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萨尔曼·拉什迪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当太阳的热度开始减弱时，老人就会来到广场上。他走得很慢，拖着脚步，脚上裹着一双布满灰尘的棕色乐福鞋。大多数时候，他都会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纽扣一直扣到脖子，海军裤用一根细绳系在腰间。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头上戴着一顶贝雷帽。他会去广场上唯一的一家咖啡馆——一家有喷泉的咖啡馆；坐在木桌前的木椅上，点一小杯浓咖啡。下午六点，他会点一杯啤酒和一个三明治。晚上八点，他会站起来，擦一擦嘴唇，大概是回了家。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过，也将继续在这里发生，就在这个小广场上。

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是观众，一个人的观众。演出即将开始。

这是一个广场，有七条窄道进入，每个角落各有一条，广场四条边的中间点各有一条；只有坐落着教堂的一边没有鹅卵石街道。它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沉睡的地方广场，但它不是。在广场周围，每周有六天的时间你都可以听到人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大多数日子里，广场上的人比住在当地的人还多。仿佛人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宁静小城的宁静小广场，就是为了打架。他们从大城市驱车十五公里来释放他们的坏情绪。他们提高嗓门；他们把右拳打到左手的手掌上；他们跺脚（哪只脚不重要，反正都一样）。如果他们坐在摩托车上，他们会因为沮丧而鸣笛，或者只是为了盖过他们的对手。如果他们在相邻的汽车里争吵，而车窗又没关，他们也会像摩托车手一样鸣笛，并猛踩油门，当他们被激怒到无法忍受时，他们就会把车窗摇起来。

他们的分歧无休无止。他们争论飓风的可能性，争论夏季奥运会授予北极圈内某个城市背后的贿赂丑闻，争论爱情的不可能性和政治的无用性，以及知名天主教神父的非法秘密感情。他们对地球的平坦程度，以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有效性充满了争议。他们对冰淇淋的最佳口味有不同看法，對电影里的美女演员有强烈而不可调和的意见。如果他们读过作家的小说，而这些作家恰好是、或者曾经是夫妻，那么他们就会坚定地站在其中一个作者一边，不会被说服也不会改变主意。除了对争吵本身的热爱，似乎没有什么能将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争吵被理解成了一种公共艺术形式，它是我们文化的定义核心。可怕的喧闹声咆哮着，随着天色变暗蔓延至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到了半夜，人们已经喝了不少酒，这使得广场上的争论更加激烈。出拳也不是没有听说过。

老人就坐在咖啡馆的喷泉边上听着。不过，由于他晚上八点就离开，他也就避开了一天中的后半段，那时候酒精已经产生了作用，拳头开始乱飞。

星期天倒是很安静。星期天，每个人都待在家里吃饭，或者去教堂，乞求宽恕，然后再转身回家吃饭。

星期天，老人不会到广场来。

自从所谓的“是”时代结束以来，广场上就一直是这样。那个黑暗的时代始于四十年前左右，在那段日子里，当时有五年的时间，争论是非法的。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表示同意。无论是什么主张，无论它多么可笑——譬如，面包和葡萄酒可以转化为血肉，移民在夜间会变成流口水的性怪物，提高穷人的税收是有益的，灵魂可以转化，甚或战争是必要的——反正禁止反驳。尽管移民经营着镇上最好的面包店和我们最喜欢的葡萄酒商店，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穷，没有人记得以前乌龟般的、外国人似的或鳗鱼一样的生活，更何况我们中只有少数人天生好战。反正任何时候都必须表示同意。

甚至我们的语言——写出如此伟大诗歌的语言——也被改变了。她不再被允许使用“不”这个词，只有“是”，以及“是”的变化格式：譬如“当然”“确定”“肯定”“绝对”“完全”“毫无疑问”“赞同”。当一些鲁莽的激进分子重新使用“不”这个词时，感觉比震惊还要糟糕，甚至比罪恶还要糟糕。它仿佛很古老。它是一个来自遥远的废墟时代的破词，就像为纪念一个几千年来无人信仰的神而建造的寺庙的残余物。“不”的神。祂一定是一个可笑的神！无论如何，就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许多人的感觉。

然而，我们的语言却生着闷气。她独自坐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经常悲哀地摇着头。她变成了路人。她告诉我们，她暂时不愿意翱翔，甚至不愿意乘坐火车、自行车或公共汽车。她说，她感到脚步虚浮沉重，宁愿安静地坐着，思考语言如其所是地所思考的事情，并感受着虐待。她告诉我们，如果她被迫走动，她会步履沉重。她的态度令人生畏。她穿的衣服很紧，鞋子很不舒服，这限制了她的行动。我们不再接近她。

我们的语言没有加入咖啡馆喷泉边的那个老人。她独自坐在她的角落里。他们没有说话。

在普遍说“是”的时代，广场上很安静。你可以听到鸣禽和云雀的叫声，它们的数量还没有被周末的射击聚会摧毁。广场中心有一个小喷泉——很明显，咖啡馆的名字就来自于此。在过去的日子里，寂静可以让你倾听流水的声音，抚慰你疼痛的心。那时候老人还很年轻，由于头发颜色各异的年轻女子多次拒绝他真诚的感情，他的心时常感到痛苦。

即使在那个“不”字被禁止的年代，那些女人也会告诉他，他对她们的感情不会有回报。“你是个好人，”她们说，“但那天晚上我要做黄/棕/红/黑头发。”那另一个晚上呢，当他鼓起勇气追问，她们会回答说：“你的慷慨深深感动了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每天晚上都要去做我的黑/红/棕/黄头发，除了星期天，我会留在家里吃饭，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会先去教堂，请求宽恕，然后回家吃饭。”

过了些日子，老人便不再问了。大多数下午，他都会坐在喷泉咖啡馆右侧的木椅上，听着流水的声音。他过早地老去了，像仿古家具一样，因为他发现即使是在说“是”的时候也包含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不”，这让他苦恼。他的头发变白了，他坐在他的木椅上，眼睁睁看着世界从眼前滑过。

五年过去了。最终，是我们的语言自己反抗了“是”。她从广场的角落里站了起来，在那里她已经默默地沉思了五年，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刺耳的尖叫，像一把尖刀刺进我们的耳朵。它到处奔跑，像光一样快。它不包含任何词语。然而，它刚一发出，我们所有的语言就被释放出来了。词语从人们的口中迸发出来，不受遏制。人们感到大团大团的词汇从喉咙里升起，并压迫着他们的牙齿。我们中间比较谨慎的人把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以阻止这些话说出来，但是词语的洪流迫使我们的嘴唇分开，它们一泻而出，就像在一个漫长而压抑的学期结束时从单一性别的寄宿学校释放出来的孩子一样。这景象蔚为大观。

它们最初都是些粗话——例如，“胡说！”或者“滚蛋！”甚至是过分强调的“去死吧！”这种粗鄙也许令人遗憾，但必须被说出，这些工人般的、硬邦邦的话语是有效的。它们就像重锤或炸药，当它们在我们周围轰击时，迅速地就将“是”的统治推向了一个黯然的结局。“是”和它的同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当然”“确定”“肯定”“绝对”“完全”“毫无疑问”“赞同”）被挂在广场上的肉钩上，这就是结局。争论的时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是！”“垃圾！”“废话！”“胡说八道！”“狗屁！”“骗子！”“白痴！”“你敢！“这是一坨脑残而偏执的狗屎！”“滚开！没人想听你说话！”谁能想到，这一刻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不是我们语言中那些优美而恰当的著名诗句，而是这些不讨人喜爱的话语？颂歌和十四行诗、抒情诗和史诗都被人忽略了，它们的模样都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的语言仍然在广场的角落里观望着，但她已经脱掉了她的紧身衣和她那双不成样子的木屐，长发和裙子宽松地飘在她身上。她的裙子一直垂到了地面，所以我们看不到她的鞋子，尽管我们能感觉到她正在随着一些私人音乐的节拍跺着脚步。

老人也感觉到话语的压力在他体内挣扎着涌現。他试图控制它们，因为他不确定这些话是什么、又会做什么，他不知道它们会使什么成为可能，又会产生什么破坏，但它们就像呕吐物一样涌出来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几乎认不出的话语从他的嘴唇里挤了出来，带着愤怒、轻蔑和指责。幸运的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相似的现象，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而他自己很快就忘记了第一句话是什么，也忘记了坐回木椅，观察广场上现在的生活。

“是”的时代一经结束，争吵就开始了，它淹没了云雀的歌声和喷泉的潺潺流水声，喷泉对社会的变化毫不关心，只是以自身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忙碌着。老人——这位因悲伤而变老的人——不再向女人询问自己心里的问题，那些他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不需要再拐弯抹角或声称在发廊里有预约了。

起初，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有些怀念那五年“是”时代的沉默。一直处于一种肯定的状态，避免消极，强调积极，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有一些东西——怎么说来着——谦逊地拒绝着被评论，无论诱惑有多么大。而且，从反对、批判甚至抗议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有一种无限的放松。这需要对大脑进行一定的改造，确实如此。他不得不克制自己对异议的本能冲动，克制那些以“但另一方面……”或“但那不是真的……”或“你怎么可能……”为开头的句子。省点力气吧——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号令了。还是把你那些难听的话留给你自己吧。有一段时间，他在对“是”表示接受，以及对“不”表达说不出口的“不”时找到了些许安慰。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今天，这位在时光和凄然中老去的老人依旧坐在喷泉咖啡馆，但他很冷静，不再害怕业已忘记的话语从他口中翻涌。他看着我们这些爱争论的市民，就像人们在电视上看肥皂剧、看马戏团或者看职业足球比赛一样。

我们的语言还在那里，在离老人的椅子最远的广场角落里。在这些日子里，她经常有同伴，而且这些同伴总是比她年轻得多，他们都是些外表俊美得令人艳羡的年轻男子。这些拜伦式的人物明显很崇拜她，也许老人认为，她甚至允许他们在她离开广场的空当里私下蹂躏她。同伴们一直在变化。我们的语言可能是糜乱的。她的道德观可能非常松散。老人一想到这些，就好像有魔鬼在他耳边低语。但是这个想法似乎并没有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或者，即便魔鬼在别人耳朵里低语，那些耳朵的主人们也会对它不理不睬，只是轻蔑地耸耸肩。随她去吧！让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吧！这是当今的普遍态度。老人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所以保持沉默。

这么多年来，这个老人和我们的语言从来没有交换过哪怕是最敷衍的问候。他们坐在那里，彼此隔着广场；他坐在他的木椅上，她坐在一张垫着软垫的小凳子上，那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送给她的礼物，不久后他就不受她的喜爱并从她的意识中消失了。除了这张凳子，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在老人看来，她，也就是我们的语言，最近曾向他这边点过一两次头。但这可能是灯光导致的错觉。

广场上建筑风格的优雅是不可否认的。老教堂的巴洛克式立面非常壮观，广场上的许多其他建筑——多功能用途的建筑，街道上的小商店，以及上面的公寓——都是用金黄色石头筑造的，窗户上还有酒红色的百叶窗。这些金色的房子大多很古老，而且很多并未处于最佳的维修状态，但它们依然矗立在那里，坚固而富有吸引力，红色的桶状屋顶给广场带来了一种褪色的宏伟气氛，就像一个挥霍完家族财富的贫穷贵族。说实话，这个广场看起来好像属于一个比这个小城更高贵的环境。感觉它好像是从某个美丽的城市批发过来的，甚至可能就是从仅仅十五公里之外的首都批发过来的。

正对着广场对面的教堂，在通往广场的鹅卵石小道的两边，有两座建筑，如果在意大利，我们会称之为凉廊——它带有户外长廊，有精致的柱子和拱门。在这些凉廊里，市政当局安置了一些大理石雕像，它们模仿其他地方更著名的雕像，在匠人们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加以复制。我们享受着这些复制品，仿佛它们是真的一样。在没有天才的情况下，模仿是可以接受的替代品。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断言，原作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这些所谓的复制品实际上就是伟大的作品，应该给予它们的伟大以应有的尊重。这个争议仍然悬而未决。

（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们并未在意大利。如果我们在意大利，依然坐在那里的我们的语言将是意大利语。她看起来可能像安娜·麦格纳尼，也可能长得像索菲娅·罗兰。但她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再重复一下，她不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语也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现在正在说的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广场上的那个老人戴着贝雷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法国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如今那个老人已经不再怀念“是”时代的和平与宁静了，事实上他已经开始享受他的同胞们的争吵。对确定性的虚荣心使每个手舞足蹈的辩手都有理由坚持她或他的意见，在老人看来，这正是喜剧的源头。广场上的许多人热衷于坚持明显不真实的观点——夫人，太阳并不从西边升起，不管你如何激烈地争论它是如此这般，而且，先生，月亮并不是由古冈佐拉干酪制成的，这样说并不是同意你的对手，他竟然把它描述成一个精心制作的纸糊的赝品，而它之所以钉在天空上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星星、行星和卫星组成的三维宇宙中，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上面有一个大盖子的盘子里，这个盖子就像一个倒置的笸箩，上面有许多孔，在晚上，通过这些孔照耀我们的是被诳称为星光的明亮玩意儿。广场上到处都是这样充满激情的胡言乱语，老人心想，哦，让他们继续下去吧，毕竟这没有什么坏处。

还有一些关于精神问题争议的主题：错误的观念是否对大脑、对社会、对国家的健康有害，或者它们只是一些作为简单思维的产物而可以被容忍的错误。所有参与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是满脑子的胡言乱语，这并不能使辩论取得成效。老人的印象是，人们在每天结束后回家时都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喜欢吹毛求疵，比早上所知道的还要少。然而，他告诉自己，舌头的自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的语言，坐在广场远处角落的软垫凳子上，脚下是非凡的年轻人，显然比她在顺从地说“是”的日子里更快乐。

然而，有一天，一对争论不休的夫妇——原来他们是夫妻，已经幸福地结婚三十年了——来到坐在木椅上的老人面前，对他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受不了了！你为我们做个决定吧！”他们的分歧其实是小事。应该去哪里度暑假？去不太远处充满阳光的A岛呢，还是去遥远的B国？后者将是一个更冒险的选择，但却不那么令人放心。“我们似乎无法达成一致，”他们齐声道，“所以我们会按你说的做。”

“很好。”他说，随着这两个字，他放弃了一生的中立，那把小木椅——他作为一个心满意足的旁观者在上面坐了几十年——就这样变成了审判席。“很好，”他重复道，“在这充满纷争和压力的时代，我建议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去阳光普照的A岛享受日光浴吧。”

这对夫妇站着一动不动。然后他们转过身来看着对方。“胡说八道！”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这对我们来说才是一种冒险！”他们去了那个遥远的B国。几个星期后，他们回来感谢老人的判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鳄鱼，它们一年要吃掉几个孩子，而且还在沼泽里大吃特吃，长颈鹿的身高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还有巨大的蝾螈。他们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语言，目睹了最生动的场景：一场雪崩掩埋了整个村庄，一场军事政变使街道上到处尸横。在野外游猎的几天里，他们俩差点被河马吃掉，但很快就脱了险。他们被告知应该阅读旅行者指南，并接种预防当地蚊子的疫苗，这种昆虫因传播大量致命的变态菌株而臭名昭著。他们说：“没关系，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很值得！如此独特！在泥浆里打滚——我们会习惯的！”总之，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假期。

“谢谢你，谢谢。”他们连声说道，他们的感激之情是真诚的。老人温和地回道，他可是建议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安静地待一段时间的，他们于是开心地笑了起来。“但这就是我们的作风！”他们说，“总是如此！我们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询问别人的想法，然后做相反的事情。就当是任性吧！但这对我们很有效，给我们带来了三十年幸福的婚姻生活。”

消息传遍了整个广场：坐在喷泉咖啡馆木椅上的老人是一位拥有所罗门式智慧的法官。一群人冲过广场，要求他也对他们进行评判。在他漫长而平淡的一生中，老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需求。他承认，这是一种奉承。他让步了。

他要求他的请愿者排成一队，从此以后，每到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当一天的热度过去后，他就作出判决，用越来越权威的语调宣布：不，地球不是平的；不，大多数移民不是性怪物，不比你或者我更有性欲；是的，百分之百，上帝存在，天堂和地狱也存在。

消息传得更远了。附近的城市听说这个小城的小广场上有一位深奥的智者，他能当场解决你们所有的分歧。广场上的人群每天都在增加。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了。甚至有电视摄像机了。老人把他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晚上七点，这样他每天就可以裁决更多的纠纷了（星期天除外）。七点之后，他宣布休庭，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但他依然会让自己享受一个小时的安静时光，喝点啤酒，吃点三明治。八点的时候，他会立即离开喷泉咖啡馆，不知所踪。

据说，政府的主要成员和反对派正在商量拜访这位老人，看看他是否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很难接受被告知他们是错误的可能性。政客们来访的消息只不过是一个假想。

广场上的老人正经历着一些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名声。在越来越多围坐在他脚边和小木椅边的儿童和成人中，他注意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并认出他们属于年轻的黄金一代，直到最近他们都是我们语言最热情的信徒。当信徒们在喷泉咖啡馆等待时，我们的语言几乎是突然站在了广场的一角，她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感到不悦。她警告两个一直忠于她的信徒，这不会有好结果。他们恭恭敬敬地听着，但她的宣告明显带着一种嫉妒感。时代已经变了。比起关心我们美丽而复杂的语言，人们更在意那些重大的、冒犯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再是曾经的诗歌爱好者，不再是模棱两可的崇拜者和怀疑的信徒，我们变成了酒吧里的道德家。拇指是朝上指吗？还是朝下？广场上的老人是我们的仲裁者，而他的拇指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拇指竞技场”的角斗士。

我们的语言对老人的拇指裁决不感兴趣（她本可反对，但至少就目前来说，没有反对）。她只关心话语的层次之美、表达的精细程度、话语的微妙之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共鸣、话语之间的意义，以及只有她最伟大的信徒才能提供的关于意义本身的阐释。她觉得老人的廉价论调很可鄙，而更可鄙的是，他越来越乐于被人接受，成为判别是非、明辨彼此的法官。曾经他嘲笑确定性的虚荣，嘲笑傻瓜的顽固，嘲笑错误者们夸夸其谈的断言。现在他自己就是分毫无差的确信的传播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自负。

长期以来，边境线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话题。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上，来自其他地方的无知者在我们的领土上划出边界线，造成了许多心碎之事和生命损失。在我们心中，“边境线”和“无知者”这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当我们试图通过我们血流成河的边境线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边境检查站时，我们要么被拒绝，要么即便是被允许通过，也会遭遇远方的小贩兑售假币，他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假币和真币。在我们的心目中，“边境”和“假币”这两个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然，除了那些将我们与邻居分开并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的边界之外，还有许多边界。在我们作为个人或团体认为可以接受的东西和超越界限不可接受的东西之间，有一条无形的边界。这条边界布满了危险的地雷，我们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去靠近它。在行动和旁观之间也有一条无形的边界；有的人在做，有的人在看著他们做。观众坐在这里；舞台在那边。第四堵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广场上的老人很喜欢去剧院看戏，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爬上舞台，在那些演员走进观众席的前卫时刻，他会以一种老派的方式感受到美妙的震撼。很久以前，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看过一场演出，在第一幕，一个演员假装成观众一直坐在前排。幕间休息时，舞台上的电话响了却无人接听，最后这位演员按捺不住上台去接了电话。（是他妻子打来的。）当他在舞台上接电话时，第二幕开始了，他被困在了剧中。老人发现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构想。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成为剧中接电话的人。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困在剧中的观众。

但现在他已经越过了这个边界，津津有味地接受了新角色。他并不反对边界本身。恰恰相反，他已经开始把界定新的适当区域视为自己的职责，并筛选出不可接受的态度，把它们归入“禁止事宜”的标题之下，而那些态度被允许的人则会留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无疑是自由国家的自由领域。他不再愿意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而是试图确定争议双方中哪一方更有德行，并将他的判决偏向那些生活得更好的人。人们甚至怀疑，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判决有利于一个无疑是错误方的原告，这纯粹是因为他的对手被指证生活得不那么健康。总之，这位老人正在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不仅判断正义，而且判断正直的法官。这让一些人感到担忧，但我们并不愿意表达我们的担忧，因为老人很受欢迎。

我们的语言在她自己的角落里无精打采，焦虑不安。她试图争辩说，这位老人可能正在把我们带向一个新版的“是”时代，在其中甚至可能有更多的词会被置于禁区。她警告道：这就是边界裁决；记住那些地雷；远离它们。

她透露道，她也担心她自己。自从我们认识她以来，她一直精神抖擞、精力充沛、生动活泼，是最好的语言，但她不得不承认，最近她开始感到不适。有时她会发烧；其他地方还有疼痛。她希望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只是她年事已高的结果，尽管她看起来很年轻，很美丽——她很感谢我们对她外表的称赞；她总是感谢我们的赞美。事实上，尽管她不愿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不需要坐在宝座上，而只是满足于她那简单的软垫凳子，但她确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是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语言之一。但她毕竟是我们的语言，所以她觉得有责任告知我们自己的状况。她担心自己可能正在腐烂。她甚至有可能——尽管她自己也很难承认这一点——会死去。

没有人聆听。

没有人在意。

最后她站起身来，就像她曾经站起过一次一样，尖叫起来。

这是一声比曾经的尖叫声更高的尖叫。它不断上升，直到超出人耳的听力范围。这时，面向广场的所有房屋的窗户都碎了，玻璃雨点般落了下来，拥挤的广场上有许多人受伤，这些受伤又引起了其他的、相互的尖叫。这些尖叫声比我们的语言所发出的痛苦的尖叫声要低一些，而且它们没有打破任何东西。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语言站起来，张着嘴，但我们听不到她的尖叫声，她的尖叫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屋顶上的红色桶状瓦片和建筑用的石頭都开始裂开。其中一个凉廊里的雕像是梵蒂冈的一个雕像的精致复制品，它描绘的是特洛伊祭司拉奥孔被愤怒的毒蛇缠绕的情景，它也瞬间爆炸成了数十万块碎片。

多功能用途的金黄建筑会倒下吗？凉廊会不会坍塌？广场会被拆除吗？

不，这些不会发生。尽管我们有很多缺点，但我们不是戏剧性的动物。我们更喜欢看戏剧，纯粹而简单。

所以广场还矗立在那里。但裂缝就在那里，我们都能看到。建筑物从屋顶到街道都有裂缝。瓦片掉了下来，酒红色的百叶窗歪歪斜斜地挂着。这是事实。广场坏了，也许我们也一样。与此同时，我们的语言仍然站在那里，发出无声的尖叫。而在喷泉咖啡馆那边，老人感觉到他的话语有些不对劲儿。它们正在干涸。它们在他的嘴里越窜越远，然后退入他的喉咙，被下面的各种消化液所溶解。有一群人等着听他说什么，但他已陷入失语。

拥挤在广场上的人们很不高兴。他们想得到他们来到这里的结果——接受判决，他们张大嘴巴来抗议老人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但没有什么话可以被抗议。人们望向被我们的语言占据了这么久的角落，而她已被忽视太久。他们看到她收起裙子走出广场，她永远放弃了她自己待得比任何人所能记得的时间还要长久的角落。她昂着头，走了。在她离开后，广场上没人能够说话。人们能发出声音，但这些声音没有形状，也没有意义。老人无助地从他的木椅上站起来，一手拿着啤酒，一手拿着三明治。他向人们伸出手臂，似乎在向他们提供三明治和啤酒。但他们转身而去了。他再一次变成了他一直以来的样子：一个无足轻重的老人。

现在我们必须做什么尚不清楚。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

我们浑然无告。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