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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与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立人”脉络

2022-05-11李怡

名作欣赏 2022年5期

关键词:王得后钱理群 《鲁迅研究笔记》 立人

202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王得后先生的《鲁迅研究笔记》。这是一部十分特别的著作,著者王得后先生是新时期之前(1976年)就进入北京鲁迅研究室的“老一代”学者,选编、评点者则是新时期以后“第三代”学人的重要代表钱理群先生,虽然他们年龄差距仅仅只有5岁,钱理群在评点中也以“得后兄”相称,但是如果按从事学术事业的严格时间算来,王得后先生无疑还是属于所谓的现代文学“第二代”。如此一来,这一本《鲁迅研究笔记》也就成了两代学者的“共同结晶”:既是新中国“第二代学者”王得后先生关于鲁迅的论述,又是“第三代学者”钱理群先生亲自选编、评点的成果。在我看来,这种著与编、评的独特组合传达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含义:在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学术联结和思想认同,王得后先生的鲁迅论,以“立人”作为理解和阐述鲁迅的基本立场:“我觉得我从他的全部著作与译文中发现了他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提出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点。”而钱理群的编选、点评也刻意突出了他本人对鲁迅“立人”追求的认同,包括他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受到了王得后先生等人的影响。

2017年,在悼念王富仁逝世的文章中,钱理群第一次提出了鲁迅研究“生命学派”的概念,第二年,在汕头大学首届新国学高峰论坛的书面发言中,他又再一次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学派”的问题,他说:“这样的鲁迅研究,已经把学术研究和自己的生命、研究对象(鲁迅)的生命融为一体。对我们来说,研究鲁迅就是与鲁迅不断进行精神的对话,思想的交流,是一个生命成长、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个人的生命发展史是与自己的鲁迅研究史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按照这一概括,我们可以梳理出来的完整清晰的“生命学派”的学术脉络,包括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也包括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视作现代中国人人生与生命探索的重要表现,“反封建”是在挣脱专制主义的奴役中赢得人的基本权利,而“心灵的探寻”的方向则是现代人自我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在20世纪80年代,像钱理群、王富仁这样的“第三代学者”正处于国家学位教育改革、新生力量在高校崛起的历史时期,所以在“与时代同步”的节奏中,他们的学术建树很快就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引起热烈的反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那些新鲜的激动人心的结论此伏彼起地炸裂开来的时候,人们更容易相信“历史突变”的现实,将每一份新的成果都当作与旧时代“决裂”的标识,一时间竟没有耐心来冷静地回看历史的过程,发现那些转折起伏的内在脉络,挖掘思想运动的潜在的动能,于是,在时代的追光灯打不到的暗处,有像王得后先生这样的默然坚实的身影,只有到了所有的“思潮”都呼啸而过,历史的潮流再次泻入了相对平稳的河床之时,那种种刀削斧砍般的运动痕迹,那沧海桑田的历史轨辙,才会慢慢地浮出水面,成为我们注目和记录的对象。

王得后先生的鲁迅研究就是这样。《鲁迅研究笔记》收录了他自1981年至2016年间的鲁迅研究论述总计20篇(包括选自《〈两地书〉研究》的3篇),可以说是先生三十五来鲁迅研究的代表之作。从中,我们大约可以梳理出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路径,窥见其文学研究的重要特色。早在1981年9月,在后来震动中国学界的“第三代”学人刚刚完成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学业的时候,王得后先生的思考就已经跨出了“阶级论”的束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生关怀与人性关怀的视角上解读鲁迅。他为纪念鲁迅诞辰周年而提交的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十分明确地论述了“立人”的价值:

鲁迅独特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鲁迅著作的精华是对于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的精确描绘和批评。

人、立人、现代中国人,这些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已经是十分稀松平常了,几乎引不起任何思想的涟漪。然而,回到新时期以前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这都不是那个年代的术语和理论方式。正如有人归纳说:“在以往关于鲁迅思想研究的文章中,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动因都曾接触到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鲁迅,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鲁迅。”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才是鲁迅思想阐述的核心词汇。虽然时至今日,这些词汇和阐述方式依然有着它们不可替代的价值,揭示了鲁迅思想这一庞大系统的重要侧面,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集中强化了作为“阶级一员”的鲁迅在现代政治斗争中的选择,却严重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在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精神与情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鲁迅思想发动之际的“原初话语”与“自我逻辑”。四年之后,王富仁公开提出:“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呐喊》《彷徨》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曾对《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一些严重缺陷,现在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系统代替这个旧的研究系统。”王富仁由此发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这其实就是尊重和还原鲁迅作为“现代文化进程”中的个体所表达的思想和语言的基本事实,而表述这一基本事实的鲁迅思想就是“立人”,就是作为一位“现代中国人”对“人”的认知和设计。从鲁迅研究史来看,王得后先生的确就是“立人”思想的更早的论述者。

王得后先生不仅在新时期之初就大胆挖掘了鲁迅思想的“立人”核心,而且也如同數年后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论述一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鲁迅的阐释系统。《鲁迅研究笔记》虽然只是一部论述选编,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见出作者围绕“立人”构建自己学术思想的种种努力。

辑一中的三篇论文是对“立人”思想的系统解释,《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类似绪论,《鲁迅思想中的人性问题》是进一步透视鲁迅对于“人”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的理解和回答:人性、兽性、人道、人道主义以及国民性、阶级性;《〈鲁迅教我〉题记》是论者以“立人”为中心构想的一个宏大的鲁迅研究计划,整整二十条设问绘制出了设想中的鲁迅研究方案。钱理群为此感叹道:“这本是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的。”

辑二是以《两地书》为例,具体观察鲁迅在具体的家庭与亲情关系中的人性、心理与灵魂。他从鲁迅的手稿获得启发,结合《两地书》原信的参照、比对,试图进入鲁迅幽微的精神世界,在私人的爱情、友情与亲情交往中,深入发掘鲁迅的人道主义、个人无治主义以及丈夫与妻子、母亲与儿子、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精神联系……这是鲁迅最真实的“人性”,也是“人”的鲁迅的真实选择。研究将对“人”的鲁迅的“还原”贯彻到了个人生存的细节。

辑三中的三篇论文讨论鲁迅与孔子思想的分歧。这不是一般性的文化思想的研究,不是对鲁迅与孔子的社会学说、教育学说的泛泛比较,而是集中在一个方面,即他们如何定位“人”,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和意义。“鲁迅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鲁迅与孔子,在为人生这一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鲁迅认同孔子的一些观点,是必然的。不过,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这种比较和辨析,同样为我们呈现了鲁迅“立人”的时代特征。

辑四的四篇论文,集中剖析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异同。在过去,我们通常断定鲁迅和左翼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为人生”的进步文学,甚至也笼统地将鲁迅一并归入左翼文学的范畴加以理解和叙述。这自然也有它的重要理由,但是,执着于鲁迅独特历史价值的王得后先生却依然要刨根究底,通过他的精准解剖揭示鲁迅的与众不同,王得后先生深刻地指出,鲁迅与许多左翼文学的重要差异就在于鲁迅始终坚持“立人”的理想,而后者则可能因为其他原则而放弃或牺牲“立人”:“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

辑五收入七篇杂文,都是对当下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感而发,但这些感慨多半与鲁迅的思想相互交织,可谓是“鲁迅风”的延续,或者按照编者钱理群的定义来说是从鲁迅出发,“接着继续讲”。接着什么讲呢?当然还是为了人生,为了“立人”而不屈抗争:“从鲁迅出发,阐释鲁迅,然后按照鲁迅的思想和思路,思考我自己和我同时代的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提出新的思想。”

近四十年来,王得后先生不仅以对“立人”思想的阐释为中心,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有机联系的鲁迅研究系统,而且在这一学术领域里,他比别人更加坚持和笃定,始终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做“祖述鲁迅的人”。正如钱理群所说:“我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富仁也开拓了‘新国学的新领域,而得后始终心无旁骛地坚守在鲁迅研究岗位上。尽管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回避、远离鲁迅,甚至以批判鲁迅为时髦,得后依然毫不动摇地以自己的新研究回应一切对鲁迅的诋毁与攻击。这样,得后就成了‘新时代少有的鲁迅的‘守望者。”

《鲁迅研究笔记》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是王得后先生的个人学术结集,而且是“第二代”学人的思想如何与“第三代”学人发生内在精神联系的生动记载:王得后先生的代表性文字被钱理群亲自选择、编辑并评点,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王得后先生的个人独白,更有钱理群的理解、认识和思考,可以说这是一个学术史上十分罕见的文本,两代学人面对同一个话题——关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引出了深刻的精神交流,形成了对时代、社会以及自我的各自思考。在我看来,发生在这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代际分野问题是在“第三代”学人涌现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1989年,作为对新时期十年的某种总结,北京师范大学三位年轻的博士首先定位了“第三代”学者的历史价值以及内在焦虑,他们的判断是:“第三代的基本成员,大都为‘文革后首批招收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研究群体,他们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瞩目是其学位论文集中发表之时。”从那时到今天,学术史不断得到梳理和追溯,当今的基本共识已经达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投身于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代像李何林、王瑶、唐弢、贾植芳、钱谷融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毕业走进学界的属于“第二代”,如严家炎、叶子铭、陆耀东、范伯群、樊骏、杨占升等;新时期以后出现的则是“第三代”。按照这个标准,王得后先生一路坎坷的求学与人生经历可能多少让他承受了历史的代际尴尬。先生1934年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间遭逢时代之祸,无缘学术多年,至1976年方才调入北京鲁迅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而数年之后,富有锐气的“第三代”就破茧而出了,“那其间,人们是怎样争相传阅、热烈议论这些充满新鲜感的文章,是怎样惊喜地注视和欢呼着一代学术新人的出现”。也就是说,在“学历”上十足的“第二代”学人王得后先生实际上被历史推挤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后一刻,他的默然的思考和研究都不得不遭遇更年轻也更受时代青睐的后起者的遮盖和屏蔽。平心而论,在这种历史的夹缝中坚持自己的思考,坚定自己的立场是需要何等的定力和意志!

所幸的是,历史代际的关系并不都是单纯的竞争和代替,或者说我们曾经想象的“进化”。在精神发展的领域,不仅有姿态和方法的超越和否定,也有思想和情感的联结与认同,尤其在那些社会历史充满波折顿挫的时期,人生和生命的经验并不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翻新更迭的,多少代人的郁结也会形成思想的盘桓,在某些历史的关节点久久徘徊,沉淀着、等待着思想突破的蓄能。如果我们不甘于成为一位自我感觉良好的轻率的进化论者,就最终会切实体会到这一份“盘桓”的分量。钱理群为王得后先生论著所写的“评点”就是在细细咀嚼这一历史的分量。因为鲁迅,两代学者心灵相遇;因为“立人”,他们共同把握了中国现代文化进程最不能“告别”的思想;因为当代的我们迟迟无法完成某些精神的更新,他们不得不一再重复着自己的宿命,而且穿过历史的烽烟,摸索思想的脉络,和更多的前前后后的人们跨代携手,守望未来。钱理群先生写下的点评,不只是阅读的表达,更是深情的呼唤,是信念的铭记。他说到默然的王得后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术,说到同一代的王富仁如何与自己同气相求,又说到樊骏、杨占升、王信等“中年一代”的共同追求,钱理群要努力记录的就是这历史顿挫之后的思想的“盘桓”,是这一些看似固执的思想之流所积蓄着的冲毁暗礁、涉过险滩的力量:“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的参与感,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问题,有一种用学术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这样的研究,就自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并且把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合为一体。”1989年,在更年轻一代学者的眼中,“第三代”异军突起,领时代之风骚,是莫大的历史机遇,但也会遭逢新生代的持续挑战,因为他们过于執着于现实的“泛意识形态”批评,终究还是未能确立“文学本体”的艺术高峰。

三十多年过去了,大概那时的青年一代谁也没有想到,这理想中的艺术高峰并没有在我们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倒是历史逡巡的步履一再令我们蓦然回首,重新打量那些百年岁月的远端,那些与人的现实生存纠缠不休的文学的旧话题。其中,频频提及的就有鲁迅,就有鲁迅的“立人”,于是乎,在这条思想脉络上固执坚守的王得后先生还会被更年轻的学人记起、读到。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会与王得后先生相遇。

作者:李怡,文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七月派作家评传》《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