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渤洋

摘要：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是当代最具创造性、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之一。本文对其不同阶段主要作品进行分析，从创作背景、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理清这位风格多变艺术家作品的造型语言特点及创作思维。

关键词：蓝色时期  玫瑰色时期  立体主义阶段  超现实主义阶段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2）06-0037-04

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作品风格丰富多样，人们用“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的说法来形容其多变的艺术形式。毕加索是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其中，并形成新的风格。他在不同风格时期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在迥异风格中，其作品都保持自身粗犷刚劲的个性，并能达到内部的和谐与统一。毕加索的作品风格多样，在研究其作品的造型语言时，要以时代背景与时间轴线为基础，以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分析其作品的涵义，以及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

一、早期作品：天赋初显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1888年，他在画家兼美术教师父亲的鼓励之下开始绘画。毕加索曾说：“我从来没有画过儿童画。从来没有，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1892年至1894年，毕加索就读于克鲁尼亚美术学院，期间创作了《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展现出其非凡的绘画天赋，画中描绘的是古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背影，整体造型准确，线条细腻柔和，富有流畅性，明暗细节处理地非常到位，将菲迪亚斯石膏像的细节描绘得淋漓尽致，体现出赫拉克勒斯的神秘感与力量美。

毕加索的油画作品《戴帽子的男人》创作于1895年初，是其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当时毕加索受西班牙著名画家委拉斯贵支和戈雅的影响，以街头乞丐为题材绘制了这幅作品。画面中的乞丐头戴黑檐帽子，身着破旧不堪的棉衣，右手拄着拐杖，左手做出乞讨的姿势，眼神空洞且无力，不敢目视前方，毕加索以写实的绘画手法描绘出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一生都保留着这幅作品，体现出对西班牙艺术家的崇敬之情。

1895年9月，毕加索因父亲何塞的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至巴塞罗那，并在父亲工作的洛加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在此期间，毕加索加入到自由画家的行列，其身上特殊的艺术气质总能吸引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洛加学院关闭之后，毕加索经父亲介绍进入首席教师阿尔达开办的画室工作，开始绘制宗教题材的大型画作。不久，毕加索受巴塞罗那女修道院的委托绘制祭坛画，以他妹妹劳拉为原型创作了《初领圣体》。在这幅画中，劳拉身着白色长裙，头戴花冠与白纱，虔诚地跪在祭坛前;年少的教士助手好似没有拿稳花束，这为严肃的场面增添了一丝活跃的现实主义氛围。

1897年3月，毕加索在父亲的鼓励下完成了《科学与慈悲》的创作，其父亲是想让这幅作品参加美术博览会并获得奖项，那样毕加索就可以顺利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了。在这幅作品中，一个濒死的女人躺在床上，眼神空洞无助，手臂无力地垂在床边;画面左侧的医生按着病人的脉搏，象征科学，医生的形象是萨尔瓦多伯伯的化身;在画面右侧的修女左手持羹汤，右手抱着病人的孩子，代表仁慈。毕加索为这幅画渲染出悲剧的色彩，床上的病人最后无法逃脱和他妹妹肯奇塔相同的命运，体现出画家内心深处的愧疚与悲伤。

1897年10月，毕加索顺利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他在这里度过了九个月的时间，离开家人的毕加索开始陷入迷茫。虽然马德里的学院拥有大量西班牙绘画黄金时代的收藏可供学生临摹，但教育方式过于陈腐，令毕加索非常失望，使其在艺术创作上不能达到自我要求，更谈不上达到父亲的期望了。他与好友时常在美术馆临摹戈雅、委拉斯贵支等西班牙伟大画家的作品，有时也会去郊区画画，体验光与空气的变化，他们也临摹格列柯的画作，把作品寄给毕加索的父亲，但未得到其父亲的认同。因家庭资助减少而陷入贫困，加之长期操劳，1898年春天，毕加索病倒了，妹妹劳拉从巴塞罗那赶过来照顾他，并在其康复的日子里充当模特，一幅画于1898年5月的劳拉肖像画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西班牙在与美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惨败，使马德里陷入恐慌与绝望的气氛中。1899年，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善于社交的他很快就有绘画订单接踵而来，受画家朋友路希纽尔和卡萨斯的影响，他开始尝试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风格的绘画，从而形成了两种风格倾向：一种是极其阴郁的，另一种则是明亮的，这与毕加索当时的矛盾心理相吻合。

二、蓝色时期：忧郁蔓延

1901年2月，好友卡萨吉玛斯在巴黎自杀，这件事对毕加索的打击非常大。“我想念已经去世的卡萨吉玛斯，于是开始用蓝色来作画。”艺术家为卡萨吉玛斯创作了一系列绘画，画面从明艳的色彩逐步过渡单色调。这是艺术家初次形成自己的風格，根据诗人纪尧姆的说法，人们将这一阶段的风格称为“蓝色时期”。

毕加索将对妹妹、父亲以及好友的愧疚作为宣泄出口，将这一思绪揉进画作中，用大面积的蓝色表达内心深处的阴郁、孤寂之感。其中一幅以普鲁士蓝为背景的《自画像》最能印证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这幅画中毕加索用戏剧化的手法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疏离的眼神，淡漠的深情，立式的领口，优雅的条纹围巾，画家为我们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角色。在毕加索的自画像题材中，绘画风格不尽相同，并始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形象都拥有可以洞穿一切的双眼，凝视着经历世间疾苦的人们。

1903年春天，毕加索开始构思《生命》，同时对塔罗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绘制了多幅与塔罗牌形象有关的画作，我们可以用塔罗牌的隐喻来解读《人生》这幅画作。在毕加索最初为这幅画绘制的草图中，画面右侧是一位似其父亲何塞先生的老年男性，正盯着画面左侧相拥的男女。在草图中，这幅画的中心人物是艺术家本人，后来在正式画稿中更改为已故好友卡萨吉玛斯的形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其纪念好友的一种方式。1021164F-25BB-4B24-A763-B653FDCF27F8

在《生命》这幅画的左侧，怀孕的女子紧靠在男子身上，作为中心人物的男子伸出左手食指，这与塔罗牌中魔术师的形象类似，它代表创造力与意志力的结合，为这幅画增添了戏剧化的效果。画面右侧怀抱孩子的母亲形象经常出现在毕加索的绘画中，对应塔罗牌中的恋人牌。这幅牌描绘的是亚当、夏娃以及天使，亚当要在夏娃和天使之间做出选择，即世俗之爱与神圣之爱的对抗。这与这幅画背景中架上绘画的主题不谋而合，这些形象与高更画作《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的形象有着相似之处，因而这幅画可以看做是对高更名作的一种回应。

三、玫瑰色时期：柔美浪漫

1902年，毕加索曾临摹过法国艺术家皮维斯的作品，并在其影响下创作了《流浪艺人》，同时还有一幅没有完成的作品草稿《饮水处》，虽然没有完成，但艺术家用这幅画的构图在1906年完成了《牵马的男孩》，该幅画采用古典式的对称构图，将人或物集中于画面的中心位置。画中的男孩犹如浮雕般的皮肤纹理，古希腊雕塑式的站姿，以及似有似无抓着缰绳的手，体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亲近关系。

其中男孩的腿與马腿的纵向构图，毕加索参考了格列柯的画作《圣马丁和乞讨者》的构图方式，让画面显得和谐自然。在此期间，毕加索描绘了多幅以流浪艺人为原型的男青年形象，并将其雕塑化，这样的形象相继出现在《兄弟俩》《两个青年》等作品中，体现出艺术家对古希腊古罗马雕塑艺术的推崇。

20世纪初的安格尔回顾展给予毕加索、马蒂斯等一众现代派艺术家以新的灵感，尤其是安格尔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优雅高贵，身形柔美，肌肤雪白如绸缎。

毕加索1906年的油画作品《发式》可能受到安格尔作品《土耳其浴女》的启发，画中女子浓密的发髻倾洒下来，犹如丝绸般柔美，与皮维斯的《海边的少女》一样，表现出女性独特的魅力。毕加索《梳妆》《后宫》系列是垂直构图的大幅画作，以裸体女性为主要人物，展现出女性在梳妆打扮时的曼妙身姿，该系列作品的背景以粉红色为主，是毕加索在玫瑰色时期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系列画作。

四、立体主义阶段：推陈创新

20世纪初是现代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与观念，艺术在新与旧的交替、碰撞中蓬勃发展。1907年，毕加索创作的《阿维尼翁少女》不同于其以往的绘画风格。整幅画面由五个女性组成，她们的身体以几何的形态呈现，或坐着或站立，相互叠加。画面右下侧的女性面孔与后背同时对着观众，前景中的水果台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倾斜着，这种空间的扭曲体现出毕加索与传统艺术间的博弈。画面右上侧的女性处于布景阴影之中。左侧的三个女性形象与右侧蓝色的几何化背景割裂开，他们拥有杏仁形状的眼睛，冷峻而疏离，其灵感来自于古代伊比利亚半岛的雕塑。而右侧两个女性面部形象的灵感则来源于非洲面具，毕加索在当时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藏品，包括雕像、面具，并为此绘制了一些漫画习作。《阿维尼翁少女》的构图大胆、新颖，女性的形象占据画面大分部空间，这可能是毕加索参照了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作《末日景象》的构图方式，空间的压迫感以及几何化的分割式构图，极具视觉冲击力。尽管这幅画可以看作是对亨利·马蒂斯《生活的欢乐》的回应和对高更原始主义风格的推崇，但该画作所呈现出的线条、形体以及色彩皆充斥着毕加索对摆脱传统艺术束缚的渴望，以及对新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与追求。

不久以后，毕加索与画家乔治·布拉克一道，通过深入研究塞尚晚期画作中对体积与空间的处理方式，将主体分割为多个面，并在空间中重新布局，使其形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形象，这一时期被称为“分析立体主义阶段”。在毕加索1911年创作的画作《弹曼陀林的男子》中，整个画面由锐角和半圆构成，呈现灰棕色调。这一画作晦涩难懂，具有强烈的抽象主义倾向，但我们依稀可以从中分辨出一些元素。演奏曼陀林的男子与乐器被分割为多个不规则几何图形，看似随机摆放毫无逻辑，实则与弹揍动作及音乐旋律息息相关。在画面三分之一处出现的倾斜长方体可以看做是曼陀林琴的柄头与弦准，线条则表示琴弦、手指以及手臂动作，圆环代表琴的音孔，这一符号贯穿于立体主义运动，被视为“标志物”。

1912年毕加索与布拉克将目光转向拼贴画，自此进入“综合立体主义时期”。通过将布料、纸板、金属等材料置于画布上，构成一幅与自然相抗衡的画面，让观者试着撇去“所见的真实”，寻找“精神世界的真实”。

同年，毕加索创作了拼贴作品《吉他、乐谱和酒杯》。该作品的背景采用带有花纹的壁纸，打破了在传统画布上作画的观念。因音乐与抽象艺术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不论是在分析立体主义还是综合立体主义阶段，艺术家常以音乐或相关题材为主题。画面中的吉他不是绘制的，而是由三种不同颜色贴纸组成的不完整样式，其中左侧贴纸带有木质纹理，代表吉他的木质结构;上部由蓝色的色块组成，跳脱于整幅画面棕色的基调，吉他的下部被黑色的半圆形纸片代替了;而代表负空间的音孔则通过白色的圆形纸片表现，与右侧分析立体主义风格的酒杯相对应。把在传统绘画中具有立体感的乐器与酒杯等事物变为平面，贴在“画布”上，化实体为抽象;又将部分乐谱贴在所谓的“吉他”上，化抽象为具体。这种在虚与实、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转换，就如同画作下方拼贴的报纸标题“La Bataille sest engagé （战斗开始了）”，表明立体主义已经向传统艺术发起挑战。

与此同时，这场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了雕塑领域。毕加索在1912年创作的作品《吉他》是以金属丝与金属片组成的，其构建的空间与常规吉他的空间有所不同，或平面或曲面，随意又自然。毕加索常用纸板、线、锡、木材或其他现成材料作为素材，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形体构建。他打破了以往用木头、石料、陶土、金属等材料，通过雕刻、烧制、浇筑的方式进行创作，将雕塑从传统意义上的材料、技法和工艺等解脱出来，形成了立体主义雕塑的新风格。

1915年，毕加索创作的《小提琴》更是将立体主义的观念在雕塑领域发展到极致。自此雕塑不再仅是通过浇铸或雕刻创作出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将金属片上色组装而来。如果不是通过标题，观者不可能知道这是一把小提琴，这与文艺复兴时期再现自然的雕塑相去甚远。音乐是抽象的艺术形式，立体主义将雕塑作品与音乐主题形成视觉上的关联，材质、形体、色彩的节奏体现出音符的跳跃感，这种伟大的变革正悄无声息的蔓延至音乐及其他艺术领域。1021164F-25BB-4B24-A763-B653FDCF27F8

五、超现实主义阶段：恐惧与怒吼

1924年，布列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为艺术家们提供进入无意识世界的途径。他呼吁道：“梦境王国和现实王国看似矛盾，然而二者之间未来的解决之道是一种绝对的现实，是超现实。”

在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的作品具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他为超现实主义出版物提供作品，并参加此类展览。他在1921年创作的画作《三乐师》与此前的立体主义绘画有所不同。画面背景以深色为主，三位乐师隐藏在恐怖的面具之下，十分神秘。本应令人身心愉悦的音乐，在乐师的演奏下也不再欢快，反而营造出一种压抑的精神氛围，这与超现实主义的内涵不谋而合。

1925年，毕加索创作《三舞者》，这是对先前作品《三乐师》构建的精神世界的延续。画面中的三个裸体形象古怪、扭曲，彼此手牵手，同时抬起一条腿，纵情舞蹈。中間的形象线条简洁明快，以符号化的手段表现出女性的身体特征，将面对观者一侧的眼睛夸张地描绘，具有稚拙主义的意味。右侧的形象采用剪影形式，硬朗的侧脸好似古埃及的壁画;左侧的人物以奇异的姿势歪着身体，像是在弹奏吉他，而乐器早已与其本身融为一体。从立体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音乐元素贯穿始终，成为解读毕加索精神世界之匙。

在雕塑领域，毕加索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焊接金属试验，并带动了以钢材焊接为手法的新潮流。他在1929年创作的《女头像》使用了漏勺和金属片等现成品，将头发、面孔、头部等进行符号化处理，剖离出女性形象最本质的部分，体现出艺术家对生命本源的不断探索。

20世纪30年代，欧洲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毕加索的好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凭借其政治敏感性，完成了画作《内战的预感》。1937年4月，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毕加索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艺术家，对这种暴行十分愤慨。他仅用几个星期便完成了兼具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格尔尼卡》，作为对法西斯暴行的强烈谴责。整幅画作由黑、白、灰构成，以传统油画的方式呈现出拼贴的画面感，人物以埃及壁画的方式排列，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众所周知，公牛是西班牙的象征，画中的公牛手持权杖，指引着人民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而锤死的马在斗牛题材画作中通常带有悲剧性意味，象征饱受战火之苦的平民;画面左侧的女人怀抱着孩子，面露恐惧、痛苦的神情，与最右侧跪地呐喊的形象相呼应。最下方倒地的士兵，手持断裂的剑，同残暴敌人抗争到底，而旁边的一朵花，则寓意战争中饱受苦难的人民对美好与和平的向往，手持灯火的女性则为民众带来了胜利的曙光与希望。毕加索的这幅画作为饱受法西斯暴行摧残的人民带去一丝慰藉与希望，同时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预示与鼓舞。

六、结语

毕加索是一位具有多面风格的艺术家，也是唯一一位在世时看到自己作品被收入卢浮宫的伟大画家，在其长达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油画、素描、版画、雕塑等作品累计达45000多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接触绘画，并展现出惊人的天赋。毕加索从传统学院风格中走来，头戴蓝色礼帽，在装饰成玫瑰色的咖啡馆里与马戏团的小丑翩翩起舞。20世纪初，工业社会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毕加索站在了艺术的分叉口，他携“阿维尼翁少女”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现代主义道路，成为了颠覆艺术界的灵魂人物。时至今日，毕加索的艺术影响力仍犹如曼陀林的旋律，久久回响，余音缭绕。

参考文献：

[1]刘家慧.毕加索作品中悲剧题材的分期研究及其美学价值[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6（04）：28-33.

[2]崔璨.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毕加索艺术创作——对多维性的解说尝试[J].美与时代，2020（12）：78-80.

[3]李浩嘉.《亚威农少女》——运用图像学对其中维纳斯图式进行的分析与猜想[J].美术教育研究，2021（10）：50-52.

[4]陆勍.论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中的童趣[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

[5]冯思敏.浅析原始艺术神秘符号在现当代艺术中的重构与转化[J].艺术教育，2019（06）：50-51.

[6]项晓乐.论毕加索立体主义与表现主义时期绘画的特点[J].西部学刊，2018（03）：56-59.

[7]郑晓东等.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大众文艺，2016（15）：44-45.

[8]李淑慧.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研读[J].西部皮革，2017（01）：251.

[9]约翰·弗莱明等.世界艺术史[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787.

[10]刘桐.现代艺术中的双重语言[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9年.

[11]H.W.詹森.詹森艺术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993.

[12]封加栋.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绘画比较—以毕加索与达利的油画艺术为例[J].新美术，2012（01）：49-53.1021164F-25BB-4B24-A763-B653FDCF27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