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蔚青

认识汉斯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在C++书店工作。我记得那是个晴朗的春日。但我的心情是阴郁的。我那时正在离婚，生活在自我的悲伤中，完全无视外边的天气。

汉斯穿一身浅灰色运动衣，带着春日新鲜的味道。窗外玉兰花刚开放，一树的粉红。汉斯站在窗前的一道斜光里，身材修长，彬彬有礼。他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音乐教师，就在不远的大学工作。他需要每一期的吉他和贝斯杂志，让我给他留着，我答应了。他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字迹龙飞凤舞。汉斯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头发也是黑色的，不说话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线，说话时神情专注。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一条绷直的线。这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次来，就像熟人了。他站在柜台前与我聊天。那时还是二〇一八年，离新冠大流行的日子还早，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会有疫情发生。汉斯很爱说话，他的语言繁复多变，与其他顾客不同。

他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这是我没想到的。很少有人这样表述自己的生活，更多人对生活是抱怨的，即使不抱怨个人生活，也会抱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任何事情，好像不抱怨就不能活下去。加拿大人尤其喜欢抱怨，冬天抱怨冷，夏天抱怨热。所以汉斯的开场白就让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说他再想不到能拥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他妻子是高中时的“甜心”，他们十四岁相遇，十八岁就结婚了。

我是汉斯，贝拉的丈夫。他说。

他这样说时，我笑一笑。我的洋名也叫贝拉。在魁北克，贝拉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名字。但此贝拉非彼贝拉，他的贝拉是幸福的，而我这个起着洋名的华人贝拉，正在不幸中。我的丈夫正式提出了离婚。申请移民后，他没有来加拿大，他在中国发财。开始时我们达成一致，一家两制，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绿卡身份。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笃深，并不知道之后会走上两条路。

我于是对汉斯的生活很好奇。

在加拿大，十八岁就可以结婚吗？我问。

可以的，他说，我的岳父母非常传统，他们说既然你们相爱，就结婚吧。我们就结婚了，从未分开过，至今已经四十年了。

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汉斯看着年轻，其实是与我年纪相仿的人。我在中国读书、工作，三十岁才结婚，那时加拿大的汉斯已经有三个孩子。

真是难以想象，我说，我十八岁才刚上大学，在我父母眼中，我还是个孩子。

我也并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样，汉斯说，但我们非常快乐，一切顺其自然。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我问。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说，我喜欢历史，就去读历史，贝拉喜欢文学，就去读文学。我们也工作。在大楼做管理员，在加油站打零工。

孩子们呢？我刨根问底。

我岳父母帮助了很多，他坦率地说，就像现在我帮助我的子女一样。

你有孙辈了？

当然。你看这两个男孩，七岁，双胞胎。他说着将钱包打开给我看。皮夹子里的照片上，是非常可爱的孩子，都是棕色头发，棕色眼睛，张大嘴笑，活力四射，与汉斯十分相像。那照片看起来是复古的，微微泛着黄色，好像老照片一样。

好可爱。我说。

他们周末和放假都由我照管。汉斯合起钱包说。他的嘴角笑得弯弯的。我之前并不知道德国人也有这样自愿带孙的。现在的中国老人都开始反对传统了。

汉斯说他除了教历史之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乐队，已经四十年了。

他说，我的人生都是以四十年计算的，婚姻，爱好，都在十八岁那年出发，一直在一条轨道上行进，好像从未出现偏差。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计划在先。买房子的时候，我的房间在那一端，妻子的在这一端，各有一个工作室。我习惯早睡早起，凌晨三点左右开始创作。我妻子习惯晚睡晚起，一般都是工作到后半夜。我们亲密无间，同时各不相扰。

我说这样真好。

贝拉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继续说，她工作的时候，电脑材料，各种纸张，左耳一支笔，右耳一支笔，忙得不可开交。

她写什么？

什么都写，主要是时政，她给各种报纸和杂志写稿。

我想象了一下贝拉工作的样子。能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生存，说明她写得不错。

那么你呢？汉斯问我。他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有交换情报的意思。

我只是收银员而已。我想。一种虚荣还是涌上我的心头，嘴上很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事实上，我寫作。我说我用中文写作。

写作就是写作，无论哪一种语言。汉斯说。

你写什么？他又问。

我写小说。我说。

这个我写不来，汉斯很坦率地说，非虚构还可以。

然后他说他去过中国。

我在那里三个月，骑自行车旅行。我不想坐飞机，也不坐火车，那些都太局限了，空气也不好。我喜欢骑自行车，走在路上可以和人们聊天。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非常喜欢中国。它让我感到惊讶。

我饶有兴趣地听着。

几千年历史，多少朝代的更迭，都不能掩盖民俗，就是人们原本生活的模样。我也喜欢中国功夫，我发现在山脉生活的人动作像猴。他做了一个攀缘的姿势。在海边生活的人，最会保持身体的平衡感。他做了一个双脚叉开好像在船头钓鱼的动作。

我笑着看他。我看着他惟妙惟肖的动作，心里想着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南方和北方、山区居民和海边渔民。任何一种文化对外来人而言都是新鲜的，尽管这种认识常常流于表面，过于感性。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到汉斯这样，我很开心，我发现了同类，同时对他骑自行车旅行很敬佩。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你会中文吗？我问。

一点点。文字并不是人类交流的唯一方法，我可以用身体语言。他摇晃着身体。我能感受到汉斯的身体语言是丰富的，他可以做一个哑剧演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柜台上写作。那时C++书店还没有卖彩票，卖彩票是疫情隔离之后的事。那时我有一张光滑的柜台。上班前，我先泡上一杯红茶，喝得微微出汗，大脑兴奋起来，我就开始写作。我还用纸和笔写作，我不习惯用电脑。我喜欢笔尖在白纸上轻微划过的那种感觉，好像细细的沙粒流过岁月，让凝固的时间突然分裂成许多碎片。有人形容这种声音是春蚕。我是北方人，没有听过春蚕嚼咽的声音，但我喜欢这种比喻。我在写作时想象自己是春蚕，有一种将自己物化的感觉。好像在高处，看一条虫子的生命，有一种变换的角色感。

如果有客人进来，我就放下纸笔站起来，去赚俗世的钱。也有客人喜欢聊几句，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打断我的思路。当他们离开，我坐下来，依然继续我的杜撰。这样对我的腰也很好，我本来有腰病，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反倒缓解了我的腰痛。

那时汉斯还经常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形成了类似朋友的关系。我们什么都说，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我能感到汉斯对我的好奇。他好奇我写的是什么，总是建议我用英语写作或者翻译成英语，但我对英语写作或翻译没有兴趣。我有许多写作计划还没有完成。我热爱中文，我觉得只有用中文才能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写作并不只有叙述，还有许多文化含义。

汉斯同意我的观点。他重申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话，写作就是写作，无论何种语言。然后解释说，翻译只是他个人的愿望。

有时我们的交流也会转向日常。

有一次汉斯只给两个孩子买电话卡，另一个孩子因为手机浏览内容的原因被惩罚，汉斯中止了给他充值。

现在我不能肯定他看了什么。汉斯说着，眼中充满迷茫。

他说已经告诉了孩子父母，由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夏天的时候，汉斯要离开一段时间，去小镇度假。汉斯说他们去北方的苏旺小镇已经有四十年了。又是四十年，这种相同的年份，让我对他的出生有一种错觉，总是觉得他出生在四十年前。他们每年到这个小镇住两周。第一天他会带着孩子们到小镇仅有的一条街上走走，到商店——冰淇淋店、披萨热狗店买一点东西，让这些店主看到他们是一家人，以防孩子走失或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时，小镇人知道他是家长。然后他们就分头行动，孩子们自由玩耍，他和贝拉继续工作。他在那里完成了两支曲子，而贝拉则继续她的写作。

我一直对贝拉好奇。在汉斯口中完美的勤奋的贝拉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汉斯时，会不自觉地向他身后望一望，希望孩子们和贝拉在他身后。汉斯好像也明白我的心事，就笑一笑，說他们在那边玩呢。他指指身后。那边是指一个儿童乐园，有电动小汽车和小马车。C++书店是一个狭长的空间，柜台在最深处。白天经常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可能见到他们。

汉斯从苏旺小镇回来，脸晒黑了一些，很激动。他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感到十分温暖。

你知道，尼克，他说，就是那对双胞胎中的一个，上次被惩罚的，当然他并没有犯错。他父母搞清楚了，他是清白的。我给他手机充了值。汉斯强调说，脸上漾着满足的微笑。

尼可、威廉和路易，他们三个每天都早出晚归，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问他们也不说，而我和贝拉也很忙。更主要的是，我们想给孩子们自由，他们有权保有自己的秘密。当然了，他们每天回来都是脏兮兮的，脸上手上还有划痕，口袋里有小石头、瓜子、小树枝什么的。孩子们都是这样。我喜欢他们与大自然接触，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汉斯说着，用他的大眼睛注视着我。汉斯是一个精瘦的男子，腹部完全没有沉积，他的脸棱角分明，眼睛格外明亮。他注视我时，两只眼睛像玻璃珠子一样，每当这时我就恍惚。我看同胞的眼神是清晰的，所有的爱恨情仇都能准确判断。但理解外国人眼中的含义，有时会似是而非。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和贝拉虽然疑虑，也曾猜测，但再没有询问。我们曾想过跟踪一下，但感到这是对孩子们的不信任，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也没有去做。

你们不担心什么吗？比如安全。

我们并不过分担心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是兴奋、激动、快乐的，像太阳一样闪光。有这种脸色的孩子是不会干坏事的。转眼假期结束，回来的头一天清晨，孩子们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站在我们床边，说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作。我和贝拉很开心。事实上我们一直等着这一刻的到来。我们看到他们的神情觉得好笑极了，但我们掩饰着内心的快乐，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跟着他们走出住所，到苏旺小镇的森林里去。

那真是个美丽的早晨，无与伦比的湛蓝天空。苏旺是一个美丽的小镇，房顶是彩色的，大多数漆成了红色，这种红色与森林的绿色交相辉映，真是美极了。那种斜斜的屋顶，欧洲风格，又带有加拿大人的随意自由。我们走过苏旺大街，面包房散发着热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秋天的麦香。我们沿着石头路盘旋而下，风吹着我们的衬衫，让我飘飘欲仙。我，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们像五只自由的鸟，孩子们雀跃着，飞在最前面。瞧，威廉敞开的绿色衬衫像一对青鸟的翅膀，尼克的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你知道他有一头卷发，这个夏天他没有剪头发，他开始像少年人一样，想留长头发了。

我们走进了森林。阳光倾泻而下，落在树叶上，像金子一样。但你抓不到，因为它们是移动的。千万不要想捉住它们，如果你不做，它们一直在，如果你想做，它们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一直向前走，走到一棵大树下，一棵三个人可以环抱的大树。孩子们指给我看，我看到在树枝上，他们建起了一个树屋，一个美丽的小房子。孩子们爬上树，尼可，威廉，路易，他们像三只小猴子一样敏捷。阳光照在他们的腿上、身上、头发上，洒下斑斑点点，像一枚枚移动的金币。

汉斯这样说着，完全陶醉了。我也被他带到了那一片森林中。

好美，我说，像一幅画。

就是一幅画。汉斯强调说。

你不知道，更让我感动的，就是那棵树，居然就是四十年前，我和贝拉第一次到苏旺度假时，一起做树屋的那棵树。那时我十八岁，贝拉十七岁，我们用两周的时间，做了一个树屋，然后就躺在那树屋中过夜。我们透过树叶的缝隙数星星，漫天的星星数都数不完。你知道吗？大熊星，小熊星，北斗星，还有两颗星，你们中国人叫“牛郎”和“织女”的。

是的，我微笑说，你真是中国通，这个都知道。

我知道，汉斯说，我在中国时，有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他们的故事，我很感动。你看，牛郎和织女一直都在中国人的心中。

我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就是在那一夜结合成一个人，汉斯说，真正的一体。自然与人。天空和大地。男人和女人。地球和星辰。

汉斯低下头，我完全沉浸在他的叙事中。

当我们站在树下，望着在树屋中招手的孩子们，我和贝拉都哭了。我们左转右转，在树干上找到了当年我们刻的几个字。

四十年，如今字迹斑驳了。只能看出划痕，那是我当年献给贝拉的——“贝拉树屋”。

我被深深感动了。一直到下一个顾客进来打断我们的谈话。其实这其中也有客人来，每次有人汉斯就停下来，退到墙边，默默等待着。在等待中他沉默不语，沉浸在他的故事中。而我也加快速度，打发客人尽快走开。让一个渴望倾诉的人等待是残忍的，何况我也急于听故事。

年底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我在一场音乐会之后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我买了加急的飞机票，第二天清晨就起飞，回到中国参加母亲的葬礼。那正是风雪弥漫的冬天，哈尔滨与蒙特利尔同在北纬45度，但气温还是有所不同。蒙特利尔是一个大岛，水汽充盈，气温相对温和。哈尔滨是内陆，风更加凛冽寒冷，雪都是颗粒状的。其实不仅是气候的寒冷，还有失去母亲的寒冷。在那里，我甚至没见到我丈夫，他拒绝参加我母亲的葬礼。那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冬天。而这种寒冷被我带回蒙特利尔，即使坐在书店里，也感到寒彻骨髓。那时我脸孔苍白，五官下垂，周身散发着寒气。

汉斯曾来过几次，每次都行色匆匆。那段时间，吉他和贝斯的杂志一直断档，多伦多杂志公司宣布破产，正在重组。这是书店三年里第二次重组了。许多人对书店的前景不看好，电子时代，大家都看手机，谁还看杂志？有一个来找我做传销的同胞，直接宣告了书店的未来：破产。

书店效益的确不好，但好在这里犹太人多，尤其是老年人，他们还喜欢纸质读本，还习惯将书和杂志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别人。至于这一代人过去后还有没有杂志和书，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想操这个心。下一个时代什么样，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我只为这一生活着。

有一次汉斯过来，看到我独自坐在柜台里发呆，就做出发功的姿势，将两只手掌推向我，口中还发出呼嘿的声音，然后收功站好，说，给你一些温暖，度过这个寒冬。

那一刻我泪水突然涌出来。汉斯还送给我一枝花，红玫瑰，长柄的魁北克玫瑰。他说，像火一样，可以温暖你。

疫情是突然到来的。购物中心关门，我们都隔离在家。到六月重开时，顾客寥寥，每个人都多了一个口罩，罩住了半张脸，脸上只有眉毛和眼睛了。

一切都变了。苏珊再来的时候我没认出她。苏珊平时是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眉毛眼角都是用细笔画的，属于工笔画。口红唇线十分清晰，头发一丝不乱。她穿裘皮、高跟鞋，因为年老，走路不再轻盈，高跟鞋在地上总是发出沉重的声音。她每次来都掏出一个大皮夹，买最廉价的烟草，然后在一堆百元大钞中找钢镚。她俯身在柜台上，一个接一个地数，从不在乎身后有人排队，有人焦急等待。她脸上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神情。

但现在的苏珊是多么不同，她依然穿着那件紫羊羔皮大衣（如果不是这件大衣我就认不出她了），但没有了一头漆黑的头发，只有稀疏的灰白头发贴在头顶。她没有化妆，眉毛稀疏，眼睛无神，也没穿高跟鞋，一双平底鞋让她低矮了很多。高大的、气势汹汹的苏珊突然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太，平凡普通的小老太太。

因为隔着玻璃板，苏珊不能俯身在柜台上。她也没有带大皮夹子，而是从口袋中掏出二十元钱递过来，一叠百元大钞和一堆小钢镚同时消失了。

我温柔地接待了她，像对待任何一位老人一样。我对之前我们紧张的关系感到陌生，那时候她和我都是生硬的，隔离之后我感受到一种家常的温情。望着苏珊突然矮小的背影，我意识到，今天的苏珊对我来说，是一个真人，而不再是一朵塑料花。我有些感慨。难道我自己不是吗？在疫情之前，我是染发的，如今不染了，露出一撮白头发。它们掺杂在黑头发中，有一种挑染的感觉。

其实也不错。我想。如今人们更关注口罩手套防护罩，没有人关注时尚和伪装的年轻。在大流行中，人们被迫回归自然简单的生活。

汉斯再来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他。他比之前更瘦了，他穿一身黑衣服，戴黑帽子、黑口罩，除了一双眼睛，他是一个黑色移动物。而他的眼中充满悲哀。他说，贝拉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新冠，她死于新冠。我张开的嘴合不上，只剩下惊讶。我缓过神来，才说出真遗憾的话。汉斯说，真的没有勇气活下去了，没有贝拉的日子是如此苍白。

如果不是为了三个孩子，真不想活了。他叹一口气说。

汉斯偶尔会来买电话充值卡，但不再买吉他和贝斯杂志。我想，贝拉的去世，让他失去了创造艺术的能力和兴趣。他现在很少说话，有时匆匆走过，也不再向我发功。有一天他走过时，正好与白瑞德打了个照面。他们相互点点头就错过了。两米距离。

白瑞德望着汉斯的背影良久，说，真是个不幸的人。我说是的，真遗憾贝拉染上新冠，去世了。

白瑞德认真地看了看我，问，汉斯告诉你的？

我说是的，他说如果不是有三个孙子，他都不想活了……真是让人唏嘘的爱情。

白瑞德说的确是令人唏嘘的爱情，但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感到好奇，问那是怎样的呢？

白瑞德说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四十多年前，大概一九七六年，蒙特利尔举办过一次奥运会，你知道那是一个好大的活动，许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所有的吃住都需要人力物力。有一个德国家庭从慕尼黑来，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个酒店的职业经理，他管理蒙特利尔最大的酒店，伊丽莎白酒店。那里住着奥运会各国官员和部分运动员。当时伊丽莎白酒店在全球招聘，他们聘用的最好的经理人是德国人，姓洛克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了他的家庭，妻子和两个男孩。

奧运会结束后，洛克尔先生应聘到美国奥特兰工作，但他的大儿子没有走，他要求留下来，因为他爱上了这座城市，更主要的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那年他十四岁，那女孩叫贝拉，也十四岁。

我已经知道了小洛克尔是谁。

洛克尔先生把小洛克尔托给他的一个朋友，按时寄来生活费。小洛克尔就这样留在了蒙特利尔。四年之后，小洛克尔提出要结婚，洛克尔先生同意了。但婚礼那天，酒店出现了意外情况，他没能来出席儿子的婚礼，他的小儿子汉斯代表他来到这座城市参加哥哥的婚礼。这对兄弟是双胞胎，他们长得非常相似，如果不是非常亲密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分辨出来。兄弟俩的个性却很不相同，哥哥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他坚持留在蒙特利尔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弟弟却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他有一双迷茫的眼睛，他总是不确定自己是谁，能干什么。这两个人虽然是双胞胎，却好像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片。

兄弟见面非常高兴，虽然没有事先沟通，两个人的衣着却一模一样，这引起了婚礼上很多人的好奇。一下子有两个新郎，可想而知闹了一些笑话，连新娘子也搞糊涂了。后来我们给汉斯换了一件衬衫。汉斯在婚礼上很开心，他准备在这里停留一周，好好分享哥哥的幸福。那可真是好时光，我们几乎每天饮酒作乐。夏天的蒙特利尔到处都是节日，我们在艺术广场一坐就是一天，我们穿夏威夷花衬衫，喝加了薄荷冰块的科罗那啤酒，听人们讲故事。你知道，四十年前有很多美国富人来这里度假，跟随而来的还有一些想钓金龟婿的女人们。我们坐在那里，身边的戏剧无时不在发生。小洛克尔和贝拉总能看透游戏的人，而汉斯总是最先喝醉的那一个。那真是快乐的时光。

然而好时光总会消失，汉斯就要回去了。不幸就发生在他要走的前夜。新郎得了急症，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身亡。汉斯没有走，他接替哥哥的位置，留下来照顾悲痛欲绝的新娘。本来故事至此也算一个圆满结局，但没过多久，贝拉因为过于思念小洛克尔，居然精神分裂了。

汉斯在送贝拉去精神病院之后，在她的卧房发现了一本日记。日记记录着贝拉与哥哥未来的计划，他们准备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再生三个孩子，他们计划好了人生的全部。他们准备买一套房子，里面一个是小洛克尔的工作室，一个是贝拉的工作室。他们会带大孩子们，把他们培养成才，工程师、音乐家什么的，三个孙子则分别叫尼克、威廉、路易。

这真是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计划精确到哪年哪月甚至哪一日，他们吃什么饭、做什么事情。他们还计划去苏旺小镇建一个树屋，三十年之后他们会带着孙子们重建这个树屋。总之，这本日记记录了贝拉和小洛克尔全部的生活计划。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一切实现了，贝拉和小洛克尔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在纸上。这是一个精确的计划，完美到没有悬念。汉斯看完这本日记就哭了，哭完他又笑起来，他决定按着这本日记，实现贝拉和哥哥的梦想。从那天起，他成为了小洛克尔，每天严格按照书中的计划生活，从此他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别人的计划里。

你是说，汉斯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惊讶说。

是，也不是。白瑞德垂下头。

他们的确有了孩子，也有了孙子，贝拉也是有的。只是她经常在精神病院，后来几乎一直都在，直到前几天她去世。

我震惊到无语。恍惚之中，我分不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就像汉斯一样，他将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替代了另一个人的一生。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怀疑地问白瑞德。

因为我是贝拉的哥哥。白瑞德说。他的鼻子和嘴唇开始扭曲，眼中突然闪出泪光。

当年我们一起建造了贝拉树屋。我还记得那夜漫天灿烂的星光，可惜清晨醒来，一切都消失了。

我长久地坐在椅子上，缓不过神来。汉斯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千变万化，让我分不清楚。爱情是什么？值得一个人用一生来替换另一个人？这个故事超出了我的经验，汉斯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

格蕾丝歪歪斜斜地走进来。身上還带着大麻味儿。她看着我傻笑。

买一盒烟。她说。伸出的手指上涂着整齐的红色指甲油。她说明天是她女儿的葬礼。

两年前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就自我介绍说她叫格蕾丝，刚刚搬到这里，以后会经常来，说我们可以做好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看到她，穿着不同的衣服，有时候一天会换两次。她很时尚，有时穿长款红袍，有时是果绿短上衣、白裤子、棕色的小牛皮鞋。她梳着整齐金发，涂着口红。她喜欢讲笑话，每次讲的时候都会哈哈大笑。格蕾丝刚来的时候是九月，正好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人过新年打扮得很庄重，男性都是西服，头上的小圆帽子是崭新的，大红色、深蓝色或者黑色，绣着金边。女性也是西装套裙，头上别着小白蝴蝶结。但是格蕾丝不一样。格蕾丝说她虽然是犹太人，但不过犹太人的节。

我开放我自己，不愿意受拘束。她说。

那时的格蕾丝很美，细长手指弯曲着，形成一个弧形，夹着细长的烟卷。我常在购物中心看到她像蝴蝶一样招摇过市，她说是在寻找艳遇的机会。格蕾丝喜欢自嘲，她说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笑话，她丈夫早年被别的女人拐走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过活。

过了一段时间，格蕾丝开始工作了。她的工作是到老年公寓打扫卫生，兼同老人们聊天。她说她的客人实在是太好了，是一个百岁老太太，从来不抱怨，总是哈哈笑。她说有什么好抱怨的，难道我们没经历过二战吗？没经历过排犹吗？我们都挺过来了。

相比之下，有的人就负面很多。格蕾丝说有一天一个老太太来找她，想同她聊天。格蕾丝答应了，可是她去了一次就不去了。她说那个人实在是太黑暗了，总是在抱怨，不停地抱怨。最后她忍不住把那个人骂了一顿。格蕾丝因此失去了一份每小时二十五块钱报酬的工作。

格蕾丝是妖娆的，也是富有同情心的。她有时非常尖锐，有时又很温和。有一天，她看到一个意大利老太太站在窗前哭泣，她就用意大利语问她，知道那个老太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后来她有时间就会去同她聊聊。那个老人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法语，没有儿女，也没有钱。格蕾丝同她聊天是免费的。

后来格蕾丝果然爱上了一个人。他们常常坐在停车场的长椅上晒太阳，一晒就是半天。那男人细高个子，总是醉醺醺的。开始他们开玩笑说是表兄妹，我只是笑笑。我知道他们不是，可是他们偏说是。他们一边说一边笑，好像玩一个游戏。那段时间是格蕾丝最快乐的时候，脸上都发着光，皮肤晒成了小麦色。

我是见过格蕾丝的女儿的，比格蕾丝个子高，表情和动作都很慢，好像是慢镜头。格蕾丝说她女儿会给她付烟钱，那女儿就从钱包里掏钱，手指颤抖着。我觉得她应该是被药物控制了。但是格蕾丝绝不吝啬赞美她的女儿，她说她非常温和，对自己特别好，从不发脾气。

这样的女儿怎么会发脾气呢？我只觉得她实在是太慢了。

前几天格蕾丝对我说她的女儿死了。我问什么原因，格蕾丝说她是从阳台上掉下去的。我说她怎么会跌下去呢，她看起来行动很慢的。

格蕾丝说不是小女儿，是大女儿。她的大女儿是和她完全一样的人，喜欢快乐，喜欢派对，喜欢烟酒。那天本来是不应该有派对的，现在隔离，禁止人们聚会，但她太想热闹了，她偷偷叫几个人在阳台上喝酒，不知怎么就从阳台上跌下去了。

现在麻烦了，等着警察出结论。格蕾丝说。

明天是葬礼，警方大概也得出结论了。不过疫情时期的葬礼，能怎么样呢？可怜的格蕾丝走路也不稳，东倒西歪的。她吸了大麻，她用大麻麻痹自己。她笑着，涂了口红的嘴唇十分鲜艳。我说你还好吗？她说，好，还不错。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忍受女儿去世呢，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是一向不喜欢吸大麻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感谢这种丑陋的植物，因为它给了格蕾丝身心片刻的安宁。麻醉不是一件好事，只能短暂止痛，然而当你的心最痛的时候，能得到短暂安慰也是好的。

汉斯进来时是逆光，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但仅凭身形，我知道是他。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我毫不犹豫地认出了他。

你还好吗？我脱口而出。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抬头望了他一眼。我完全惊呆了，我的身体像被电击一样，从头到脚，灵魂出窍。他变得如此苍白，如此软弱，他的头发全白了，柔软地覆盖住头顶和额头。本来竖立的头发竟然因柔软而变得弯曲。他的脸色苍白，眼睛变得很大，与第一次见到他时完全不同。那时他是坚定直率的，甚至有些咄咄逼人。而现在，他的眼睛是那么柔和，好像一片绒毛，让我的心中突然涌出怜悯。他望着我，我望着他，这一瞬间，他深深的悲哀就如大海瞬间将我淹没了。我突然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那是怎样一种巨大的痛苦，一个人的黑发突然变白，旺盛的生命力突然衰竭，一个快乐的人突然陷入悲伤……就好像一块原本蕴含着无限精力的磐石突然变成了海绵。他清澈而柔软的眼睛里充满软弱的光，像夕阳一样美，也像夕阳一样哀伤。

在玻璃板后面，在口罩的遮盖中，他说，还好。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柔软的老人。

一天过一天。他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眼里突然涌出泪水。可怜的贝拉，永远不知道她留下了什么。在她去世的一年中，这个男人每天都在蜕变，每天都在衰老，每天都在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她永远没见过的老人。

我低下头，将手机卡从机器中打印出来。打印一张卡大概只有十几秒，但这十几秒突然变得很漫长，漫长到我无法忍受。而我必须承认，我甚至想让这个时间定格，这样我就可以不说什么，不必说什么。而事实上，我也什么都没说。我不知道说什么。

有什么语言可以安慰一个失去了妻子的男人呢？

汉斯接过他的卡。我们再没有对视。他转身走开，我望着他的背影。他胖了，不再像疫情前那么精明干练，现在他的身体显得很笨拙。

走到门前，他摇晃了一下，好像失去了平衡。

我久久伫立着。汉斯早已不在了，但我却不能从悲哀中走出来。

到了年底，第四波疫情来袭，但人们已经不再那么恐懼了。新闻一直在报告疫情消息，有一段时间每日感染的人数激增，超过千例，但人们依然上班上学，依旧逛超市。有些老人甚至不再戴口罩。当我告诉他们要戴口罩时，一个老人对我说他已经打过第三针了。有一天老板对我说他实在支付不起我的工资了，让我去领失业金。在最后一周时间里，我一直在等汉斯的到来，但他没有来。

我离开了C++书店。那段时间我很沮丧，汉斯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我眼前。想到他时，我才明白爱情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深爱给人带来的是什么。爱情消失，就仿佛经历过荣华富贵，其他一切都成荒芜。我想我真爱过我丈夫吗？或许，在最初的时候爱过。经历这几年的离婚大战，仅存的那一点爱早已消失殆尽，甚至尊严也没有了，只剩下丑陋。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这种为了分割财产而越变越馊的丑陋？我想到汉斯，突然感到惭愧。我找出手机，微信里那些丑陋的话还在——本来我打算打官司时拿来当证词的。我想多拿点钱，但现在它们一文不值。我手指飞快，删除了所有内容。当屏幕上一片空白，我的内心突然平静下来，长出了一口气。

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说得对。我写道。

该结束了。

我卖了房子，租了一个小公寓，降低生活成本，以保证自己生存期更长一些。我老了，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安静。我将以前自以为浪漫的华贵衣服装进箱子，换上了牛仔裤、棉布衫和平底鞋。这样打扮一番之后，我突然感到神清气爽，好像卸下了一副面具。公寓里没有沙发和扶手椅，宽敞了很多。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坐在窗台上，好像回到青年时代。我突然感到人生是一场梦，那些年我为了什么失去自我，竟然会依附别人呢？

接下来的夏天，我经常在“第一家”咖啡店读书。那时咖啡店可以在户外营业。“第一家”咖啡店是蒙特利尔连锁咖啡店，咖啡和点心都很新鲜，尤其是奶酪点心，上边放着鲜艳的草莓、芒果，很是赏心悦目，但我很少品尝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我只要一杯黑咖啡和一块羊角面包就够了。我坐在这里是为了学习法语，那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小说，而且翻译成了法语。我急于学习法语，因为在十月，我必须操着流利的法语出现在众人面前，应付各种问题，进行新书促销。而现在已经七月了。

我那时的刻苦是显而易见的，焦灼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一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他端着一杯咖啡，问能不能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当然可以。我说。

他把咖啡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发线整齐，头发有星星点点的灰白，英国人说那是盐和胡椒，是智慧显现。他穿红格子衬衫，米色西式短裤，穿一双老式黑皮鞋，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保守的绅士。要知道那正是炎热的夏天，满大街的人都穿露趾凉鞋、人字拖、圆领衫，各种随意，但这个人却着装正式。他的装束既不随意也不刻板，是那种中产阶级的舒适和保守，他面带微笑，蓝眼睛闪着柔和的光。他喝了一口咖啡说，我注意到你在学法语。

是啊。

我不是一个喜欢与陌生人交谈的人，但这位绅士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而且他的英语说得字正腔圆。

你认为法语怎么样？

太难了，变格让我头晕。

法语是一门严谨精确的语言。我虽然教了几十年法语，但每次给学生改作业，还是会感到痛不欲生。

您是法语老师？

具体说，我是培训公务员第二外语的法语老师。

我感到惊喜，好像一个天使从天而降。

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祈祷。我想。

昨天温迪跟我说我需要找一个人练习法语对话，因为我的书将在十月出版。那之后，出版社将有一系列宣传活动和各种新书推介会。如果没有流利的语言，完全不能应付那种场面，因为这种活动不仅是出版商在说，我在说，还要回答读者的问题，而且第一场将是我与当地媒体的对话。当然媒体相对好对付一些，我可以要求媒体事先给我问题大纲。但是对付读者就比较麻烦，你不知道他们会提出什么问题，他们也许提出完全不搭界的问题，而只要有一个关键词我没有听懂，推广活动就有可能搞砸。

我是贝拉，我说，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皮埃尔，他说，我也很高兴。

我们握了手，正式认识了。他的手很绵软，很温暖。

你能否做我的法语老师？我单刀直入。

他看了看我，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便将自己的状况讲给他听。然后他说，那么你能将你的书稿给我看看吗？我需要看过书稿才知道怎样做才能对你有帮助。

皮埃尔看得很快，第三天，我们按约定在咖啡店见面时，他已经看完了书稿。

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很感人。现在我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答应帮我学习法语，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

我们不能只说“你好”“谢谢”这样简单的字词，我们会要对一些问题做比较周密的准备，比如你需要回答读者关于你的写作、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写作态度和理念的许多问题，这样你不仅要发音流畅准确，而且还要有词汇量。

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说。

另外我还想问，我需要付你多少学费。我说。

不要学费，他笑笑说，所有都是免费的。

还是不要这样，我说，我不想欠太多的债务。

他说，没有债务，我已经退休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我很乐意教你法语，让我回想起当老师的时光。我很喜欢当老师。这种旧梦重温的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被人信任也是荣耀。

他说得很真诚。他的真诚让我无言以对。

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学习，地点就固定在咖啡店的一个角落里。他带来了字典、笔、纸，还有一个小录音机，他说这些都是必需的。第一堂课，他说我们需要大概地说明一下，以便以后的学习顺利进行，首先在上课时我们相互称“您”，这样以后你回答问题时就养成了好习惯。至于课下，我们可以相互称“你”，这样可以吗？

当然。我赞同。

我们继续上课，他让我读了一段今天的社区报，然后让我标出不认识的生字。下课后我们又聊了一会私人话题，他看过我的自传，对我有了解，但我对他还是一无所知。他说他有几个养子，都在非洲，是在慈善机构领养的。每个月他给那些非洲孩子每人三十加元。我看过电视里的广告，说每天少喝一杯咖啡，让一个非洲孩子吃饱。皮埃尔说他第一个养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那孩子有小儿麻痹，拄双拐。

我尽所能地给他帮助，有时他会写信给我。他现在中学快毕业了。皮埃尔说。

皮埃尔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很专注地倾听我说话，从不对任何事物做判断。他说不评判是理性的开始。

但他自己却没有孩子。我忍不住好奇，问道：那么你结婚了吗？

从来没有。他说。

我能感到他性格的随遇而安，他对待身边事物有一种流水般的顺从。他对待我好像一个普通朋友，分寸得当，我能感到他的平和态度，没有讨好，也没有迎合。他的态度让我感到舒服，同时也感到好奇，因为我是一个比他年轻的东方女人，在很多场合我受到过西方男子绅士般的照顾，我明白，在他们的搭讪或照顾下，有某些可发展的空间，如果我也迎合的话，一段罗曼蒂克不是不可能的。但皮埃爾不是。

我想，一个男人不结婚，要么他是同性恋，要么他身体有病。我不知道皮埃尔是哪一种。然而我却不能贸然相问，这属于别人的隐私。我的好奇心作祟，我怀揣这样一个问题，静待时机，等待我们聊天的某个瞬间，在相关的话题中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又并不急于弄清楚，时间还早，十月份之前我要加紧学习，以便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我不想把新书发布会搞砸，我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还会写作，也许这是我第一本法语译本，也是最后一本。我是一个随缘的人，按现在的分类，我属于佛系，我的格言是：安于命运，不抱希望，今天最好。

我和皮埃尔在咖啡店的学习持续着，每周三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然后就分手，很少的时候也会一起吃个午饭。午饭很简单，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各付各的账。皮埃尔是一个尽职的老师，他每天都纠正我的语音，然后按照我书中的章节，根据他的理解提出问题，他的问题很有意思，有些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如我对法国文化的理解，对这本法译本的期待，还有我在中国生活时的某些细节以及作为女性，我是否感到了女权受到压抑。对这些问题我做出认真的回答。有一天他问道：中国现在刷脸了，科技发展很快，有些人说扔垃圾都能通过大数据了解你的隐私，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希望自己不要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我宁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未来，我很高兴到那时我已经死了，我不必活那么长。皮埃尔笑，他说他跟我有相同的观点。

我们每天都学习社区报，皮埃尔偏爱社区报。社区报大多出自本社区居民之手，其中既有对社区活动动态的报道，也有买卖房子的广告。在这个平安生活的地区，新闻很少，一点点小事就可以称之为新闻。这期的头条是圣布鲁克街上刚开了一家冰淇淋店，而特写是一个灯具店的报道。那个老店有几十年了，我每次路过都怀疑它关张了，因为室内阴暗，从橱窗望进去，吊灯和座灯看起来都很陈旧。我一度以为那是一个二手店。他们怎么能赚钱呢？他们都不开门，还是说顾客需要以预约的方式来购买灯具？

皮埃尔每次都会在社区报上找文章让我朗读。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变性人，作者的名字叫艾琳。他说他正在接受变性手术，他讲述了他从小到大的梦想，他说他从小就想当一个女人，如今是时候了。因为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不想在他离世的时候还是一个男人，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说他已经做了第一期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很多期。从一个男人到女人的蜕变，是一件换血换肉的事情。他所经历的苦难让他死去活来——他说在手术之后以为自己已经死亡，但是当灯光照在眼睛上时，他知道他正从地狱升到天堂。

按照惯例，我读完后，皮埃尔再读一次，我听，然后他纠正我的发音。皮埃尔坐在我对面，读得声情并茂，当读到艾琳去手术的情景时，皮埃尔的蓝眼睛中涌出了泪花。我本来也是被感动的，但我一直在考虑对自然天体是否有大动干戈的必要性，所以我的感动是有限的，但皮埃尔的表情则是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望着他清秀的脸，内心产生了怀疑，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会是他吧？说不定呢？

我这样想时，大脑就溜了号。我用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皮埃尔先生，发现了一些新的可疑之处：比如他的脚非常小；他的手修长而柔软，放在桌上俨然是一双女性的优雅之手；他的嘴唇柔软而鲜红，是那种夏日草莓的鲜红，我从未见过男人有这样的鲜红和柔软；他的喉结看起来很不明显，我格外注意到他的这一点。然后我就脑洞大开了，我甚至开始想，或许皮埃尔身体的某个部分已经变成了女人，注入了雌激素。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直起来，我的眼睛越过皮埃尔，望着他脑后的屋顶。我想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个变性人，难怪他没有结婚，难怪他具有这样优雅的动作和表情。

我沿着这个思路想入非非。皮埃尔用他纤细的手在我眼前晃了一晃，眼神略有一些责备。

你走神了，你在做白日梦吗？

我将眼神从屋顶收回来望向他，他和善地笑一笑。他说今天你的状态不太好，我们就上到这里吧。我说我很好，我们可以继续。但皮埃尔说不需要继续了，勉强的学习，效果不好。他笑的时候眼睛十分妩媚。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才是水做的，但皮埃尔那种优雅而精致的样子，就像水一样，自然舒张。他是水做的。

我看着他像水一样流走了，流向咖啡店门前，带着一种潮湿的清新。

我没有睡好觉。尽管新书发布会就要来了，但我的失眠并不是因为新书发布，而是因为皮埃尔。皮埃尔在我心中成了比新书发布会更大的疑团、更重的压力。我发现自己进入了创作状态，但目前这种状态无疑是不利于我学习法语从而完成新书发布会的。为了阻止自己胡思乱想，我曾想过换一个法语老师，最好是换一个熟悉的人，比如福罕索娃，我们认识很多年，知之甚深，这样的熟人能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效率更高。但这只是理性的思考，我的感情更加希望看到皮埃尔，看到他的脸和他的眼睛。

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不是那个变性人，或者，是不是一个同性恋？但他是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吗？什么关系也没有。我想我的职业病又犯了，每次我写小说的时候，都会刨根问底，追着一条线不停地询问。皮埃尔对我有一种小说的意义，他现在就是我要写的小说。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他站在我面前，穿着白裙子，就像《出水芙蓉》里那个男人，穿着芭蕾舞裙。但那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娇俏的女孩，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的眼睛和她的脸是皮埃尔的，虽然她有着长长的金发，但她无疑就是皮埃尔。

我是艾琳。我原来是皮埃尔，但现在，我是艾琳。我终于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女人，现在我可以像白天鹅一样死去了，因为我已经实现了梦想。

然后艾琳突然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我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我看到窗外的月亮藏在乌云里，月亮的那半张脸让我感到惊慌和陌生，那很像皮埃尔，皮埃尔的脸是洁白的，像半个月亮。

他说他现在是艾琳。

我决定给社区报写一封信，说我很想知道艾琳的地址，我想见艾琳，并同艾琳交朋友。社区报回信说，他们必须征得艾琳的同意，这关乎隐私。三天后我得到了艾琳的電邮，我写了第一封信，然后得到了回信。回信很客气也很友好，是那种泛泛之谈，没有社区报上的真情意。我在第二封信中埋藏了一些陷阱，我说“第一家”咖啡店那个角落真是好，阳光照下来，很舒服。艾琳给我回信时没有说咖啡店，只说到窗前的那几只歌雀；说发现后院的树上新生了一只白色松鼠，决定给它起名叫白马王子；还有北美蝉开始死亡了，它们在地下蛰伏十七年，只活了短短几天，真是很悲伤。信中艾琳绝口不提咖啡店的事情，好像浑然不知。艾琳越是这样，我越是确定艾琳就是皮埃尔，因为这种巧妙的回避只有当事人才能做到。艾琳躲避得恰到好处，如果艾琳不是皮埃尔，那么无论如何做不到。

只有心知肚明的人才能看清楚事情发展，才能有全景视野。人们不断地要进入某个阶层、某个圈子，其实只是为了知晓更多秘密。而艾琳知晓我在第一家咖啡店上课的秘密，又拒不回答，也不询问我在那里做什么，我更加确定艾琳就是皮埃尔。

自从确定皮埃尔就是艾琳之后，我与皮埃尔的相处就容易多了，他既然已经是变性人，我与他的关系就清楚了许多。作为一个女性，我不再因为他对我不够殷勤、没有追求我而烦恼，我也不再认为自己不够有魅力，我甚至原谅他长得过于女性化，原谅他法语发音时舌尖上的轻柔。我不仅原谅，甚至开始欣赏他对待女性的那种态度，他不殷勤是应该的，相反，他应该接受别人对他的殷勤。

我们继续读社区报。我们在报纸中寻找这个社区更加有意思的事情，对新增加的追捕罪犯的版面也很好奇，我格外喜欢读讣告，因为那些讣告写得很生动，可以知道亡者的命运。我还在那里看到了我认识的人，我看照片认出他们，他们常常走在街上，我们在街角相遇，但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现在，在与他们告别的时候，我，一个来自东方的陌生人，终于知道了他们的身世和名字。我还喜欢读寻找伴侣的启事。有一个启事说想找一个胖伴侣，因为他喜欢拥抱。还有的读者来信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她的男朋友喜欢裸体在家里走来走去，她不知道这样对儿童有没有影响，因为她的女儿五岁了。

现在我和皮埃尔的关系很好，我的法语也进步了许多。我从内心里认为皮埃尔是一个女人，这样想时我就会做一些亲昵的动作，比如我会抚摸他的手指和裸露的胳膊，但皮埃尔笑嘻嘻地躲开了，也不生气。皮埃尔有一种特殊能力，他能化解任何场景，无论多么尴尬，他也会把它变成喜剧。

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最好。皮埃尔说，然后他叹一口气。他说生命短暂，我们要努力欢喜。

这是佛的言语。

你如何看待变性人？我问。

这是他们的自由。他说。

那么你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吗？人的决定是来自于环境的影响还是生理结构？

这个要问上帝。

那么，如果有人按照别人的计划生活，他是不是丧失了自由意志？

这要看是怎么回事。皮埃尔说。

我将汉斯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说，我很感动。爱情是情不自禁，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你的故事呢？我忍不住问。

我是同性恋。他坦然地说。

我继续学习法语，一边与艾琳通信，一边跟皮埃尔练习口语，他们都说我进步很快。八月份时，艾琳说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那几天皮埃尔跟我说他去古巴度假，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我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女人。皮埃尔说没什么了，我去度假，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无论如何，非常感谢。

有一天我问，艾琳好吗？皮埃尔很惊讶，他问道，你认识艾琳？她是我姐姐。

这更让我确定了皮埃尔就是艾琳。这种移花接木自古有之，你看祝英台就知道。祝英台将自己许配给梁山伯，那時他的名字叫小九妹。我想中国历史真是博大精深，如果你读好了历史，就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因为可从过去观未来。

十月份，我的新书出版了。出版社在老港的哈默介花园举办了新书发布会。老港的花园早年是蒙特利尔总督府，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花园，里面种植了许多植物，薄荷，紫苏，苜蓿草，在夏日的阳光中格外地碧绿。有人说那是一个可以在夏日发呆的好地方。我们坐在露台上看这个小花园，矮树整齐，围成四方形，藤蔓攀在石头墙上，石墙下有一个水槽，有水从狮子口中流出来。

我知道哈默介花园的历史，知道富兰克林曾经来过这里，并住在这里。那次他来，是为了给美国人征兵。

我事先问过，得知出版社不会准备任何食物。皮埃尔说一定要有酒水和小点心，这样发布会才赏心悦目。他自告奋勇准备了一些燕麦饼、草莓夹心饼干、柠檬软糕、黑巧克力饼、奶酪和酒水。他说你只管把你自己弄好就行了。于是我穿上旗袍和绣花鞋。在西方人的任何活动中，我都会穿中国民族服装，这样才能与众不同，而我则是行走中的东方元素。

当我走进花园，见到皮埃尔正在忙碌，他今天少见地正式，居然穿上了黑色西装，白色衬衫领口也十分挺括，他系了粉红色领结，俨然翩翩少年。他对我神秘一笑，把一个女人领到我面前。他说，我荣幸地向你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本书作者贝拉，这是我的姐姐，艾琳。我惊讶地睁大眼睛，我看到皮埃尔与艾琳合而为一，又一分为二，突然有梦幻泡影的感觉。

我还一直记着汉斯。经过了皮埃尔与艾琳的故事，我好像更多地理解了生活，汉斯的一切是为了爱。毛姆说，作家应该观察人性，而不是评判人性。

开始时我一直想着他，甚至睡前都会想到他那双悲哀的眼睛，他是如此深地打动了我。也许是过于思念的原因，有一天我对他的记忆竟然有些模糊了。后来我几乎忘了这件事。这期间，我不仅出版了小说，还完成了学业，找到了一个会计师的工作。我再没跟前夫联系，他也没有联系我，好像我们从未相遇，从不认识。我遗忘了很多。有一天我梦见自己在沙漠中奔跑，骑白马，一头长发都被风吹白了。醒来我发现原本脱发的头顶长出了新头发，毛茸茸的，像春天的细草。我回归了自我，我什么都不曾有过，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

现在我喜欢笑，喜欢与街上的人们交谈，对各色人等保有好感和好奇。我觉得世界如此之大，丰富细腻而美妙，此生我探索不尽。我已经遗忘了曾经有过的沮丧和绝望，那些好像前世，或者另一个人的生活。有一天我开车沿着圣劳伦河游走，走到激流岛，那是圣劳伦河和运河中间的小岛，当年法国皮货商就是在这里将印第安人的皮毛运到出海口。

正是秋季，草木绚烂。枫叶一半在树上，一半在地上。我停下车，踏着枫叶向前走。树叶不再茂盛，稀疏中可见碧蓝的天空。那一刻我感到身心通泰，没有任何负担。人生不是一场梦，也不是假面舞会，人生是真实的触摸，真实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我这样想着，走到一片开阔地，那里面向大河，一股激流正穿过河心岛，澎湃地拍打礁石。在水岸交界处，我看到一个人，坐在树的阴影之中，洁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团柔软的羊毛。那背影多么熟悉。我的心狂跳起来。当我走近他，他抬起眼睛，我的眼睛突然涌出泪水。

你好，汉斯。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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