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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父亲结

2022-05-10黄摩崖

湖南文学 2022年5期
关键词:司马迁

黄摩崖

父母是孩子天然的一对倚靠,曰“双亲”。有次女儿靠着我们吃糖,我竟想起《诗经》中那句“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嘿,虽煞风景,但生命逻辑真是最真挚的诗歌。

过去读书,总有个印象,中国先秦时代的一些圣贤是可以组成“无父者阵列”的。这个“无父”,既不是上古时代后稷那些英雄传说中的“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不是指人生开场一大段后才发生的各式丧父,而是说单亲家庭中父亲的缺位。孔孟算是标准的无父者,他们在懵懂的幼儿时期便失去父亲,中国人把此种不幸叫作“失怙之痛”。

痛,未必在孩子身上,痛在母亲。

孟母三迁的故事是有痛感的,也值得咀嚼。在母亲的养育与陪伴下,失怙者对父亲形象生成想象,乃至对父亲角色生出向往,要强大,要做主,要保护母亲及一切,此类情愫都萌生自亲人的直接讲述与邻里的间接形容,这是可以想见的。而孟子追随孔子的思想情感,也是可以想见的。孔子讲的“无改父之道”,首先有私人的情感在里头,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一则强调传统秩序,家国同构下的秩序,脱离“有奶便是娘”的天性,通过血缘上的自觉推出情感认同,即“唯亲为近”,然后“由近及远”,渐次铺开;一则推崇社会改良,要继承发展而非全盘推倒。因家庭家族的“惯势”,非由道德设定,而是社会演进中自然发展出的,如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亦即“夫唱妇随”“妻以夫荣”“母以子贵”等等。然而,春秋战国恰是破旧立新大重组的时代,孔子之言柔而近腐,仍然可以想见。

我以为,道德是人类内部的事情,往往是一种总结,对稳定情势的总结。站在总结的角度看,父子关系确实涉及社会发展方向。

待中国历史进入构建大一统的秦汉时代,追求整齐划一的皇帝们就真要把“无改父之道”讲出天经地义。此时,司马迁与汉武帝像一对冤家,刻入了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两个人的背后,实是两对父子乃至两个家族。当然,这两条线相差悬殊。汉武帝登基时才十六岁,比他的父亲、祖父都早,好在已做了九年的皇太子,不至于慌不择路,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很有主张的统治者,例如始创年号“建元”,这两个字成为武帝一生众多创制的先声。天选家族的人,能以皇位为施展平台,相比之下,司马迁一家身在屋檐下,要困难得多。实际上,汉武帝的专制确实极大限制了历史的可能性,他那些激进、残酷、古怪、滑稽的手下,充其量只是附着人物,而司马迁想有世俗意义上的大成功,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回顾秦皇汉武的治下,吕不韦以姓氏冠名自己主编的《吕氏春秋》,饮鸩自尽,刘安以诸侯进献自己主编的《淮南王书》,自刎而死,司马迁与他的《太史公书》也果真没有逃过血光。

可为什么,千古第一史家就偏偏诞生于千古一帝的治下?

司马迁是个写大文章的胚子。司马迁天生有个太史令父亲司马谈,有个文学上的偶像司马相如,有个古文学名师孔安国教他《尚书》,有个今文学名师董仲舒教他《公羊春秋》,如此起点,如此际遇,千载难逢,以中国之大,也只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嘛。

伟壮灵魂的相互成全,是很多成功的主因,但我以为有个前提,成功者还是具备相应的人格。相近的人格会相互靠拢,甚至会主动寻找彼此。史上的大人物,或者说人类精英,总是呈群体集中迸发之态,首在相遇,或因特殊志趣,或因事件机缘,相遇而擦出炫目火花,切磋至深,各成面貌。圈子有圈子的好,既能见贤思齐,也可成人之美,算一种成才机制。司马迁能稳坐案头,读书万卷,毅力非凡,加上求知欲极强,注重田野调查与口述史,遇大事又隐忍自渡,以求完工,确是巨匠人格。

不过,所谓“成全”,还不一定就是相互抬举,对立着、僵持着,哪怕矛盾恶化,翻脸斗争起来,也可能有进补才干的地方。用佛家语说,顺增之外还有逆增。对此,武帝及其帝国也有成全。

见识广且深,是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甚至艺术家的基本储备。司马迁出生于黄河津渡,童年在乡间度过,农村情貌印在心底,后移居茂陵,武帝刘彻的陵墓区,成长于豪强富户与官吏民仆之间,百样世态尽收眼底,又治学于首都长安,二十岁后更壮游天下,足迹跨江、淮、沅、湘诸流域,并深入齐鲁、吴越、巴蜀、云南等地,直接参与到汉帝国的地理发现,活动半径之大,超过巡游的周天子、秦始皇,以及孔子。相比那些滿怀好奇心却缺乏安全感的元首们,司马迁行游时的状态是放松的,享受着人情与风俗;相比元首们走走停停的观风,司马迁又是抱着目的来沉潜的,他爱奇,深入骨髓。

司马迁远远超越一般的人才,他是天才,但天才是随便蹦出来的?不是,人才靠人抬,天才靠天扶。中国人自古讲天时地利人和,想想莎士比亚身后的英国和欧洲,也就明白了。在汉代早期,随着文化解冻,政治稳定,儒学得以振作,“列在书传”的传统已重获新生,而时代新人司马迁一生经历汉匈战争、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地理大发现、专制鼎盛、“中书宦官”制度的开创、新儒学思潮以及新文学浪潮,加上他私处的灾难,种种刺激叠加,作用力加倍,难得的是,这个天才受得了刺激。

文明的性状直接影响文化的态势。在东方,皇帝专制的初临,逼出了千古第一刺客荆轲,皇帝专制的再临,刺激了大中华正史体系的创立,就像西方的希波战争刺激了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罗马共和国的军政伟业刺激了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

有父者,必有无父者不具备的优势。享有种种优渥的条件,司马迁当然必须感谢父亲,和刘彻做皇帝一个道理。司马谈几乎是和汉武帝同期上任的太史令,尽管他们司马氏的同宗先人在战国以来的几百年中各有精彩人生与重大成绩,但他却将自己的家世上溯至三代以前,并把重点落在了作为周朝太史的祖先身上,其间的刻意选择,一望便知。司马谈能写出《论六家要旨》这等雄文,表明他几乎将以往的思想学术看遍,这样一个研习《易经》、职掌天文、不信鬼神的“通透人”究竟还能信仰些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是连续的,虽然看起来松垮、断裂,但有一股气贯穿下来。

不过,司马谈的人生有一天大遗憾:错过了当时汉帝国崛起的重大节点——天子封禅。

封,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禅,是在泰山下的小丘上辟场以祭地。不论缥缈的昆仑,泰山是周天下的第一山,周死去,就成了天下第一山。这里攒下太多先贤的跋涉与皇冠的礼拜,栽满太多灵异的符咒与庙堂的褒奖,因为香火,泰山滚烫而生烟,高烧不退,今天能见到的每一块摩崖,都是一枚勋章,有权的、有钱的、有才的,都请刀斧来颁发,勋章太多,自然缀成军令状。每上一级,都心头战战,想把中国拔得更高一些,雨和泉,无非是辛苦的泰山淋漓不休的汗。

封禅是属于元首的极致大典,与天命相关,多出现在先秦圣王的传说里,现实中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但讲资格,算斤两,一般的皇帝去不得,怕天下人笑话。孔子去得,还万众怀念。武帝自西向东去泰山封禅,这是汉朝开国近百年来具有法统延续性和强国自豪感的庄严一幕,是前任皇帝未能达成的辉煌盛举,也象征着武帝正式走到了秦始皇的高度。就在礼毕后,武帝下诏改元,使用他的第六个年号“元封”,时公元前110年。如此千载难遇的大事件,司马谈因没能去现场观礼,一气,病重了,痛心地感叹着命运如此。司马谈把他的王朝与元首看得十分重要,这是他官气的一面。

官家史学的局限是制度性的,无可救药的,它的写法对一般读者极不友好,但它的优势同样是制度性的,是无可比拟的。

与私学的“有教无类”相比,官学在师承上和观点上更为“纯正”,这是因为有血统身份之类的限制。史官和许多技术岗位以及部分行政职位一样,以家族的形式运转,父子兄弟相继,传承有序。由于稳定的基因与相似的环境因素,家学近乎遗传,成就也就可能复制。

和祖先的命运一样,司马谈带着事业的遗憾辞世,在生物学上,他将历代祖先的遗传信息传给了儿子;而在文化上,他将独特的信仰通过言传身教与学术资料传递给儿子。他告诫司马迁,既要铭记先祖的光荣,不改父之道,也要把自身立住,顶天立地,通过百世流芳以荣耀父母,这便是“孝”的要旨。我一直相信,孝道亦是中道,既温情回顾过往,也坚决指向未来,此可为证。

人事无常,天道有常,从道不从君,士可杀不可辱,这些话听着轻松漂亮,可当司马迁据理直言为降将李陵辩护而激怒气头上的汉武帝时,就等于死罪可免,宫刑难逃。他要被耻辱地阉割。司马迁是一个女儿的父亲,为了这部书,他不得不含垢忍辱,迎接宫刑,换取余生。出狱以后,世俗上的尊严已如烟散,作为生物体,他被剥夺了繁衍能力,也就是断绝了遗传通道。但在文化上,司马迁迎来转机,并由此走向永生。正是汉武帝及其大时代给了司马迁一个“突变”的背景,成全了他的人格,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我的先人们,虽说执掌文史星历,却被主上所戏弄,像倡优般豢养,不见得被人瞧得起,眼下我只有苟全性命,写出天人之书,立下千古之名,才是真正赢回尊严。

司马迁要感谢父亲的人格培育,培养出自己的坚韧与天才,古来多少事业随人死而夭折,多少祖业又因后人不济而断绝。司马迁将父子恩情、史家责任与兴趣理想高度统一,开创性地完成了司马谈身前“所欲论著”。说《太史公书》(《史记》)是两代人的心血结晶,丝毫不算溢美,倒是泰山般的定论。等到下一对著名的学者父子出现,要到西汉末年的刘向与刘歆那里了。

武帝决定重新启用司马迁,新职位正是他一手创制的中书令,由宦者充任的机要秘书处。武帝想通过这番补偿彻底征服司马迁,但司马迁对公务缺乏热情,把书写完才是他的事业。

在文化圈,为杰出的文艺家“封神”,短命的只能算“天才”,长寿的方可叫“宗师”。以汉代为例,能坚持活下去的,如董仲舒、司马相如,成了各自领域的宗师;英年早逝的,如贾谊,成了天妒英才的典型;选择自杀的,多是些奇才,给人以大彻大悟之印象,然而他们未必真的通透人间,“活腻了”与“没活透”或许只是一体两面。只有屈原这样的人物能兼天才与宗师,因其晚年才沉江,保有完整之人生,屈原也走向了永生。

天赋如好矿,不以勤奋作开采,终不见天日。而开采又需时日,所以几乎所有的才华都需要一定的生命长度去展演。未知生,焉知死,说得真好。政治才华也是一样,因此,“千古一帝”从来都不是短命鬼,而必然是长期执政或者高于人均寿命的,刘邦虽老来得志,可他毕竟活到了六十三岁。

眼下,刘彻不是短寿之相,司马迁也选择活下去,在某种程度上,二人在进行一场意志的较劲。

司马迁不过六百石的官阶,他将开国之君刘邦的多种缺点记录在案,又将刘邦的死对头项羽抬举得如此之高,更在原稿中直陈当世领袖的功过得失,即便从王朝根性的角度看,政治上都不那么正确。

他总体上是批判现实的,例如将屈原、贾谊合传,来反映人才的不得志;用“循吏”与“酷吏”两传对比,来反对酷政;借战争失败或“惨胜”,来批评择任将相;特意区分游侠精神与豪强做派的不同;专为有真才实学于世有补的下层人物立传,来讽刺沽名钓誉之徒……更于自序中将自己列为受迫害者,诉委屈而不屈,让人感佩其风骨。没有骨头的人,骨灰就只是灰而已。司马迁首先是一位有风骨的职业史家,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恰恰证明了他的人格独立。但“借古讽今”“指秦骂汉”还不是太史公的高明所在。

体例创新是司马迁的第一项天才。

翻开《史记》可见,他先用“本纪”系列奠定一个自古及今的时间结构,是中国通史的架子,而非汉家一代的记录;又用“世家”系列标注中国文明从古典联邦的发端到礼崩乐坏、到皇帝制的试验、到郡国并行的国体演变历程;再用“列传”推重历史人物之于历史的关键性,真乃举重若轻。其中,会攒聚人格相近者,最大胆的是,他把史前的英雄傳说,享有最高统治权却无皇帝之名的项羽、吕雉,都列入本属于天子的“本纪”系列,这完全符合一代有一代之中国的实际;他把桃李满天下的思想家孔子、挑战秦帝国的农民领袖陈胜写入原属于王侯贵族的“世家”系列;他将各派学者、商人、游侠、刺客、方士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邻国情况写入以军政人物为主的“列传”系列;而一篇《封禅书》更是写尽武帝的荒诞愚昧。

在西方,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由神主宰,“历史乃神性之花”的观念深埋于神教教义之中,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是历史主体的原则才真正确立。但在中国的司马迁笔下,历史明明朗朗是人之历史。中国文明确立了毫无争议的正确:历史无关人,便无价值。

把宏大抽象的历史脉络归为各种各样的人生轨迹,是司马迁的第二项天才。

读《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史籍,有感文风板结,且“史上人”的形象总是散发着遥不可及的公共气息,不似真人,或有外鲜内黯的伪装。司马迁就不同,从未放过对“私”的关注,他勤于收集细节经过,善于还原历史的鲜活面相,使“大人物”不致沦为模范事迹、标志言论以及精彩文艺背后的“活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帝国宫殿内的中规中矩的榫卯,他们也是变态频生的感情动物。刘邦和刘彻自不用说,哪怕是“本纪”中形象正大光明有如圣贤的文帝,在“列传”里也“藏”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大人物许多的性格细节都得到了锐利的捕捉,几欲从书中走出。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一代人就是一出有四五千个突出人物的戏剧”,那么《太史公书》正是一部跨度两千年以上的伟大戏剧,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意象。

在武帝以前,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当属孔子,而其后历史哲学的学术背景几乎都是《尚书》《春秋》等六经,可见,把历史由缥缈写到真切,司马迁没有什么独门秘诀,只是往三处用功开辟——人性、世情与信仰。翦伯赞先生说,《史记》就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

分析司马迁的治史方法,实在无须带着新旧眼光来判高下,说他偏具体分析,以人物传记为研究单元也好,说他重整体论述,以国族为研究单元也罢。司马迁无法回应,但文本所展现的命运感与“互文性”手段,显然不止于概念打架。

司馬迁的历史哲学观以及个人信仰,多半安放在文本中,有时洋溢于灼见真知,有时隐约于字里行间,也即是说,有的显明,有的隐晦。后人读它,固然要厘清体例章节、思想脉络,也要体悟他笔下的温度,觉察他心底的爱憎分明。

笔法便是司马迁的第三项天才。读懂了司马迁的笔触,便会懂得——文章有苦心孤诣的随便,历史有鸡零狗碎的谨严。既看他写了什么,也看他没写什么;聆他的言外之意,解他的欲言又止。

司马迁的古史建构是以文明进展为基座,以儒道学统为经,以圣贤英雄为纬,审以往事理,鉴各式人生,隐隐有大道与正气。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战争、社会生活等等内容,一如画卷铺展,个个自然流露,其间尤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感受性灵。提请注意,司马迁已将黄帝作为古史的正式开端,并作为多族同源的标志,可知“黄帝子孙”的概念绝非是晚近的建构。而在为孔子作传时,他将孔子列在“世家”当中,似乎是违背了自己确立的体例。公元11世纪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便认为司马迁不必自乱其例,把孔子放在“列传”就可以了,因为凭借孔子的才能与贡献,当帝王治天下都不在话下,何止是公侯世家呢?所以将孔子放于何处都无减他的伟大。王安石的意见自有道理,然而,后人读司马迁须把握其“中国本位”与“儒家立场”,那些满天的神鬼、满地的帝王将相,在他心底,怕也只是表面热闹。司马迁又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两立,可见出本末是非,前者记录的是封建体系下的“邦国”历史,后者描述的是“东抚东土”的“帝国”传奇。

虽然,两千年前的历史学还够不上今人的学科化,也远远没有今日这般冷面与机械,但司马迁已经是标准的职业史学家了。他的职业化成果提醒后人:历史学里有编辑、叙事、修辞、诠释,也就是做了铺陈、省略、压缩、渲染等等功夫,而史学家的史识经常凭借性格、直觉、想象和体悟。史学著作中又有文学、哲学或者说诗性、神性的介入,这一切都暗示,史学行当也分技术性与艺术性。

技术性,指向完整、精确与合理;艺术性,指向关怀、思辨与合情,乃至合道。历史学本不是外在于衷肠热血的,它可以自带文学性与思想性,本可以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改造,但极端的专业化逐渐摧毁这一传统,使历史学家一头扎进考据和计量的深渊。像司马迁那样敢于追问“命运”和“天意”、善于臧否性格得失的史学家,与时递减。

当然,文、史毕竟不同,文学需要热血天真多情善感之辈来投身,而史学却不适合有完美情结与道德洁癖的人来研讨。

文学,通向理想,以缺陷注解完美,真、善、美几成三座大山;史学,允许遗憾,也绕过龌龊,优雅地说道死亡与灾难。哲学,一撇一捺,是又不是,可又不可。《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司马迁的平衡术再如何高超,也不可能没有遗憾落在文本中。但只要回到“文章”的本体,便能领略司马迁的伟大。

任安,一个普通的帝国官员,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司马迁的交往,特别是那封司马迁写给他的回信《报任安书》,后世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他,毕竟后来的东汉还有个儒家学者叫任安,贡献比他大,也更值得纪念。但就是这个普通的任安,给司马迁压抑已久的心灵开了一道窗口,促使司马迁往外走了一段轻松自由的路,从而展现毫不克制的文学天赋,写下一封多情的长信,一篇不朽的散文,悲愤横溢,名句迭出。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既崇高无比又动人非常的文本,那一定是《报任安书》。

孔子曾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谓是深谙人性。司马迁的笔则告诉世人:文章的功能是多样的,而只要破解三大问题,便不失为优秀文章,一是言之无物,二是言之无文,三是无补于世。在司马迁的文章里,所谓的文学性、思想性只是作者及其文字的自带根性,人格、阅历与学养摆在那里,技巧和天赋也跑不远。

文学与否,重在人的手段,而不是体裁,以及所谓的“纯”。

司马迁的文章能垂范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笔的自觉。其文风雄放而细腻,文法潇洒而谨严,识见洞若观火,笔力入木三分。司马迁的笔法是带血的,是对春秋笔法的淬炼。他的叙事与结论,如金子般耀眼。此大文章堪称中国古文的绝品,所谓文质彬彬,莫过于此,后世文人无不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受。至今谈论汉代文章,避不开“两司马”;推崇中华史教,必高举太史公。

司马迁是中华帝国史学的奠基者与不可逾越的巅峰——这是后人的结论。在当时,恐怕不会有人做这一判断甚至预期,包括司马迁自己。他是谦虚的。

凡文本都有各自命运,像《红楼梦》一样,伟大巨著往往是残缺而异名的,是不显于当时的。汉室始终不同意公开全本《太史公书》,流传只在朝廷内部,有幸读到的人并不多。大的遗憾还有,尤其是《今上本纪》的面目,已成悬案。如今可见的《景帝纪》《武帝纪》等篇目还是靠褚少孙补齐的。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同行,东汉史学家班固就没有对前辈司马迁做出多么高的评价,但杰作的光焰终将驱散一时的阴霾。正是在东汉时期,“史记”终于由古代史书的通称逐渐转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越到后来越清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确立了正史的书写范式,这部“谤书”成为了中华史教传统的集大成之作。这一切与他本人的眼界与信仰牢不可分。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

明亡以后,史学家谈以训自称“江左遗民”,更名为谈迁,终生不仕。不光言行合一,还要在名号里纪念古圣先贤,这是中国人的又一种温情传统。

司马迁与汉武帝不投契,并非只因某某事件,而是心灵不对称。一系列征服的达成使武帝空前膨胀,甚至走向了王朝的反面。然而,武帝会发觉,问题永远存在,征服没有尽头,人心渊深,他并不能全知,反而用人愈发糊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不安,甚至,文教与神教均不能让他皈依,这个老人选择乞灵于巫教,巫蛊之祸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有人活百年,有人活千古,态度通往高度,格局塑造结局。司马迁坦荡地接受屈辱的生命体验,超越了家族史上所有的祖先,甚至做到了后无来者的地步,最终成为一代奠基人物。梁启超先生称太史公为“史界之造物主”“史界太祖”,这就是一个皇帝无法触及的维度。

司马迁活在他们父子共知的千年家族史中,活在他们父子建构的中国史体系中,更活在历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中;汉武帝热烈地追逐传说中的长生,却在与神仙鬼魅的游戏里节节败退,在云谲波诡的宫廷政治里油尽灯枯,含恨而终。

责任编辑: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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