,那么四年后见证《鲁迅研究笔记》的诞生过程,则令我更加深切体会到了钱老师常说的那句“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蕴含的朴素而坚韧的力量。在我看来,“立人之言”与“知己之书”或许是《鲁迅研究笔记》最为主要的两个面向,也是“生命学派”的师长们最是吸引与打动我的地方。

所谓“知己之书”,自然首先是指钱老师对于王老师的鲁迅研究成果的编选与评点。一如钱老师在《前言》开篇所说,“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对得后兄的鲁迅研究进行一次认真的学术讨论的计划,也很想编选他的鲁迅研究论著,以作历史的总结”,在了解钱老师与王老师的情谊以及他的“学人研究”的视野与关怀之后,可知此言并非客套。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王老师著作的阅读,对于其观点的分享,和对于其学术思想的总结,几乎贯穿了钱老师鲁迅研究的整个过程。钱老师称王老师是他的“知我者”,其实反之亦然。王老师的鲁迅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追求最为钱老师认可,而钱老师也是其学思的最佳“解人”。

王、钱二位老师的交往,可谓一种“知识友谊”的典范。“知识友谊”是他们共同的好友黄子平老师喜欢援引的概念。黄老师说,具有“知识友谊”的“同时代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会非常关心对方的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彼此的问题进行辩论、反驳”,从而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共通体”。(黄子平等:《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实录》,《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黄老师的这一说法与钱老师对于他和王富仁先生关系的描述不谋而合。钱老师曾经写到他与王富仁先生“交往并不密切,特别是他远去汕头以后,两个人的独立性都很强;但我们却彼此心相通,互为知己”,“可以说发生什么事,富仁会如何反应,不用问我都可以想见;富仁对我也是如此”。(钱理群:《“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是故,彼此欣赏与理解,相互支援与守护,相知又相通,但同时也和而不同,各自独立,正是“生命学派”诸位师长的“知识友谊”的最大特质。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不仅不是建立在利益与派系的基础上,也不以刻意求同或者抱团(哪怕只是为了“取暖”与“御寒”)为前提,而是一种纯粹的“知识”“精神”与“气质”的联结,是无隔阂但却有分寸的“君子之交”。钱老师与王富仁先生是这样,王得后老师与钱老师也是如此。

王得后老师是钱老师的“知己”,但在学术分歧上却从不吝惜公开争鸣。对于钱老师强调主体介入的研究方法,王老师持有保留意见。针对其《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6期),王老师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商榷。他的《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是一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宏文,揭示了王、钱二位老师鲁迅研究的最大区别。二人都主张在学术研究中“把自己烧进去”,但具体的“烧”法却并不相同。此文写得堂堂正正,“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实事求是地说,的确击中了钱老师的某些软肋。而钱老师对此高度欢迎,甚至许为难得。在编选《钱理群研究资料》(姚丹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时,他专门要求加入此文。他愿意承认王老师批评的有效,可同时“依然故我”。在另一方面,王老师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钱老师的研究思路,但在对于钱老师进行总体评价时,仍然充分肯定。2014年,王得后老师出席“钱理群作品精编”丛书出版座谈会时,发言掷地有声。他谈了“对老钱的三点印象”:“一是有特操的知识者:无论逆境还是顺境都坚持不懈,敬重鲁迅,走近鲁迅,心无旁骛;二是有担当的学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醒看到天下与国家的区别,对肉食者有高度警惕,拒绝做王者师;三是激情澎湃,以鲁迅为原点,传道授业解惑,把自己投入进去。”如斯评语,不可谓不高。但王老师也提醒,钱老师“有一个缺陷:喜欢做宏大结论。要注意:作为结论所依据的事实与史实要慎重全面梳理,防止断章取义。鲁迅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说法,不能忽略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还有必须考虑的‘例外”(卫纯整理:《大时代与思想者》,《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别册)二人的“不同而合”由是可见一斑。不过,也唯有理解了两者之“异”——对于各人的坚持与对于对方的尊重,方才能够明白他们的“相知”与“相通”是何等可贵。这是“真的人”对于“真的人”的敬惜,也是只有“知己”之间拥有的“真精神”与“真感情”。

对于王得后老师的“知己之言”,钱老师报之以《鲁迅研究笔记》这部“知己之书”。在《前言》中,他以“古板和顽梗”形容王老师的风神,进而由此谈及王老师为人为学的四大特点:一是做出了“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王得后式的选择”;二是追求实事求是地“以鲁解鲁”,“祖述鲁迅”,并且“对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觉意识”;三是身体力行“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主张此乃“鲁迅研究者应有的‘特操”;四是致力将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讲鲁迅,‘接着继续讲,而且创作鲁迅式的杂文”。至于王得后老师存在的缺憾,钱老师也并未回避。他征引了王得后老师在《〈鲁迅教我〉题记》中的自白。王老師自认由于时代与自我的双重因素,“先天缺乏理论思维,后天的学力严重不足”,而因为其研究方法是“只读鲁迅,通读鲁迅”,就连这一“偏爱的方法也限制了我”。钱老师将之提升到他与王老师“这一代”的困境加以认识。在他看来,和“鲁迅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内心的丰富性、复杂性、隐蔽性、矛盾性”以及知识结构与修养的完整性相比,自己与王老师“这一代”的“知识准备、修养”其实很难“真正、全面懂鲁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体认而已”。可他同时认定王老师在《〈鲁迅教我〉题记》中的自述——“成绩是这样单薄、肤浅”,但“也许并不平庸”——不仅是对于王老师的鲁迅研究最为准确的评价,也道出了“这一代”的历史命运。我想,钱老师选择将这篇《〈鲁迅教我〉题记》作为全书20篇选文之首,除去文中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20条精彩概括是王老师学术思想的纲领,或许也因为王老师在此文中的自白最是袒露,不仅可以呈现他的学思世界的门径,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可感的“人”的形象也循此跃然读者眼前。这是钱老师的一份“巧思”,但无疑更基于“知己”的“真心”。

王得后老师的鲁迅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立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从他的全部著作与译文中发现了他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提出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点”。而其中的发轫之作就是他为1981年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所写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钱理群老师提示:“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鲁迅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鲁迅研究的新格局。”王得后老师此文不仅是他个人从事鲁迅研究的真正起点,在整个鲁迅研究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就在“新时期鲁迅研究学理精神的重振”一章中辟专节评述了“王得后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提炼与阐释”。张先生解释道:“之所以把王得后从中年鲁迅学家群中提出,另列专节评述,就在于他80年代初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提炼与阐释,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日益显现出特殊的意义。”在具体讲到《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时,张先生用了“非常深刻,非常透辟”八个字来形容,认为王得后老师对于“鲁迅究竟有什么独特思想”这一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予以圆满的回答”。(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第572页)孙郁老师的观察同样可以佐证。在他看来,《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近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我们现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且几代学人受惠于他”。(孙郁:《在鲁迅的词风里》,《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早为鲁迅研究界所公认。

今天,“立人”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已经成了一种“常识”。这一“常识”的建立者自然值得我们铭记。张梦阳先生就感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鲁迅学界日益感到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意义,纷纷就此做文章,开研讨会,几乎成为一大热点,从而大大推动了鲁迅思想研究。然而,此时我们不能忘记,对鲁迅的‘立人思想加以提炼并予以精辟阐释的第一人,正是王得后!”他更进一步提出,王得后老师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论述,“不仅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也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逐步实现精神自觉,开始逐步明白应该怎样按照民族先觉者鲁迅所指出的‘立人之路改造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第572—373页)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学术史上,“常识”的确立往往最是艰辛,甚至要冒着与“无物之阵”似的强大惯习为敌的风险,更不用说保守势力的反扑了。所以,筚露蓝缕的探路与铺路者通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汗”与“血”。可“常识”一旦落定,这些“先驱者的足迹”又最容易被人们忘却。因为“常识”看上去实在太普通,也太平常了。在为文学史或者学术史上的某一阶段“收官结账”时,人们善于也乐于记得的是先锋的姿态,却经常在有意与无意间忽略那些发挥了地基与柱石作用的“常识”的构筑者。而“常识”在传衍过程中有时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名教”,乃至被“异化”,从而失去其本来具备的建设性与批判性的力量。因此,对于“常识”的守护与建构“常识”同等重要。试问,当“立人”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几乎尽人皆知,可以“张口就来”时,鲁迅在百余年前对于“立人”的期待真的实现了吗?他的以“立人”为旨归的“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理想真的成为现实了吗?

王得后老师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绝不仅是一种学理意义上的“发明”,更是一种实践追求。而这也正是整个“生命学派”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孙郁老师就注意到,王得后、钱理群与王富仁三位先生有着“良好的互动”,“他们三人以各自的优长,给鲁迅研究注入了鲜活之气”。这份“鲜活之气”即源自他们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直接关联。无论钱理群老师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定位,王富仁先生的“反学院派的学院派”的身份自觉,还是王得后老师作为“为人生派”,“在日常社会里运用鲁迅思想解决现实的问题”,都是朝着这一取向做出的努力。(孙郁:《在鲁迅的词风里》,《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钱理群老师认为,在三人中,王得后老师选择的方式最为贴近鲁迅自己。在王得后老师看来,“发掘鲁迅思想,固然有赖于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论证和阐发,也可以通过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来达到,但最有力的莫过于繁荣杂文创作,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创作了”,所以“第一流的鲁迅研究者,是最好的鲁迅式杂文的热诚的创作者”,“这是把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理想方式”。(王得后:《发展鲁迅思想,繁荣杂文创作》,《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而王得后老师走着的便是这样一条道路。钱老师将之视为王老师的最大“特点”,也就是“对鲁迅式的杂文写作的倡导和实践”。孙郁老师也认为,王老师“更像一个杂文家,以一种杂文的方式,传播鲁迅的思想”,他“看重的是人的鲁迅对于文化的意义”,“就方法而言,他的个性化表达是在常识化的语境里的”。(孙郁:《在鲁迅的词风里》,《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这是探本之言。王得后老师一切思考与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他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指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立人的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的始终”,“‘立人的思想遍及鲁迅论述的各个方面”,鲁迅“把理想和实干结合起来”,“认真而坚韧地以实践自己的‘立人的思想是务”,“顽强地密切联系实际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在我看来,如果把其中的“鲁迅”都换成王老师的大名,也可以成立。王得后老师不但研究鲁迅的“立人”思想,更坚定与彻底地贯彻“立人”思想。不管是他的研究还是实践,都是在落实与践行“立人”的理念。而这也是整个“生命学派”的一致取向,只不过三位先生的具体取径有所不同罢了。

王富仁先生终生执着于现代中国“思想革命”的“尚未成功,继续努力”,钱理群老师则选择“真的知识阶级”作为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站位。晚年的钱老师跨出学院,直接面向社会发言,而《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是他讲得最多,也最为投入的题目之一。在回忆录《八十自述》中,他更是将自己一生奋斗的一大方面概括为“我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钱理群:《我的“中国人及其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八十自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216页)。更不必说王得后老师将学术研究与杂文创作结合在一起的道路了……钱老师认为,在“生命学派”的脉络中,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作为“原点”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的参与感,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问题,有一种用学术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这样的研究,就自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并且把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合为一体。”(钱理群:《1980年代“生命学派”的追求》,《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而所有这些的核心首先是对于“立人”的理解与追求。

具体到《鲁迅研究笔记》而言,虽然书分五辑,分别凸显了王得后老师在鲁迅“立人”思想研究、《两地书》研究、“鲁迅与孔子”研究、“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研究,以及以杂文传播鲁迅思想等五个方面的成就,但“立人”还是其中十分显豁的主线。辑一“立人: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与中心”自不必说;辑二“‘一个看透了大众的灵魂的人的灵魂,是怎样的——《〈两地书〉研究》”探寻的是作为“人”以及在人际、人伦关系中的魯迅的“真面目”与“真精神”;辑三“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回答的是鲁迅与孔子对于“人”的不同定义与由此做出的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同规划;辑四“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异同”处理的是鲁迅与左翼对于“人”的不同理解以及造成的历史后果;最后一辑“接着继续讲”则精选了王得后老师的一组杂文,皆为直接介入当代中国人与社会改造的尝试。书中收录的文章在写作时间上最早的一篇是1981年完成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而全书的编选已经到了2021年。将王得后老师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相继写出的文字合为一册,时间跨度不可谓不大,但读来却让人没有任何“过时”之感。究其根本,我想还是在于“立人”的使命与意义远未终结。王老师的所思、所想、所期待、所关怀,不仅回向历史,更“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而由“书”及“人”,王老师本人不也为“立人”于当下、“立人”于中国做出了示范吗?王老师说他的研究方法是自己概括的鲁迅思想“每一条都有鲁迅的原话作证据,都是可以复按的”。王老师这位“‘五四原教旨主义者”之“言”无疑也是可以通过其“行”复按的。在这种意义上,《鲁迅研究笔记》不仅是一部“言传之书”,也是一部“身教之书”,书中观点与王老师的道德文章相生相成,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立人之书”。

当然,也因为全书兼及“言传”与“身教”,在我看来也留下了一个遗憾。钱老师将王老师的杂文一并选入,这在学术精选集的制作上大概是“创格”之举,也符合王老师自己的期待。钱老师发现:“得后的学术论文集《鲁迅教我》里,还特意附录了他的杂文:看来,他是把自己的论文写作与杂文写作视为一体的。”在《鲁迅研究笔记》中,杂文不再作为“附录”,而是径直成了“正文”中的一辑,这应当更加契合王老师的心意。那么,既然杂文与论文可以合为一体,为何不更进一步呢?我指的是王得后老师所写的关于鲁迅研究前辈学者的论文与随笔,同样也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也值得成为书中一辑。钱老师提及的王老师《鲁迅教我》一书的首章即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此文是王老师对于李何林先生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探讨的是鲁迅研究史的重要一页,对理解王老师也至为关键。钱老师在《鲁迅研究笔记》的“总评”文字中就大幅引用了此文,并且注意到“得后将他的两部主要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教我》和《鲁迅与孔子》都献给李何林先生,自然大有深意”。而关于李何林先生,王老师的怀念文章《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同样很有分量。这篇文章也被他收入“学术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中。此外,他的《夕阳下的王瑶先生》《哀悼刘岘先生》与《在霁云师门外》等文章,或写鲁迅研究史上的重要学人,或记鲁迅交往史上的重要对象,都是“鲁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批志人文章有论文也有随笔,但无论文体归属,却都不乏学术性与思想性,更揭示了王得后老师“立人”精神的渊源有自,以及鲁迅研究中“立人”传统的鲜活样态。王富仁先生曾说王得后老师等人对于他一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王富仁:《初版后记》,《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钱理群老师也认为自己是在王瑶、李何林、严家炎、樊骏、王信与王得后等前辈的“扶植、启发”之下,“才步入鲁迅研究界的大门”的。这样一种承传与砥砺的关系是鲁迅研究的魅力与生机,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特色。是故,王得后老师的有关文章也就是对于这一别样的历史、情感、思想与学术传统的记忆与研究,高度内在于“鲁迅研究笔记”的范畴,应当汇为一辑,列入其中。

无论“立人之言”,还是“知己之书”,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学问,关注的也是学问中的“人”。钱理群老师坦言:“在编选、评点得后的《鲁迅研究笔记》时,最为动心的,还是得后‘这个人。”在完成这部《鲁迅研究笔记》之后,钱老师表示对于老友,对于自家的“学人研究”,“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之所以如是说,除去钱、王二位老师历久弥坚的“知识友谊”,还源于他的一项基本判断:“‘学术研究的讨论和总结,最后都要归结到‘學人身上。”往大里说,学术本就是一项“立人”工程,立己也成人。

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也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命学派”也罢,都有待更为深入的专论。而我由于因缘巧合,得以就近领会《鲁迅研究笔记》成书前后这些“感动”“温暖”与富有启示意义的故事,自然愿以自己的见闻与心得,聊为这部“真的人”的“真的书”做一注脚。在我看来,为学与做人的“真气”“正气”与“生气”,恐怕莫过于此间了。

2022年3月30日,于珠海凤凰山中

作者:李浴洋,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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