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邦

有一个身影总在眼前晃荡。是谁？令我如此拉扯心思，念念不忘！

说来话长。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财政厅某部门领衔，“切割蛋糕”数百亿计，被文山字海裹挟，压力山大。领导开恩，说，给你加一个人，自己去物色。

太好了！我步履轻盈，哼起了小调，像初春里挂满了嫩芽的柳枝，迎风招展，得意忘形。一定得找个“叫脑壳”，不是吃干饭的，我暗自在想。

湖南财经学院，位于岳麓山北麓一隅，浓荫遮蔽，幽深僻静，空气清新，是培养财经人才的摇籃，从这里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在财经界不乏叱咤风云、功成名就之人。

这里，是我的母校，人生中脱胎换骨的起点，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礼堂、操场，以及穿插其间的大道、小径、橘子园、参天古树，我都再熟悉不过了，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毫无疑问，去此地“掘金”，是不二之选，定能遂心如意，水到渠成。

学生处李处长是熟人，热情，爽快，可信。找她，应该是坛子里摸乌龟，百分之百靠得住。说明来意后，她二话不讲，满口应承。

她搬来一大摞档案，左挑右选，翻出了三个人：一学生干部，组织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一优秀学生，品行好，成绩优，德才兼备；还有一人，文笔不错，痴迷写作，经常在报纸上发“豆腐块”。她补充介绍，前两人身高一米七五以上，长得帅气，一表人才；后一人个头稍矮，言行随意。潜台词即选前两人之一最佳。

一时半刻，我拿不定主意，就像平日里在菜市场买菜，多种鲜嫩、水灵的瓜菜摆在面前，竟不知挑哪样为好！

“回去考虑考虑！”我对李处长说。

消息传出，前两位先后找上门来，满怀激情，毛遂自荐，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希望得到我的青睐。令人纳闷的是，后一位却像没那回事一样，毫无动静，哪怕是前来与我见上一面。

应该说，省财政厅是政府的重要部门，分管全省的“米米”，众目睽睽，接触面宽，社会影响大，有利于年轻人施展才华，是众多学子求之不得的就职单位。他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呢？也许是他自认为才不如人，希望不大，省了那份心；也许是他不太懂人情世故，人与人之间除了真诚与信任之外，还需要沟通与联系。

我百思不得其解，差点倾斜了心中的天平！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了我的“偏好”，前两位没有了信息，此“无动于衷”者却幸运“中彩”，接到了参加择优录取考试的通知。

是时，统一的公务员招录制度尚未出台，是骡子是马均由各单位自设场地“遛一遛”敲定。各处室从各大院校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来的六十位人选，经过笔试、面试两道环节紧张、激烈的角逐，六位学生脱颖而出，走进了财政办公大楼，成了我后来的同事。“无动于衷”者不负我望，也名列其中，印证了我的眼力。

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我问他，你不想到财政厅来？他随口而出，这么好的单位，谁不想来？我有点好奇，追问，那你当时怎么不来找我呢？他一个鬼脸，俏皮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选我的。

真是神了！他与我素昧平生，竟有如此本事，能揣摩到我的心思，知道我独好写作的人。

新招的干部下基层锻炼去了，单位虚位以待，等他们上岗……

这下可好了！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我无需再为要完成一大堆文字材料捉襟见肘而烦心了，我得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贴心地手把手地教他熟悉门户，掌握诀窍，尽快进入角色，教他如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左右逢源随机应变应对各种场面和挑战。

又有谁知道，机关里的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端的！

正盘算时，办公室主任来了，开门见山，向我提出，他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将肖念涛让给他。“不行！不行！不行！”哪有这样捡便宜的？我连说了三个不行，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他再一说，我把脸拉得老长，转身忙我的事情去了，干脆懒得理他。

我们同一个级别，平起平坐，他拿我没辙，悻悻然走了。

不一会儿，分管人事的厅领导来了，面带笑容，郑重其事，“克邦，跟你商量件事！”我已明白，是那碰了壁的家伙搬来了“救兵”，灵机一动，诉起苦来，“领导啊，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

“我知道，也理解，”他一个手势，掐断了我的诉苦，“你是中层骨干，不能没有全局观念！”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扣将下来，我不知所措。

见我半天不吭一声，他又补上一句，“这样吧，把考试成绩第一名给你。”软中带硬，算是给出了交换条件。

官大一级压死人，得罪不起。我知道，事已至此，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无奈之下只能哑巴吃黄连，“缴械投降”了。

就这样，我瞎忙了一气，煮熟的鸭子飞了……

年轻干部锻炼回来后，肖念涛去了办公室，分配到文秘科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四个年头。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起草文稿都是用笔在印有方格子的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人称“爬格子”。在机关里，提起“爬格子”，很多人都摇脑壳。什么规划呀，总结呀，报告呀，领导讲话呀，连篇累牍，接二连三，没完没了，那些“格子”就像直通云霄的天梯，怎么爬也没有个尽头。“爬格子”的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绞尽脑汁、耗费心力在文字堆里摸爬滚打，苦苦挣扎，那种苦啊，累啊，与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最辛苦的“双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虽然不是专门“爬格子”的人，但工作中也少不了与“格子”打交道，历经辛酸与苦楚，有切身的体会。

春来冬去，时光如驹。与他同进机关的人，有的到了业务处室，有的被提拔重用，而他，始终在原地踏步，没有嫉妒，没有攀比，也没有牢骚怨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夜以继日继续趴在“格子”上，与枯燥的文字窃窃私语、长歌曼舞……

渐渐地，他的黑发丛中抽出白线，一根一根地往下掉。人未过四十，头顶上竟光溜溜的一片。不知情的，还以为他快到退休年龄了。

“肖念涛聪明绝顶啰！”闲暇时，同事冲他打趣。

“哪来的聪明，都是被那些麻皮文字撸光的！”他答话粗俗，自我解嘲中隐含着丝丝的心酸，令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过去，年轻人参加工作，或多或少会接受一种教育，就是“革命工作不分好坏，都是为人民服务”。话是那么说，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心里都清楚：业务部门“唱主角”，综合部门“打边鼓”，虽然都重要，也都“光荣”，但无论如何后者没有前者来劲，少了点爽快和成就感。财政厅也无例外，因职能特殊尤显突出：部门预算处管“米米”，来“烧香拜佛”的多，受人待见；综合处室在后台服务，与外界“隔绝”，只有当“无名英雄”的份。

肖念涛因为擅长文字，又是一个“很听话的人”，不知道“挑肥拣瘦”和“讨价还价”，加上领导认为人尽其才，能者多劳，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了，所以，他与“无名英雄”结下了不解之缘，长相厮守在文字堆里。

在此期间，我转悠几个岗位后，跻身于领导班子，多多少少有了些话语权，但与他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虽然想帮他一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心里面惦记。

一次决策会，讨论“棋子挪动”问题，某部门预算处副职有一空缺，人事部门拿的方案是一入职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当然，这位年轻人也确实不错，从培养年轻干部出发也理所当然，但是，论资历，论贡献，他与肖念涛相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讨论“棋子挪动”的这出戏，人事部门负责人只是一个报幕人，他报的单子实际上是“执行导演”拟定的，当然，也征得了“导演”的同意。大家心知肚明，只要过得去，都不会唱反调，又不是原则问题，谁愿意无谓地挑起是非，与“执行导演”过不去呢？

我犹豫了半天，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

机会来了，“执行导演”出去方便去了。我瞅准时机，仗言直陈：肖念涛写材料十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再“亏待”他了，这个缺还是由他来补较为恰当。大家一听，言之有理，齐声呼和，应该，应该！还好，“执行导演”姿态高，回转之后，见大家异口同声，也就顺水推舟改张易调了。

终于，他“浴火重生”，从文字的“苦海”中跳出……

二〇一四年二月，受中国散文学会、湖南省作协的抬爱，我的散文集《自然抵达》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心直口快的吴泰昌老师在发言中岔开话题，说湖南写散文的人不多，印象中只有叶梦、廖静仁两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看法令我震惊。殊不知，湖南的散文创作大有人在，且不乏精品力作，很多散文精品的水准并不在全国名家名篇之下。他为何有此偏见？

我左思右想，顺着藤儿摸出个瓜：湖南散文无组织机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合力不够，影响不大，墙内开花在墙内香，一块腊肉闷在饭蒂根下面吃。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己所能，促成这个机构建立起来！

一天，肖念涛还有几个小兄弟涌进我的办公室，像一团呼呼燃烧的火焰，激情澎湃，摩拳擦掌，“邦哥，您牵头，我们组建散文学会。”

“好啊！”我大喜过望，正为没人帮衬发愁。

说干就干，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我拉上肖念涛，屁颠屁颠就往省作协跑。龚爱林、唐浩明、王跃文等领导十分开明，一点愣痋也冇打，声音一致说这是大好事，完全赞同，大力支持。

尚方宝剑拿到了，余下的就是布阵作战了。

出乎我的意料，肖念涛除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外，在组织能力上也是一把“刷子”。他俨然一阵前指挥，把大家召集拢来，你干什么，他干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需注意哪些事项，怎样操作，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吩咐一番。

在他的带领下，注册登记，确定会员，筹措资金，开设账户，起草文件，打印材料，联系宾馆，安排会场……在短时间内将筹备事项一一搞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南省散文学会宣告成立！

“来，我们来一张合影！”在会议现场蓉园宾馆三号楼门前，我把肖念涛一伙拉到一起，对着镜头，留下珍贵的一瞬。

我笑了，他也笑了，大家都笑了，笑得脸上像一轮初升的太阳，霞光荡漾，春风得意！

散文学会开席了，得上一道好菜！

“邦哥，我们办期纯文学刊物。”肖念涛脑瓜子一转，冲着我，声调脆爽。这是个好主意，当然行。

在浏阳镇头采风时，大家围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画好了《湖南散文》的樣图。他自告奋勇，担纲执行主编，拍着胸脯说，不办则已，一办就要办出个样子来！

《湖南散文》问世了。他把它看得跟自己的崽一样，捧在手心，揣在胸口，生怕它走路不稳，长得不乖，成歪瓜裂枣咎萝卜皮，让人嗤笑。

工作之余，他舍弃一切，包括休息、娱乐、爱好和为人之父为人之夫应尽的职责，疯子般一头扎进编审中，在文字的旷原上跋涉、奔跑。

多少次伏首案前，多少次挑灯夜战，面对一篇篇文稿、一行行文字，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一丝不苟，斟字酌句，删繁就简，纠偏改错，悉心为他人做嫁衣裳。

他眼睛里有毒，容不得一粒沙子，粗劣“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产品概莫能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过；他希望一树的鲜果长在清风里，视“关系稿”“人情稿”如虫害，似闹药，态度坚决，拒之门外；他苛求完美，采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若稍有差池，则脸色难看，言辞难听，一点情面也不讲。

如此硬扎，我算是佩服了他！

《湖南散文》创刊以来，在他的操持下，出了十八期，一千六百多个页码，两百多万字，虽不能说是上乘精品，无一瑕疵，但也算是拿得出手，像那么回事，业界竖大拇指的不少。

为办此刊，他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虽然，他不是内行，但有他在，我一百个放心。如果说，《湖南散文》这道菜品正味美，让人齿颊生香，颇受广大“食客”欢迎的话，那么，他的把厨不可或缺，功不可没。

在《湖南散文》的史册上，一个闪亮的名字当镌刻其上！

散文创作需要交流、学习和提升，散文创作的成果需要挖掘、推介和宣传。这是学会成立的初衷，也是我们的共识。

二〇一六年九月，省散文学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在湖南宾馆九楼召开谢宗玉散文创作研讨会，请来了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和省内外文学名家，大家云集，规格不低，架势不小。

学会首次召开研讨会，能否旗开得胜，主持人是关键。我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

“念涛，筐不得瓢哟！”事前，我反复叮嘱。

“邦哥，您放心！”他答话干脆，信心十足。

那一天，会议九点开始，八点五十五了，嘉宾们都到齐了，落座了，现场却不见他的人影。主持人不到，这会怎么开？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从九楼跑到一楼，又从一楼蹿到九楼，在走廊上走过来，走过去，眼睛死死地盯着电梯门，不停地喃喃自语“拐噶场哒，拐噶场哒”……

谢天谢地，八点五十九分，电梯门开了，他头发零乱，衣衫不整，满头大汗地从里面冲出来。我一见他，就火冒三丈，“你咯杂鳖，太乱弹琴了！”恨不得上前给他一拳。

“对不起，我来迟了！”他低头嗫嚅，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脸的愧疚。

研讨会如时召开。我坐下来，怒气未消，死死地盯住他，生怕他有丝毫闪失。还好，他沉着镇定，方寸不乱，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主持词，声调洪亮，把持着会议的节奏，使会议有序、顺畅地进行，取得圆满成功。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迟到事出有因：爱人超龄怀孕，头天晚上突然大出血，他紧张兮兮，火速送进医院抢救，在病床前守护了一通宵。因为太困倦了，清晨时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猛然间醒来，一看开会时间快到了，急得像猴子火烧屁股似的，口未漱，脸未洗，早饭也顾不上吃，急急忙忙打个的就赶了过来。

原来如此，难怪他当时气色不好，状况不佳，一副狼狈不堪的相。

我痛心疾首，无地从容，悔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冲他大发脾气。

我与肖念涛既是同事，又是文友，两人之间像兄弟一样，坦诚相见，无话不说。

原来，只知道他公文材料写得多，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与他接触多了，密了，才知道他在文学领域也颇有造诣，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通吃，令人刮目相看。

二〇〇三年，我还是一文学菜鸟时，他就出版了一部小说，书名叫《独木桥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切身经历，构造了一群高考落榜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历经艰辛的故事。

当他将这部小说签上名，兴冲冲地送给我时，我却不以为然，只略略地翻了一下，就把它搁到书架上，再没有认真去细读。

说实在的，我喜爱读书，家中也藏书不少，且有许多名家签名珍本，但因为工作忙，时间有限，只挑世界名著和自己特别关注的书去读。他的小说，我以为，虽然他文笔不错，但涉世不深，积淀有限，应该没有太多吸引我之处，所以，还真没把它当一回事。

后来，我的散文集《自然抵达》出版后，也送了他一本。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就手捧一叠厚厚的打印稿来了，说是他读了我的散文集以后，感触很深，特别激动，连续三个晚上没睡觉，写出了自己的心得与体会。

我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三十多页稿纸，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多字，从阅读，到构思，下笔，直至完稿，该花多大的心力呀！顿时，我全身热流涌动，深情地注视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

这篇书评，题为《浑金璞玉，美自天成》，视角犀利，结构严谨，论述深刻，文采飞扬，对拙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时任《湖南工人报》副刊部主编的我的好朋友方雪梅看了，连称“妙评”，破例以两个整版在他们报纸上刊发，让我受宠若惊，着实“光鲜”了一番。

一样的送书，不一样的对待，现在想起来都惭愧。

还有一事，在此不得不一提，我们之间发生过这么一段小插曲：有人告诉我，孔夫子旧书网上，在出售一本我签名送他的《自然抵达》。我将信将疑，上百度一搜索，果然是真，心里面或多或少生出点小疙瘩来。因为是朋友，也怕他再有所举，我坦率地跟他讲，签了名的书，不应该卖给旧书店；否则，有不尊重赠者之嫌。“真对不起，是我搬家处理旧书时，没注意夹进去了。”他一愣，脸一红，向我道歉。“没关系，我的书转手出去了，又多了个读者，岂不更好？”见他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我挺难受的，反倒不安起来。后来，他又重提此事，说他不应该犯这个错。“快别提了！你读得如此认真，还写了书评，这样的读者，我到哪里去找啊！”

我责怪自己，屁眼大的事也拿出来讲，还小题大做上升到道德层面，太小心眼了。我再三地做解释，安慰他，生怕他老放在心里。

世事难料，天有不测之风云。

一天，肖念涛发来微信，“邦哥，向您请假，这期《湖南散文》我就不审改了！”怎么了？我心生疑惑。

一打听，才知道他住进了医院，患的是癌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呢？早一向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商讨如何更好地开展学会活动呢。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无情，秘书处刘良武确切地告诉我，他不仅得了癌症，还到了晚期。天啦，如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我震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个人啊，就是如此的“马大哈”：对待朋友，不存二心，掏心窝子给你；对待工作，冇得任何价钱讲，像老黄牛拉犁一样，舍命地干；对待自己的身体，却大大咧咧，一点都不爱惜。

他太自信了！单位组织体检，他自认为身体棒棒的，嫌体检啰唆麻烦，连续三年缺席。二〇一九年五月，他感到腹部不适，才去医院检查，发现肝部有肿瘤迹象。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毫不在乎，把诊断书往屉子里一塞，继续忙他的工作去了。直到十月，他痛得不行了，才住進了医院。这时，已为时晚矣，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只能靠靶向药治疗了。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叫上学会秘书处几个人，到河西中医研究院住院部去看望他。

病床上，他一脸憔悴，瘦弱了许多，见我们来了，好不高兴，挣扎着想探起身来。“躺着，别动！”我眼睛湿了，上前一步，替他盖上被子。他简单的一声“谢谢”，感激之情尽在其中。

看得出来，他早已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他刻意掩饰着自己，笑容与乐观之下隐藏着莫大的痛楚和伤悲。他才华横溢，事业未竟，尚在踌躇满志、施展与上升的辉煌时期；他酷爱文学，视文友为知己，在激情与欢畅中同斟共饮；他家庭幸福美满，贤惠的妻子和俩聪明乖巧的幼儿是他引以为傲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又有谁不珍惜与留念，谁能舍得与放弃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像被锋利的锥子锥了一样，一阵阵抽搐起来，特痛！

我克制住自己，静下心来，安慰他树立信心，安心治病。我知道，我在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但还是要说，现在医疗科技发达，这点病算不了什么，肯定会治好的，我们还等着与你一起去采风呢。

突然间，他一声“对不起”，冲着我道歉，说我住院动手术时，没有去看我。我心中一热，回答他，那是早几年的事了，又是一个小手术，我不想惊动别人，除了家人之外，所有朋友、同事和其他亲属都不知晓，别挂在心上。

“我心里总过意不去呀！”他声音微弱，却义薄云天。

“快别说了……”我鼻子一酸，眼睛红了，止不住的泪水涌出眼眶。自己病成这样，还惦记着亏欠别人。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与他有缘相遇，并携手同行，是我的福分！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他终究没能战胜病魔，在度过四十八个春秋后，怀着不舍和留恋，走了，永远地走了……

麓山呜咽，湘江涕泣。天妒英才，壮志未酬。

我伫立橘子洲头，望江水滔滔，听汽笛长鸣，仰天长叹，挥泪疾呼：来生再会，还与你一起书写财政，吟歌文学！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