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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财税风险问题研究

2022-05-10王阿敏

国际商务财会 2022年7期
关键词:一带一路

王阿敏

【摘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发挥世界最大统一市场的优势和充足的内需潜力,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党和国家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走出去”的先锋队,有着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点和优势,但也面临着众多的财税风险。文章以某国有上市S公司为例,分析“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的财税风险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有上市企业;财税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F235.8

一、“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现状及现实意义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1份“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协议文件。2020年,我国与相关国家全年货物贸易额1.35万亿美元,相较于2013年倡议提出时的1.04万亿美元,增长29.8%,占总体外贸进出口额的比重达到29.1%。其中,2020年中欧班列联通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比2019年底增加了37个,全年开行超过1.2万列,同比上涨50%,发挥的贸易通道作用非常突出。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同长增长14.1%。

从行业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业、电力生产供应、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对外投资高达27.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投资达18.1%。2020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 414.6亿美元,占当期总额的55.4%;完成营业额911.2亿美元,占当期总额58.4%。目前全球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速,“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在当前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的形势下,全球经济面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下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增速6%,2022年则为4.4%,但预期是建立在资金流、物流、人流摆脱疫情影响恢复畅通的假设下的。目前新一轮的病毒传播,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迟迟无法有效控制,对世界经济的恢复是雪上加霜。2020年除中国外,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方面都是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12%,由点到面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外溢效应,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连接三大经济活跃地带的倡议,“一带一路”贯通欧亚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辐射北美经济圈。它的经贸合作为经济复苏注入一针强心剂,为疫情后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方案,显示了中国发展的正向外溢效应。

二、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的优势

“十三五”期间,国资委进行以管资本为主的自我改革,加强党建,形成“三位一体”监管体制,具体内容包括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履行出资人职责与履行国资监管职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出资人监督相结合。在这过程中,加大研发投入,聚集人才,深耕“一带一路”,坚定不移合作開放,“量、质、效”齐升。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国企要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开拓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S公司是国资委旗下A股上市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供应链(大宗商品运营)和产业链(纺织服装、动力工具、生态环保、清洁能源、船舶制造与航运等),多年来立足江苏、服务中国、辐射全球,为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布局,目前拥有39家海外分支机构,设立36家全资海内外实业工厂,基本构建了总部在中国,研发机构在中国、欧洲,金融及航运中心在香港、新加坡,实业基地在东南亚的格局。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了大部分“一带一路”投资集中行业。

S公司具有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商业模式、渠道资源、风控能力等多方面优势。在“以奋斗者为本、高绩效导向”的企业文化下、采用“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的发展模式、“贸工技金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建立了遍布全球的渠道和“经营专业化、流程标准化、管理精细化、评审动态化、救援预案化”五化风险体系。使得公司在2020年整体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进出口总额仍稳步上升,营业收入和利润逆势实现双增长。

三、“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财税风险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涉及行业广泛,业务形态复杂多样,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国企在这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非常严峻。

(一)汇率、利率、原材料、物流价格波动风险

对于一个全球化企业来说,汇率影响到企业经营的稳定性,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波三折,从最高到最低有7000点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本身差异大,外汇市场极其不发达,汇率涨跌剧烈,带来巨大的汇率风险。S公司兼有出口和进口业务,操作20余种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澳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和缅甸元、巴基斯坦卢比、尼日利亚奈拉、菲律宾比索等小币种。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企业来说,会降低采购成本,增加盈利;但对出口企业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提高出口产品成本,可能导致汇兑损失。同时兼有两种业务对公司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因利率的变化,产生的预期之外的不确定性,是利率风险内涵。公司资本结构中负债增加可提供财务杠杆效应,产生高收益但也会提高公司的偿债风险。S公司面临的利率变动风险主要与本公司以浮动利率计息的借款有关,在公司业务扩张的过程中资金需求较大,融资成本受利率影响较大,影响经营绩效和公司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因矿场开工不足等原因,原材料价格剧烈上涨,包括主要金属铜、铁、铝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全供应链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产品成本上涨,经营压力加大。

同时因疫情导致集装箱“滞留率”增加,国际间的集装箱“一箱难求”,7月20日标普全球普氏公布的数据显示,部分商品的干散货运费已达到历史新高,国际间的运费价格平均暴涨4倍,且仍然处于上涨的状态中,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二)国际税收风险大

国际税收风险是指企业国际涉税业务或行为给企业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因对税收法规变化不敏感、税收法规不理解、对境外税收法规和国家间的税收协定理解错误导致的增加税收滞纳金、罚款、罚金等额外支出税务风险;或缺乏主动税务筹划多缴税款、未用足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利益流失的风险。

例如S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公司税率各不相同,在巴拿马和马绍尔,公司离岸业务免税,即如果从事业务不涉及当地,无需缴纳利得税;在缅甸新成立企业前五年免税;在迪拜,根据当地政策,只对外资银行和石油企业征企业所得税,公司所从事业务所得税免税;在欧盟内部税率差距更大,所得税从保加利亚的10%到法国的33.33%,增值税最高和最低税率也相差10%。各國征管方式、制度差异巨大,税收管辖权划分、国际重复征税和减除、国际税收协定容易给海外投资带来税务风险。

(三)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社会环境造成经济利益损失的风险

因政治法律差异、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国企战略风险、经营风险、合规风险、廉洁风险以及连带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时有发生。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但是面临投入大、周期长、盈利前景不明朗的问题。一些国家政治发育不成熟、法制不健全、安全形式堪忧,颜色革命频发,疫情控制不力,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高发。例如2014年越南排华打砸抢烧事件、2021缅甸军事政变,以及最近的巴基斯坦公车爆炸导致中方9名工程师遇难等事件。这些都可能导致了项目停工、工厂停摆,境外资产损失等风险,使得“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效益有可能无法达到最初的预期。

(四)项目审批复杂、绩效考核僵化和风险管理制度滞后风险

作为国有上市公司,不仅接受国资委、纪委、审计署、证监会的监管,还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履行公开披露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国企在境外项目投资过程中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与备案,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与备案,国务院商务部门核准与备案、外汇管理局登记手续等四大环节,项目提交审批到各部门中,一般需经过较长的审核期,提供大量重复资料,项目办理流程耗时过长容易错失境外投资项目的最佳时间。同时受各种考核制度的限制,容错空间较小,为了不受追责,部分人会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思想而错失开拓良机。

S公司作为一家完全充分市场竞争的企业,如果对市场的变化不敏感,必将被市场淘汰。但是这里就面临一个“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项目办理流程复杂,管理条条框框非常严格,有可能错失良机,效率低下。而下放审批权限又可能面临在新业务模式下,风险管理滞后,制度缺位,监管失控,尽职调查不充分,盲目对外投资的风险。

(五)专业人才团队缺乏的风险

随着5G发展,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日趋成熟,新经济业态优势不断显现,财务管理工作面临巨变。部分财务人员无法迅速完成新工作方式的转变。

因每个国家的会计准则、财税制度存在差异,使用系统也并不统一,同时语言、时差、理念差异等客观原因也进一步增加了财务工作的难度,降低了财务管理效率,相应风险随着业务形态的多样化而日益呈现出严峻态势。

S公司采用的是“全员委派+海外外派”的管理模式,财务管控效果明显,但也会导致人员扩张严重,费用居高不下,在遴选外派人员时经常出现无人可派的局面。财务人员的工作重心不仅是核算和披露,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也需要管控、决策和资本运作。国有企业亟需建立既懂经营、财务又懂管理的人才团队。

人才的缺乏问题,是国企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当地的招聘人员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国内各项监管需求,无法理解或者及时的提供符合国内标准的工作成果。因为文化差异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人员配备不足和时差导致的工作效率低下问题,知识水平不足导致的片面性问题,以及因内控措施的缺失可能导致的财务管理中合谋或失职风险问题,均需要优秀的人才团队解决。

(六)资产和资金内控管理问题

近年来,随着业务量增长,境外电商、境外库存分销等业务占比不断提升,从而造成境外业务单据细碎、销售及售后环节增多、存货金额持续攀升等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境外资金管理权限分散、海外板块“两金”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影响资产周转速度。同时,海外资产安全管理问题导致的自身风险显著增加。

四、针对财税风险提出的相应对策

(一)充分利用套期工具作为稳定器

S公司利用套期工具管理因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信用风险等引起的风险敞口,按照风险可控和可对冲原则有效规避风险、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成本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具体套期保值方案设计及操作管理上,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使保值行动风险可测,并保持在风险可承受范围以内。对外币资产和负债,若出现短期的失衡状况,S公司会在必要时按市场汇率买卖外币,确保将净风险敞口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公司积极响应号召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提高人民币使用效率,让“一带一路”境外投资和交易结算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融资创新力度,根据国企境外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发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拓宽人民币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的使用渠道,推动“一带一路”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S公司积极争取各项政策性优惠利率,充分利用财政贴息,管控利率风险。对于原材料、运费价格上涨问题,S公司与供应商、客户提前锁定价格,与货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协商共同承担上涨价格部分,按比例共担风险。

(二)建立税务风险防范机制

1.设立专门税务部门

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中明确,企业的税务部门应参与企业战略规划和重大经营决策,应设立税务管理岗位和机构,明确职责和权限,持续关注税收征管动态和税收新规,建立定期分析和报告制度,实时跟踪报表项目和各项申报数据的变化,包括重点关注指标异常,例如税收负担率、关联销售比率及其变动率。税务部门在对外经贸合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所投资国家、客户国家引进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流转税率,所得税率、预提税税率以及关税政策,降低企业税负。

2.企业内部要有全员税务风险意识

财务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保留一切能够证明企业合规经营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同行业财税状态和规划,使得企业既不会偏离政策错失机会,也不会多缴或少缴税款引起税务风险。加强培训和沟通,增强业务人员和经营人员的税务风险意识,增强全员纳税意识,事前重大事项和合同签订要考虑税务因素,从源头上控制税务风险。事中,要整合和优化业务流程,规范内部控制,全程监控,查漏补缺。事后,要定时进行税务风险自查,自查补缴税款交纳滞纳金,如果被税务稽查发现,不仅要有高额罚款,还有企业声誉的损失。

3.建立良好的企业内外部关系

关联企业定期沟通,防止因关联交易不当导致的税务风险。寻求与税务机关的正当协调,就具体的事项咨询主管税务机关,特殊的、宏观上的业务需要上面的批文,了解税务机关管理企业的流程和方法,了解企业可能会被稽查的原因。向专业机构和专家咨询,与当地税务事务所或者其他专业机构合作,同时培养自己内部的专业人才,第一时间了解和解决问题。

(三)因地制宜,守正出奇,建立与当地的良好关系

企业与各国的经贸合作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法规,立足市场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充分的前期尽职调查。积极主动地履行好社会责任,传递良好的企业形象,这不是说企业一定要通过大额捐赠、大规模援建等行为完成,完善自身的产品服务、传递优质技术与管理经验、强化社区活动、承担环保职能等都是这些社会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

例如,疫情期间,S公司也对开展业务的当地进行过防疫物资的捐赠。同时,做好风险预警和安全管理机制,针对突发的情况可以及时有效应对,保障国有资产安全。

全球經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良好的意愿,没有科学的评估、不熟悉对方国情政策可能造成失败。疫情形势下 “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在经济合作,但又不能唯“经济中心主义”。宣传上避免将合作理解为贸易、投资、消费等类似的单纯经济目的,而应大力强调共赢。

(四)制度先行,简化审批,动态管理,底线思维和开拓精神并重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改委、商务部门等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健全与完善外汇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部门间共享等方式,合理避免重复审核现象。建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共享数据库,对国企境外投资财务管理进行实时监测、合理引导和规范。税务部门要通过国际税收合作促进国企境外投资政策对接与征管协作,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税收体系实现税收的稳定性。

制度先行,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上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根据最新的状态进行动态修正。国资委发挥好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的监管优势,聚焦管资本来提高国资监管效能,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为做大、做优、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体制保障。对关键节点,对“三重一大”的重大事项,对合规的要求,要发挥管理“红绿灯”的作用。

建立健全企业的容错纠错机制,用科学的激励体系和宽容的工作机制给勇于承担的人开绿灯,为敢干事的人兜住底。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结合职工岗位职责范围,确定相应承担的工作失误的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对失误的干部职工,慎重处理少数,教育提醒大多数。坚持底线思维和开拓精神并重,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原则,也要体现是免责而非不负责的区别,是对干部职工主动作为的爱护,而非对个人行为的宽纵。

(五)加强人才团队的培养和建设

S公司发挥组织制度优势,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中党员比例占比较高,并每年仍然不断有人向党组织靠拢。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有多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主动请缨,最早完成疫苗接种,全副武装奔赴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南美洲等地公司和项目,迅速恢复日常工作,为业务开展提供财务支援,保障了国有资产利益。

在识人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去培养人,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和培养,加强对员工的日常培训,积极引进先进人才,全面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内部竞聘管理,形成有市场竞争优势人才选用机制和绩效薪酬激励机制。公司遵循“能高能低、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机制, 以“奋斗者为本、高绩效导向”形成企业发展和员工成长良性互动,打造形成了公司和员工之间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关系,吸引和粘合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队伍,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创新超越。

(六)加强信息化建设

S公司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打通海外平台业务财务各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海外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在国内逐步建立和推广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先后在多个海外公司上线NETSUITE系统,关键账务处理职能收回国内。细化海外公司业务各环节的工作职责,抓好资金管控,设立海外资金管理小组,针对收支、融资等重要事项进行垂直管理。将海外共享中心财务管理的动作规范化,形成包括流程管理、内部控制、财务分析等方面在内的财务管理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海外投资和业务的有效控制。

五、结束语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子不断加大,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在新形势下面临较大的财税风险。国有企业集团应当全方位,多角度的加强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投资行为,严格控制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在加强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一带一路”的长远发展服务。按照“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信息智能化”的总体思路,持续推进管理能力提升,让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走得更稳、更实、更好。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读本,时事出版社.

[2]王素荣.海外投资税务筹划[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3]吴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企集团境外投资财务管理问题及应对策略[J].现代商贸工业,2021(1).

[4]王倩倩.改革风正劲 破浪立潮头——从国企改革发展新闻发布会高频词透视国企改革[R].国资报告,2021年03月

[5]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R].2020.

责编: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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