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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者”“发明家”与复合型极客

2022-05-10陈确

中国艺术 2022年2期
关键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身份

陈确

摘要:“职业”与“身份”是一把双刃剑,日久则成沉疴。设计师的自我身份禁锢必然会辜负设计的三项禀赋:伦理使命、智慧迁移、超驗实践。“人文主义设计实践”强调身份拓展、能力迁移、开放创新、授人以渔、智识普世和同理向善,有利于发扬设计的禀赋基因,防止自我矮化,以期实现人文关怀与文明发展协同的情境。“布道者”“发明家”与复合型极客是三类新生代设计精英,在审美趣味、设计方法与流程乃至价值取向方面,都有新的发挥。“布道者”紧扣三个指向:呼应大问题、生活方式引领、知识生产与价值观传播;“发明家”以“从0到1”的裂变式创新驱动行业规则改写;复合型极客是无论职业身份还是作品类型都难以用既往经验界定的超级精英个体。三者的共同特点是拒绝取媚商业和权威,穿越身份雷池,超越增长逻辑,强调引领式创新与价值观先行,在挑战传统秩序和对抗复杂性中为人类争取时间。他们的配合、交叠与演化预见了趋向,为设计业态、设计哲学与设计方法论注入了新鲜营养,为原子化创新、“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掌握自己的生活创建权寻觅机会,为人人成为知识生产者、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缔造者、社会创新家和生活设计家鼓吹,为营造更积极的社会景观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价值取向 引领式创新 知识生产 生活方式 创作人 身份

一、设计师的“身份雷池”

当下设计师的问题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了“烤肉架”上。“职业”是“饭碗”的保证,“身份”是安全感的底盘。芸芸众生离不开各种物件,有一种叫作设计师的职业能够让物件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似乎取得了最优解:商家、用户、设计师皆大欢喜。大家也心安理得于设计和设计师不过是全链条中的一个普通工种。

只不过,现在情形有了新变化,有更多元素和角色介入了原本稳固的关系。

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或设计师特殊的使命,就是评控日常生活人造物的伦理问题。特定位置担负特定使命,医生面对医学伦理,律师面对法学伦理。设计师的镜头上扬一寸,不亚于小行星绕地球飞过、泰坦尼克号避开冰山——设计师要清楚自己所掌握的隐形权力,别人无法评控、调试其手里的舵盘。

有两个背景,逼迫当代设计思索是时候走出消费主义的泥沼和市场主导的“打补丁”游戏了。一个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同时“计划废止制”在今日依然奏效,“潮流”控制着人们的购物和品位,用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的话说就是“定时炸弹”[1]。设计界对此的反思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追溯到维克多·帕帕纳克(Victor Papanek)[2]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3](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黛比·米尔曼(Debbie Millman)[4]在她的节目《小东西,大创意》(Small Thing, Big Idea)中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日常物由现实功能走向文化功能的有趣故事,但文化功能的副作用是浪费率极高的快时尚问题。另一个是信息爆炸、智能电子设备和新媒体平台的媾和,以极强的交互性和高节奏的频率将观众的心智扔进了“虫洞”的旋涡,从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到玛丽安·沃夫(Maryanne Wolf)的种种理论诠释,综合验证了人们的专注力受到损伤、生活方式乃至大脑神经元结构已经异化的事实。

这两个背景,只是无数背景中的两条相对明晰的支流,目的是生成一个叩问:人类往何处去,何为美好生活?

然后追问:在创建人类福祉的战役中设计能够做什么?能够提供怎样的价值和养分呢?

应对这些挑战,设计师显然需要跨学科知识和学科发展思维。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时代的“绣花工”在今天只适合在透明玻璃房子里工作——外面围着猎奇的游客。生产关系始终在变,为什么不允许身份嬗变?

今天的问题是,设计学科与分工是建立在过去的产业时代的基础上的。虽然它们被鼓吹式微了,虽然一些顶级设计院校已经有了快速反应,但主流的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依然沿用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空间设计等分类。在现实中,这样的机制和体例也越来越掣肘新事物的萌发。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和社会生活的演化,正在对“有意思”的产品提出大量需求。

时代需要新的设计经纬还有一个原因:设计是一个“动词”,而艺术不是。设计是“经世致用”的绝佳把手,在需要跨学科养分的时候,设计可变为桥梁和通道。由此,设计具备了知识生产和价值增量的纽带地位。

从食物设计、社区设计、城市设计、公共系统设计到社会设计、人生设计、基因生命设计、文化软实力设计,再到气候环境危机、战争、公共卫生的应对,甚至上到国家形象下到个体观念和认知,都可以设计。这让设计的对象和“客户”瞬间宏阔,扫射面开始激荡起来。“设计的边界”固然是个老话题,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上述议题艺术可能无法应对,而设计责无旁贷。

这就涉及设计的第二个特征:设计是一种智慧。

任何行业都有“秘密”,以及离不开专业性训练。但设计的特殊性在于它特别适合提炼为一种智慧和思维工具去迁移使用。设计学家在证明“设计无学科”。既然无学科,设计的“手艺—才能—智慧”的演变路径就是必然。因为不管学院派如何解释,都改变不了街头发廊的“Tony老师”也自称设计师的事实。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Victoria D.Alexander)将艺术分为美的艺术、流行艺术和民间艺术,设计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划分呢?亚历山大的理由是很多流行艺术和民间艺术可以被社会学理论阐释,同时不利于深入探讨艺术的机制。[5]的确,很多亚文化的社会学意味更强,离学院派的艺术与设计非常遥远。

设计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践先行和强实践性。这使设计领域成为容易诞生超验实践和颠覆美学的土壤。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一批设计师不满足于传统的设计生产范式,尽情于个性的、叛逆的表达。笔者称他们为“新生代族群”。今天,这个族群虽然在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汤姆·迪克斯(Tom Dixon)等老一辈设计英雄的巨大身影下,被遮蔽已久。但他们在审美趣味、设计方法和流程乃至价值取向方面,都有新的发挥。

当跳出了服务性的心魔,哪怕是“半服务性”,设计就“开悟”了。不要担心它与艺术混淆,也不用顾忌它与战略、策略和咨询重叠。设计造物无法被替代,只不过牵引力不再是某种资本和世俗意图。如此催生的情境,令人兴奋。

任何领域持久发展都会产生“沉疴”。它是一种无法名状的积习、抱团气质和守卫心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抱着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不敢撒手,几乎到了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地步——其实,何止设计,纯美术领域更加明显。往褒义了讲,这叫“专注”,客观地讲,是沉湎于舒适区的胆怯,是历史观的悲哀。文明进程就是不断打断、敲碎“沉疴”和陣痛频频的过程。历史的残酷在于从来不和当事人商量。举个例子,如果“元宇宙”和Web3.0发展顺利,大洗牌情形又会上演。与历史相较,今天的洗牌速度明显加快。

对设计师而言,“身份雷池”就是囚徒困境。所有安身立命的东西,庸庸碌碌的营生,我们每日触及的那些“劳什子”,以及生产这些“劳什子”和由这些“劳什子”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的总和,都在被送往“地球非遗博物馆”的路上。新生代设计师必须从产品周期和服务于商业系统的囹圄中走出来。这不意味着放弃市场,放弃“饭碗”,而是换一种格局、思路和打法,以期实现一种人文关怀与文明发展相协同的情境。那些“出格”的、“离经叛道”的设计师是反脆弱的设计师,是用挑战性换取时间的设计师。

随着文明的进步,设计力量从全链条中的“卑微”位置走向显要位置是可能的。伦理使命、智慧迁移、超验实践,这三点保证了设计师成为人类世界的某种牵引力量。设计师不是小生产者!

二、布道者

“布道者”这样的词在思想界可能更容易被理解。但是,围着甲方转的“设计”如何布道呢?

“道”有三个标准和指向:呼应大问题、生活方式引领、知识生产与价值观传播。当设计师通过自己的实践回应这三个指向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布道者”气质。

笔者欣喜地发现,有一大批设计师和文化精英正在“布道之旅”上,严格践行和忠诚于自己的哲学。

第一类,“呼应大问题”,生态与可持续设计是其代表之一。能够玩驭美学、服务现实、生成议题的设计,客观地说,就已经是好设计。但这批设计师将议题放在了第一位。在有一年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有一个叫《牡蛎/the Birth of Venus》的作品。作者这样介绍它:“我的毕业设计是一个生产流程,它的工作状态是,人们向这个人造‘牡蛎’中投入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物件进去就可以得到包裹成珍珠的模型。人们通过这个机械‘牡蛎’把他们最私密、最具有纪念性的物件珍珠化,生成独一无二的珍珠。”

这个作品令人联想到诸多的废弃物循环转化设计,但它增加了人文和思绪空间。玛丽安·范·奥贝尔(Marjan Van Aubel)的太阳能设计、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和弗里德里克·欧特森(Frederik Ottesen)合作设计的小太阳灯、丹·罗斯加德(Daan Roosegaarde)的雾霾戒指,在无声的表达中弥漫出设计的独特力量。当然,大问题往往也是系统性问题、跨学科问题、抗解性问题,需要更综合的力量、智慧和决心去应对。

第二类,“生活方式引领”,主要是注重极简、专注和零和,提倡孤品设计和VIP设计,防止过度设计,拒绝批量化生产,将设计师本人的理念与品位表达放在第一位。马修·雷汉尼尔(Mathieu Lehanneur)的“流水大理石”就属于此类。对设计师来说,这是他们成为设计黑客的绝佳机会,对作品来说,就是一个字:贵。

第三类,“知识生产与价值观传播”,通过设计创造新知识,表达态度,追求自由。泰奥·扬森(Theo Jansen)设计的“海滩怪兽”(strandbeest)、马库斯·凯瑟(Markus Kayser)设计的沙漠打印机(solar sinter)就属于此类。这一类的特点是其创作者要有工科背景和极强的科技素养门槛,这些作品证明了“自然科学不能离开人文光辉的浇灌”“诗意栖居是科学的目的和归宿”。

三、发明家

忧心商业诉求和市场份额,不断变换款式、色彩、材质,微调功能,以体现“与时俱进”……按照《从0到1》[6]的理论,这属于微型迭代和竞争式创新,在红海环境中很难产生革命性成果。因为大家首要考虑的是先安全地生存下来。iPhone(苹果公司发布搭载iOS操作系统的系列智能手机)的成功证明了“从0到1”的威力,这属于发明式创新。发明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看以何等程度改写游戏规则。当设计师从竞争思维中走出,从蚕食中走出,才有机会获得釜底抽薪式的胜利。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将技术与生物学相联结,通过材料和方法论的创新,开创了材料生态学领域,呼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设计和建筑方式。建筑、产品和物体,都可以像器官一样,通过计算“生长”、增材制造和生物增强,创建异构和多功能结构。从消耗自然到增强自然,显然这是一种研究和发明意味很强的设计哲学。

猪(Swine)工作室发明了“气泡”,莫里森(Morison)工作室发明了碳纤维风筝,形式幻想(Formafantasma)工作室从产品、空间到规划、咨询,用知识研究打通了全链条障碍。无论材料的发明还是方法的发明,都属于知识的发明,也都连接了可持续生态议题。

迈克尔·平斯基(Michael Pinsky)的球形建筑,斯特凡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的垂直森林,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真空胶囊高铁、星链和火星登陆计划,在践行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输出了视觉的震撼力,相对于“布道者”的精神议题,“发明家”们似乎更喜欢物理尺度。

一位网红UP主(uploader,上传者)自制了一张巨型苹果充电桌(airdesk),引起了社交媒体的狂欢,刷屏的同时,无人说它“山寨”,都在说它“硬核”。“发明家”擅长成为“奇观创造者”。素人设计师的频现真是印证了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说的那句话:“人人都是设计师。”这背后是有原理的。莫霍利-纳吉(Maholy-Nagy)在包豪斯(Bauhuas)提出了“人人都有天赋”这一概念,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創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7]。也就是说,基于“天赋—创造力—态度—实践”的路径,每个素人都具备了设计的条件、机会与合法性。

四、复合型极客

与前述两种身份略有不同,复合型极客是超级精英个体,自己就是一个超级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和超媒体,主要指近些年来出现的一批“四不像”先锋人物,无论是职业身份还是作品类型都难以用以往的经验界定。他们的知识结构多元、视野宏阔,作品总是弥漫着一股诗意气质和极强的未来感。

复合型极客的代表人物有两类:一类以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比雅克·英格斯(Bjarke Ingels)和藤本壮介等人为代表,尽管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建筑师,但他们的作品形态和理念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建筑,具备极强的颠覆性。例如,赫斯维克工作室位于美国纽约的作品“容器”(vessel),应该是建筑、装置、公共设施设计还是雕塑呢?另一类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新兴虚拟空间中的思想极客、企业创新家、AI科学家、写作者和精神意见领袖们,他们通过文字、演讲、播客、书籍、行为、软件程序和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代币)等作品形式,传输和表达一种生命结构和对当前最紧要问题的理解。笔者称之为“人生设计师”“生活产品经理”和“观念认知设计师”。例如,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eman)、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s)、德里克·西弗斯(Derek Sivers)和阳志平等人的产出很难被单一定义,具备跨越边界的综合型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心智,并身体力行于自己的产品哲学。他们当然也是“布道者Plus”。

在这两类复合型极客中,前者依然奋斗在实体空间,努力改变着城市审美和天际线,后者以数字世界、AI和个体神经元为根据地,正在深刻改变、影响和引领着未来生活方式。

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8]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完成了20世纪先锋派们的努力,彻底打破了代表俗世的公众和代表某种神圣力量的艺术创作者的壁垒。[9]今天,笔者其实不愿称他们为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意见领袖或影响力人物,称之为“创作人”可能更加准确。

五、展望

“布道者”“发明家”和复合型极客的共同特点是拒绝取媚商业和权威,这是一个松散的价值同盟,但基于共同的信条:对传统秩序和舒适区的摒弃,在不适和对抗复杂性中成长。很显然,这是一种英雄主义。

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效应是更广泛的业态、样态,更宽泛的设计面向,更超越的设计审美和逻辑,更具争议的话题与议题。以往,在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人物,以百年为区间单位,可能不过三五人。这还要看运气——他们也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和赛道内改写了游戏规则的人,用今天的标准都未必能“出圈”。出圈有两个特点:首先,为改变圈内潮水的流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次,被圈外人熟知。而在今天,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知识生产者、IP缔造者、社会创新家和生活设计家。

有几个可能的趋向和期待值得揣测:

第一,去物质化不会很顺遂,“元宇宙”的加持也不会改变这一点。传统设计师们可以舒口气,人类只要还需要肉身,就离不开碳基。可以预料,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各大设计网站上欣赏到那些设计分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并不是说去物质化,而是传统的科层制的、壁垒森严的东西开始松动,并有人愿意出来挥舞锄铲。

第二,设计行动主义[10]会被强化,“软设计”兴起。从蒂姆·布朗(Tim Brown)、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的著述中,我们领略到了设计政治和设计思维的威力;从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那里,我们学到了日常生活实践;在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那里,我们体会到感性与审美政治学。未来,笔者认为设计行动主义、社会创新运动和新类型公共艺术,将会汇合成同一个事物。

第三,跨学科团体勃发,跨越边界、难以界定职业身份的“创作人”兴起,克雷格·布雷姆纳(Craig Bremner)说的“设计无学科”已经是现实,设计教育在洗牌。事实上,很多UP主已经极大丰富了今天的创作样态。

第四,文化精英的作用依然重要,因为审美依然重要。

第五,艺术与设计界限模糊化不可避免。

第六,不是不要客户,而是用预见客户、创造客户的方式去引领和影响现实走向,“创作人”通过生活方式输出和体系建设发挥影响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主题、议题、话题、课题,也可以理解为运用平行时空和思辩设计。这与传统的设计流程、境界截然不同。

显然,从全球来看,设计还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设计依然是一个需要多维理解的事物。但这或许正是设计的机会,是原子化创新和“人人都是设计师”的机会。设计精英点燃了一把火,这把火的夙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人”。什么是人文主义设计实践?笔者认为就是质疑利益集团的“带节奏”,超越增长逻辑,甚至愿意授人以渔、交出身份,做吹哨人,也做领路人。

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讲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咨询我如何进入艺术圈,我回答说不要想什么艺术圈,做自己的作品去建立‘圈’、颠覆‘圈’。”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是,学会“想象”,并在拥有机会的时候,哪怕是在最微观的作品中,也要投入自己的全部力气。四两拨千斤,一花一世界,用热爱、好奇心和个性的智慧,去输出自己人之所以为人的印記,超越圈层与身份,建立想象的设计共和国,总归是一道有益的社会景观。

本文为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设计创新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5)的研究成果。

注释:

[1]萨迪奇.设计的语言[M].庄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维克多·帕帕纳克(Victor Papanek)是一名设计理论家、教育工作者,生于奥地利,后移居美国。其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强调了设计师的社会价值与伦理价值,直接影响了绿色设计理念的产生。

[3]帕帕纳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M].周博,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

[4]黛比·米尔曼(Debbie Millman)是一位美国作家、教育家、艺术家、策展人和设计师。她是美国图形艺术学院(AIGA)的名誉主席和主席,设计报道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常在设计类博客中发表文章。此外,她还是视觉艺术学院的讲师,并定期为《印刷》杂志(Print)Magazine供稿,现居纽约。

[5]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M].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6]蒂尔,马斯特斯.从0到1[M].高玉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7]引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作者为保罗·罗杰斯。

[8]鲍里斯·格罗伊斯1947年生于德国柏林,是一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媒体理论家、哲学家,也是纽约大学、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的教授。

[9]格罗伊斯.艺术的真相(下)[EB/OL].(2017-04-06)[2022-3-29].https://m-news.artron.net/ news/20211119/n1009149.html.

[10]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1期,作者为托马斯·马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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