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松 赵雪波

【内容摘要】美西方政府和媒体之所以指责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根源之一是他们的国家确实有过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历史经验，心理学术语称其为“投射性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传播和舆论可以称为“投射性传播”，这种传播广泛存在于西方的国际传播和对华政治传播中。美西方涉疆报道中的“无中生有”式投射性传播，不仅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还会对传播者自身的道德、形象以及媒体公信力形成反噬。

【关键词】投射性传播;西方;对华传播;心理学分析

近几年，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及新闻舆论不断指称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并不断强化这种国际舆论，对中国形成舆论围堵。擅长揭露西方丑恶嘴脸的“今日俄罗斯”认为，西方的一个关键宣传策略是指控他人犯下自己所犯的罪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方指控中国实施所谓的“种族灭绝”或“殖民主义”。西方对中国的大多数批评和指控可以归入一个宽泛的范畴：心理投射。把自己的罪责投射到别人身上是一种简单的应对机制。知道其他人并不比你更好，会使你心理感觉好受些。你可以不必面对自己的罪行。美西方这种表现就是心理学领域的“投射性心理”。

传播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它建立在传播者掌握一定信息且根据自己的个体经验作出判断的基础之上。每个传播者在进行传播时或多或少会受自己的个体经历和经验支配，这就构成了传播过程中的投射性心理。如果把这种心理的实践过程看作是整个传播过程的一部分，或者把这种心理的实践过程看作一个传播活动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传播称作“投射性传播”。这样的传播在大众传播领域中存在，在社区传播领域存在，在国际传播领域也存在。

当然，“投射性传播”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表现，特别是西方对华政治传播中的一种典型表现，它并不等同于西方对华政治传播的全部。

一、从投射性心理到投射性传播

1894年，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首先使用了投射（projection）这个概念，指代将不被自体接受的欲望、情感、意念等转移到他人身上的过程，用以分析及了解“说者的内心世界”。这个概念是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中内在心理冲动理论下发展而來的。1921年，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根据投射技术原理，编制了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用于挖掘受访者潜意识里最真实的思想、动机、态度等。1946年，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首次提出投射性认同概念，认为婴儿将自我和内部客体的分裂部分投射给外部客体，并在潜意识幻想中使外部客体认同为这些被投射的部分，从而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克莱因认为，投射性认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而是一个与客体建立关系的过程。然而，在克莱因的理论中，投射性认同完全是在潜意识幻想中操作的，其目的是排除内在的焦虑和危险。

投射性认同也罢，投射性心理也罢，其实质是“投射者”在面对其他同类客体时“以己度人”，把自己的个体心理和经验看作是他人的心理和经验加以研判。这种“投射”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自我的经历或历史经验在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形成一种情结，进而在遇到类似或相关情景时会诱发内心深处的历史情结。然而这种“投射”也可能是有意为之。“投射者”面临某种情景或抉择时，会迅速地寻找熟悉的、曾给自己造成重大心理影响的经验和历史情结，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对手或仇视的对象时，他会选择对自己造成心理挫折的历史情结和心理阴影，并把这种历史情结和心理阴影施加到他的对象身上。在有意为之情况下，这种“投射”会让“投射者”感到一种情绪的宣泄，体验到情绪转移以后的轻松和快乐。当无数个体的类似或相同的投射性心理形成一种集体认同，那这样的投射性心理就变成了集体投射性心理。

集体投射性心理通过官方表态、媒体传播在国际传播领域发酵，形成了一种投射性传播（projective communication）。在这种传播框架下，有的是传播者把本国的经验有意地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用本国的经历和经验解释他国的行为;有的是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下意识地用本国的历史体验去解释他国的行为;有的是有意无意地通过主观经验设计某种话语模式或话术，丑化被传播对象，或者借此减轻自己的内心焦虑。从学理上讲，投射性传播有不同的内在驱动力、冲动和层次，有的是无意识的，有的是有意识的，在不同议题上演化出不同的心理基础。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无意识”，一个是“历史意识”。 “无意识”不是心理学或精神心理学独有的概念，而是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共有的概念。“历史意识”是指人类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历史发展变化长河中形成的本质认识。此处的历史无意识既非历史意识的反转，也非无意识的泛学科意义，而是特指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由历史经验所主导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内在驱动力不寻求对事实的考证，而凭借传播主体自己的历史经验作判断。

客观地讲，任何传播者在任何一次传播行为中都会有自己的传播框架，即使是客观报道也是一种框架，是对一种客观价值的确认，因此完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判断是不存在的。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国际传播，由于国家利益、原则立场或意识形态等因素，采取价值取向、框架预设一般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传播者可以用一种不经验证、没有真凭实据的方式随意编造一套话语进行传播，也不意味着传播者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历史体验或历史情结“投射”到他者身上。美西方政府、媒体对中国新疆的无中生有的指责就是一种投射性传播。

投射性传播是心理学的投射理论引入传播学视野的结果。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投射性传播的五个要素：（一）投射性传播者曾经历过与所传播和渲染的内容相一致或类似的历史;（二）投射性传播者的文化被这一历史深刻塑造;（三）投射性传播者不以事实为根据，而以自己的历史经验为根据进行传播;（四）投射性传播可能是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下意识的行为;（五）投射性传播往往用不实之词给传播对象造成伤害，同时这种行为也对投射性传播者的形象、信誉造成反噬。

由此，我们给投射性传播下一个定义：在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将自身特定的历史经验、历史情结和心理症状投射到其他客体身上，有意或无意地转移自己的焦虑、不安、痛苦等情绪，并企图把这些情绪转变为传播对象的情绪，进而影响传播对象的国际形象和公信力的传播行为或作法可称为“投射性传播”。

我们在解读这种投射性传播时暂且把传播主体人格化——将其视为一个具有一定心理特质的人，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西方对华传播时为什么要采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传播方式。这就好比两个人在相处过程中，其中一个人特别敏感、多疑，看到伙伴比自己过得好，心里就很不舒服，想找一些恶毒的词语诋毁对方，最省事的办法是搜索一些自己的经历、经验，迅速地、娴熟地重构这些碎片化的记忆，然后很从容、很自信地把这些重构的记忆形象投射到伙伴身上——这些投射出去的意象就像用投射者的记忆、体验编织起来的大网罩在了他的伙伴身上。这张大网并不影响伙伴的辨识度，却使他身上多了一种“附加”的标识;而且这张网其实套在谁身上都可以，因为它不需要准确的尺码。

二、投射性传播的典型案例

投射性传播见诸形形色色的反华报道和反华舆论。不过，近年来影响最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炒作中国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议题。

美西方抹黑新疆的报道一直存在。2018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称，“中国正在把新疆境内‘集中营的一百万拘禁者送到工厂从事无偿或低成本强迫劳动。” 2019年2月5日，德国之声发表《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文化灭绝》的评论，称“据估计，至少有100万（十分之一的）维吾尔人被拘留，并在集中营里接受教育。他们花几个小时唱共产主义歌曲。营地的居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错误，最糟糕的是不允许他们笃信自己的信仰。要获准离开，维族人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并精通汉语。” 2020年11月15日，英国《卫报》引用德国人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中文名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在脱贫项目的掩护下，强迫多达50万人参加棉花采摘劳动”。 2021年2月2日，BBC报道，“超过100万男女被拘留在庞大的难民营网络中。中国政府逐渐剥夺了维吾尔人的宗教和其他自由，最终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监视、拘留、灌输甚至强制绝育的压迫体系。中国维吾尔族妇女遭到了有组织的强奸、性虐待和折磨。”

在西方，炒作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问题的绝不仅限于媒体，还有学者、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决策层。事实上，西方媒体的所谓新闻信息源就是一些有極端反华倾向的个人（如德国人郑国恩）和机构（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即ASPI、总部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即BCI）等。这些个人和机构通过在中国境外的片面采访、歪曲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伪造证据、在地图上随意指认等方式，制造了一条又一条的不实信息和新闻。

西方媒体、研究机构及决策者们之所以谴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从外部传播环境看，是因为“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是世界上人人喊打，最令人反感的恶行，有助于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仇视和敌视。从炒作这一舆论的西方媒体和政治精英们设置这一议题的心理看，他们显然是启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结。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种族主义的发生是一系列情境和性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让新疆问题的报道显得真实可信，就必须对新疆营造特定的情境。如此一来，新疆就成为西方受众想象中的“政治局面动荡、暴力事件频发、民族关系紧张”的世界。让西方甚至世界各地的受众形成对中国“特定”的印象，比如“经过长期的内地移民，汉族人作为‘殖民者，正在成为新疆主导民族。新疆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但在开发过程中被汉族人掌控，维吾尔族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这样一种“情境因素”和人类普遍存在的同情弱者、仇恨实施暴力的强者等杂糅形成的“性情因素”迅速黏合起来，很容易就催生了关于在新疆存在“种族主义、种族压迫和种族灭绝”的话题。美西方之所以给中国设定这样高等级的罪行，是因为他们把中国树立成自己的敌人。西方历来有反共情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从一开始就被西方视作异类。而美国近几任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后期，则完全把中国当作敌人。而对待敌人，美西方有一套传播话语体系或传播话术。当“敌人”弱小时，西方会居高临下、拉拢它，制定演变的策略，并配合以封锁遏制的措施。但是当“敌人”强大起来，西方则采取敌视政策，排挤它、打压它，并辅之以各种强势的战争边缘政策。在传播和宣传方面，“我们（西方自己）倾向于将世界分成‘好和‘坏，将我们不喜欢或者发现难以接受的东西投射或者外化到他者身上。因而当我们谴责我们的敌人时，我们其实谴责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身上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将自己讨厌的方面投射到外部世界去，这样敌人的存在就非常有助于我们潜意识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生气和愤怒就使我们可以摆脱潜意识里对自己的生气和愤怒。”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罪行就这样很轻易地被投射到中国身上。对此，中国政府有过精准的评述，“因为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真的这么干了上百年，所以现在以己度人。”

历史上，航海大发现以后不久，西方殖民者就在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屠杀当地居民，造成很多地区原住民的灭顶之灾。18世纪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大批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强占，美洲印地安文明被毁灭。美国国父华盛顿在1783年说，印第安人与狼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野兽，尽管形状不同。”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在现今的美国领土上生活着500万印第安人。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25万。英国殖民者到达南太平洋地区后，为了从原住民手中抢夺土地和资源，对原住民展开疯狂屠杀，甚至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生活在今天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海岛上的原住民在英国殖民者1803年到达时尚有6000多人，但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一群体就被英国殖民者彻底从地球上消灭了。至于强迫劳动，美西方国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暗黑的一页。正如美国人自己所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认为，奴隶制是美国“发展、成功、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和动力，“正是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商品化和苦难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黑人奴隶制是一种典型的强迫劳动。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今天指责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恰恰是通过投射性传播实现注意力的转移。英国专栏作家尼克·科恩（Nick Cohen）谈及中国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时曾写道，“如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般，中国正十分轻松地对劳动力进行着奴役，对此没有人能够撼动。如今的中国就像过去的英国和美国这两大老牌奴隶主国家一样，强有力地嵌入全球消费模式，任何力量都无法与之抗衡。”这种直白的表述恰恰是某些西方人谴责中国存在“强迫劳动”缘由的最好解释。

投射性传播存在于西方对华政治传播的诸多议题中。2013年6月6日，根据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递交的材料，英国《卫报》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9大网络巨头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和各国政要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照片等私密信息，“棱镜门事件”丑闻爆发。美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在西方阵营和全世界都受到重创。2018年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单方面制裁中国的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美国找到的最具有迷惑性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利用华为等科技公司监听世界各国。但事实上，美国未能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而美国关于“中国政府监听他国”的说辞显然可以理解为美国受到了自己所经历的“棱镜门事件”的启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召开前夕，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政府官员和媒体警告本国参赛运动员不要携带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以防中国监听。这一令人熟悉的言辞无疑是美西方抹黑、诋毁北京冬奥会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投射性传播”。

三、对投射性传播的质疑和批判

投射性传播以传播者自我经验和历史情结为心理基础和逻辑原点，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为原则，必然导致抛弃真实和公正、忽略甚至歪曲事实真相、制造矛盾和冲突，最终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对自己形成反噬。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对华投射性传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媒体，另一个是政治决策者和“政治精英”阶层。西方媒体始终是“妖魔化”中国的主力军，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纽约时报》、德国之声、英国《卫报》、BBC和法国《世界报》等西方媒体近几年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新疆所谓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强行建构起国际舆论中的中国“新疆问题”。仅以《纽约时报》为例。从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5日，《纽约时报》涉疆报道达到2352篇，平均每天2篇，其强度之大非一般议题所能比。除了传统媒体，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社交媒体也也配合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展开投射性传播。依靠英语的世界性语言地位，创立于美国的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成为世界性社交媒体，而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发声所形成的国际舆论生态必然直接影响国际传播效应。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深知控制传播源的重要性，自从关于中国“新疆问题”的两种对立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以后，推特和脸书封杀了大量支持中国和中国新疆的账号——2021年11月，推特一次性封杀了3500多个账号，脸书则移除了500多个类似的账号。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共同成为在“新疆问题”上对华投射性传播的功放机、扬声器。

尽管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是国际传播的阵地和主角，但是发表观点、制造舆论的往往是媒体之外的“政治精英”阶层，如学者、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反华政客。最早炒作中国“新疆问题”的是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郑国恩），他根据一些片面的数据向西方媒体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指责新疆存在“强制绝育”问题。随后，美西方的政府及其官员开始借题发挥。-拜登政府继续在“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施压。2021年7月12日，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发布《威斯尔种族灭绝与暴行防治法》报告，公开将中国列入“种族灭绝高风险国家”，称新疆是“暴行高风险区”。在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新疆棉花展开攻击围堵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总部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甚至美国政府和国会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20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根据美国内法对一家中国新疆政府机构和4名官员实施制裁。2020年9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法案，认为新疆地区存在着“强迫劳动”，所以美国将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西方各种政治力量要么站在明处展开对华“声讨”，要么躲在暗处提供抹黑中国的素材。这些政治决策者和各种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言论、报告所产生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媒体，它们与其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共同“创作”了一部对华投射性传播的“交响乐”。

区别以上对华投射性传播的主体，有助于辨明传播源头和传播主体，并作出有效的回应。

其次，我们要明晰西方投射性传播的目的和主旨，这种不以事实为依据的投射性传播，其工具性十分明显，那就是妖魔化对手。事实表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关于中国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的传播和舆論并没有真凭实据，完全靠臆想和捏造，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臆想和捏造这样的舆论并全力传播，正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情结为出发点，从自己的历史记忆中抽取“种族灭绝”的标签贴在了中国身上，体现了一种“思维经济原则”，即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不求实证、迅速得出结论。美西方明白“种族灭绝”作为一种被全世界唾弃的人类恶行所具有的国际舆论冲击力。正如西方一些学者和俄罗斯媒体所揭示的，西方通过这种妖魔化中国的投射性传播，达到了宣泄情绪、转移痛苦的效果。必须承认，美西方的投射性传播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中国外交形成极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西方策动这一传播的目的。妖魔化中国也加剧了西方与中国的对抗，造成一些西方国家对华关系的紧张，甚至爆发舆论冲突、外交冲突。当舆论冲突不断升级，双方的敌对态度也将随之加强，造成双方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领域的降温。鉴于美国和欧盟制裁中国的行为，中国决定对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欧盟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抗和敌视将深刻重塑双方民众看待对方的态度，进而形成各自内部关于对方刻板的舆论传播，于是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大为缩小，选项减少，选择难度加大。但是美西方似乎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会紧张到何种程度，或者说他们想通过投射性传播等妖魔化中国的手段，让双方关系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对抗中。由此，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制造压力，提高中国的外交成本，阻缓中国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群殴”中国，加强美国和西方盟国之间“走风漏气”的同盟关系，在国内则树立自己“政治正确”的形象，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再次，美西方的对华投射性传播虽然在中国外交关系和国家形象等方面形成压力和伤害，但是对西方自身的反噬也是不言而喻的。投射性传播在给中国塑造负面形象时，西方看似通过移情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因谴责他人而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但其实这更容易让人联想起西方不光彩的历史，提醒更多国家、更多民族牢记几百年来西方对他们的殖民、奴役、侵略和屠杀的历史。这对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来说正是一种反噬。西方一些国家曾在历史上对亚非拉等很多地区实行殖民，并进行烧杀抢掠乃至种族灭绝、实行残酷剥削或者强迫劳动，有着血腥的暗黑历史，这是他们十分不愿意被揭开的疮疤。然而投射性传播的特质之一就是反身性，就像枪炮的后坐力一样极易伤及枪手自己。

对中国的投射性传播除了揭露西方历史上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的暗黑历史之外，对西方媒体的公信力也造成了严重的自伤。任何新闻报道都强调真实、客观，这是西方新闻理论一直强调的原则，但是西方政治势力和媒体的投射性传播恰恰背离了这个原则。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新疆问题”完全是臆想的结果，是“疆独”分裂分子配合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肘，任何具备理性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谎言。一味散播关于中国的不实消息，只会让国际社会甚至西方内部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质疑和厌恶。

2016年以来，“后真相”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牛津字典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在投射性传播中，理性让位于情感，事实让位于偏见，而真相彻底消失不见。美西方媒体专注于从极个别“异见人士”的采访中寻找/确定“真相”，却对真相本身熟视无睹，受损害的自然是西方媒体的公信力。牛津大学对全球46个媒体市场新闻消费的年度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国内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已降至近几年最低，很多民众开始选择相信社交媒体的小道消息而非看电视、读报纸。当然，西方的反华势力可以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继续对华展开投射性传播，但是结果将不言而喻，其社交媒体同样会遭遇新一轮的公信力危机。

投射性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是自我经验的历史情结在当下的表露。通过宣泄和转移情绪可能会给传播对象制造情绪压力，但未必能减轻传播者自己的沮丧、失望和愤怒，特别是当这种传播唤醒历史记忆之后，带给西方社会的是更深刻的愧疚和无尽的心灵折磨。最近，英国新上任的女外交大臣特拉斯就殖民历史给英国带来的心理负担，呼吁英国停止对其殖民历史的愧疚和罪恶感，宣称“英国人不应该被这段历史带来的羞愧和对未来的怀疑所折磨，而是应该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感到自豪。”可见，西方特别是曾经有过殖民侵略、种族屠杀等历史的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其历史问题时有多大的精神压力，而试图通过投射性传播传导、转移这种精神压力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些西方国家，如果想彻底放下殖民侵略、种族屠杀的精神包袱，想从愧疚、焦虑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就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真诚地向被侵略和屠杀的民族道歉，而非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国身上。面对美西方的投射性传播，中国占据历史和现实的高地，应该坚决地对西方的投射性传播进行反击，并要求他们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省和道歉。

四、对投射性传播的回应

针对美西方对中国的投射性传播，中国政府与媒体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所谓新疆“强迫劳动”是一场世纪谎言，是捏造事实、别有用心之举，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会相信。一些主流媒体如《环球时报》等则撰文指出，真正的强迫劳动存在于美国及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当中。然而，投射性传播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对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原则的过滤和舍弃，对它的回应不能停留于一般的认知阶段，而应该进行系统全面的认识并作出相应的反击。

（一）用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封锁投射性传播过程，解构投射性传播机制。投射性传播是一种选择性传播，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自己的历史经验进行简单复制粘贴，操纵整个传播过程，并用修改过的传播内容建构他国形象，最终影响受众认知。想要阻击投射性传播，就要把投射性传播机制中“被传播主体舍弃的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补充回来，用“历史事实和客观现状”代替“传播主体的历史经验”，重建一条完整的传播链条。“历史事实和客观现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传播者的美西方的历史事实，这种事实隐藏在传播者的记忆深处，而传播者所报道的事实只是传播者心理、记忆的镜像，这就需要受众（旁观者）提醒、唤起传播者的记忆，通过提醒和唤起，补足投射性传播机制中被舍弃的部分。二是要补足被传播者或传播对象的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情况，以呈现所有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并完成对这一传播过程的糾正。这种纠正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也是一种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身份的转换，有利于被传播者或传播对象扭转舆论劣势，夺回话语主动权。

（二）讲好中国故事，以柔性的、韧性的力量抵消包括投射性传播在内的西方对华舆论战、信息战，改变国际受众因西方舆论蒙蔽而对中国形成的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长期生活在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原本就与中国受众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文化观和历史观等价值观，加之西方媒体长期片面和歪曲报道，导致他们形成了对中国的种种误解。面对这样的受众，中国媒体应以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柔性地传播中国声音，化解他们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让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更有人情味。另外，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利用各种国际主客场，主动设置议程，引导国际受众、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视角、判断和立场。2022年初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充分利用主场优势，用优美舒适的环境、优良暖心的服务、优秀高质的技术，感动了众多参赛运动员和随团人员，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一场体育盛宴，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积极、友善、包容、先进的正面形象。这一案例将是我们未来面向国际受众开展国际传播可资参考、推广的范本。

（三）国际传播也要敢于和善于开展舆论斗争，用坚定、果断、决绝的态度和手段回击西方投射性传播以及各种抹黑、歪曲的压迫性舆论。西方舆论挑起冲突的国际传播场实际是传播战场、舆论战场和信息战场，既然上了战场，就不能时时刻刻想着“避战”，更不能“惧战”。国际舆论场是特殊的战场，其重要性、影响力不比正面军事战场弱，因此要学会各种“战”，正面战、迂回战，集团战、游击战，全面战、阵地战，每一种战斗形式都因应不同的场合被选择。唯有熟练掌握各种战，才能“招之即战，战之能胜”。中国政府和媒体没有意愿主动挑起各种“战”和制造麻烦，中国应战只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退路，迎战的目的只为以战止战。因为历史的原因，西方舆论在国际传播场形成了一种霸权态势，积极地配合了它们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霸权。但是，无论哪一种霸权，其实都有话语建构的因素。霸权之所以得以实现是通过把社会作为固定、自然、必然的存在而进行了话语构筑，而差异化的语言将颠覆话语霸权。中方可以运用“差异化语言”解构并颠覆这种话语霸权，对其展开舆论斗争。投射性传播实则体现了一种霸权话语调性，唯有勇敢地面对它，并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抵御它的攻势，把它有力地挡回去。

（四）国际传播的战略设计要打破传统的“传者-受者”二元对立思维，让数量庞大的网民成为国际传播的积极力量。新媒体时代，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通过各种评论区、朋友圈和自媒体，他们同时也是信息发布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网民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积极性、专业性和正义性，足以证明他们不是被有些人所称作的“网络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网络暴民”。他们成长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深谙网络传播规律，同时又具有浓烈的爱国热情，对一系列涉华舆情，特别是对西方发起的包括投射性传播在内的各种舆论冲击，有着清醒认识，经常能够主动进行回击。网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力量，在人民面前，投射性传播一类的西方舆论冲击将不攻自破，而中国的声音将无限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