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聿东，褚 席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主动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只有加快建设与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特征相匹配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才能为推进产业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上百个指导意见和专项政策，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亟待建立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动力机制。放眼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围绕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尽管未来一个时期内严峻的国内形势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也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各国均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推动经济发展从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主的传统生产要素向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转变。数字经济已经从纯粹的数字技术层面拓展到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制度演变等阶段性特征的复杂综合体，其边界已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把无限多的供给与需求、生产要素与市场进行对接，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不竭动力。在现有经济形势下，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如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把握趋势、主动作为，对接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汪伟等，2015)[1]、新型城镇化(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2]、金融集聚(孙晶和李涵硕，2012)[3]、科技创新(周叔莲和王伟光，2001；徐康宁和冯伟，2010；Humphrey 和Schmitz，2002)[4][5][6]、人力资本(代谦和别朝霞，2006)[7]等，都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就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进展而言，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效应展开了有益探索。在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得出了一致结论：数字经济发展既能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又能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可知，相关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由于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衡量不准确，通常用一个或几个代理指标(例如机器人数量、数字贸易等)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研究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数字经济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现有研究是碎片化的，难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全貌。因此，要从实证上定量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急需一套系统的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进程的指标体系。二是以往研究仅仅关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实际上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市场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诸多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缺乏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的深入探讨。三是现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仅考虑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鲜有文献对产业结构内部技术构成、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四是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乏从数字经济成长周期、区域异质性层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将形成特定的产业结构特征。与之对应，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演进，产业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同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通常与其消费需求、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制度息息相关，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演进，产业形态、制造模式和竞争规则发生深度变革。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必然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技术创新与经济制度，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必然推动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为此，本文主要从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三个维度来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消费需求效应

消费需求效应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力，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因素是多层次的。满足人的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力量，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数字化革命带来了消费需求效应。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与变迁反映在产业结构上就是由基础物质性价值消费向精神性价值消费转型的轨迹，提高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整体水平，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Pittman和Zeigler，2007)[8]。另一方面，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市场分割等因素极大限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在于不同的需求引致不同的分工和生产，数字经济下个性化、智能化产品需求要求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要随之升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为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势必会不断改进技术和更新产品。随着新产品以及新服务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还将促进新兴部门产生、成长和发展，并将通过改变不同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比例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不难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居民消费趋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市场信息和市场资源有效整合、传统产业和产业链协同改造，催生新动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肖国安和易雨瑶，2020)[9]。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技术创新效应

中国经济整体上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调整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技术创新不仅会开拓新的生产技术并形成新产业，还会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回顾历史，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总是相伴相生，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数字技术具备了引发产业变革的关键特征，成为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数字技术的创新已经从过去的单点突破进入多技术协同推进、群体性演变的爆发期(李伟，2019)[10]。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主要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种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首先，数字技术经济范式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数字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其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各个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造，进而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此进程中，数字技术的扩散与突破性创新，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中低技术行业和服务业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变革，从质量层面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张银银和邓玲，2013)[11]。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进而加速了服务业的成长(李文秀和夏杰长，2010)[12]。其次，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实现数字产业化。新技术会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诞生，而新兴产业的集聚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将加速产业结构变动(Metcalf，2011)[13]。数字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大数据、知识转化为新型生产要素，进而推动出众多战略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的经济范式下，新兴产业往往会超越传统产业逐渐成为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并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扩散等效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使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升级(陈晓东，2020)[14]。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制度变革效应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一些人为设定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诺斯，2008)[15]。可以说，制度变革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演变方式，因而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工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两大因素。旧的制度环境如果不能跟随经济增长而革新，就会加剧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产业结构也难以有效和有序地促进经济增长。从历史与政府制度演变来看，数字经济下的制度变革效应是指新的政府目标与社会环境必然要求政府改革并遵循新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孙飞，2017)[16]。例如，数字经济背景下，美国政府围绕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自身改革三个方面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围绕竞争效率、适度干预和放权分权的原则启动改革(宋玉华，2002)[17]。

数字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字技术和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 也由此激励了技术创新与数据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企业分配制度的创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制度创新需求逐渐显现，包括新型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引起的制度创新需求、技术创新所引起的制度创新需求以及市场规模变化所引起的制度创新需求，这些制度创新需求可以理解为制度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合理的制度设计会降低体制成本，制度变迁引致更低的交易费用、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规范的交易行为等,会推动劳动力、资本与技术在产业间合理流动，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制度作为产业结构演变的保障，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影响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二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三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状态(高远东等，2015)[18]。工业化革命时期，美国政府通过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等手段限制垄断势力的形成，促进了制造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升级。数字化革命时期，新一轮制度变革能够进一步协调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企业主体在对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推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效率化与民主化。

有效适宜的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避免市场的盲从和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Soo,2010)[19]。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迁优化了市场资源配置环境、提高了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革是适应经济形态调整的结果，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3：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三、模型、指标构建与数据

1.计量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indit=αit+β1digitalit+δXit+εit

(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ind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本文分别选取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IH)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IR)两个维度来度量，digital是表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X为表征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包括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进程。系数β1是核心估计参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果β1显著大于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之，存在抑制作用。

另外，基于上文的作用机制分析，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制度变革效应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有效识别上述效应的存在性，参考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文构建如下递归方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indit=αit+β1digitalit+δXit+εit

(2)

Wit=αit+λdigitalit+φXit+εit

(3)

indit=αit+β2digitalit+δXit+θWit+εit

(4)

上式中，W为中介变量，包含技术创新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制度变革效应。根据中介效应回归的检验方法，首先，对方程(2)进行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若β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影响；其次，对方程(3)进行估计，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当技术创新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制度变革效应为中介变量时，预期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λ为正；最后，对方程(4)进行估计，在β1和λ均为正的前提下，若β1大于β2，则说明存在三个正向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包括：①技术创新效应，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推动产业由低生产部门向高生产部门转移，本文选取各省人均专利授权量代表的技术创新能力；②消费需求效应，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消费的网络化、平台化重塑了居民的消费方式，打破了传统消费模式的空间、区域限制，极大释放了居民的消费潜力，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进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借助人均社会零售消费总额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③制度变革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变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交易成本，市场化程度可以有效反映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可以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樊纲等，2011)[20]，因而本文选取市场化水平来衡量制度环境。数据来源于樊纲测算的2008—2016年市场化指数得分，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制度变革的中介效应的回归中我们截取了2008—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验证。

2.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构造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指标体系的设定必须全面客观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通过各指标体系刻画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既要体现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科学性，又必须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为了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准确的度量，在参考了Liu and Nath(2017)的基础上[21]，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我们从数字经济相关制造业、数字经济相关服务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五个方面刻画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每个方面指数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方面。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具体构成如表1所示。

由于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各项指标选取的单位不同， 数据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消除量纲影响，本文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通过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值。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量体系构成

3.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分别选取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IH)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IR)两个维度来度量。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看作是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以及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Kuznets，1957)[22]。在产业结构组织理论中，周振华(1990)较早的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定义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此后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3]。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从数量这一角度来衡量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产业结构量的高度；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反映了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的度量，反映产业结构质的提升(干春晖等，2011)[24]。结合理论分析，本文将同时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层面出发，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不同属性的差异化影响。

产业结构高度化反映三次产业结构层次变化，学界关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通常是基于克拉克定律，从份额上刻画产业数量层面的演变过程，如徐敏和姜勇(2015)[25]。本文遵循这种度量做法，将三次产业包含在内，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设定为：

(5)

式(5)中，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数主要反映三次产业高度化水平。IH的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合理化重点关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与协调利用，评价以资源配置说为主流(韩永辉等，2017)[26]。本文借助泰尔指数来测度各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该指数既保留了衡量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优点，又能够通过增加各产业产值权重反映各产业的重要程度。具体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新指标为：

(6)

式(6)中，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li表示第i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产业结构泰尔指数能够反映中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若该值为0，则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若不为0，则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本文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始终为负值，IR值越小，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IR值越大，产业结构越合理。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依据上节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方法对各省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基于现有文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力资本，使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②对外开放度，用各省人均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表示；③政府支出，选用各省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④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指标来度量；⑤城市化进程，采用各省城镇人口占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测量。

(4)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本文采用2000—2018年中国30(西藏由于部分数据缺失，予以删除)个省、自治区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评价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影响，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的测算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都要明显高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模型1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2.55，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从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份额演进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带动当地产业结构数量比例演进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0.01个单位，则显著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0.025个单位。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如模型2所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1.285，且数字经济发展对三类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估计系数依然较为稳健。在模型3与模型4中，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换成产业结构合理化，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52、2.7，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0.01个单位，则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0.0352个单位。也就是说，无论被解释变量是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还是采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初步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说。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城市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度有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政府支出与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且存在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匹配。对外开放度同样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可能使我国的产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进而抑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能够有效弥补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不足，政府支出不仅具有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而且还能改善市场环境与社会需求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Lichtenberg，1987)[27]。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对产业高度化影响显著，但却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要素配置、协调与利用影响较小。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了产业的分工与重组，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协同集聚，同时，专业化分工、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Michaels et al.，2012)[28]。

表3 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五、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正如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框架所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和制度变革效应发挥作用。为验证这一传导机制，这里将逐一检验三个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1.消费需求效应检验

下页表4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消费需求效应回归结果。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需求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刺激市场的消费需求。模型6、模型7中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样存在正向显著性，且回归系数0.7、2.25依次小于基准模型2、模型 4中的回归系数1.28、2.7。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市场需求有倒逼企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迈进，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就是说，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且能够从需求侧发挥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拉动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需求效应打通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障碍与堵点，激活了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源泉，增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通过消费需求效应来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并且该作用渠道与前文理论预期一致，验证了本文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表4模型8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十分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了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步伐。而模型9与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未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渠道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初期，数字化转型企业前期固定投入巨大，核心数字技术匮乏，且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路径，致使大多数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停留在起步阶段，未能及时抓住数字技术对于传统产业改造以及数字产业发展的机遇。且大部分企业数字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不强，而企业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上下游之间的“数据孤岛”情况更是广泛存在，使得企业的运行、生产工艺等方面海量的数据处于“沉睡”状态，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无法在技术进步和数据流通交互中充分释放潜在的巨大价值，很多数字技术的应用处于“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极大地限制了技术创新对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赋能”和“渗透”作用，致使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李政和周希禛，2020)[29]。

表4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3.制度变革效应检验

表4模型11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制度变革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的确能对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模型12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基准回归模型2的系数1.28，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通过制度变革效应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影响，借鉴Hayes(2009)[30]的处理方法，此处进一步对模型进行Sobel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并不会通过制度变革效应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型13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未通过制度变革这一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经济发展既没有通过制度变革效应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也没有通过制度变革效应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预期理论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造成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郭克莎，2003)[31]。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换，无不伴随着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调整，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层出不穷，致使经济制度调整的频率和幅度成倍放大。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制度障碍，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支撑体系亟待完善。例如，传统产权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极大地影响了数据要素的流动性与使用效率，成为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壁垒。数字经济下的制度变革尚处于探索时期，对于调整幅度相对较慢的产业结构来说，制度变革快速演进容易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脱钩，进而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制度变革中介效应不明显。

六、对策建议

未来一个时期，数字经济引发的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变革将会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系统性的变革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机遇。中国产业结构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加快关键生产要素的更替、消费需求升级、政府规制改革与数字技术供给，不断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因此，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方向，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构建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制度支撑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线，也是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业已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的关键驱动力。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准确把握好推动经济增长数字化转型这一着力点，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要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就要充分发挥经济结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引擎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并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务、新模式，加快形成以数字化转型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体系。

第二，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首先，要完善优化符合数字技术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科研经费、人才队伍和重点科技创新平台等资源向数字技术攻关项目倾斜，瞄准未来数字技术重点领域科技项目，建设一批技术创新基地，加快突破数字技术和新领域科技难关，从根本上化解产业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卡脖子”难题，提高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加快各类数字技术的研制、技术试验和商用步伐，大力拓展各类创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建设，确保各类新型关键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最大的支撑效用。其次，推动数字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促进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第三，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数字经济的到来，新的政府目标与社会环境必然要求政府改革并遵循新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红利”，就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切实完善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创造高效的体制机制环境，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行简约监管、包容监管、审慎监管、智慧监管等监管方式，破除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